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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
主持人：南帆
南帆：上午我们开了一个非常热烈又隆重的颁奖仪式，下午我们有一场很开放的会议讨论，讨论的题目是“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关键词一个是“文学”，一个是“中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锐”吧， 跟这三个关键词有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讨论。我上半场先为大家服务，我管开头。接下来就是贺绍俊老师管后半场。上半场和后半场的时间界限划定在哪里，由我来定。原先我的意思是，上半场是2：30到3：30，接下来都贺绍俊老师管。（众笑）
贺绍俊：下半场太长了吧。（众笑）
南帆：贺老师终于意识到，太长一点点。（众笑）
程德培：中間还有茶歇咧。
南帆：那我们就开始。我就先点一个人发言。刚德培老师说，我特别像领导。那我就行使领导权力，让他先发言。其实这有一个道理。昨天有谁发现说，我们这个会上，姓程的特别多。你好歹代表姓程的，先发一个言。
程德培：我不能第一个发言。我经常犯错误，第一个发言肯定要出事情的。
贺绍俊：不……就需要犯错误。（众笑）
程德培：很少参加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很激动，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众笑）不应该发言。为什么呢，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研究文学是一种体能活儿，现在体能不行了，所以讲不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么，就是最近被吴亮搞了一下，吴亮又写了一个长篇，又要叫我写评论。哎呀，《收获》么，稿费也高了一点儿。这个不能说的哦。（众笑）吴亮这次写的和他上一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头沉浸在吴亮这种人家看不懂的东西里，自己拔不出来。所以，好了。
南帆：永新你先说吧。
程永新：因为关键词里面有“新锐”，那我就讲讲新锐。这些年中国内地，其实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文学杂志、文学刊物对推新人这件事情是很积极的，我看包括像《青年作家》、《青年文学》等好多刊物，大家都在推新人。因为那么多刊物那么热衷于做这件事情，它一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要做这个事情而降低了水准，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和大家交流。
我觉得“新锐”这个词，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文本、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考虑年龄的，我们是不会去想这个人年龄有多大。因为年轻，我们就可以包容它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弱点。但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我想到前些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彼岸》，当初我在评华语奖的时候，郭爽那时候还在《南方都市报》，程光炜老师给我推荐了於梨华的这部长篇。因为评这个奖，我回去读了她这个长篇，写得非常棒。於梨华年轻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她《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她写一帮台湾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无根的一种状况，一种生活无所依傍、信念无所依靠的感受，但是那么多年以后去看《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觉得有一些不满足，但是於梨华先生在高龄、那么大的年龄，她写出来的这部《彼岸》却让我看得非常震撼。后来我们破例了，一般说，出版社出过的书我们不会再发表，但是我们破例把《彼岸》在我们的长篇专号上重新发表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写作的人应该看一看这部书。它的主题当然也离不开原先的那个，它写的是一个老人跟三代人的关系，这个里面有华人在国外的生活状况，有母女、祖孙三代的这么一种关系：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母亲发生的那种冲突、理念的不同，最后这个老太太是住进了养老院，后来是自杀了。她吃了安眠药自杀了，其实在养老院里面还有其他老头追她呵什么的，但是她就是生活没有依托、无处安身，让她感到一种孤独、一种孤寂，所以她小说最后说：我从金门大桥那个地方来的，希望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也撒在金门大桥的大门下面。
就是说她年轻时候写的书我们读过，过了多少年以后，又有一些不满足，但是她到了那么一个年龄阶段，我们并没有因为她的年龄而在阅读她作品的时候产生某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有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作家，比如说我们不满意的时候会想，哎呀，他年龄大了么，写得不那么好也可以原谅，但是看看像於梨华先生这样的写作让人特别尊重，所以，美国的批评家说，她是这些年华语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我说来说去，想说的一个意思是，其实年龄不是阅读的先决条件，我们面对作品、文本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年龄的。所以我觉得，“新锐”作家得了一个奖，或者某一篇作品被认可，这仅仅是这部作品;写下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又是重新出发，又有一个新的起点。像这次获奖的赵挺，我在宁波多次讲，他的《南方，慢速公路》，包括这一篇《上海动物园》，风格有一些相似性。所以我说，赵挺你如果还是这么写的话，下一篇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你这篇成功了，或者被认可了，不代表你的写作获得全面的成功，我觉得对下一部来说、对写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好吧，我就表达这个意思。
南帆：永新讲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众鼓掌）不是为我鼓掌，是为他鼓掌吧？（众笑）非常赞同的第一点是，文学当然有很多附加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艺术的表达。年龄标准可以退而求其次。永新刚才讲的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年轻人很重要，老年人也不能说：我年龄大了写得差一点，你们就原谅我吧。在艺术里面，年龄不重要。所以我想“新锐”这个词非常好。但是，光有“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锐”，有“新”没有“锐”是没有用的。
刚才“二程”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编辑家，都说过了。我们现在请一位作家说一下，我们请张楚先生。
张楚：请各位老先生先说。
