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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国家英雄主义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战狼Ⅱ》的大热带来了这个问题。无论在自我认知，还是在外部认知里，现代中国依然是温和内敛的气质。冷锋的横空出世，似乎有悖于这一认知。然而，尚武二字，从来都是中国气质的主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卤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这是2006年重新出版的梁启超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前言中的一段话。
中国最早的英雄形象，要义是勇武。这种勇武既在战场，也在心气和志向。早期的贵族子弟，从小就接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一到他们成年，便以当兵为职业，也看作是自己的荣耀。如今翻看《左传》《国语》，里面记载的春秋诸国的人物，国君大多能亲自出战，国君的子侄兄弟都在习武，首相和大臣也能随时上战场。正所谓“出则将，入则相”。
及至酷烈的战国时期，贵族没落，那套文武兼修的教育方式行不通了，文武开始分离，习文的去游说，习武的去游侠，各自去成就一番英雄事业。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奔走在七国君主之间，谁接纳他们的观点，他们便为谁拼死效命。文如李悝、商鞅，武如聂政、荆轲，一个个活得极其热烈。这其中，商鞅的变法又把尚武精神推向了全民。若问秦人谁是英雄？能上阵杀敌，拿着首级换军功、换爵位的，是英雄；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是英雄。
大一统之后的中国，立刻面临一个特殊的形势——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在侵扰中原。这就催生了强汉盛唐的武功，“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成了英雄的画像。《战狼》中作为精神内核的那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出自汉匈之战中汉元帝的大将陈汤之口。数百年开疆拓土的非常之功，无需史家多言，文采风流的诗人们已经让它深入人心。唐代贺知章写《送人之军》，“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可多么寄望戍边的男儿像万里长城一样抵御外敌，让大唐不再有后顾之忧。宰相王维写“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皇族远支子弟李贺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可见那时的文化精英是何等渴望效命疆场，建功立业。
今天的人们通常认为，两宋是一个孱弱的时期。这既是因为两宋从来没有实现中原故国的大一统，也是因为文人士大夫崛起，开始主导国家。但士大夫的风骨也是硬的，他们为传统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新的内容。前有“小范老子”范仲淹文人统兵，抵御西夏来犯，后有“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在崖山之战以身殉国。兩宋士大夫强烈的报国情怀，此后成为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常用来自勉的两句话，一句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句便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溯中国民族性格里的英雄气质，这种文士风骨也不可或缺。
及至近代，列强的入侵、亡国的危险、三千年未有之衰败，让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扛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梁启超写《中国之武士道》，雷海宗写《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是在孱弱的中国大声疾呼尚武精神的回归。
军事研究由此蔚然兴起。浙江自古以文盛，在近代却创办了时间最长的军事刊物《（浙江）兵事杂志》，此后浙江籍的军事要人在近代中国脱颖而出，其中就有“近代军事学之父”蒋百里。他先留日，后留德，归国后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31年开始，他集中精力研究中日战事。1937年，穷尽其一生心血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他本人在扉页上的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此书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之一。遗憾的是，蒋百里1938年即病逝，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
在日本入侵的危局下，几乎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都投入军事研究。地质学家丁文江、政治学家张君劢、历史学家吕思勉、经济学家章乃器、科学家顾毓琇……纷纷做军事论述。不同于职业军人，他们都是文人军事学者。可见民族的复兴已成近代知识界的主题与执着。
抗战之后的中国走向了“新的建国”。民族既是在血火中新生，对“武德”的仰慕便成为民心所向。上世纪40年代仰慕迎战日机的空军飞行员，50年代仰慕入朝作战的志愿军，60年代仰慕浴血边防的战士，都是在这条轨迹上行进。与此同时，千年的积弊被彻底抛弃，英雄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平凡人首次获得英雄的加冕，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时传祥、张秉贵……载起一个红色时代的记忆。
时至今日，中国走到了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最具魅力的中国故事，以一种“超级英雄”的新形式表达了出来。没错，冷锋就是那个“超级英雄”，炮火冲天时指挥撤侨的外交官是“超级英雄”，智商逆天的大国重器设计师是“超级英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中国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如此言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超级英雄”，他们的内核，是三千年来潜藏在民族性格里的尚武的精神和士人的风骨，他们呼应的，则是数十年来大国复兴中的英雄梦想和集体认同。
