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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阳秧歌诞生于齐鲁文化大地，以自身所特有的礼仪性质及动作特色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视角关注于分析海阳秧歌礼仪性的起源与它表层动作与深层内涵结构。通过对史实整理与田野调查，结合格尔茨在阐释学中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将海阳秧歌放置于齐鲁文化语境之下，还原它的前世今生，并从中分析他自身所特有的结构与反结构的对立统一，对“圆”意识的表达以及对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能动性改变。
关键词：海阳秧歌;礼仪性;适应性
说起海阳秧歌，可谓家喻户晓。近些年来，无论是文艺专栏采访、电视剧主题还是各种舞蹈素材都少不了对海阳秧歌的涉及，这似乎成为山东走向中国的文化标签，引得各地专家学者争相前来调研。从形态到情感，从各种人物形象到其中内隐性的中国传统思想都剖析的面面俱到，可以说是各地秧歌中最富有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礼仪性质的艺术代表。在这其中最值得我们探究的依然是海阳秧歌的礼仪性文化内涵，这是海阳秧歌的精髓所在。在此，笔者想从海阳秧歌的礼仪性源头进行分析，再从对比海阳秧歌与其他地区秧歌的不同阐释表层动作下所负载的属于山东本地的人文精神内涵。
一、海阳秧歌的历史沿革
（一）海阳秧歌的起源
对海洋秧歌最早的记载应当追溯至明代的《赵氏谱书》，书中载：“二世祖通，世袭指挥、镇抚，诰封武略将军。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衍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其原意为：赵二世祖赵通，世袭指挥和镇抚官位被皇帝赐封为武略将军。明洪熙一年（公元1425年）喜逢五世同堂，皇帝赐予“七叶衍祥”金字匾额，择吉日举行了悬匾仪式，诸位指挥同地方官员一起前来庆贺。乐舞生听着“韶乐”带领其创练的秧歌，舞唱于庭堂之中，其乐融融。对此我们可知关于海阳秧歌至少是从明代就已经开始流传。
在清朝中期，大致雍正十三年（1735年），对海阳地区实行裁卫设县之后，海阳秧歌进入了兴盛时期。但是在后期，随着清政府的荒唐腐败，八国联军侵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全面崩溃，这直接导致了上层建筑的民间艺术再无显著发展，甚至是自身难保。所幸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恢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在1958年海阳秧歌参加了全国职工文艺汇演，这是海阳秧歌首次登上文艺舞台，一经演出便红遍大江南北，在一年后的1959年，海阳秧歌跃居为全省三大秧歌之一。由此开始，海阳秧歌正式迈入了系统全面发展的轨道。在1981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民间舞蹈重点条目，激发了更多人走向对海阳秧歌开发保护的道路。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把海阳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教材，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2006年，海阳秧歌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更是对海阳秧歌进行了细致且体系化的管理与运用。直至今日，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对海阳秧歌的研究热度依然未曾衰减，并且不止是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学科，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也对海阳秧歌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二）海阳秧歌的礼仪性衍化
提及“礼仪性”一词，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有“礼仪之邦”称号的中华大地，而在中华大地上礼仪性最浓后的便非齐鲁莫属，这并不是口说无凭。为何称中国为“礼仪之邦”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影响，而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便出于山东，他们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支撑了我国一直以来的礼仪规范，并且具有跨世纪、跨文化的超越贡献。
1、山东——中国礼仪故乡
