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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8日，记者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在新闻上；当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在路上。”一直以来，这句话就是记者的写照，也许因此，记者节才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需求量更大、对新闻内容的需求更多元，记者比传统纸媒时代还要繁忙。而这种繁忙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一个媒体人把握时代脉搏、理性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我在深圳已经生活了25年，前海的改革试验也已经进行了五年之久，但在过去五年中，身为一枚财经记者的我却没有为这场改革试验写过一个字。
原因很简单：我看不懂。此次多次被编辑点题，但自己却屡屡“抗命”，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对我而言，一个曾经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闻名于世的城市里，五年却没有一栋永久性建筑落成的“特区试验”，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焦虑与担忧——前海的改革试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身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深二代”，过去五年中我自己对前海一直保持着某种“善意的沉默”：我不想在自己没有看明白之前，便对这场可能关系到深圳未来发展命运的改革试验横加指责——但我也没有唱空头“改革颂歌”的习惯，于是只有沉默。
报道的缘起其实来自另一个层面的担忧：在某次报系组织的前海建设“大会战”参观时，“大会战”这个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用语让我吃了一惊。
此后给编辑报题时，我这样写道：“这是深圳近20年来再次出现‘大会战’这样的准战争用语，从中也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和财政压力之大。”并推测在7月份前后中央政府可能已经调整经济战略，从前期“调结构”为主转向“保增长”为主。
而我自己真正担心的是，这种应对宏观经济下滑的“应急机制”，是否会将中国经济重新拉回“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
带着这种担忧，我开始了对前海五年改革实验的资料梳理与采访调查。
调查进行到一半时，我便意识到，自己此前对前海改革的理解“基本上是错的”：正如此前许多媒体同行所习惯的视角一样，我太多地关注似乎影响前海改革命运的“政策博弈”，而忽略了前海试验区内部正在发生的“场景变化”。
多年以前采访新桥收购深发展案例时，深发展一位副行长曾对我说，“（对于深发展）从外面看和从里边看，是不一样的。”那句话突然打通了我的诸多困惑，并让我彻底重写了已经完成的相关报道。
而在前海采访中，我再次遇见了这一熟悉的感觉。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观察维度：过去30多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始终是由“外部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市场机制）内部演化”两种动力机制共同推动的。
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市场观察者，常常犯下的一个错误便是：过于关注制度设计，甚至把设计方案本身当成了市场现实，而忽略了市场机制内部演化与生长所带来的动力与影响。
前海改革试验在分析观察上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它是“（政策）制度设计”与“（市场）规则演化”的碰撞焦点，两种“动力机制”的诸多碰撞与纠缠，使得近距离的观察者很难形成内部逻辑完备的系统性解释——正如一位被访者向我所说的那样，前海的改革经验现在还远未到“总结归纳”的时候。
然而作为“改革现场”的观察者，我不能像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一样，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去总结或梳理，而只能依赖于某种“不完备的观察”来呈现我所看到的“改革片断”。
也正因为如此，在最终的报道写作中，我尝试性地更多从“内部（理念与规则）演化”，而非外部“政策博弈”的角度，来展开和呈现我所看到的“改革场景”。
在报道的写作与呈现中，这种“内向式”叙事的固有弊端也暴露无遗：一方面由于“内部场景”描述很难与外部读者的理解习惯形成共鸣，因此“曲不高而和寡”的遭遇近乎命中注定；另一方面由于演化进程尚在进行中途，诸多影响因素的复杂纠缠，使得“清晰简明”的理想化呈现近乎不可能。
这也是我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屡屡被自己的发现弄得“热血沸腾”，但最终呈现的报道叙述却被编辑同学批评曰“过于抽象、缺乏具象”的原因。
对此，俺在惭愧之余，唯有希望这些充满瑕疵的“片断式呈现”，能够引起某些关注中国改革“下半场”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并在未来提供出更加精准而深入的前海改革实验分析与解释。
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下半场”还是“人民国际化上半场”而言，前海过去五年的改革尝试与经验教训，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典型样本”。