程永新：反正迟早要说的。
张楚：真不知道说啥好。钟老师、钟老师……
（推让）
陈东捷：上半场就这么过去了……（众笑）
程德培：张楚你来说。
张楚：祝贺三位新锐作家。其实读他们的小说还是挺有感触的，他们基本上都是“90后”。我发现这批年轻的作者，他们的写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教育的背景非常好，基本上都是名校毕业，受过专业文学训练，或者是美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训练，不像我们“70后”这代人，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像斯继东和我，都是学财务会计的，阿乙是学刑侦的……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都是自己摸索着在写;这批“90后”既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又读过大量的经典书籍。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图书馆里乱看，看看文学杂志，然后再看看经典，而“90后”一代阅读更系统、更精密，对小说的本质可能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我的阅读感受是，他们的语言优雅整洁，非常规范的书面语，对微观世界的观察和书写得心应手，我感觉他们更愿意写日常的、波澜不惊的精神生活，社会属性不太明显。生活中肯定会有暗流涌动，有社会属性下的自我苏醒和自我拯救，我感觉他们在表现未知的、不可探测的暗流的时候有所缺憾。但我觉得他们已经写得很不错了，比我们强。祝福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我就先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南帆：话筒往右传一下？
张楚：右？（众笑）
南帆：三位作家。
马小淘：我本来觉得，有这么多人来参加，逃得掉的。像我们这么高风亮节的人，一定要让给其他同志发言。楚哥说他是学会计的，我是学播音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别人讽刺我们这个专业叫“肉喇叭”，都是别人给一个稿、我们念就行了。按照这个思路，我应该有个现成的发言稿，我负责字正腔圆，不需要自己动脑子。
石一枫：“肉喇叭”这个外号的灵感，是来自于“肉蒲团”吗？（众笑）
马小淘：你这么着急发言，要不你先说吧。（众笑）我真的以为可以逃掉，就没怎么想。因为我除了写作，也是编辑，我就说一点有感而发的。前两天我忘了谁给我发微信问我平时都干吗，我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校对，校完对一点多了，偷着痛骂五分钟作者，反正也没人听见，我就睡觉了。刚才楚哥说年轻人都写得特别好，语言特别流畅，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排除一部分工作是编辑做的。（众笑）就是你得把他那个语病……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符合史实、常识的东西都给他处理干净。我以前编过一个中篇，那里面就写1985年第一次去国外、第一次吃西餐，此前没吃过西餐，只吃过肯德基、麦当劳，但是肯德基是1987年进的中国，麦当劳是1990年，所以他1985年不可能在国内吃过肯德基、麦当劳。这个小说本身写得很好，但是里边和现实出入的地方也不少。编辑当然有义务为作家把关，但我更希望大家写作的时候，以后这种随手一写的细节自己查一查，不然挺累死编辑的。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家的，即使是无关痛痒的细节，其实也需要作家自己完成，总是甩锅编辑，会养成坏习惯。能力什么样是一回事，态度真是一眼可见。比如我每次校对刘庆邦老师的作品，都是通篇看下来错一个逗号这种，挑不出毛病，每次都肃然起敬，真是看到老作家的尊严。我觉得无论是“新锐”还是老作家吧，都应该更严谨，更自己照顾自己。在我看，其实“新锐”不“新锐”不重要，都是从事写作的人，可能个体不会想那么宏大的问题，比如中国文学什么的，大家都是做好自己，让自己满意，其实就挺好的。就说这些吧。
石一枫：那边说吧？
南帆：你早晨发言，我们都看出来了，你意犹未尽。（众笑）你再说一下，我们再让评论家来说。
石一枫：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年轻，怎么好意思说人家是“新锐”。但要说“新锐”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吧，确实有一感觉，我们看小说，为什么不去看那些技术过硬、操练纯熟的老师傅，一定要看一个“新锐”的作品？原因恐怕也就那么几条：第一，老师傅看不到的东西，年轻人能看到，老师傅观察不到的生活他们能观察到;第二，老师傅想不到的写法他们能想到;第三就是，老师傅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我觉得，新锐新锐，“新”在哪儿，“锐”在哪儿，无非是这三方面。当然从这三方面来看，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可能做得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首先，我们好像的确没有找到“老师傅不会这么写，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写”的写法。当年吴玄、朱文、王朔是“新锐”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找到这种写法，但我们这代人，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差点儿。另外，老师傅不敢说的话，我们更不敢说。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真是比老师傅还不要脸。（众笑）无非就是第三点，老师傅未见得看得到的生活，我们貌似能够看到一点、卖弄一番，然后借着整个中国社会“媚少”的情绪，变成一个所谓的新鲜点，无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新锐新锐，还是得既“新”又“锐”。除了你是个新人、你在写新作品以外，锐气那方面可能还是得有。包括程老师刚才说於梨华老师的作品，於老师的作品我确实没看过，但我看我们出版社出的也是老先生的东西，比如说宗璞，他们在很大岁数之后写的东西，恰恰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写的。老说“衰年变法”、“衰年变法”，会不会文学这个东西，只有到了衰年才能变法？多么可悲呵。但年轻人可能还是得有自觉意识，越是年轻作家，我想越应该有自觉意识。不能因为各个杂志都在推“青年专号”、各个杂志都有青年奖……当然我们今天这三位还是了不起，像赵挺、郭爽、苏辛，确实是青年作家里的佼佼者。但我们应该看到整体这一代，即使是佼佼者，比起前辈，还是有差距，自己应该有高标准、严要求。大概这点感想。
南帆：跟石一枫学了一个词，叫“媚少”。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尽管我们都属于老师傅一辈，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能够说，超越老师傅，有一股雄心壮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新锐。我觉得非常好。作家刚刚都不约而同表示了谦虚，我们让评论家里的新锐来说一说。德海，你说一点吧。你一说高兴了，可能德培又会重新发言。
