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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男性与女性的境遇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大众传媒对男性形象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一书深度剖析了西方媒介传播下的男性特质，探析了媒介对男性性别角色的营造与重构，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该书对中国男性媒介形象的探讨和研究颇具意义。
【关键词】西方媒介；媒介形象；男性特质
【作者单位】郭海英，上饶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男性与女性的境遇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把90%以上的视野投射到对女性身份和女性形象的关注中，因此女性媒介形象的传播有广大的市场。相对而言，对男性的媒介形象和身份研究仅占很小的比例，《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Media and Male Identit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Men）一书是该领域研究的拓荒之作。
作者吉姆·麦克纳马拉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媒体工作和相关研究，在《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是在该领域的一项实证研究。在研究中，作者提出“在现代历史背景的条件下，重新审视男性的媒介形象，审视西方大众传媒对男性身份建构的冲击，并对这种状况的内在矛盾以及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意义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大众传播了解当今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是一种普遍的途径。作者强调媒介话语权的强大，及其无处不在的塑造能力——集结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一个权利分布和博弈的无形场域。作者在梳理媒介对当代西方男性特质的影响时热切关注两点，一是时代背景，二是男性和女性的媒介形象对比，而不是孤立地看待男性媒介形象。他认为男性的“存”与“在”只有放在时代变革中，才能凸显它的独特意义。
在西方，媒体曾经聚焦和传播的男性特质为阿特拉斯综合征（atlas syndrome）、工作狂、游手好闲等，如今男性的媒介形象则主要为“都会美型男”和“娘炮男”等。《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不仅汲取了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还把男性认同感与宏大的历史语境紧密交织，并从女性视角发出人文关怀——发生在男性身上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母亲、爱人、孩子和家庭相关。作者援引并借鉴各家研究方法，克服了文献梳理的流程之难，融合了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有效途径，从而获得较高的调查可信度，为转型期的中国不同语境下男性特质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发和借鉴。
一、当代西方男性媒介特质
1. 媒介时代的男性——20年回顾
根据前人的调查结果，作者梳理了20年内（1980—2001）的男性媒介特质，侧重于不同媒介对男性形象营造和重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英国主流新闻和报纸、书籍中的男性特质。他们是“失控的男人形象”，有的逃避养育子女的责任，成为缺席的父亲，有的动辄施暴，或者是“被阉割的男人”，男性被描述成完全“无能”“未断奶的婴儿”。二是电视中的男性特质。在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中，男性的形象都是消极的。比如《辛普森一家》中，父亲懒惰、沙文主义、没有责任心、愚蠢；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欲望都市》中，男性被客体化成为女性取乐的工具、生活的附属品，因为他们肤浅、愚蠢、呆滞。三是电影荧幕中的男性特质。前人提供了丰富的、耳熟能详的电影素材，但无一例外的是，男性的荧幕形象都偏于受贬损的、扭曲的。例如《沉默的羔羊》里两名男性杀手以极其变态的方式谋杀女性，隐喻男性以暴力方式侵吞女性身份。
通过20年的回顾，研究者发现，三大媒体的共性是，随着时代变更，媒体改写或剔除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语言，却保留了或增加了诋毁或贬低男性的性别歧视语言，它们构建的男性媒介形象都是消极的。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性身份特质趋向缓和，但是媒体仍然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男性的看法，而未以变化的文化模式重新看待男性特质。前人的调查為我们提供了很多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但是缺乏国际化视角，仍受困于男性霸权逻辑，且素材局限于娱乐和文艺节目，对媒介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欠缺探讨，大多浅尝辄止。
2. 男性媒介特质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吉姆·麦克纳马拉从纷繁的媒介世界中继续深凿下去，拨开具有普遍性的媒介表象，尽量呈现男性的多面性。通过调研650多份主流新闻报纸、100多份期刊、330多时长的电视节目总共1776件媒体素材，作者完成媒体素材在数字上的增补，同时综合了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手段，探索当代西方男性媒介形象的营造和重构。总的来看， 针对西方男性媒介形象的研究，不论在西方还是国内都较稀少，而前人的研究亦未形成足够的国际视野。这项大型的研究虽然在澳大利亚展开，但样本并不局限于澳大利亚媒体，作者把视野投向国际主流社会，将调查结果以不同形式进行直观对比，男性气质有负面形象、良好形象和中立形象，绝大多数媒体反映的男性媒介特质是负面的（占69%）。作者把男性特质的建构状况细分为十大方面：暴力、父亲的身份、性倾向、工作和事业、社交行为、使命和责任、身体健康、身体形象、心理健康等。根据调查的范本，作者发现，不管是大众传媒新闻、时事报道，还是脱口秀、生活节目，这些媒介传达的男性特质大多是负面的。在此，我们择取作者与前人研究结果差别较大的方面进行例证。
