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传统的中国城市社区并非经济联合体而是军事政治中心。这种依赖于农业经济的聚居方式带来了居住稳定的城市社区习惯。这一习惯在建国后的单位制度中得到一种新的保护，却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
　　关键词 稳定 住房 瓦解
　　一、稳定的传统城市社区
　　传统中国农村社区基础是熟人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封建时代中国的城市社区也因为严重依赖农村土地经济的寄生性质使这种稳定的农村社区关系延伸到了城市社区。即便是辛亥革命以后蓬勃发展的民族工业建设也没有能改变城市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绝对弱势地位，过于依赖农村经济的城市人口与城市中极高的人口密度引起的中国特有的街邻文化，直接决定了了近代城市社区的长期稳定形态。
　　二、计划经济下的城市社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城市社区低流动、高联系的城市社区特征因为单位户籍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这种稳定业缘——地缘关系存在的根基在于单位企业集资建房制度。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一项公共福利保障，部门事业单位与企业通过自资建房分配给职工的形式，保证同一单位的职工能够在一定的区域内居住，保证了同一社区的居民来自一个或者数个单位，居民间彼此熟知。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利益上具有极大的共通性，彼此之间发生利益关系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彼此保护的愿望及获得保护的愿望也较为强烈。
　　三、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社区
　　稳定城市社区形态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开始解体。大量农村人口以各种方式进城定居，而90年代末的房地产业大改革，彻底标志着传统城市社区稳定性的瓦解。
　　变革带给城市社区的直接影响便是传统的地缘——业缘相互保护的关系被割断，具有业缘关系的个体自然人被市场化的房产制度抛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住进新房的居民来自不同单位，彼此并不熟知。中国是一个以人情处事的国度，这种陌生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小偷入室行窃无人报案，夫妻家暴无人劝架致使受害人死亡的报道。这种不安全感使居民不得不放弃以社区作为个人及家庭最后一层保护网的设想，转而要求更为坚固、封闭的私人空间进行自我保护。整个九十年代末我们都在讨论“防盗网后警惕的眼睛”带给我们的伤痛。但是这种伤痛并不会持续多久，实际上进入21世纪，这种指责就趋于减少，直至难得一见。城市中的居民孤独依然，但却逐步开始享受起这个相对孤立的城市生活。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住进高楼的城市居民对这种防盗门、钢丝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高楼都市生活还会予以批判性的抱怨的话，那么今天都市男男女女们早已习惯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生活。
　　防盗窗越坚固，自我隔离的安全感就越强，由隔离带来孤独感引起的不安全感也就越强，这种不安全感进一步要求加强居所的封闭性。过度封闭的社区个体同时降低了社区整体对于社区生活的期望值，他们对于社区的要求被限制在了卫生、治安等基本生活领域，传统的精神生活功能被作为一种个体生活部分从社区剥离。当精神需求脱离了居民的社区生活期望时，他们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压缩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加之居民实际上也缺乏业缘上的利益关系，物质生活领域共同利益也极少。这种极少的共同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传统社区基础——彼此间认同的瓦解。
　　四、结语
　　我国的城市社区正经历传统城市社区关系瓦解，现代城市社区关系逐步建立的剧烈变化中。计划经济时代人为的城市社区整合也随着市场经济繁荣而解体，整个社区的自我凝聚能力下降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传统稳定的整体性城市社区被单元化的现代化城市社区取代。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书社.渠东译，2013.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