黄德海：看了一下《西湖》推出的历届“新锐”名单，包括这一次参与评奖的六人的名单，觉得评委们非常有眼光。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很多作家，以石一枫为界加减十年的人，基本上都进入过入围名单或获得过“新锐文学奖”。得奖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持续地保持被关注是另一个事儿。2013到2014赛季，利物浦险些获得英超冠军，最后得了第二名。一个资深的利物浦球迷非常开心，问他没有得冠军开心什么，他说经过了很多年，利物浦终于近于争冠的行列，并且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非常值得開心。我听了之后，非常受启发，一个球队进入成熟时期，未必每个赛季都是冠军，只要是你在争冠行列，一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敏锐度，才是重要的，因为一直在往前走。写作大概也是这样，经过很多年的写作，当年突出的人，过了很多年，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水准，就非常值得关注。《西湖》的“新锐奖”已经表明，它当年鼓励的年轻人，大多还吸引着关注，保持在争冠行列里，因此值得期待它的下一个获奖名单。
南帆：德海的意思是，大家得了个新锐奖，接下来歇口气，等一会，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下面请黄咏梅说一下。我们两边交叉发言吧。
黄咏梅：我也觉得永新老师说的，我很认同。年龄之外，其实我更看重作品里边的“新”和“锐”，不是年龄的“新”。这几年我也很关注青年作家，也很爱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座的今天获奖的这三位的作品我也挺喜欢的。石一枫刚刚说到的，我们没敢说的他们敢说，其实我是觉得他们这一代的“90后”或者是更往前一点的，跟我们的写作确实是不太一样，起码跟我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我感觉他们在作品里会更勇敢地表达自我，那种内心原生态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我们“70后”写到现在这个年龄了，技术上日益熟练，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油滑”，这些“油滑”肯定会影响表达的坦诚，有很多时候可能用某些技巧呵什么的来“装”一下，我感觉他们的作品里面“装”的成分比较少的。我前几天在德海的《思南文学选刊》看到我们浙江作家卢德坤的《逛超市学》，我还在朋友圈里面发了。它里面写的状态跟我二十来岁的某一段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点“丧”，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把这个状态写出来，也不记得是因为不敢还是不想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表达这方面是不太有拘束的，这一点我个人很喜欢。 联想到这个论坛的主题，前两年，德海在我们浙江文学院举办的青年论坛上，他也是对我们的青年作家放了一个炮，抨击了一下。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80后”其实也不年轻了。有人统计过，余华、苏童他们写出代表作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七岁左右。实际上二十七岁左右的青年作家能写得很成熟的，在当下也并不是太多，可能我们看到这个也有点着急，作为老一点的作家，可能很着急想看到出现有二十六七岁那样的余华、苏童类的代表作，看到《活着》、《妻妾成群》等高质量的这样一些作品，但是迄今还是没有。我在浙江文学院的主要工作是“新荷”青年作家培养，面对新青年的写作状态，我们自己也很着急，的确像德海说的：我们年轻作家也不要撒娇，就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还年轻，说实在确实已经不年轻了。当然现在我讲这个话也是没资格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写出像余华、苏童、格非当年代表作的那个分量的作品。回到这个主题，我觉得吴玄的《西湖》“新锐”这个栏目和这个奖项，那么多年坚持做下来，是很重要的，起码来说把青年作家能带上一个平台，据说很多文学期刊的编辑要找年轻作者，都会跑到这个栏目里来找。至于“新锐”们将来会写成多好、写出什么高度，就是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或者说不断的努力吧。我就说这些，谢谢。
南帆：作为主持人，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开会才半个小时多一点点，但是好像大家都非常言简意赅，都说得非常短。已经有一半的人发言了。等会儿我主持完，下半场贺老师要从头到尾重来一遍。（众笑）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一点，更开放一点。尽管早晨吴玄把气氛搞得非常足，大家都很开心，好像《西湖》立刻要把《收获》给压倒了，下午我看大家都非常清醒，也没被“新锐”这个词给迷惑住。我觉得黄咏梅说得特别好，我现在是“新锐”，不等于我明天就是大牌作家了。真的非常清醒。接下来我们请文珍说一下。
文珍：为什么话筒突然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轨迹……其实我坐在这里特别感慨，昨天吃饭的时候，东君说，我们已经被称为“老锐”了。因为第一届获奖的徐则臣今天不在，我和他是第二届，其实真的已经算是在座的所有新锐作者里面（资历）最老的。我也是编辑，但不是杂志的编辑，在出版社工作，得奖那年是2009年，正好是《西湖》创刊五十周年。今年是六十周年，刚好十年。十年怎么说呢，对一个人来说怎么都会有一些感慨。“新锐文学奖”可能是我第一次获奖——除了在北大获过一个“王默人小说奖”，那也是首届。很有趣。说回那年获西湖“新锐奖”，对我个人来说是我第一个出校园外被肯定的文学奖，这些年我陆陆续续也获了一些奖，我觉得文学奖的意义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可能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第一个开始吃力的弯道得到的第一瓶水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在完全还没人知道自己的时候得到的鼓励。之后的各个奖项同样都是路上的补给。《西湖》“新锐奖”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到现在还不断有受益的奖项。也许因为经常受邀参加这个论坛，差不多从我那届开始，六届“新锐文学奖”都很荣幸地见证了，从最初的嘉宾，慢慢变成了这两届的评委。有点像读研第一年是硕士;第二年新生入学时面试，我就成了面试记录员;其实这是一个让自己可以不断回到最初出发的原点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面对写作的时候，无论是年轻的作家还是年老的作家，写作可能都永远需要回到原点、周而复始，成为一个永远的新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西湖·新锐奖”特别大的意义。“新锐”不是说随随便便发现一些新的面孔、一些新的名字，而是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写一本书是为了对抗已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可能为了抒发一点点理想，或者找寻一点点新的意义，打倒陈词滥调，不重复前人的发现、继续玩已经玩过的技巧。总归是不断地要求新，进步，而绝非为了获奖本身，包括诺贝尔奖也不是终点。这里插一句，其实我觉得很早就获得非常多荣誉的人还蛮不幸的，其实可能很多可能性都被扼杀了，他非常早地就定型，非常早地就成熟，非常早地就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么我觉得像“西湖·新锐奖”这样的奖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鼓励，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起点，它不断地办下去，交出一份非常靠谱的名单，其中最显著也最好的，就是所有这些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没有变成文学的失踪者，虽然上升和运行的轨迹各有不同，但都在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我们看得到的场域活跃着，那么这样其实慢慢地会形成一个星系，不断发出时而暗淡时而明亮的光芒。而这些新鲜的名字，也在不断刺激我们这些“老锐”不断重新回到起点，不断审视自己，勉励自己。謝谢。
