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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的经济主题中，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关键词。但中国城镇化面临着欠账、赶超和制度三大问题。改革可以使城镇化回归到一个自然提升过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镇化的现实约束。
在十八大之后的未来十年经济主题中，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关键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近50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经济社会变化的一大主流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生活在城市。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执政者推动城镇化，就抓住了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主流。果真如此吗？
人口、财力制约城镇化
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比此前的预测早3-5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供转移？
我们的测算表明，中国向城市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大概只有4000-6000万。国家统计局多估了将近1亿的农民。原因是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时候，没有区分全职农业劳动力，我们估计中国兼职的农民数量大概8000万（详见2012年10月号李迅雷专栏文章）。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可能不大。
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必须要从“低端工人奉献”到“向低端工人反哺”的阶段，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城镇化人口。但中国财政收入进入长期减速阶段，土地转让金收入受制于房地产调控，政府财力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简单推算，全国有1.6亿外出农民工，如果全部市民化，按每人15万的费用计算，则需要支出24万亿元。如此大支出负担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面对城镇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城镇化的关键在市民化
然而，城镇化不继续推进，中国无疑将陷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一个8.3亿的庞大群体（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另外一个5.1亿城市群体的1/3，如果结构固化，中国显然没有希望。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服务业滞后、区域和城乡差距大，这些问题都和城镇化有关。问题的对策是低端工人需要从“生产因子”转变成“消费因子”，土地的“敛财功能”需要让位给“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中产阶级和城市“小资”逐渐形成并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农村居民受益于近年来的减税和社保措施，对社会满意度提高。唯有“夹心层”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这包括1.6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以及未来还要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如何让其在城市安居乐业，不至成为“流民”，是城镇化的重大课题。
按照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内地分别有6.7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6.7亿城市居民中，有5.1亿城市户籍人口，还有约1.6亿在城市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6.7亿农村居民中，青少儿童（34岁以下）3.1亿，中年人（35-59岁）2.5亿，老年人（60岁以上）1亿。面对人口约束，城镇化的关键是，已进城和新转移农民工及家属的市民化。
市民化意味着，未来十年内，中国需要让现有的1.6亿农民工和即将进城的1.4亿农民工及家属过上正常的城市生活。这对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
市民化不会自动实现。地域转变不足以实现市民化，过去十年里，数以亿计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但客观上恶化了经济结构，因为他们有力生产而无力消费。身份转变也面临障碍，假设10年3亿、每年3000万居民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地方政府很难配合，因为公共服务（城市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配套将遭遇瓶颈。
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是：在中小城市开放户籍准入，大城市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淡化户籍壁垒，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就业和扶持创业，解决收入问题；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红利，给予农民更多的进城资本。
从财力角度，市民化反而增加了财力约束，因为征地补偿标准提高意味部分征地收入从地方政府转移到农民。地方本来就财力紧张，如何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配套压力？
第一，增加地方政府财源，扩大征收资源税和房产税等。扩大资源税需要全面理顺资源品价格体系，因此，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是前提；第二，逐步推行财政预算阳光化，限制各级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第三，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第四，推动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建设主体和融资方式多元化；第五，将更多的国有股权划拨到社会保障领域，弥补社会保障缺口。
从物质角度，城镇化涵盖更广泛内容。当前日益紧张的资源能源环境，如何能满足未来8亿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多个超大城市群和城市带之间及其内部如何实现功能分工与协调？
从问题出发，我们将中国城镇化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类欠账问题，这和中国特殊国情或制度扭曲有关，包括，城市化人口未能过上“城市”生活，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低效高耗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分布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受限而小城市发展滞后，房地产市场不规范增加城市化成本；第二类是赶超问题，中国城市和其他国家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使城市发展更符合人居生活，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城市等发展潮流；第三类是制度问题，因为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制度改进必不可少，包括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财税体制、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改革启动城镇化红利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看，如果各种商品和要素能以市场化方式交易和流动，城镇化率上升是个自然结果。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水平，正在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直接进行需求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于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
两方面都指向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是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关键，生产潜力发挥，各要素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需求自然能增加；要素市场通过市场选择使资源集中到效率高的企业和产业，推动技术进步。
城镇化是实现要素市场化的推手。劳动方面，城镇化将给予全国居民更均等的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流动，保障劳动者权益和鼓励创业；土地方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意味着增加土地流转自由度，赋予土地使用权人更多权益；资金方面，促进民间投资意味着给予国民平等金融待遇，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价格更能反映其稀缺程度，流向更有效率生产领域；税制改革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也将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使用。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干预。
改革可以使城镇化回归到一个自然提升过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镇化的现实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局部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12月初，媒体报道发改委已向国务院上报煤电价格并轨方案。只有当类似更多改革被推出时，一个8亿城市居民、靠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巨型经济体才值得期待。