在我们摆脱原始社会，走过夏商的奴隶社会，来到周代的封建社会时期，我们便正式的开启了人类礼仪规范最早的先河。周代是我国长达数千年封建文化时期的第一个朝代。“三监之乱”后周公旦為了巩固宗法制与分封制，稳定周王室的统治制定了一套礼仪规范，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并且配以乐舞感化人心，通过这套内外兼修的“制礼作乐”，从方方面面维系着周朝政治的稳定。除此之外，姜子牙作为周代的开国元勋、兵家奠基人亦是功不可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山东地区被誉为“齐鲁”，便是因为在周代姜子牙、周公旦的封地分别为“齐”、“鲁”，因此山东文化最早的开端除龙山文化外，便属姜子牙与周公旦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姜子牙的封地为“齐”，便是之后春秋五霸中齐国，位于今山东胶东半岛一带，海阳地区便属齐国境内。后到东周时期各地诸侯称霸，山东境内再度孕育了影响中国思想几千年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以西周时期政治制度为基础，孔子认为社会制度最理想的时期便是西周，因此儒家学派的建设理论可以说是以西周政治体系为基础而作出的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范式体系，便是这套理论体系成为树立我国礼仪形象的核心所在。
2、宫廷贵族礼仪的遗留
到过海阳市的人都知道，海阳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滨海而居，与内陆地区还山脉阻隔，不借助现代化设备深入其内部存在一定困难，这便形成了它“世外桃源”一般的自然环境。所以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仪式性应是宫廷文化空间下的产物，海阳市的“孤僻”是如何让它拥有礼仪性如此浓郁的海阳秧歌呢？在海阳市发现的周代贵族墓群为我们解答了疑惑。
1959年，海阳市发城镇上都村出土了一组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青铜器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权利的象征，只有王室或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紧接着在海阳市盘石店镇嘴子前村出土了东周时期的特大贵族墓群，“惊现古齐国田氏墓葬”的标题轰动一时，届时便被定级为国家级古墓群。通过诸多出土的贵族器具与墓群，海阳市文化馆于主任说：“虽然齐国都城位于临淄地区，但是海阳市或许也是宫廷贵族的封地所在。”对此，笔者专门到嘴子前村想要探寻古代墓葬的蛛丝马迹，但不巧的是墓葬正在维修保护，于是就到了临近的嘴子后村，当地村民说在他们村有几个仿照宫廷建筑比例缩小的庭院，确实与周围的民间乡宿有一定的差异。凡此种种都可见海阳地区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所以古代宫廷贵族选此地居住便不足为奇，并且由于宫廷贵族的进入，根植于等级秩序的礼仪性便也一同进入海阳地区。 二、海阳秧歌特性分析
海阳秧歌无论在表层的动作体态还是深层的精神内涵都独树一帜、旗帜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各地的秧歌，于是海阳秧歌不仅在舞蹈学科中具有较强的训练价值，并且在人文学科中也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我们对海阳秧歌的特性分析将借用阐释人类学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对海阳秧歌进行剖析。
（一）形式中的礼仪性
再谈礼仪性，便从外部形式切入。海阳秧歌中无论是动作还是表演的程式都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在礼仪规范下的外部显现。这种深入当地骨髓的礼仪性，哪怕是在民间的乡土演出也会受到濡化。
直至今日，儒家对于“礼”的重视也是任何学派、任何时期所不可超越的。海阳属山东胶东地区，在胶东地区男尊女卑的思想虽在改革开放后已摒除，但是思想上的残余依旧渗透于日常生活中，从生活中而来的舞蹈艺术更是不能独善其身。在此我们以动作“齐眉扇”以及“三拜九叩”探寻礼仪对海阳秧歌的影响。
首先是“齐眉扇”的动作是海阳秧歌的代表性动作，舞者右手持扇，左手捏巾，做出“招扇”、身体的“拧”、“扭”等各种舞姿变换，在动作的衔接转换上一般是下半身躯体保持屈膝不动，以胯为轴心，上半身拧扭向后方内收，整个躯干向胯部中心点回缩，上躯体与下躯体做反向力于胯部中心点集合。紧接着相反力于中心点放松，上半身向外旋，同时右手持扇，将扇子平举与眉毛平行，持巾左手提襟姿势摆于胯旁，身体重心先行，而后身体前倾，脚下快碎步跟于重心。动作中的眉与扇齐髙是取夫妻间“举案齐眉”之意，身体动态向前倾的趋势亦有“夫唱妇随”之意，从这个动作中便可以看出胶东女性所具有的朴实、贤惠。封建礼仪教化的“三从四得”虽然已不可重现舞台，但是与东北女性的泼辣、江南女性的柔婉相比，山东女性更凸显出她操持一家，贤德兼备的“妇德”。