一是男性的性倾向。在调查的样本中，媒体对男性性倾向的讨论有1/3指涉恋童癖，如迈克尔·杰克逊的娈童事件一直被媒体放大、发酵。此外，同性恋话题更是老生常谈，随着时代发展，媒体试图尝试新的视角讨论。如《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是美国有线频道推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主角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各有所长的5位同性恋者，他们的专长是从美学角度拯救那些在生活方面一塌糊涂的“正常”男人。这一节目颠覆了美国电视主流常态，呈现同性恋的“正能量”，但是依然扭转不了人们对同性恋群体典型化的认知而遭到停播，因为媒体话语一直以同性恋婚姻、社会评论来表现人们对同性恋的憎恶。此外，作者不惜笔墨从女性媒介的角度看待问题。在反男性霸权基础上，女性杂志把以往主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把男性客体化和物化，这实质上是沿袭男性霸权的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将男性颜值化、肉体化。女性杂志上的男性多为“小鲜肉”，精力充沛、有六块腹肌，拥有模特般身材和面容。全球著名的女性杂志《时尚》（Cosmopolitan）常常展示着装极其裸露的男性，以供女性读者“赏看”和评价。在消费主义文化下，男性被物化为客体和他者，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也是当代男性媒介形象发展的新特点——媒介用肉体的性感程度和颜值来构建男性的身份或价值。 二是父亲的角色。对此话题，媒体褒贬皆有之。通过英国主流媒体报道，我们知道，首相布莱尔请假去给孩子过生日，前首相兼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请了一个月的陪产假，贝克汉姆的媒体形象常常是世界头号暖男、奶爸。可见，媒体把名人“奶爸”的形象构建成一种时尚，供大众追随，同时，通过著名的政治人物，把父亲顾家的角色“提上议程”。反观澳大利亚媒体，《周日时代报》援引澳大利亚家庭研究中心数据，声称该国未成年的孩子中，有三成与父亲鲜有交集。澳大利亚媒体在报道男性顾家问题时，折射出普遍现象——近百万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由母亲抚养，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
三是男性的身心健康。作者详细研究了男性的身体、心理健康以及自杀率状况，即男性身心健康问题。媒体传播的男性酗酒、抽烟、沾染毒品、无视健康的负面形象，此外，因为家庭关系的断裂，父亲与孩子隔离，有心理疾病和性功能障碍，男性自杀率也频频升高。媒体报道出发点是积极的，呼吁大家重视男性身体疾病，但鲜少报道防治男性疾病的手段和项目。《澳洲人报》称，在过去20年内，女性健康和防治引起媒介的极大关注，但是男性健康问题却未成为与之同等重要的媒介关注点。对此，英美等国家媒体也没有实质性的触及，更倾向于揭露男性的负面特质。
西方媒体在塑造男性形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媒体并非一面镜子，纯粹反映真实世界， 而是选择性地“营造”了男性世界。《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揭示，左右媒体的力量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当今媒体表现出一个特有时期的症候，其背后的发声者往往是学者、研究人员和女性作者，呼应媒体话语的男性声音也多是“亲女性主义”者，他们撰写大众媒体的社论、专栏、专题新闻等，媒体频繁引用他们的话语和评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西方男性特质虽然呈现多样性，但总体上是负面大于正面，男性主要被描述为罪犯、性侵犯者、掠夺者和沙文主义者，他们愚蠢、迟钝、不称职，具有攻击、暴力、厌恶女性的倾向。这是否意味着父权制文明正走向终结？父权制历史向平权制历史转变？这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实证研究方法
科学的调研方法是实证研究获得有效性的前提。基于在澳大利亚媒体展开的调查，吉姆·麦克纳马拉的研究既有国际化的视角，又有历史文献的综述，综合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研究手段展开深度分析，以获得最可靠和可信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对研究方法的全面梳理，极大地提升了该项目的效度。
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把媒体内容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反映——看媒体说了什么，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则从媒体内容探测对未来的影响——看媒体操作的方式，这有助于我们解读媒体，以及从中推断出结论和意蕴。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分析话语的学者主要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而人文主义者则青睐质性研究的方法。《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没有偏执一方，通过考察不同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根据研究需求灵活地运用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从实践上结合并拓展了人文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理念。