南帆：我平常工作关系，还有机会跟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有一点接触，比如说和工科的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对“创新”的焦虑不像作家那么强烈。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规范操作，规范性很强。人文知识分子里面可能文学家或者作家对创新的要求特别高。这种创新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身边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另一个是表述方式要跟前人不一样。有时，我有新的发现，但没找到新的写法，形式上感到不满意。我觉得这一点是作家、文学家非常特殊的地方。文珍刚才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文珍说不知道发言的轨迹是什么样的，我可以暴露一点秘密：我的眼睛不好，上半场看得比较清楚，后半场我基本看不清楚人的脸和名字，所以就不会点到那边。所以后半场留给贺老师。我们请东捷，东捷说一下。
陈东捷：今天中午，我提了一路沉甸甸的一兜子书，吴玄做的什么东西呢？打开一看，确实做得很漂亮，虽然没有书号。（众笑）一般这么厚的书，出差肯定不拿回去，这套书我还真要拿回去，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十五年，它每期都有一个“新锐”，我觉得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当年《十月》，我作为年轻编辑，1999年开始做“小说新干线”栏目，我跟顾建平两个，后来其他的编辑加入，正好也做了二十年了。现在想来，我们每年六期，也不是每期都有的。过去做这件事很兴奋，因为发现新鲜的写作经验，或者一个相对陌生的面孔，突然进入了你的视野。讲“新锐”，我觉得“新锐”并不是业余作者，基本上还是进入大家视野内的、创作的新力量。关键是成为“新锐”以后怎么办。当然大部分都发展得很好，包括前些年梳理了一下我们“小说新干线”栏目，有很多作者后来写得不错，都成长得很好，但是还有个别人销声匿迹了。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当了“新锐”以后，不能拒绝成长。刚才永新他们都讲，就是成名以后，可能作品发表或者有时候得个小奖，都不是太大问题了，之后就可能重复自己，找一些相对轻省的办法去写作。反正写出来以后，《收获》发不了、还有其他地方发，或者《西湖》发不了、还有其他地方发，总是能发表的。还经常被邀请参加活动，或者获个奖呵，这些东西好像消磨了斗志，“新锐”的姿态很快就会消失了，写作有时候不会那么纯粹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成为“新锐”以后，成名成家或者获大奖的冲动，这种焦虑有时候有些强烈。我记得当年《白鹿原》获奖以后，突然间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长篇，包括很多年轻的作者，都在写百年的地域史、几十年的家族史，我有时简直是看得恶心、看得头疼，那段时间。这一类的稿子太多了，经常都看不出个性化的表达，基本上一个时间的勾勒，里边也没有什么血肉，没有太多生动的东西，我觉得和一个潦草的编年史很相近。有时候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出现以后，很快地就会出现许多类似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么写，我觉得，可能和这种成名成家的冲动有关系的。因为他这么写成功了嘛，大家好评如潮。但是“新锐”一般来讲，肯定他是不停地在探索、在实验，哪怕是试错，我觉着也很好。包括老作家，很多老作家靠惯性写作，但是也有一些保持很好的姿态的，你看我们今年第1期发的阿来的长篇《云中记》，就非常好。前阵子我在深圳碰到邓一光的时候，邓一光说，阿来真是一个好作家，60岁他还在成长，一直在成长。他把自己正在写的一个长篇给中断以后，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是与他过去的叙述大相径庭的方式创作一部小说，写得很成功。包括前些天去开田中禾的研讨会，田中禾后来我们知道他主要写长篇，但这次会上大家发现他过去写的笔记小说，写得也是很精到的。有时候这些老作家我们也可以重新发现。不管是“新锐”还是成名作家，保持相对纯粹的写作姿态，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南帆：我觉得一个作家做的事情是不断地抛开前面的成功，包括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功。东捷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包括评论家——读到大量家族式的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制的模型。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接下来请李师东。说完之后，我们就上半场告一段落，就是下半场了。
李师东：好像还有七分钟。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四小名旦”，那个时候呢，是《萌芽》、《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我是1985年到《青年文学》，那时候一听说“四小名旦”，很自豪，结果这一次呢，参加我们《西湖》的这么一个六十年的庆典和颁奖，又看到我们的群里面再一次出现了“四小名旦”的说法，这次变了：《作家》、《山花》、《青年文学》、《西湖》。这下子我感到很自豪了，从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吧，《青年文学》还一直在“四小名旦”里面。可惜我老了。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1985年到《青年文学》，那时也就是22岁。见到的作者都比我年长，像韩少功呵、像张炜呵，都比我年长。当时就老想着我周边的一些同龄人在干吗，就很自然、很本能地关心我们的同龄人，他们谁在写，写得怎么样。永新是我师兄呵，他说年龄不是特別重要，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对《收获》来说它不一定很重要，但是对于《青年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否则就不叫“青年文学”了。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到我们编辑部，说他诗写得多么好，还获过好多奖，比方说上海市的市歌就是他写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上海市有市歌。（众笑）
程永新：没有。