其次礼仪性突出表现在海阳秧歌表演的程式化过程中，在旧社会表演海阳秧歌有着严格固定的程式，海阳的几个村在表演秧歌之前要先送拜帖给邻近的村，然后出村表演，如在路上遇见别村秧歌队不可视而不见，而是要在礼仪规范的约束下“比拼”一番，然后才能继续前进，进村前也要先放三声炮，告诉人家我们来了，好让人家备好礼仪出村迎接，进村时也不可单刀直入，而是要“三进三出”方显礼仪周到。进村后的第一件事也不可直接开始表演，而是要到村中的祠堂进行拜会，所有的礼仪都周到以后才可开始表演。在表演过程中，乐大夫一角统领全场，带着全队人做九九八十一拜，听村中的老人说这八十一拜必须要有超强的体力支撑才可以坚持下来，否则完不成就会被视为失礼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旧社会的交替，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海阳秧歌目前的礼仪性已简化，摒弃了旧思想的同时，许多传统礼仪规范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二）环境影响下的审美观
亲身感受过海阳秧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海阳秧歌的个体动作，还是整体的队形变换都是在“圆”中完成。小到身体的舞姿动势以及动作中的“滚浪”、“八字绕圆”，大到队形的构成、转换，无一不是从“圆”中开始，从“圆”中结束，哪怕是换场的行进中都是以“弧线”、“曲线”为主。外部的形态特点往往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海阳秧歌来说，这种影响应该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从自然环境来说，海阳民众滨海而居，海岸线曲长，这种特殊的海洋性自然特征对当地人的审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大海的自然审美形态下对海阳秧歌的形成有着独特的作用。由大海所形成的的浪就有着千姿百态，无论是大风下的大浪，还是无风下的波浪，皆是由曲线所形成的。因此在海阳秧歌中出现的动作总是在画圆的路线与过程中成型。
从人文环境来说，这便要追溯至海阳地区最早的历史形成。在蒙古贵族与金王朝的战争中，胶东地区有一次被大面积屠杀。据《牟平县志》记载：“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明朝取代元朝后，认为当时归顺于元的百姓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在元所过之处又进行了一次屠杀。但是胶东地区位于渤海口，属于海防要地，为了避免因无人管辖而被他国进犯，朱元璋开始向这一地区大批的移民，据史料记载总共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分别从山西、河北、江浙、福建、四川等地迁徙而来，因此海阳当地百姓格外注重对于“家”的团圆。从迁移开始，背井离乡的苦痛与对家族团圆的渴求便深深地刻在每一个海阳人的性格之中，所以海阳现在依旧有逢年过节祠堂中挂“祝子”的习俗。在这里“祝子”也不再是简单的记录文本，而是转化为一种符号观念，家人之间的纽带与血缘关系都通过它表征，这种表征通过海阳秧歌动作与队形“圆”的集体无意识显现。在此“圆”不再是一种形式或几何概念的勾勒，而是转变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承载着山东民众对血缘关系的凝聚，对团圆美好的渴求。
（三）反仪式的残缺美
海阳秧歌之所以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还与它自身强大的融合能力相关，像八卦图一般包罗万象。从礼仪性来说，他一方面有着严格的仪式规范，动作、队形的编排都是仪式语境下的产物，但是又偏偏在这种高度的仪式下出现了“王大娘”这样反仪式、反封建的具有独特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好像打破了这原本周密的仪式环境，也恰是因为“王大娘”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残缺美，这种残缺美打破那滴水不漏的仪式规程，为大家争得喘息的机会。同时，王大娘这一反封建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在这种严格的仪式性话语下显得独具魅力，所以海阳秧歌整体的仪式语境与王大娘是在互相的成就中而形成交响，让民众不因长期固化于规范环境而渐失兴趣，也不因王大娘特立独行的人物性格而失去礼仪规范，这边是艺术在生活中最好的呈现，它来源于生活却又指导着生活，与民众相伴，与时代共进。
海阳秧歌是山东地区独有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带有贵族礼仪性质，并且显现在动作与形式的表层形态之上。在经历了多年衍化后，海阳秧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并没有失去它的活力，而是吸收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为其所用，在仪式规范之下又兼具世俗之情，适应社会各阶层所需。除了舞蹈艺术，海阳秧歌打破了专业间的限制，成为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海阳秧歌独特的动作之下兼具的是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海阳秧歌不仅是舞蹈界的一颗明珠，同时它也是属于民众、民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动作，而更多的是通过动作表征山东地区的人文精神内涵，谱写着有史以来时代变迁下对历史的记忆。