量化方法确保了调查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作者选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范本，采用严格的编码方法进行编码者信度评价以提高研究的科学可信度。在此前提下，作者结合质性方法，这是以往男性媒介形象研究比较缺乏的。首先，作者采用叙述学的话语解读方式，聚焦文本的叙述或故事讲述手段，尤其是关注文本的用词和叙述结构，以此参透媒介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其次，作者根据符号学理论，关注文本中的符號和符号系统，看读者如何解读它的各种符号，如何获得文本对主题意义的阐释。当然，质性分析若不参考一定的标准，会流于主观性诠释，作者对此提出了三个必须坚持的标准——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和可证明（假设等）不成立。该标准对当下中国男性媒介形象的研究会有所启发。
三、结语
基于《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的调查，我们看到，当代媒体和西方的偏见认知都在建构西方男性的气质和形象，即男性的“存”与“在”是被广泛丑化的、边缘化的、遭贬抑的和物化的。毋庸置疑，媒体不仅是个人、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的主要话语场，还折射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视野，双向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媒体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从媒介语境研究男性气质，更能让我们了解当今男性特质和性别角色状况。虽然作者调查的大众媒体素材量大面广，但是男性的媒介形象似乎并未呈多样化发展，也未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可为我们提供研究空间，虽然该研究还存在局限性，但是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调研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媒介素材，并详述范本搜集和分析的手段，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1] Jim R. Macnamara. Media and Male Identity：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Men[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
[2] 秦博. 西方青年女性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在爱尔兰的调查[J]. 北京社会科学，2016（9）.
[3]周宇. 物化女性的十个表现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c1OTUwMQ==&mid=2671765823&idx=1&sn=53c16847ce6deabdc8cb8d7f26dcc679&chksm=8508881db27f010b2f7ffefc7d1accbe662102c9024e12c458fe8019462434f76cd1d59435b2&mpshare=1&scene=1&srcid=1014.
【关键词】西方媒介；媒介形象；男性特质
【作者单位】郭海英，上饶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男性与女性的境遇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把90%以上的视野投射到对女性身份和女性形象的关注中，因此女性媒介形象的传播有广大的市场。相对而言，对男性的媒介形象和身份研究仅占很小的比例，《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Media and Male Identit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Men）一书是该领域研究的拓荒之作。
作者吉姆·麦克纳马拉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媒体工作和相关研究，在《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是在该领域的一项实证研究。在研究中，作者提出“在现代历史背景的条件下，重新审视男性的媒介形象，审视西方大众传媒对男性身份建构的冲击，并对这种状况的内在矛盾以及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意义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大众传播了解当今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是一种普遍的途径。作者强调媒介话语权的强大，及其无处不在的塑造能力——集结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一个权利分布和博弈的无形场域。作者在梳理媒介对当代西方男性特质的影响时热切关注两点，一是时代背景，二是男性和女性的媒介形象对比，而不是孤立地看待男性媒介形象。他认为男性的“存”与“在”只有放在时代变革中，才能凸显它的独特意义。
在西方，媒体曾经聚焦和传播的男性特质为阿特拉斯综合征（atlas syndrome）、工作狂、游手好闲等，如今男性的媒介形象则主要为“都会美型男”和“娘炮男”等。《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不仅汲取了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还把男性认同感与宏大的历史语境紧密交织，并从女性视角发出人文关怀——发生在男性身上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母亲、爱人、孩子和家庭相关。作者援引并借鉴各家研究方法，克服了文献梳理的流程之难，融合了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有效途径，从而获得较高的调查可信度，为转型期的中国不同语境下男性特质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发和借鉴。