李师东：那个人就赖在编辑部里不走，缠着我们一个年轻编辑，我们年轻编辑手足无措。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过去看是个什么人，在编辑部这么长时间不走。看了一会儿，端详了一下，我说您高寿呵？他说我五十多了。哎呀我说对不起，《青年文学》只能发45岁以下的，您超过年龄了。他就一愣，他说那还有发我这个年龄的吗？我说有啊，往东走有《人民文学》，往南走有《当代》。（众笑）所以这个人就走了。所以我们《青年文学》本身有一个基本定位，就是永远面对更年轻的作者、更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否则就不叫《青年文学》。所以《西湖》“新锐出发的地方”这么一个定位，“新锐”本身，本质上还是一个年龄的词。包括《收获》、《人民文学》，包括我们《十月》，大家都发了大量的青年作家作品。这是绕不开的。我们叫《青年文学》，永新师兄他们的刊物叫《收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管耕耘，他们只管收获。（众笑）所以我们是牢牢地盯住更为年轻的作家。
前段时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编了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花了很大的功夫。整个书效果不错，包括我们的发行也发行得非常好。读梁老师的这个长篇，120多万字，后来成书时候是115万字。我看到梁老师的长篇以后，我就非常感慨，从文字上讲的话，绝对是没有当年写《今夜有暴风雪》的那么种弹性、那么种鲜活，加上他后来写了大量的生活随笔，和人生的一些闲话的文字，但我看完恍恍惚惚的，那个书我大概是看了三遍到四遍，我就发现梁老师跟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他尽管语言没有那种弹性、没有那么一种毛茸茸的感觉了，但是他确实阅人无数，他对各个阶层的人命运的走向、对他们命运的把握，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确实力透纸背。我想，我们有过来人写给当下看的;同时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话，我们现在的青年作家们更应该自觉地追求一种差异性，因为社会发展了，才会有代际的差异。社会要是很停滞的话，现在年轻的作家们，二十多岁，写出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的那种感受的话，反过来说，是社会没有进步了，所以应该自觉地追求一种差异性。我们这里好几位都是从事文学刊物或者出版方面的编辑，我在《青年文学》的时候，有时候从早晨到晚上，看一天稿子，看不到一篇像样的，一整天特别失落;偶尔从那里面看到，它有缺陷，但是它有异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一天真是没白过。当年比方说看迟子建的小说，看刘醒龙写民办教师的，看麦家写钻牛角尖的那种、破译密码的……它就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自觉追求这种差异性。我们不夸大年龄本身的差异，但是这里写作上的自觉应该更明确一些。“新锐”是一个好词，我觉得从“新锐”走向“精锐”，可能是我们一个青年作者，他不断成长、不断成功的必由之路。我就说这些。
南帆：师东刚才说，看了一天的稿子，能发现一篇就非常高兴，我想编辑都有这种感受。反过来，如果我们是写作者，我们要知道淘汰率有多高。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法国社会学家统计出来的，很有意思，我想它可能是针对欧洲文学。它说大概一年过后，当年的文学中95%的文学全部消失;二十年后，剩下5%里面还剩下1%，那些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大约就是这种淘汰率。这都是算发表的，没发表的在师东的编辑部里已经被淘汰掉。想一想很可怕。文学能流传下来的概率，大约跟上街买彩票也差不了太多了。今天在座的各位都算买着彩票了。当然还要想一想，怎么能够横渡二十年留下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不过，二十年后的事我们可以暂时按下不表。我们现在要管的，就是下一刻，先去茶歇。茶歇多长时间，吴玄说了算。接下来是贺老师的事了。上半场结束。
程德培：诶，这个领导蛮好的。（众笑）
下半场
主持人：贺绍俊
贺绍俊：下半场让我来主持，这个很为难，因为上半场是一个金牌主持人，他一下就潇洒地走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我就勉为其难吧。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我觉得，的确，上半场发言很精彩，围绕吴玄的话题，我想明确一下你这个话题，是叫“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吧。他这个话题其实透露他的野心：是《西湖》的“新锐”，但其实《西湖》的“新锐”它又是把整个全国的“新锐”都揽到它《西湖》的麾下。上午还有人有错觉，以为你评的“新锐文学奖”都是在《西湖》上发的小说才能够评“新锐”奖，后来才知道其实你是整个面对全国的“新锐”，都被你管理了。
吴玄：说得对。（众笑）
贺绍俊：是很有野心的，我觉得这个野心非常好。《西湖》“新锐”代表着中国当下文学的新一代，他们可能要主掌当下文学的未来，而且刚刚上半场围绕着“新锐”、什么叫作“新锐”、“新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很多人都谈得非常精彩，我相信下半场肯定会更加精彩。 那么下半场从哪里开始呢？既然“新锐”是从《西湖》这儿出发的，是不是先请《西湖》边上的一些专家来发言。浙江工业大学的张欣老师。他又是今天这个活动的主办者。
张欣：不好意思，我对当代年轻的“新锐”作者太陌生了，我今天是奔着院长的期望来的，也愿意洗耳恭听各位的高见。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围绕1987年第6期《收获》杂志实验小说的讨论，那些作者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应该算是当时的新锐作家吧。不过这些年对新一茬的年轻作者真的关注不够，所以我也真想了解，这次研讨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上午我听吴玄先生介绍《西湖》，感觉这么多年我在杭州，竟未对《西湖》杂志有所留意，更不知道《西湖》有这样一颗放眼全国的构建文学史的雄心，实在惭愧！所以我只能说今天有这么一个契机，是我接近《西湖》杂志、《西湖》作者、《西湖》“新锐”的好机会，谢谢贺先生点名，我还是先听听其他老师的发言吧。
贺绍俊：项静你拿着话筒，你来说。
张欣：对对对，项静讲。
贺绍俊：我知道项静你对“新锐”是很有研究的。
项静：张欣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帮着拿一下话筒，结果需要自己发言。上半场听各位老师讲的高见，很多想法跟我差不多，我也没有更深入的意见。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听到很多类似的意见，大家都在批评“媚少”现象，批评对青年作家过度的扶持，听得太多了之后我觉得对这个声音也要稍微反省一下。因为发出批评这样声音的人可能跟去推他们的人是一拨人，然后我们又召开一个会，在抱怨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在抱怨给谁听，抱怨给上帝听是吗？我们同一拨人干同一拨事儿，然后又自我批评自我解释，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对这个现象我除了诧异和自责，无话可说。当然以年龄去讨论文学，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共和国发展了七十年了，《西湖》都六十年了，我们不应该再拿年龄说事情，这当然是文学批评界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批评界，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没有一种新的文学思路，或者一种新的修辞方式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也没有发掘到一个新的问题，让大家奉献自己的热情，所以我们始终揪着一个年龄的问题说来说去，但其实都是车轱辘话，没有太大的意义。