作者简介：徐嘉怡（1996.02.12），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济南市，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舞蹈学，研究方向：舞蹈史论。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北京 100081）
关键词：海阳秧歌;礼仪性;适应性
说起海阳秧歌，可谓家喻户晓。近些年来，无论是文艺专栏采访、电视剧主题还是各种舞蹈素材都少不了对海阳秧歌的涉及，这似乎成为山东走向中国的文化标签，引得各地专家学者争相前来调研。从形态到情感，从各种人物形象到其中内隐性的中国传统思想都剖析的面面俱到，可以说是各地秧歌中最富有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礼仪性质的艺术代表。在这其中最值得我们探究的依然是海阳秧歌的礼仪性文化内涵，这是海阳秧歌的精髓所在。在此，笔者想从海阳秧歌的礼仪性源头进行分析，再从对比海阳秧歌与其他地区秧歌的不同阐释表层动作下所负载的属于山东本地的人文精神内涵。
一、海阳秧歌的历史沿革
（一）海阳秧歌的起源
对海洋秧歌最早的记载应当追溯至明代的《赵氏谱书》，书中载：“二世祖通，世袭指挥、镇抚，诰封武略将军。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衍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其原意为：赵二世祖赵通，世袭指挥和镇抚官位被皇帝赐封为武略将军。明洪熙一年（公元1425年）喜逢五世同堂，皇帝赐予“七叶衍祥”金字匾额，择吉日举行了悬匾仪式，诸位指挥同地方官员一起前来庆贺。乐舞生听着“韶乐”带领其创练的秧歌，舞唱于庭堂之中，其乐融融。对此我们可知关于海阳秧歌至少是从明代就已经开始流传。
在清朝中期，大致雍正十三年（1735年），对海阳地区实行裁卫设县之后，海阳秧歌进入了兴盛时期。但是在后期，随着清政府的荒唐腐败，八国联军侵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全面崩溃，这直接导致了上层建筑的民间艺术再无显著发展，甚至是自身难保。所幸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恢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在1958年海阳秧歌参加了全国职工文艺汇演，这是海阳秧歌首次登上文艺舞台，一经演出便红遍大江南北，在一年后的1959年，海阳秧歌跃居为全省三大秧歌之一。由此开始，海阳秧歌正式迈入了系统全面发展的轨道。在1981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民间舞蹈重点条目，激发了更多人走向对海阳秧歌开发保护的道路。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把海阳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教材，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2006年，海阳秧歌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更是对海阳秧歌进行了细致且体系化的管理与运用。直至今日，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对海阳秧歌的研究热度依然未曾衰减，并且不止是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学科，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也对海阳秧歌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二）海阳秧歌的礼仪性衍化
提及“礼仪性”一词，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有“礼仪之邦”称号的中华大地，而在中华大地上礼仪性最浓后的便非齐鲁莫属，这并不是口说无凭。为何称中国为“礼仪之邦”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影响，而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便出于山东，他们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支撑了我国一直以来的礼仪规范，并且具有跨世纪、跨文化的超越贡献。
1、山东——中国礼仪故乡
