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政治智慧，可为新时代中国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中，甚为人们称颂不已的就是尧舜禹等上古圣王的中庸之道。
　　关于他们高明的政治智慧，在古代典籍中常有记载，如《荀子·非相》讲“尧舜参牟”，《淮南子·修务训》称“禹耳参漏”等。其意是说，尧舜有三只眼睛，而禹有三只耳朵。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天方夜谭。其实，这只是古人对他们政治智慧的一种形象说法，并非说他们有着异于常人的身体。其真正意思是，尧舜在处理政事时，他们能观察到事物矛盾对立的两面，并能从中得出超越对立情形的中间结论，就好像他们另有一只慧眼能够透过正反两面看到事物的本质。古人认为圣人必有异象，于是便将圣人拥有慧眼的政治智慧，用“三牟”的形象表现出来。所以，说尧舜有三只眼睛，实际上只有两只，第三者是虚的，是存在于两眼之间而并非实在的第三只眼，是两眼相参而成的所谓的慧眼。“禹耳参漏”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政治智慧。就是说禹用两耳在听取事情的正反情形时，能够得出与两种情形不同的超越二者的结论，就好像禹在用第三只耳朵聆听天外之音。实际上禹只有两只耳朵，第三只是虚的，存在于这两只耳朵之中，是两耳相参而成的所谓的“参漏”。尧舜禹正是因为拥有能够得到天视、天听的慧眼、聪耳，所以后人在传述他们的功德时，便使用了这种生动而传神的说法。
　　尧舜禹的这种辩证智慧被后世儒家奉为治国原则，并传承不辍。据儒家经典记载，尧舜禹禅位时谆谆以告的就是这一政治智慧。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将天下托付给舜时，把“执中”的智慧也传授给他。舜为政很好地遵循了尧的教导，孔子称赞他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亦以此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历代儒家所一直推崇的中庸之道。自此以后，“执中”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圣圣相承的道统：
　　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可以说，儒家的中庸智慧才是我国政治传统的真正内核。
　　中庸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的传世道统，不仅因为它是儒家关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等方面的道德学说，更是因为它蕴含着一种重要的处世原则或方法论，即关于对立的同一性的一种看法，关涉着如何恰当地由内圣而至外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古代圣人从其仁心出发恰当处理政事，这样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是道，所以，中庸就是将仁心用恰当的方法实践出来的道，它既是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是二者的结合。可见，对中庸的运用，重点应是如何在仁的指导下实现对事情的恰当把握，即怎么“执中”。这正是如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讲述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只是为上古圣王在数千年前便已领悟并运用于社会政治之中。所以，中庸之道是中国数千年前为古人所发现并传承的一种矛盾观，也正是由于这一辩证规律的存在赋予了中庸之道以长久的生命力。尧舜禹运用中庸的政治智慧创造了美好的盛世，所以这种“执中”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大智慧。不过，要想真正达到上古三位圣王的境界并不容易，需要在不断提高道德境界的同时认真运用于实践中。
　　孔子称赞中庸为至德，是人们很难达到的一种境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原因就在于对立之中的难以把握，即矛盾如何由对立而统一。所以，在内圣外王的实践中，把握中庸之道的要义就是“执两用中”。由于这个中并不抛头露面，出场的反而是偏而不中有待扬弃的两端，所以捉住这两端，便能映现出一个中来，便有中可用。如待人接物应该不卑不亢，这卑和亢，是偏而不中的两端，但在放弃它之前还得抓住它，因为需要它来定位那个不卑不亢的中间之所在，这就叫“执两用中”。圣人在道德修养方面就是如此强调中庸。如《尚书·皋陶谟》上有所谓“九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所谓“宽而栗”，就是绵里藏针。宽宏是一端，栗或严酷是对立的另端。宽宏大量固为美德，但易疏于防范，需得有严酷来补偿，才不致宽大无边，从而组合成一种中的状态。“柔而立”等，亦应作如是观。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在鲁莽与怯懦之间是勇敢，在羞涩与无耻之间有谦逊，在贪婪与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放纵与冷漠之间是节制，等等，这些美德正是表现为中庸的形式。圣人在修身过程中达到中庸，就能善于识人用人，并扬其长而避其短。“用人之知（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这是说智、仁、勇虽为儒家的三达德，却也并非尽善尽美，仍不免内涵诈、贪、怒的隐患，发挥极致必将走向反面，必须予以节制，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折衷。
　　在执政中，圣人深知认识容易形成偏弊，故而强调对事情的判断要避免过与不及，像尧舜禹做的那样，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
　　欲恶、始终、近远、博浅、古今，各成对立的双方，各有自己的过与不及，因而都能形成蔽塞。此方之所不及，正是彼方之所过；此方之所过，正是彼方之所不及。若能不偏不倚，不陷入任何一方，便能无过不及，适得其中，而得真知。圣人不仅时刻谨守着中庸之道，还注意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摄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认为，只要适时合义，柔从并不是怯懦，刚强并不是骄暴。它们都没有违背中庸之道，相反，这样的能柔能刚，正是中庸的要求和形式。所以，圣人行为有时会出现看似前后矛盾的地方，其实正合中庸之旨，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这种处世态度被孟子称为“圣之时者也”。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仁智兼备才是圣人，就是说圣人不仅有着一颗仁爱之心，同时还有着推行仁爱之心的智慧。合而言之，就是儒家圣圣相传的中庸之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不过，这一中庸之道平常却是深深地隐藏在事物表象之下，并不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把握。只有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住相关知识的前提下，才能知晓事物处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先秦时期，古人便已形成宇宙充满矛盾对立的世界观，“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世界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矛盾系统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于是，古人从这样的世界观出发，提出一系列的关于中庸的思想，如《逸周书·武顺》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至于如何做到中庸即由两而参，《中庸》一书曾阐述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简言之，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中庸之道，唯有在至诚的道德指导下帮助天地恰适地养育万物，各尽其性，和谐自然，就可以与天地并列，成为达到中庸至德的圣人。
　　总之，中国自古相传的治国智慧蕴含着中庸之道，是后世儒家传承不辍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中庸之道的核心要义就是“执两用中”，使世界处在矛盾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社会形势不断发生重大变化，要正确认识和面对这些新矛盾新挑战，就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通过借鉴古代治国理政的中庸智慧，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大力提高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执政能力，转危为机，推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