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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之际著名诗人王绩一生“三仕三隐”，经学者研究，王绩的仕途轨迹已较为清晰，但其中仕隐的时间、抉择的动机等细节还有待重新考辨还原，因作补充。
关键词：王绩；三仕三隐；《王无功文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9-01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下称“吕《序》”）说王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谒越国公素”，很早便已赴长安谒见豪贵公卿，被叹为“神仙童子”，可以看做他步入仕途的铺垫。
初仕与初隐。吕《序》载：“大业末，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正字。”隋制，秘书省设正字四人，“掌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刊正文字。”此职务名位不显。王绩成为秘书正字后，“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他既然在大业末主动应举并得中，却又不乐于处理此类事务而假托疾病，乞求外出任扬州六合县丞。后来觉察到隋末板荡，潜藏乱兆，于是“出受俸钱，积于县门外。托以风疾，轻舟夜遁”。据王度《古镜记》记述：“其年（按，即大业八年）冬，（王度）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至度家，弟勣（按，即“绩”）出见之。” ①依此，当时王度正任职朝廷，冬天又兼撰国史之职，必然居住在京城②，而大业九年（613）正月王绩在京城王度家中。《古镜记》又说：“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可知大业九年初王绩在京城活动，很可能正担任秘书正字之职，而十年（614）已弃六合丞还，吕才说王绩“大业末”才应举，大业凡十三年，则大业末至少在大业七年以后，因此推测王绩约于大业七至九年间（611—613）赴京应举任职，以八、九年较妥，大业十年（614）即積俸夜遁了。
王绩的首次踏入仕途以引疾辞官结束。《王无功文集》有《解六合丞还》诗云：“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甕间眠。”诗中认为功名并不重要，只要像阮、陶一般醉酒度日就满足了，其实王绩内心的真实想法未必如此。从吕才的描述看来，王绩的性格桀骜不驯，尤其好饮酒，其性格中确乎含有潇洒放旷的质素。王绩首度寻仕在大业八、九年，当时因炀帝骄奢淫逸、放纵无度，隋朝已然风雨飘摇。王绩正值青年，家重儒风，并且出现王通这样积极用世的大儒兄长，专心于仕途似乎顺理成章，可当诗人身处其中时却发现四处“网罗高悬”，“逢时之不仁”，初次入世倍感失望，他决定悄然肥遁，明哲保身。
二仕与二隐。据吕《序》，王绩的二次出仕在“武德中”，有诏令征隐，于是王绩响应，以隋扬州六合丞待诏门下省。《唐大诏令》载武德五年（622）颁《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曰：“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籍左右之容，义在搜扬。……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亦听自举。”意在使贤良之士勿藏匿于草泽山林，而要为国家贡献力量，亦可点缀升平。“武德”共九年，吕《序》所说“武德中”正与此诏颁布时间相符。根据王绩《游北山赋》自注可知，其兄王通的受业弟子中有很多都身居庙堂之高，“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在朝廷颇有发言权，通过他们来举荐王绩是很有可能的。张大新等学者考证王绩这次应诏与薛收造访有关，大致不差。
王绩二次应诏前有一段插曲。王绩于隋末游河北，其时窦建德自称夏王，在武德三年（620）正月，王绩与窦之中书侍郎凌敬为旧友，绩依附凌敬数月，表明他曾身处窦建德阵营，有何行动不得而知。但从他给凌敬如何进退保身的建议来看，王绩早已洞见窦建德的结局。吕《序》载建德败后，王绩在长安又会凌敬，自然不是特意来显示自己预测时局之高超。《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武德四年（621）窦建德被李世民擒获，七月弃市。