最后，我要说说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身为一枚财经记者的感受。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上市公司报道，而且自认为对上市公司财务分析颇有心得的记者，我当然知道数据分析对于财经报道的重要性及价值所在。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时代的读者只需要“从数据到数据”的分析，那么市场中有成千上万的分析师和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就足够了，要一个“半桶水”的财经记者来干什么？
在我看来，财经记者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数据分析”（当然这是必备工具），而是在“数据之前”的观察、理解与呈现。
在我做过的绿大地和獐子岛等上市公司调查中，分析师们借以理解上市公司的“基础数据”是可以造假的，而在会计高手们的操纵下，这种造假可以很多年不被发现——因为它们的造假环节正在于“现象”跟“数据”之间。
与此同时，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理解模式下，是可以呈现截然不同的价值的。
此次前海改革报道采写过程中，我专门查阅了前海试验区2015年刚刚公布的部门预算与国资经营预算。
其预算数据如果按常规理解，其实跟内地任何一个招商开发区并无二致：以卖地收入搞基础建设投资而已。
如果不是大量的前期采访和观察，前海特区仅从预算和经营数据上看“乏善可陈”——而在我看来，前海改革试验真正的价值恰恰也体现在“现象”与“数据”之间：缺乏相应统计指标的制度变革与理念碰撞，只能用“眼”看和用“心”体会，才能感觉到其间的温度变化。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理解，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层面：现象（观察）——数据（归纳）——理论（解释）。
而当一个时代和经济体系处于急剧转型期时，习惯于“从数据到数据”的思维模式，往往忽略了对于新时代的理论解释还未诞生，而他们所依赖的数据分析正因为这种“价值观断裂”而失去了对现象的解释力。
观察和理解一个剧变中的社会，需要的不是传统理论下的“数据分析”，而是要追溯到“数据之前”，并重新建立现象与数据之间的“生命联系”。
这就是我引用过无数次的，张五常教授所谓的“局限条件（约束条件）分析”：对于一个变化和转型中的社会和制度机制而言，没有一个仅仅依赖数据分析的分析师或理论家，比身处“现场”的经济记者更体验或感受到其间“局限条件”的转变。
而这千百万个转变中的“现场”，最终将构成某种新的经济趋势乃至社会理念，被新的理论框架赋予新的价值定位。
身为一名经济记者，我们在参与和描述的不是历史本身，甚至不是“历史的草稿”，而很可能仅仅是未来历史叙述中的某条“脚注”——它们就像财务报表中某条不起眼的附注一样，常常被^忽略，但恰恰是影响上市公司估值的关键。
在这个转型中的时代用眼去看、用心去体会，在某个“运气逆天”的时候，能够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一条小小的“注脚”——这就是我在此前和此后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追求。
摘自《南方周末》
我在深圳已经生活了25年，前海的改革试验也已经进行了五年之久，但在过去五年中，身为一枚财经记者的我却没有为这场改革试验写过一个字。
原因很简单：我看不懂。此次多次被编辑点题，但自己却屡屡“抗命”，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对我而言，一个曾经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闻名于世的城市里，五年却没有一栋永久性建筑落成的“特区试验”，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焦虑与担忧——前海的改革试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身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深二代”，过去五年中我自己对前海一直保持着某种“善意的沉默”：我不想在自己没有看明白之前，便对这场可能关系到深圳未来发展命运的改革试验横加指责——但我也没有唱空头“改革颂歌”的习惯，于是只有沉默。
报道的缘起其实来自另一个层面的担忧：在某次报系组织的前海建设“大会战”参观时，“大会战”这个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用语让我吃了一惊。
此后给编辑报题时，我这样写道：“这是深圳近20年来再次出现‘大会战’这样的准战争用语，从中也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和财政压力之大。”并推测在7月份前后中央政府可能已经调整经济战略，从前期“调结构”为主转向“保增长”为主。
而我自己真正担心的是，这种应对宏观经济下滑的“应急机制”，是否会将中国经济重新拉回“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
带着这种担忧，我开始了对前海五年改革实验的资料梳理与采访调查。
调查进行到一半时，我便意识到，自己此前对前海改革的理解“基本上是错的”：正如此前许多媒体同行所习惯的视角一样，我太多地关注似乎影响前海改革命运的“政策博弈”，而忽略了前海试验区内部正在发生的“场景变化”。
多年以前采访新桥收购深发展案例时，深发展一位副行长曾对我说，“（对于深发展）从外面看和从里边看，是不一样的。”那句话突然打通了我的诸多困惑，并让我彻底重写了已经完成的相关报道。
