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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文写作中，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散文本身，而是生活本身。构成我生活的有三个原始支点，一是林场，二是部队，三是工厂。尽管自工厂之后还经历了许多次生活变迁，但是前三者是构成我最基本也最有力量的生活及人格基石，它们就像人生底座的金三角，赋予我最底层，最原始的生命色泽。
上佛垟林场的生活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小时候随父母在林场生活、成长，一直到参军离开林场为止。林场的高强度劳作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它一直居于我记忆的最高处。其实上佛垟林场于我而言，书写它是一个必然，也是作为一个个体通过书写对一个时代下林场的呈现。在任何一个大时代下，个体的存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书写个体必会书写到那个时代对个体的裹挟与影响。哪怕在远离城市、远离文化的大山里的林场，照样被时代所紧紧地裹挟着。林场于大山而言，又相对是一个地域的弱副中心，它比周边的公社机关更具传奇色彩，公社机关人员基本都是由当地人组成，人员中最远的也就来自本县城里，但上佛垟林场则不一样，因为它的人员构成比之周边的几个公社机关要复杂得多。这里有温州知青，有外县调入的干部、职工，有省内分配来的林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还有后期县里来的知青，还有退伍军人，而林场的农民工也来自周边的多个公社。所以，上佛垟林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单位。在林场里，还有许多种方言，温州话，罗阳话，闽南话，蛮讲话。这大不同的语言也加强了林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正因为林场这种人员组成的特殊性，因此它在周边的村庄与周边的几个公社中有着很高的关注度。这样背景下的林场，同样受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影响。首先是文化读物的稀缺，除了父亲的几本像样点的文学书籍之外，几无读物，我记得很清楚，阅览室只有可怜的几本书籍，当我把这些都读完后，后来甚至连《群众演唱》《小演唱》《群众文艺》《东海民兵》等都找来读。而知青人群则给了我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们手抄的、油印的，电影歌曲，外国歌曲，包括地下歌曲，比如流传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还有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人际方式;还有那种叛逆的个性，不羁的言行，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个性表达，等等，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他们而言，我既是游离于这个群体的，但又不自觉地暗中融入了这个群体，也慢慢地获得了互相认同，虽然年龄差异大，但是不妨碍相互间的深度交往。于生活而言，上佛垟林场是一个强劲的生活处所，它多变的气候，险峻的山崖，茂密的树林，人际的交缠，大强度的劳动，直至身体的伤害，等等，这一切对我的人生、性格、人格、人际方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群体中的悲观、乐观、包括暗黑人格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
这种影响，远远超越读物，超越学校教育，超越后来的一次次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我永远清晰地记得一次赶车回老家的过程。全家凌晨两点起床，洗漱，吃完饭三点，然后手电筒照着曲折的山路摸黑行走赶往五十里外的彭溪车站搭乘早上十点唯一一班开往温州的班车。由于带着行李走崎岖山路的体力消耗，当到达彭溪车站时，我已经精疲力尽。
可以说林场既是塑造我的第一生活现场，又是始终在我意识中占据着重要成分的重要思想情感所在。
这些，也都自然而然地对我的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的散文写作中，我一直认为生活始终雄踞于文字上方，低处的生活有着文字不可企及的力量，而且散文写作中的自我须有自省能力，即这个我是真实的，不是虚拟的，也不是或夸大或缩小的。生活赋予个人的，在当时的生活现场中，有些是乐于回忆的，而有些则是不堪回首的，但于后来的写作，它们都是一种可贵的给予。哪怕当时的坏，都是一种给自己以反思的力量，及审视的動因。
1977年，我离开上佛垟林场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尽管我千百次地想回去看看如今的上佛垟林场还有没有当初的影子。但是这个念头并不很强烈。如今交通相对便利，去上佛垟林场从泗溪廊桥往上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去看过。我检视自己的内心，不坚决回去看旧地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个不被更改的完整的旧地记忆，这是一个潜意识，一旦去了，找不到旧地的影子，可能记忆因此会有所更改。这对林场记忆的更改是我不愿意的。因此，当我写林场时，我是特别在乎人与事的记忆，也特别把真实的自我放入其中，予以审视。我一直所写的这个我，是居于低处的，真实的，坦诚的。
同时，在散文写作中，我也在竭力避免两种写作状况：一是在有些散文写作中有轻视叙事的倾向，在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又过于拘泥散文的叙事功能，但总体而言，还是要回到叙事上来，叙事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必须注意的是，必须仍然保持叙事的克制，在散文写作中，必须保持叙事的有限真实性，以及叙事的真诚态度，不做强大故事的构造者，就是避免过于小说化叙事以及对事件虚构的冲动，给自己设定叙事的界限，避免刻意经营那种过于强大的虚构叙事（即为了叙事效果而强加给事件的虚构情节。当然，这是对于以真实人物与事件为题材的主流散文写作而言，如果是以虚构为前提的，比如寓言式散文写作，则又另当别论）。在正常的散文叙事中，过于强大的刻意经营的叙事也是与事物本质相背离的。这也是散文书写的所遵循的有限真实逻辑。所谓有限真实，即事件一旦进入记忆，又是经过写书呈现，那么它就已经进入了一定范畴内的功利取舍，也就与它的原始真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写作者不能因为无法还原原始真实，就放弃真实原则，放胆虚构。我的立场，尽管散文无法还原原始真实，但是，写作者要有写作真诚，应在其写作中完成有限的真实，而不是为了完成写作而去虚构。