一、当代西方男性媒介特质
1. 媒介时代的男性——20年回顾
根据前人的调查结果，作者梳理了20年内（1980—2001）的男性媒介特质，侧重于不同媒介对男性形象营造和重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英国主流新闻和报纸、书籍中的男性特质。他们是“失控的男人形象”，有的逃避养育子女的责任，成为缺席的父亲，有的动辄施暴，或者是“被阉割的男人”，男性被描述成完全“无能”“未断奶的婴儿”。二是电视中的男性特质。在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中，男性的形象都是消极的。比如《辛普森一家》中，父亲懒惰、沙文主义、没有责任心、愚蠢；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欲望都市》中，男性被客体化成为女性取乐的工具、生活的附属品，因为他们肤浅、愚蠢、呆滞。三是电影荧幕中的男性特质。前人提供了丰富的、耳熟能详的电影素材，但无一例外的是，男性的荧幕形象都偏于受贬损的、扭曲的。例如《沉默的羔羊》里两名男性杀手以极其变态的方式谋杀女性，隐喻男性以暴力方式侵吞女性身份。
通过20年的回顾，研究者发现，三大媒体的共性是，随着时代变更，媒体改写或剔除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语言，却保留了或增加了诋毁或贬低男性的性别歧视语言，它们构建的男性媒介形象都是消极的。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性身份特质趋向缓和，但是媒体仍然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男性的看法，而未以变化的文化模式重新看待男性特质。前人的调查為我们提供了很多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但是缺乏国际化视角，仍受困于男性霸权逻辑，且素材局限于娱乐和文艺节目，对媒介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欠缺探讨，大多浅尝辄止。
2. 男性媒介特质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吉姆·麦克纳马拉从纷繁的媒介世界中继续深凿下去，拨开具有普遍性的媒介表象，尽量呈现男性的多面性。通过调研650多份主流新闻报纸、100多份期刊、330多时长的电视节目总共1776件媒体素材，作者完成媒体素材在数字上的增补，同时综合了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手段，探索当代西方男性媒介形象的营造和重构。总的来看， 针对西方男性媒介形象的研究，不论在西方还是国内都较稀少，而前人的研究亦未形成足够的国际视野。这项大型的研究虽然在澳大利亚展开，但样本并不局限于澳大利亚媒体，作者把视野投向国际主流社会，将调查结果以不同形式进行直观对比，男性气质有负面形象、良好形象和中立形象，绝大多数媒体反映的男性媒介特质是负面的（占69%）。作者把男性特质的建构状况细分为十大方面：暴力、父亲的身份、性倾向、工作和事业、社交行为、使命和责任、身体健康、身体形象、心理健康等。根据调查的范本，作者发现，不管是大众传媒新闻、时事报道，还是脱口秀、生活节目，这些媒介传达的男性特质大多是负面的。在此，我们择取作者与前人研究结果差别较大的方面进行例证。
一是男性的性倾向。在调查的样本中，媒体对男性性倾向的讨论有1/3指涉恋童癖，如迈克尔·杰克逊的娈童事件一直被媒体放大、发酵。此外，同性恋话题更是老生常谈，随着时代发展，媒体试图尝试新的视角讨论。如《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是美国有线频道推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主角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各有所长的5位同性恋者，他们的专长是从美学角度拯救那些在生活方面一塌糊涂的“正常”男人。这一节目颠覆了美国电视主流常态，呈现同性恋的“正能量”，但是依然扭转不了人们对同性恋群体典型化的认知而遭到停播，因为媒体话语一直以同性恋婚姻、社会评论来表现人们对同性恋的憎恶。此外，作者不惜笔墨从女性媒介的角度看待问题。在反男性霸权基础上，女性杂志把以往主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把男性客体化和物化，这实质上是沿袭男性霸权的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将男性颜值化、肉体化。女性杂志上的男性多为“小鲜肉”，精力充沛、有六块腹肌，拥有模特般身材和面容。全球著名的女性杂志《时尚》（Cosmopolitan）常常展示着装极其裸露的男性，以供女性读者“赏看”和评价。在消费主义文化下，男性被物化为客体和他者，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也是当代男性媒介形象发展的新特点——媒介用肉体的性感程度和颜值来构建男性的身份或价值。 二是父亲的角色。对此话题，媒体褒贬皆有之。通过英国主流媒体报道，我们知道，首相布莱尔请假去给孩子过生日，前首相兼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请了一个月的陪产假，贝克汉姆的媒体形象常常是世界头号暖男、奶爸。可见，媒体把名人“奶爸”的形象构建成一种时尚，供大众追随，同时，通过著名的政治人物，把父亲顾家的角色“提上议程”。反观澳大利亚媒体，《周日时代报》援引澳大利亚家庭研究中心数据，声称该国未成年的孩子中，有三成与父亲鲜有交集。澳大利亚媒体在报道男性顾家问题时，折射出普遍现象——近百万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由母亲抚养，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
三是男性的身心健康。作者详细研究了男性的身体、心理健康以及自杀率状况，即男性身心健康问题。媒体传播的男性酗酒、抽烟、沾染毒品、无视健康的负面形象，此外，因为家庭关系的断裂，父亲与孩子隔离，有心理疾病和性功能障碍，男性自杀率也频频升高。媒体报道出发点是积极的，呼吁大家重视男性身体疾病，但鲜少报道防治男性疾病的手段和项目。《澳洲人报》称，在过去20年内，女性健康和防治引起媒介的极大关注，但是男性健康问题却未成为与之同等重要的媒介关注点。对此，英美等国家媒体也没有实质性的触及，更倾向于揭露男性的负面特质。