《战狼Ⅱ》的大热带来了这个问题。无论在自我认知，还是在外部认知里，现代中国依然是温和内敛的气质。冷锋的横空出世，似乎有悖于这一认知。然而，尚武二字，从来都是中国气质的主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卤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这是2006年重新出版的梁启超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前言中的一段话。
中国最早的英雄形象，要义是勇武。这种勇武既在战场，也在心气和志向。早期的贵族子弟，从小就接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一到他们成年，便以当兵为职业，也看作是自己的荣耀。如今翻看《左传》《国语》，里面记载的春秋诸国的人物，国君大多能亲自出战，国君的子侄兄弟都在习武，首相和大臣也能随时上战场。正所谓“出则将，入则相”。
及至酷烈的战国时期，贵族没落，那套文武兼修的教育方式行不通了，文武开始分离，习文的去游说，习武的去游侠，各自去成就一番英雄事业。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奔走在七国君主之间，谁接纳他们的观点，他们便为谁拼死效命。文如李悝、商鞅，武如聂政、荆轲，一个个活得极其热烈。这其中，商鞅的变法又把尚武精神推向了全民。若问秦人谁是英雄？能上阵杀敌，拿着首级换军功、换爵位的，是英雄；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是英雄。
大一统之后的中国，立刻面临一个特殊的形势——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在侵扰中原。这就催生了强汉盛唐的武功，“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成了英雄的画像。《战狼》中作为精神内核的那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出自汉匈之战中汉元帝的大将陈汤之口。数百年开疆拓土的非常之功，无需史家多言，文采风流的诗人们已经让它深入人心。唐代贺知章写《送人之军》，“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可多么寄望戍边的男儿像万里长城一样抵御外敌，让大唐不再有后顾之忧。宰相王维写“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皇族远支子弟李贺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可见那时的文化精英是何等渴望效命疆场，建功立业。
今天的人们通常认为，两宋是一个孱弱的时期。这既是因为两宋从来没有实现中原故国的大一统，也是因为文人士大夫崛起，开始主导国家。但士大夫的风骨也是硬的，他们为传统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新的内容。前有“小范老子”范仲淹文人统兵，抵御西夏来犯，后有“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在崖山之战以身殉国。兩宋士大夫强烈的报国情怀，此后成为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常用来自勉的两句话，一句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句便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溯中国民族性格里的英雄气质，这种文士风骨也不可或缺。
及至近代，列强的入侵、亡国的危险、三千年未有之衰败，让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扛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梁启超写《中国之武士道》，雷海宗写《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是在孱弱的中国大声疾呼尚武精神的回归。
军事研究由此蔚然兴起。浙江自古以文盛，在近代却创办了时间最长的军事刊物《（浙江）兵事杂志》，此后浙江籍的军事要人在近代中国脱颖而出，其中就有“近代军事学之父”蒋百里。他先留日，后留德，归国后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31年开始，他集中精力研究中日战事。1937年，穷尽其一生心血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他本人在扉页上的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此书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之一。遗憾的是，蒋百里1938年即病逝，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
在日本入侵的危局下，几乎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都投入军事研究。地质学家丁文江、政治学家张君劢、历史学家吕思勉、经济学家章乃器、科学家顾毓琇……纷纷做军事论述。不同于职业军人，他们都是文人军事学者。可见民族的复兴已成近代知识界的主题与执着。
抗战之后的中国走向了“新的建国”。民族既是在血火中新生，对“武德”的仰慕便成为民心所向。上世纪40年代仰慕迎战日机的空军飞行员，50年代仰慕入朝作战的志愿军，60年代仰慕浴血边防的战士，都是在这条轨迹上行进。与此同时，千年的积弊被彻底抛弃，英雄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平凡人首次获得英雄的加冕，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时传祥、张秉贵……载起一个红色时代的记忆。
时至今日，中国走到了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最具魅力的中国故事，以一种“超级英雄”的新形式表达了出来。没错，冷锋就是那个“超级英雄”，炮火冲天时指挥撤侨的外交官是“超级英雄”，智商逆天的大国重器设计师是“超级英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中国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如此言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超级英雄”，他们的内核，是三千年来潜藏在民族性格里的尚武的精神和士人的风骨，他们呼应的，则是数十年来大国复兴中的英雄梦想和集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