在我们摆脱原始社会，走过夏商的奴隶社会，来到周代的封建社会时期，我们便正式的开启了人类礼仪规范最早的先河。周代是我国长达数千年封建文化时期的第一个朝代。“三监之乱”后周公旦為了巩固宗法制与分封制，稳定周王室的统治制定了一套礼仪规范，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并且配以乐舞感化人心，通过这套内外兼修的“制礼作乐”，从方方面面维系着周朝政治的稳定。除此之外，姜子牙作为周代的开国元勋、兵家奠基人亦是功不可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山东地区被誉为“齐鲁”，便是因为在周代姜子牙、周公旦的封地分别为“齐”、“鲁”，因此山东文化最早的开端除龙山文化外，便属姜子牙与周公旦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姜子牙的封地为“齐”，便是之后春秋五霸中齐国，位于今山东胶东半岛一带，海阳地区便属齐国境内。后到东周时期各地诸侯称霸，山东境内再度孕育了影响中国思想几千年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以西周时期政治制度为基础，孔子认为社会制度最理想的时期便是西周，因此儒家学派的建设理论可以说是以西周政治体系为基础而作出的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范式体系，便是这套理论体系成为树立我国礼仪形象的核心所在。
2、宫廷贵族礼仪的遗留
到过海阳市的人都知道，海阳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滨海而居，与内陆地区还山脉阻隔，不借助现代化设备深入其内部存在一定困难，这便形成了它“世外桃源”一般的自然环境。所以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仪式性应是宫廷文化空间下的产物，海阳市的“孤僻”是如何让它拥有礼仪性如此浓郁的海阳秧歌呢？在海阳市发现的周代贵族墓群为我们解答了疑惑。
1959年，海阳市发城镇上都村出土了一组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青铜器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权利的象征，只有王室或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紧接着在海阳市盘石店镇嘴子前村出土了东周时期的特大贵族墓群，“惊现古齐国田氏墓葬”的标题轰动一时，届时便被定级为国家级古墓群。通过诸多出土的贵族器具与墓群，海阳市文化馆于主任说：“虽然齐国都城位于临淄地区，但是海阳市或许也是宫廷贵族的封地所在。”对此，笔者专门到嘴子前村想要探寻古代墓葬的蛛丝马迹，但不巧的是墓葬正在维修保护，于是就到了临近的嘴子后村，当地村民说在他们村有几个仿照宫廷建筑比例缩小的庭院，确实与周围的民间乡宿有一定的差异。凡此种种都可见海阳地区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所以古代宫廷贵族选此地居住便不足为奇，并且由于宫廷贵族的进入，根植于等级秩序的礼仪性便也一同进入海阳地区。 二、海阳秧歌特性分析
海阳秧歌无论在表层的动作体态还是深层的精神内涵都独树一帜、旗帜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各地的秧歌，于是海阳秧歌不仅在舞蹈学科中具有较强的训练价值，并且在人文学科中也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我们对海阳秧歌的特性分析将借用阐释人类学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对海阳秧歌进行剖析。
（一）形式中的礼仪性
再谈礼仪性，便从外部形式切入。海阳秧歌中无论是动作还是表演的程式都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在礼仪规范下的外部显现。这种深入当地骨髓的礼仪性，哪怕是在民间的乡土演出也会受到濡化。
直至今日，儒家对于“礼”的重视也是任何学派、任何时期所不可超越的。海阳属山东胶东地区，在胶东地区男尊女卑的思想虽在改革开放后已摒除，但是思想上的残余依旧渗透于日常生活中，从生活中而来的舞蹈艺术更是不能独善其身。在此我们以动作“齐眉扇”以及“三拜九叩”探寻礼仪对海阳秧歌的影响。
首先是“齐眉扇”的动作是海阳秧歌的代表性动作，舞者右手持扇，左手捏巾，做出“招扇”、身体的“拧”、“扭”等各种舞姿变换，在动作的衔接转换上一般是下半身躯体保持屈膝不动，以胯为轴心，上半身拧扭向后方内收，整个躯干向胯部中心点回缩，上躯体与下躯体做反向力于胯部中心点集合。紧接着相反力于中心点放松，上半身向外旋，同时右手持扇，将扇子平举与眉毛平行，持巾左手提襟姿势摆于胯旁，身体重心先行，而后身体前倾，脚下快碎步跟于重心。动作中的眉与扇齐髙是取夫妻间“举案齐眉”之意，身体动态向前倾的趋势亦有“夫唱妇随”之意，从这个动作中便可以看出胶东女性所具有的朴实、贤惠。封建礼仪教化的“三从四得”虽然已不可重现舞台，但是与东北女性的泼辣、江南女性的柔婉相比，山东女性更凸显出她操持一家，贤德兼备的“妇德”。
其次礼仪性突出表现在海阳秧歌表演的程式化过程中，在旧社会表演海阳秧歌有着严格固定的程式，海阳的几个村在表演秧歌之前要先送拜帖给邻近的村，然后出村表演，如在路上遇见别村秧歌队不可视而不见，而是要在礼仪规范的约束下“比拼”一番，然后才能继续前进，进村前也要先放三声炮，告诉人家我们来了，好让人家备好礼仪出村迎接，进村时也不可单刀直入，而是要“三进三出”方显礼仪周到。进村后的第一件事也不可直接开始表演，而是要到村中的祠堂进行拜会，所有的礼仪都周到以后才可开始表演。在表演过程中，乐大夫一角统领全场，带着全队人做九九八十一拜，听村中的老人说这八十一拜必须要有超强的体力支撑才可以坚持下来，否则完不成就会被视为失礼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旧社会的交替，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海阳秧歌目前的礼仪性已简化，摒弃了旧思想的同时，许多传统礼仪规范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二）环境影响下的审美观