迄今为止，我写上佛垟林场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于我而言，已经够多了，因为我不想轻易地去写，去讲故事，而是每一篇都是一次慎重的记忆着陆。包括刚写的这一篇《走在前面的人仿佛消失在去往远方的山路上》，这次的记忆着陆，比上几次更加谨慎，因为它的容量也相对大了一些，也较好地完成了一次有限真实的书写。
上佛垟林场的生活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小时候随父母在林场生活、成长，一直到参军离开林场为止。林场的高强度劳作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它一直居于我记忆的最高处。其实上佛垟林场于我而言，书写它是一个必然，也是作为一个个体通过书写对一个时代下林场的呈现。在任何一个大时代下，个体的存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书写个体必会书写到那个时代对个体的裹挟与影响。哪怕在远离城市、远离文化的大山里的林场，照样被时代所紧紧地裹挟着。林场于大山而言，又相对是一个地域的弱副中心，它比周边的公社机关更具传奇色彩，公社机关人员基本都是由当地人组成，人员中最远的也就来自本县城里，但上佛垟林场则不一样，因为它的人员构成比之周边的几个公社机关要复杂得多。这里有温州知青，有外县调入的干部、职工，有省内分配来的林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还有后期县里来的知青，还有退伍军人，而林场的农民工也来自周边的多个公社。所以，上佛垟林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单位。在林场里，还有许多种方言，温州话，罗阳话，闽南话，蛮讲话。这大不同的语言也加强了林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正因为林场这种人员组成的特殊性，因此它在周边的村庄与周边的几个公社中有着很高的关注度。这样背景下的林场，同样受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影响。首先是文化读物的稀缺，除了父亲的几本像样点的文学书籍之外，几无读物，我记得很清楚，阅览室只有可怜的几本书籍，当我把这些都读完后，后来甚至连《群众演唱》《小演唱》《群众文艺》《东海民兵》等都找来读。而知青人群则给了我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们手抄的、油印的，电影歌曲，外国歌曲，包括地下歌曲，比如流传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还有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人际方式;还有那种叛逆的个性，不羁的言行，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个性表达，等等，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他们而言，我既是游离于这个群体的，但又不自觉地暗中融入了这个群体，也慢慢地获得了互相认同，虽然年龄差异大，但是不妨碍相互间的深度交往。于生活而言，上佛垟林场是一个强劲的生活处所，它多变的气候，险峻的山崖，茂密的树林，人际的交缠，大强度的劳动，直至身体的伤害，等等，这一切对我的人生、性格、人格、人际方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群体中的悲观、乐观、包括暗黑人格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
这种影响，远远超越读物，超越学校教育，超越后来的一次次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我永远清晰地记得一次赶车回老家的过程。全家凌晨两点起床，洗漱，吃完饭三点，然后手电筒照着曲折的山路摸黑行走赶往五十里外的彭溪车站搭乘早上十点唯一一班开往温州的班车。由于带着行李走崎岖山路的体力消耗，当到达彭溪车站时，我已经精疲力尽。
可以说林场既是塑造我的第一生活现场，又是始终在我意识中占据着重要成分的重要思想情感所在。
这些，也都自然而然地对我的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的散文写作中，我一直认为生活始终雄踞于文字上方，低处的生活有着文字不可企及的力量，而且散文写作中的自我须有自省能力，即这个我是真实的，不是虚拟的，也不是或夸大或缩小的。生活赋予个人的，在当时的生活现场中，有些是乐于回忆的，而有些则是不堪回首的，但于后来的写作，它们都是一种可贵的给予。哪怕当时的坏，都是一种给自己以反思的力量，及审视的動因。
1977年，我离开上佛垟林场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尽管我千百次地想回去看看如今的上佛垟林场还有没有当初的影子。但是这个念头并不很强烈。如今交通相对便利，去上佛垟林场从泗溪廊桥往上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去看过。我检视自己的内心，不坚决回去看旧地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个不被更改的完整的旧地记忆，这是一个潜意识，一旦去了，找不到旧地的影子，可能记忆因此会有所更改。这对林场记忆的更改是我不愿意的。因此，当我写林场时，我是特别在乎人与事的记忆，也特别把真实的自我放入其中，予以审视。我一直所写的这个我，是居于低处的，真实的，坦诚的。
同时，在散文写作中，我也在竭力避免两种写作状况：一是在有些散文写作中有轻视叙事的倾向，在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又过于拘泥散文的叙事功能，但总体而言，还是要回到叙事上来，叙事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必须注意的是，必须仍然保持叙事的克制，在散文写作中，必须保持叙事的有限真实性，以及叙事的真诚态度，不做强大故事的构造者，就是避免过于小说化叙事以及对事件虚构的冲动，给自己设定叙事的界限，避免刻意经营那种过于强大的虚构叙事（即为了叙事效果而强加给事件的虚构情节。当然，这是对于以真实人物与事件为题材的主流散文写作而言，如果是以虚构为前提的，比如寓言式散文写作，则又另当别论）。在正常的散文叙事中，过于强大的刻意经营的叙事也是与事物本质相背离的。这也是散文书写的所遵循的有限真实逻辑。所谓有限真实，即事件一旦进入记忆，又是经过写书呈现，那么它就已经进入了一定范畴内的功利取舍，也就与它的原始真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写作者不能因为无法还原原始真实，就放弃真实原则，放胆虚构。我的立场，尽管散文无法还原原始真实，但是，写作者要有写作真诚，应在其写作中完成有限的真实，而不是为了完成写作而去虚构。
迄今为止，我写上佛垟林场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于我而言，已经够多了，因为我不想轻易地去写，去讲故事，而是每一篇都是一次慎重的记忆着陆。包括刚写的这一篇《走在前面的人仿佛消失在去往远方的山路上》，这次的记忆着陆，比上几次更加谨慎，因为它的容量也相对大了一些，也较好地完成了一次有限真实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