黄咏梅刚才说“70后”现在在写作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都不用特别焦虑这些问题，无论是“衰年变法”还是英雄出少年，我觉得时代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总会给你一个好的机遇，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个东西一定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一定是跟你自己的学习态度和自我修养，和你对世界的一种认识的深度感有关系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写作方式，无论别人怎么看，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西湖》“新锐”的发掘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因为有一个杂志一直持续不断地做这件事情;做一两年的话只是一个尝试，但是持续不断地一直去做，这当然会成为一个标杆。就像革命一样的，你在革命的第一天是非常爽的，但是就要考虑革命后的一個问题。革命的第二天你要干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你的“新锐”作家发掘出来之后都送给了《人民文学》和《收获》。我还是希望吴玄老师这么有想法、又有文学思考的主编，还有《西湖》杂志这么多有想法的编辑，应该要确立自己的一个文学标准，因为发掘“新锐”，它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跟一些成熟的杂志之间有一个距离，它又不是像《萌芽》杂志这样直接面对青少年、直接面对青春的一个杂志。最后是一个广告，黄德海刚才托付我说，一定要说一下《思南文学选刊》，因为《西湖》三位获奖作者，我们杂志都选了。作为选刊类的杂志，我们想确立自己文学标杆的地方当然也有，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承载性的杂志，把各种不同文学观念的写作者都能够表现出来，呈现出当代文学写作的丰富的样态。为《思南文学选刊》打个广告，我的发言也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贺绍俊：项静强调了年龄的问题。今天发言好几个都谈到了年龄的问题。我个人接触“新锐”这两个字时首先并没想到它是跟年龄有关系的。不是说越年轻的就是越新的，这可能和他进入到文学圈的迟早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在为写作做准备，但是很晚才进到文学圈。我相信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在看稿子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有新意的作品会感到欣喜，这种欣喜不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作者的年龄，而是因为作品带来了新意。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新”也好还是“锐”也好，这两个字首要的还不是指向年龄。比方我在辽宁，辽宁最近在推所谓的“铁西三剑客”。这三个人都是“80后”，但是他们进入文坛的时间的先后，差异很大。双雪涛比较早地进入到文坛;郑执实际上十几岁就开始写作，但是他一直是在文学圈以外，后来又去做电影了;班宇这两年突然好像是爆发出来。但是你仔细去考察他的这样一个文学创作经历的话，会发现，他这两年的爆发跟他以前做准备是很有关系的。他一直是在豆瓣做编辑，也做一些小小的评论。其实，他的阅读，他对文学的接触，这一切都给他作了很好的铺垫。所以当他真正自己进入到小说创作的时候，一下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的确，我觉得，当我们谈“新锐”的时候，绝对首要的不是谈到年龄的问题，不是说今天我们谈“新锐”就已经是谈到“00后”了，也可能突然有一天冒出来一个“新锐”他是“70后”。所以这一点我感触也是很深的，我也特别呼应一下项静。
刚刚张欣老师非常谦虚，但是我上午听了你们学校的校长那一番充满文采的致辞，我发现浙江工业大学也是像吴玄一样十分有野心的，肯定你们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我想，下面请浙江工业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张院长，张晓玥，你来发个言。
张晓玥：谢谢贺老师。我在高校从事文学教育工作，我们学校也经常组织开各种研讨会，但是我自己很少参加这样一个纯文学的研讨会。当然，我讲的这个“纯文学”，是指几乎完全由一线的创作者、批评家组成的会议。高校研讨会总是有严谨的流程，发言的次序、题目都有固定的安排，到这里不一样，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的海洋，其实好像压力更大，大家都像击鼓传花一样，生怕鼓点子敲到自己这里。我们上午的会议前期筹备的时候，有同事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西湖》是什么级别的杂志？其实这个问题上午吴玄会上已经说了，大家一般理解成为市级的，但是我告诉我的同事，西湖是世界遗产，所以它肯定是世界级的杂志。（众笑）第二，她问我这个“新锐文学奖”是什么级别的奖项？我说你没有讲全，这个奖是“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所以肯定是国家级奖项。我这样回答这两个问题，所以同事们很热情，办了上午这样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和纪念大会。（众笑）关于《西湖》新锐文学，我也聊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在座的评论家很多是我们很尊敬的师长，有些作家也是很好的朋友，我想，“新锐”，其实正如上半场很多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或者代际性的概念，诸如“90后”、“70后”等等。其实，我们“70后”也真的不年轻了。从时间性的角度去观察“新锐”，就必须意识到，“新锐文学奖”已经七届了，走过了十四年的历程。如果找一个“新锐”的近义词，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锋”。先锋和新锐，具有某种接近性，但 “新锐”跟“先锋”不太一样，因为“先锋”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以及一个文学状态的评判，其实已经逐渐被我们固化掉了，被理性化和概念化了，但“新锐”可能更加贴近于我们的感觉和感性。从词本身的角度说，“锐”这个字在汉语词里面其实是表达触觉体验的。因此，当“新锐”和文学结合，我期待更有体温、更具有敏锐的感性的文学状态，期待对既有的文学成规的勇敢的突破。不管是作为“新新锐”的今天这三位获奖者，还是过去的所谓“老新锐”，其实都是过去式了。在时间性的存在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流逝的。前面南帆老师说的百分之一的淘汰、再百分之多少的淘汰……时间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态，现在是在现在了，过去的当然过去了，将来还没有来。现在呢，现在其实随时在过去。“新锐”永远可能是一种状态、一种期待，但它又随时是成为过去时的。在文学的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断地淘洗，不断地在淘洗中生成和积淀出经典，被淘洗的肯定更多。我们上午拿到厚厚的四卷本、十五年的年选，这正是《西湖》阶段性的历史留存。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西湖》“新锐十五年”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再出发的遗产是什么。《西湖》“新锐十五年”可以有、也应该有一个总结。这些是我们做文学教育或者文学研究需要做的事情。最后，我祝愿永远在路上的“新锐”越走越远。谢谢大家！ 贺绍俊：那就希望你们和《西湖》的合作一直继续下去，越走越远。下面，我觉得老刊物的老编辑应该有话说。仁发，你说说吧。