作者李迅雷为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勇为首席宏观分析师。
在十八大之后的未来十年经济主题中，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关键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近50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经济社会变化的一大主流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生活在城市。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执政者推动城镇化，就抓住了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主流。果真如此吗？
人口、财力制约城镇化
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比此前的预测早3-5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供转移？
我们的测算表明，中国向城市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大概只有4000-6000万。国家统计局多估了将近1亿的农民。原因是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时候，没有区分全职农业劳动力，我们估计中国兼职的农民数量大概8000万（详见2012年10月号李迅雷专栏文章）。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可能不大。
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必须要从“低端工人奉献”到“向低端工人反哺”的阶段，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城镇化人口。但中国财政收入进入长期减速阶段，土地转让金收入受制于房地产调控，政府财力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简单推算，全国有1.6亿外出农民工，如果全部市民化，按每人15万的费用计算，则需要支出24万亿元。如此大支出负担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面对城镇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城镇化的关键在市民化
然而，城镇化不继续推进，中国无疑将陷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一个8.3亿的庞大群体（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另外一个5.1亿城市群体的1/3，如果结构固化，中国显然没有希望。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服务业滞后、区域和城乡差距大，这些问题都和城镇化有关。问题的对策是低端工人需要从“生产因子”转变成“消费因子”，土地的“敛财功能”需要让位给“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中产阶级和城市“小资”逐渐形成并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农村居民受益于近年来的减税和社保措施，对社会满意度提高。唯有“夹心层”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这包括1.6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以及未来还要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如何让其在城市安居乐业，不至成为“流民”，是城镇化的重大课题。
按照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内地分别有6.7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6.7亿城市居民中，有5.1亿城市户籍人口，还有约1.6亿在城市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6.7亿农村居民中，青少儿童（34岁以下）3.1亿，中年人（35-59岁）2.5亿，老年人（60岁以上）1亿。面对人口约束，城镇化的关键是，已进城和新转移农民工及家属的市民化。
市民化意味着，未来十年内，中国需要让现有的1.6亿农民工和即将进城的1.4亿农民工及家属过上正常的城市生活。这对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
市民化不会自动实现。地域转变不足以实现市民化，过去十年里，数以亿计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但客观上恶化了经济结构，因为他们有力生产而无力消费。身份转变也面临障碍，假设10年3亿、每年3000万居民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地方政府很难配合，因为公共服务（城市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配套将遭遇瓶颈。
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是：在中小城市开放户籍准入，大城市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淡化户籍壁垒，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就业和扶持创业，解决收入问题；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红利，给予农民更多的进城资本。
从财力角度，市民化反而增加了财力约束，因为征地补偿标准提高意味部分征地收入从地方政府转移到农民。地方本来就财力紧张，如何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配套压力？
第一，增加地方政府财源，扩大征收资源税和房产税等。扩大资源税需要全面理顺资源品价格体系，因此，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是前提；第二，逐步推行财政预算阳光化，限制各级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第三，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第四，推动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建设主体和融资方式多元化；第五，将更多的国有股权划拨到社会保障领域，弥补社会保障缺口。
从物质角度，城镇化涵盖更广泛内容。当前日益紧张的资源能源环境，如何能满足未来8亿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多个超大城市群和城市带之间及其内部如何实现功能分工与协调？
从问题出发，我们将中国城镇化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类欠账问题，这和中国特殊国情或制度扭曲有关，包括，城市化人口未能过上“城市”生活，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低效高耗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分布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受限而小城市发展滞后，房地产市场不规范增加城市化成本；第二类是赶超问题，中国城市和其他国家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使城市发展更符合人居生活，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城市等发展潮流；第三类是制度问题，因为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制度改进必不可少，包括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财税体制、市政建设投融资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改革启动城镇化红利
从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看，如果各种商品和要素能以市场化方式交易和流动，城镇化率上升是个自然结果。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水平，正在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直接进行需求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于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
两方面都指向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是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关键，生产潜力发挥，各要素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需求自然能增加；要素市场通过市场选择使资源集中到效率高的企业和产业，推动技术进步。
城镇化是实现要素市场化的推手。劳动方面，城镇化将给予全国居民更均等的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流动，保障劳动者权益和鼓励创业；土地方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意味着增加土地流转自由度，赋予土地使用权人更多权益；资金方面，促进民间投资意味着给予国民平等金融待遇，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价格更能反映其稀缺程度，流向更有效率生产领域；税制改革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也将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使用。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干预。
改革可以使城镇化回归到一个自然提升过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镇化的现实约束。值得注意的是，局部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12月初，媒体报道发改委已向国务院上报煤电价格并轨方案。只有当类似更多改革被推出时，一个8亿城市居民、靠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巨型经济体才值得期待。
作者李迅雷为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勇为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