西方媒体在塑造男性形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媒体并非一面镜子，纯粹反映真实世界， 而是选择性地“营造”了男性世界。《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揭示，左右媒体的力量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当今媒体表现出一个特有时期的症候，其背后的发声者往往是学者、研究人员和女性作者，呼应媒体话语的男性声音也多是“亲女性主义”者，他们撰写大众媒体的社论、专栏、专题新闻等，媒体频繁引用他们的话语和评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西方男性特质虽然呈现多样性，但总体上是负面大于正面，男性主要被描述为罪犯、性侵犯者、掠夺者和沙文主义者，他们愚蠢、迟钝、不称职，具有攻击、暴力、厌恶女性的倾向。这是否意味着父权制文明正走向终结？父权制历史向平权制历史转变？这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实证研究方法
科学的调研方法是实证研究获得有效性的前提。基于在澳大利亚媒体展开的调查，吉姆·麦克纳马拉的研究既有国际化的视角，又有历史文献的综述，综合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研究手段展开深度分析，以获得最可靠和可信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对研究方法的全面梳理，极大地提升了该项目的效度。
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把媒体内容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反映——看媒体说了什么，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则从媒体内容探测对未来的影响——看媒体操作的方式，这有助于我们解读媒体，以及从中推断出结论和意蕴。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分析话语的学者主要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而人文主义者则青睐质性研究的方法。《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没有偏执一方，通过考察不同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根据研究需求灵活地运用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从实践上结合并拓展了人文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理念。
量化方法确保了调查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作者选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范本，采用严格的编码方法进行编码者信度评价以提高研究的科学可信度。在此前提下，作者结合质性方法，这是以往男性媒介形象研究比较缺乏的。首先，作者采用叙述学的话语解读方式，聚焦文本的叙述或故事讲述手段，尤其是关注文本的用词和叙述结构，以此参透媒介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其次，作者根据符号学理论，关注文本中的符號和符号系统，看读者如何解读它的各种符号，如何获得文本对主题意义的阐释。当然，质性分析若不参考一定的标准，会流于主观性诠释，作者对此提出了三个必须坚持的标准——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和可证明（假设等）不成立。该标准对当下中国男性媒介形象的研究会有所启发。
三、结语
基于《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的调查，我们看到，当代媒体和西方的偏见认知都在建构西方男性的气质和形象，即男性的“存”与“在”是被广泛丑化的、边缘化的、遭贬抑的和物化的。毋庸置疑，媒体不仅是个人、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的主要话语场，还折射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视野，双向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媒体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从媒介语境研究男性气质，更能让我们了解当今男性特质和性别角色状况。虽然作者调查的大众媒体素材量大面广，但是男性的媒介形象似乎并未呈多样化发展，也未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男性认同：男性特质的营造和重构》可为我们提供研究空间，虽然该研究还存在局限性，但是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调研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媒介素材，并详述范本搜集和分析的手段，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1] Jim R. Macnamara. Media and Male Identity：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Men[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
[2] 秦博. 西方青年女性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在爱尔兰的调查[J]. 北京社会科学，2016（9）.
[3]周宇. 物化女性的十个表现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c1OTUwMQ==&mid=2671765823&idx=1&sn=53c16847ce6deabdc8cb8d7f26dcc679&chksm=8508881db27f010b2f7ffefc7d1accbe662102c9024e12c458fe8019462434f76cd1d59435b2&mpshare=1&scene=1&srcid=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