宗仁发：贺老一下子就把《作家》和我划到“新锐”外面了，其实我们也是新锐的啊。当年敬泽兄命名《作家》是“先锋文学的重镇”呢（众笑），玩笑呵。我是觉得吴玄长久以来一直是谋划一件大事儿，《西湖》创刊六十周年庆典和新锐第七届颁奖，今天这个场面，让我们看到了吴玄的深谋远虑。可以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谋划一件事儿，就是把《西湖》的“新锐”和当下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我从同行的角度、编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过去以为吴玄是一个除了自己写作不会做什么事情的人，感觉他一天到晚就是会玩的，其实在迷惑我们、是假象，我们完全被他迷惑了、都上当了，做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今天才发现、才感觉到，这么长时间都以为跟他在一起就是玩就行了、胡吹乱侃就行了，以为在一起聊聊天就行了，实际上他一直在布局，在下这盘大棋。
刚才晓玥说要总结经验，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琢磨。一个就是说，《西湖》这样一个杂志，在以前和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这本杂志我们可能会忽略它，不自觉地忽略它，我们眼睛都看着《收获》、看着《十月》，看着已经很有影响力的这些刊物，可能认为《西湖》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刊物，没有把它当作在中国文学格局中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刊物。那么，今天你不这样看是不行的，你必须重新认识《西湖》，是在吴玄手上完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转换。
就是说推举新人也好、扶持青年作家也好，这件事儿大家都在做。《收获》有青年作家专号，《十月》有“小说新干线”，各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做法，但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和想法，然后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西湖》还是最成功的。我们在《西湖》这本杂志里看到的作者群，可能以前我们对这些名字几乎都是陌生的，这个陌生的比例会非常高;在我们另外一些杂志上，看到熟悉的和陌生的比例，可能是四六开，或者三七开，或者是二八开，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作者会更多、不熟悉的相对少，而《西湖》不是，整个《西湖》作者群你可能几乎都是从《西湖》以后才熟悉的。等于它就是我们的“国家二队”，或者说是青年作家的大本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件事儿吴玄肯定是做成了。同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原来以为青年作家这一块自己做得还可以，实际上我们已经被吴玄甩在后面了。原来以为我们那么做就已经是够了的，实际上是远远不够。吴玄这个定位：新锐作家出发的地方，这个定位也是定得非常牢，而且坚持下来了，毫不动摇。包括栏目设置等完全都围绕这个东西，包括颁奖……一系列的东西都在这儿支撑了这个核心。在我们当下文学格局中，如果想了解青年文学写作整体状况的话，肯定都要关注《西湖》这本杂志。
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青年作家成长的问题。前一段看到张定浩一篇文章，对几位东北青年作家有所批评，说文学界是不是对他们太宽容了，觉得是不是存在拔苗助长的这么一种倾向。前面半场，包括刚才项静也都谈到这个话题，这是个挺复杂的话题，到底以一个什么尺度、标准对待好呢？这个说起来挺容易，做起来是挺难的。有时有人质疑为什么有些名家的烂稿子也发出来，老话说是发一流作家的三流稿子。作家名气挺大，但是某篇稿子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发了;青年作家没有名气，可能比名家的稿子好得多，可能我们就没有发。还有个作品修不修改的问题，名家的稿子可能有问题，但我们是好不容易拿到的，总会担心，如果要求修改，可能这个稿子就流失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编辑和作者的交流大多是非常深入的。比如《人民文学》的王朝垠，当年给韩少功写的修改作品的意见，都有三四千字，赶上一个短篇小说了。记得九几年，在沈阳，我和莫言有一天说起来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莫言说现在杂志都没有要求修改稿子的，我说现在谁拿到一篇莫言的稿子，跟你说修改，你要是不再给这个杂志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说，青年作者是多鼓励，还是多苛求他，哪个对他好？这个我也说不明白。有一年我们发了上海的海力洪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发完以后，有些人看到后就说这小说不好，你们《作家》怎么还发了。我是觉得，一个青年作者可能他在写作的某个时期遇到困难的时候，写了一篇并不成功的作品，你如果给他发出来，会不会对他克服困难有帮助呢？我是这么想试验一下。当然可能我这个试验不太成功，后来海力洪也不怎么写东西了。当年他也是“广西三剑客”之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坚持写下来。我们是多鼓励一个青年作家，对他有些不太完美的作品多接纳一下好呢，还是我们苛刻一点好呢，现在我是挺犹疑，到底怎么处理是恰当的，或者说是合适的呢？
贺绍俊：仁发真的是老主编、老编辑，说得很精彩。的确，“新锐”是跟年龄没关系。我说仁发是老编辑，其实这位老编辑也是充满着“新锐”精神的老编辑，包括《作家》，其实《作家》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先锋性的刊物，《作家》为什么到今天在当代文坛仍然这么有影响，跟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先锋性是有关系的。所以《作家》其实也是在帮我们回答《西湖》“新锐”的问题，一个杂志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方针，才能够站住脚，他第一个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仁发编辑的经历太丰富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你编辑的实际经验出发，它其实也是很好地在回答项静刚才提到的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迫切地需要有年轻的“新锐”出现，出现了“新锐”我们会欢呼;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满，又在指责“新锐”不到位，这样那样的不行。项静说我们实际上在制造一个自相矛盾的话题，的确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刚才仁发是从他编辑的角度出发，谈到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创新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又对现状不满。“新锐”出来了，我们会惊喜，但是感觉到他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怎么样来弥补这样一个欠缺，我觉得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要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么下面，这两位又是作家，又是编辑，我觉得你们肯定在这方面会很有体会的。林那北，你接著谈。 林那北：我觉得宗仁发老师可以像程永新一样，程老师不是写了一本《一个人的文学史》吗，你可以写《还有一个人的文学史》，总之也写一本书。（众笑）整个中国文坛从80年代、90年代过来，高潮、起落，宗老师都经历过的，等于一个人见证近几十年整个中国文学的潮起潮落、鱼来虾去的现状。你写出来可以为这段历史存档，挺有价值的。