王绩第二次仕途结束于贞观初，具体时间难以确考。吕《序》曰：“以疾罢归。”才又作《东皋子后序》云“以足疾罢归”，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也自道“风痹发动，劣劣不能自佳”，风痹是因风寒湿导致肢体麻木之类的疾病，王绩确有足疾，故此“以疾罢归”不完全是托辞。韩理洲先生以为王绩此次辞官的根本原因在于王氏兄弟与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有隙，抑而不用，故托疾归家。张大新先生认为与“玄武门之变”有关，李氏兄弟自相残杀和王绩思想相悖，诗人经过思考后决定退出时局，但事出猜测，文献无征，难足凭信。而且按张文之意，王绩第二次辞官与第三次入仕间隔极短，既已看透时局之残酷，毅然归隐，为何思想转变又如此迅速而强烈？难道只因为李世民一登基，社会状况遽然好转？由于缺乏资料佐证，目前仍以韩先生的说法较妥。
三仕与三隐。这次是王绩在仕途的最后一次挣扎。吕《序》曰：“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提到第三次的原因为“家贫”，方式仍是“赴选”。其实王绩的家境并不差，其《答冯子华处士书》说在河渚间有先人留下来的田地十五六顷，面积不小，后来又“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没有一丝穷困迹象，反而生活优容自足，可见“家贫”也仅是意欲从仕的借口而已。此次赴选苦求为太乐丞，选司认为该职非文士可担任，因为当时太乐丞是低级乐官，品秩仅“从八品下”。王绩力争此职是因为有一位善酿美酒冠绝当时的焦革在那里工作，可惜焦革数月而卒，焦妻袁氏继续送酒，岁余，袁氏亦死，王绩因无美酒可饮而挂冠。据此可以窥见王绩赴选原因——“家贫”——的假托性质，如果真的经济拮据，诗人岂会极度自由地追随美酒，任意去留。再看辞官时间，贞观中赴选，接着求为太乐丞，赴任后焦革数月亡，袁氏年余亡，前后持续大约两年时间，从此王绩敛迹河汾，再未赴仕。
注释：
①关于《古镜记》和王度事迹，可参汪辟疆《唐人小说》、孙望《王度考》。
②按，张大新、张百昂《王绩三仕三隐补辨》认为王度所说的"家"在河汾，不确。
参考文献：
[1][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孙望.当代苏州学人丛书·孙望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
作者简介：张任（1992.3—），男，汉族，湖南涟源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关键词：王绩；三仕三隐；《王无功文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9-01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下称“吕《序》”）说王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谒越国公素”，很早便已赴长安谒见豪贵公卿，被叹为“神仙童子”，可以看做他步入仕途的铺垫。
初仕与初隐。吕《序》载：“大业末，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正字。”隋制，秘书省设正字四人，“掌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刊正文字。”此职务名位不显。王绩成为秘书正字后，“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他既然在大业末主动应举并得中，却又不乐于处理此类事务而假托疾病，乞求外出任扬州六合县丞。后来觉察到隋末板荡，潜藏乱兆，于是“出受俸钱，积于县门外。托以风疾，轻舟夜遁”。据王度《古镜记》记述：“其年（按，即大业八年）冬，（王度）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至度家，弟勣（按，即“绩”）出见之。” ①依此，当时王度正任职朝廷，冬天又兼撰国史之职，必然居住在京城②，而大业九年（613）正月王绩在京城王度家中。《古镜记》又说：“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可知大业九年初王绩在京城活动，很可能正担任秘书正字之职，而十年（614）已弃六合丞还，吕才说王绩“大业末”才应举，大业凡十三年，则大业末至少在大业七年以后，因此推测王绩约于大业七至九年间（611—613）赴京应举任职，以八、九年较妥，大业十年（614）即積俸夜遁了。