亲身感受过海阳秧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海阳秧歌的个体动作，还是整体的队形变换都是在“圆”中完成。小到身体的舞姿动势以及动作中的“滚浪”、“八字绕圆”，大到队形的构成、转换，无一不是从“圆”中开始，从“圆”中结束，哪怕是换场的行进中都是以“弧线”、“曲线”为主。外部的形态特点往往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海阳秧歌来说，这种影响应该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从自然环境来说，海阳民众滨海而居，海岸线曲长，这种特殊的海洋性自然特征对当地人的审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大海的自然审美形态下对海阳秧歌的形成有着独特的作用。由大海所形成的的浪就有着千姿百态，无论是大风下的大浪，还是无风下的波浪，皆是由曲线所形成的。因此在海阳秧歌中出现的动作总是在画圆的路线与过程中成型。
从人文环境来说，这便要追溯至海阳地区最早的历史形成。在蒙古贵族与金王朝的战争中，胶东地区有一次被大面积屠杀。据《牟平县志》记载：“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明朝取代元朝后，认为当时归顺于元的百姓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在元所过之处又进行了一次屠杀。但是胶东地区位于渤海口，属于海防要地，为了避免因无人管辖而被他国进犯，朱元璋开始向这一地区大批的移民，据史料记载总共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分别从山西、河北、江浙、福建、四川等地迁徙而来，因此海阳当地百姓格外注重对于“家”的团圆。从迁移开始，背井离乡的苦痛与对家族团圆的渴求便深深地刻在每一个海阳人的性格之中，所以海阳现在依旧有逢年过节祠堂中挂“祝子”的习俗。在这里“祝子”也不再是简单的记录文本，而是转化为一种符号观念，家人之间的纽带与血缘关系都通过它表征，这种表征通过海阳秧歌动作与队形“圆”的集体无意识显现。在此“圆”不再是一种形式或几何概念的勾勒，而是转变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承载着山东民众对血缘关系的凝聚，对团圆美好的渴求。
（三）反仪式的残缺美
海阳秧歌之所以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还与它自身强大的融合能力相关，像八卦图一般包罗万象。从礼仪性来说，他一方面有着严格的仪式规范，动作、队形的编排都是仪式语境下的产物，但是又偏偏在这种高度的仪式下出现了“王大娘”这样反仪式、反封建的具有独特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好像打破了这原本周密的仪式环境，也恰是因为“王大娘”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残缺美，这种残缺美打破那滴水不漏的仪式规程，为大家争得喘息的机会。同时，王大娘这一反封建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在这种严格的仪式性话语下显得独具魅力，所以海阳秧歌整体的仪式语境与王大娘是在互相的成就中而形成交响，让民众不因长期固化于规范环境而渐失兴趣，也不因王大娘特立独行的人物性格而失去礼仪规范，这边是艺术在生活中最好的呈现，它来源于生活却又指导着生活，与民众相伴，与时代共进。
海阳秧歌是山东地区独有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带有贵族礼仪性质，并且显现在动作与形式的表层形态之上。在经历了多年衍化后，海阳秧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并没有失去它的活力，而是吸收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为其所用，在仪式规范之下又兼具世俗之情，适应社会各阶层所需。除了舞蹈艺术，海阳秧歌打破了专业间的限制，成为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海阳秧歌独特的动作之下兼具的是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海阳秧歌不仅是舞蹈界的一颗明珠，同时它也是属于民众、民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动作，而更多的是通过动作表征山东地区的人文精神内涵，谱写着有史以来时代变迁下对历史的记忆。
作者简介：徐嘉怡（1996.02.12），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济南市，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舞蹈学，研究方向：舞蹈史论。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