而在前海采访中，我再次遇见了这一熟悉的感觉。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观察维度：过去30多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始终是由“外部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市场机制）内部演化”两种动力机制共同推动的。
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市场观察者，常常犯下的一个错误便是：过于关注制度设计，甚至把设计方案本身当成了市场现实，而忽略了市场机制内部演化与生长所带来的动力与影响。
前海改革试验在分析观察上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它是“（政策）制度设计”与“（市场）规则演化”的碰撞焦点，两种“动力机制”的诸多碰撞与纠缠，使得近距离的观察者很难形成内部逻辑完备的系统性解释——正如一位被访者向我所说的那样，前海的改革经验现在还远未到“总结归纳”的时候。
然而作为“改革现场”的观察者，我不能像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一样，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去总结或梳理，而只能依赖于某种“不完备的观察”来呈现我所看到的“改革片断”。
也正因为如此，在最终的报道写作中，我尝试性地更多从“内部（理念与规则）演化”，而非外部“政策博弈”的角度，来展开和呈现我所看到的“改革场景”。
在报道的写作与呈现中，这种“内向式”叙事的固有弊端也暴露无遗：一方面由于“内部场景”描述很难与外部读者的理解习惯形成共鸣，因此“曲不高而和寡”的遭遇近乎命中注定；另一方面由于演化进程尚在进行中途，诸多影响因素的复杂纠缠，使得“清晰简明”的理想化呈现近乎不可能。
这也是我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屡屡被自己的发现弄得“热血沸腾”，但最终呈现的报道叙述却被编辑同学批评曰“过于抽象、缺乏具象”的原因。
对此，俺在惭愧之余，唯有希望这些充满瑕疵的“片断式呈现”，能够引起某些关注中国改革“下半场”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并在未来提供出更加精准而深入的前海改革实验分析与解释。
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下半场”还是“人民国际化上半场”而言，前海过去五年的改革尝试与经验教训，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典型样本”。
最后，我要说说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身为一枚财经记者的感受。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上市公司报道，而且自认为对上市公司财务分析颇有心得的记者，我当然知道数据分析对于财经报道的重要性及价值所在。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时代的读者只需要“从数据到数据”的分析，那么市场中有成千上万的分析师和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就足够了，要一个“半桶水”的财经记者来干什么？
在我看来，财经记者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数据分析”（当然这是必备工具），而是在“数据之前”的观察、理解与呈现。
在我做过的绿大地和獐子岛等上市公司调查中，分析师们借以理解上市公司的“基础数据”是可以造假的，而在会计高手们的操纵下，这种造假可以很多年不被发现——因为它们的造假环节正在于“现象”跟“数据”之间。
与此同时，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理解模式下，是可以呈现截然不同的价值的。
此次前海改革报道采写过程中，我专门查阅了前海试验区2015年刚刚公布的部门预算与国资经营预算。
其预算数据如果按常规理解，其实跟内地任何一个招商开发区并无二致：以卖地收入搞基础建设投资而已。
如果不是大量的前期采访和观察，前海特区仅从预算和经营数据上看“乏善可陈”——而在我看来，前海改革试验真正的价值恰恰也体现在“现象”与“数据”之间：缺乏相应统计指标的制度变革与理念碰撞，只能用“眼”看和用“心”体会，才能感觉到其间的温度变化。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理解，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层面：现象（观察）——数据（归纳）——理论（解释）。
而当一个时代和经济体系处于急剧转型期时，习惯于“从数据到数据”的思维模式，往往忽略了对于新时代的理论解释还未诞生，而他们所依赖的数据分析正因为这种“价值观断裂”而失去了对现象的解释力。
观察和理解一个剧变中的社会，需要的不是传统理论下的“数据分析”，而是要追溯到“数据之前”，并重新建立现象与数据之间的“生命联系”。
这就是我引用过无数次的，张五常教授所谓的“局限条件（约束条件）分析”：对于一个变化和转型中的社会和制度机制而言，没有一个仅仅依赖数据分析的分析师或理论家，比身处“现场”的经济记者更体验或感受到其间“局限条件”的转变。
而这千百万个转变中的“现场”，最终将构成某种新的经济趋势乃至社会理念，被新的理论框架赋予新的价值定位。
身为一名经济记者，我们在参与和描述的不是历史本身，甚至不是“历史的草稿”，而很可能仅仅是未来历史叙述中的某条“脚注”——它们就像财务报表中某条不起眼的附注一样，常常被^忽略，但恰恰是影响上市公司估值的关键。
在这个转型中的时代用眼去看、用心去体会，在某个“运气逆天”的时候，能够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一条小小的“注脚”——这就是我在此前和此后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追求。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