王绩的首次踏入仕途以引疾辞官结束。《王无功文集》有《解六合丞还》诗云：“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甕间眠。”诗中认为功名并不重要，只要像阮、陶一般醉酒度日就满足了，其实王绩内心的真实想法未必如此。从吕才的描述看来，王绩的性格桀骜不驯，尤其好饮酒，其性格中确乎含有潇洒放旷的质素。王绩首度寻仕在大业八、九年，当时因炀帝骄奢淫逸、放纵无度，隋朝已然风雨飘摇。王绩正值青年，家重儒风，并且出现王通这样积极用世的大儒兄长，专心于仕途似乎顺理成章，可当诗人身处其中时却发现四处“网罗高悬”，“逢时之不仁”，初次入世倍感失望，他决定悄然肥遁，明哲保身。
二仕与二隐。据吕《序》，王绩的二次出仕在“武德中”，有诏令征隐，于是王绩响应，以隋扬州六合丞待诏门下省。《唐大诏令》载武德五年（622）颁《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曰：“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籍左右之容，义在搜扬。……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亦听自举。”意在使贤良之士勿藏匿于草泽山林，而要为国家贡献力量，亦可点缀升平。“武德”共九年，吕《序》所说“武德中”正与此诏颁布时间相符。根据王绩《游北山赋》自注可知，其兄王通的受业弟子中有很多都身居庙堂之高，“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在朝廷颇有发言权，通过他们来举荐王绩是很有可能的。张大新等学者考证王绩这次应诏与薛收造访有关，大致不差。
王绩二次应诏前有一段插曲。王绩于隋末游河北，其时窦建德自称夏王，在武德三年（620）正月，王绩与窦之中书侍郎凌敬为旧友，绩依附凌敬数月，表明他曾身处窦建德阵营，有何行动不得而知。但从他给凌敬如何进退保身的建议来看，王绩早已洞见窦建德的结局。吕《序》载建德败后，王绩在长安又会凌敬，自然不是特意来显示自己预测时局之高超。《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武德四年（621）窦建德被李世民擒获，七月弃市。
王绩第二次仕途结束于贞观初，具体时间难以确考。吕《序》曰：“以疾罢归。”才又作《东皋子后序》云“以足疾罢归”，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也自道“风痹发动，劣劣不能自佳”，风痹是因风寒湿导致肢体麻木之类的疾病，王绩确有足疾，故此“以疾罢归”不完全是托辞。韩理洲先生以为王绩此次辞官的根本原因在于王氏兄弟与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有隙，抑而不用，故托疾归家。张大新先生认为与“玄武门之变”有关，李氏兄弟自相残杀和王绩思想相悖，诗人经过思考后决定退出时局，但事出猜测，文献无征，难足凭信。而且按张文之意，王绩第二次辞官与第三次入仕间隔极短，既已看透时局之残酷，毅然归隐，为何思想转变又如此迅速而强烈？难道只因为李世民一登基，社会状况遽然好转？由于缺乏资料佐证，目前仍以韩先生的说法较妥。
三仕与三隐。这次是王绩在仕途的最后一次挣扎。吕《序》曰：“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提到第三次的原因为“家贫”，方式仍是“赴选”。其实王绩的家境并不差，其《答冯子华处士书》说在河渚间有先人留下来的田地十五六顷，面积不小，后来又“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没有一丝穷困迹象，反而生活优容自足，可见“家贫”也仅是意欲从仕的借口而已。此次赴选苦求为太乐丞，选司认为该职非文士可担任，因为当时太乐丞是低级乐官，品秩仅“从八品下”。王绩力争此职是因为有一位善酿美酒冠绝当时的焦革在那里工作，可惜焦革数月而卒，焦妻袁氏继续送酒，岁余，袁氏亦死，王绩因无美酒可饮而挂冠。据此可以窥见王绩赴选原因——“家贫”——的假托性质，如果真的经济拮据，诗人岂会极度自由地追随美酒，任意去留。再看辞官时间，贞观中赴选，接着求为太乐丞，赴任后焦革数月亡，袁氏年余亡，前后持续大约两年时间，从此王绩敛迹河汾，再未赴仕。
注释：
①关于《古镜记》和王度事迹，可参汪辟疆《唐人小说》、孙望《王度考》。
②按，张大新、张百昂《王绩三仕三隐补辨》认为王度所说的"家"在河汾，不确。
参考文献：
[1][唐]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孙望.当代苏州学人丛书·孙望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
作者简介：张任（1992.3—），男，汉族，湖南涟源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