一个下午大家说得最多的词是“新锐”，听得我百感交集的，交集到我刚才都睡了一觉（众笑），困得不行呵。确实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前些年我们刚冒出来还比较“新”的时候，头顶是乌压压的一片德高望重、创作实力强大、名气又如日中天的前辈作家，他们那时候正处于创作高峰期，作品铺天盖地，把所有刊物的版面毫不客气地占领了。以前刊物对名气是很看重的，这无可厚非。眨眼间，我们还不及“锐”起来，又迅速就老了，新的一代已经汹涌起来了。所以我不知道60年代的作家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感慨，以前我们的成长确实挣扎得很辛苦，四下环顾，非常无助无奈，没有一股对文学坚韧偏执的热爱，是很难坚守下去的。那时哪有像《西湖》这样的杂志，如此慷慨地给年轻写作者提供这么多这么好的机会啊？完全没有，轮不到你的，不可能的，发表作品其实都很困难，经过很长一段跋涉之后，很多人还没有“锐”起来，就已经在沙滩上倒下去了，被后浪拍死的。
其实文学的“新”和“锐”跟年龄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人能够终生保持一种锐气，保持对世界的新鲜感、好奇心以及自我的更新能力。我前一段看了陈冲一个采访，好像是许知远对她的采访，突然就想到关于人的成长问题。有些人很早就关闭自己，年纪轻轻就停止成长，也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老迈了，从思维到想法、做法都已经暮气沉沉;有些人可能就像陈冲那种，每时每刻都在成长，她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对世界有关注、有更开阔繁复的视野，一直植物般生机盎然。我觉得这种女性终生可能都是很新、很锐的，到80岁时候，仍然是充满朝气、思想非常有活力的。所以我想说，生命的成长期肯定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我们应该选择后者，至少可以努力，让自己“新”得长、“锐”得久。
我们杂志也学着吴玄，开了一个小栏目，也叫“新锐出发”。选刊以前很少选未成名作家的小说，后来觉得应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们差不多每期都会选一些年轻的作者。这些年轻的小说家，他们在题材上有一些独特性，因为他们这一代的成长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没什么书可读，能偷偷摸摸拿到一个手抄本就算幸运。我们的知识储备先天不足，是在营养极其匮乏状态下成长起来的，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一代成长都是泡在书堆中间长大的，所有父母只要孩子肯读书，掏多少钱购买都是愿意的。所以你们是在精神营养非常丰富中成长的，广泛的阅读肯定在语言方面会有所造就，语感可能就跟我们不一样，挺好的。我觉得看一些年轻小说家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种非常生动的语感和表现方式，会呈现一种很特别的文本，但是确实也感觉到他们对生活的积累还有所欠缺。我们昨天在工大“面对面”的时候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对世界的掌控与吸收能力的问题。如果你敏感度不足，活得太钝，触角笨拙，满脑子的平庸与世俗，那无论什么年纪，都不会有新鲜生动和独到的发现与见解，就如同老农，可能种了一辈子的稻田，你叫他写出一段关于怎么耕种的文字，是不可能的。这里还牵涉到表达的问题，很多时候经验是一回事，用语言呈现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在表述的过程中，经验的积累是需要在时间中慢慢熬出来的。我刚才坐在这里，侧面看南帆头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头顶不平整，有一撮竖得特别高。他头发都是我剃的，有十几年都没有上过理发店了。是我手艺不好吗，不是的，他头发某个区域就是特别肥沃，那里的头发总是长得格外勤快。这就如同一块农田，某些局部肥料特别充足，头发跟植物似地就长得格外凶猛，所以就会出现参差不一的情况。这种小细节，想象力未必能够抵达，只有老理发匠才会发现。其实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生活的积累、生活的阅历、生活的经验也是水到才能渠成的，往往得熬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成气象。小说家就应该是人精，无所不知，十项全能。一个生活的高手，写起小说来，那种游刃有余、上天入地的潇洒劲一定会从字里行间溢出来。那种枝繁叶茂、枝叶饱满的小说，非一日之功。年轻小说家有很多优点，但也不时有硬伤。我前些日子看一篇小说，是一个男作家、一个年轻作家写的，小说里有个情节，说一个女孩在镇医院堕胎，这个胎儿才两个月，就知道是个男婴，这怎么可能？
贺绍俊：这是男作家，他不懂。
林那北：所以我开玩笑说，生孩子的事情，让我们女人来吧。（众笑）因为你这是在乱写，中国大陆所有地方禁止检查两个月之内胎儿的性别，据说香港可以，靠耳朵上取一滴血查DNA。类似这种情况，我们看稿的时候，在年轻小说家的作品中會发现多一点。写作者对文字还是应该有敬畏之心，如果信手瞎写，对自己对文学对读者，都缺乏起码的尊重，这类人跟“新锐”二字沾不上边，就不说了。
我刚才睡得很迷糊。因为确实好困，这里太好睡了，暖风吹得游人醉，这个地方适合做一做梦，不适合说话。我觉得钟求是比较适应这种气候，可以多说一点。（众笑）
贺绍俊：下面钟求是接着说。我先补充几句。林那北到底是个作家，她很会发现细节，其实对于“新锐”来说也是要善于发现细节，在里面发现哪怕是一个细节，但是带来新的东西，我觉得就很可贵。另外，林那北你也太谦虚了，你也曾经“新锐”过。
林那北：“过”。“过”，我听到这个字。
贺绍俊：当然“新锐”不可能一直是“新锐”。“新锐”得了《西湖》的奖以后，就是“老锐”了。
林那北：能补吗？
贺绍俊：至今我还会记得你的《寻找妻子苦菜花》。你塑造的苦菜花这个形象，后来我一直没见过。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她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就足够她“新锐”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就说，你是“新锐”。下面，钟求是，你也是一个大刊的主编呵。 钟求是：我看到下午的议程表，就问《西湖》的编辑，下午座谈是什么主题。编辑告诉了我，又说下午嘉宾很多的，你想发言就发言，不发言没关系的。呵，我心中暗喜，心想可以躲过去。结果大家下午的发言都比较急速，时间就多出来了，那我也说几句。作为同城的文学杂志，我们《江南》首先要向《西湖》的六十岁生日表示热烈的祝贺！其实呀，上午吴玄在会上提出发展目标之后，我就感到自己有些茫然。吴玄说《西湖》要办成“大《收获》”、“好《十月》”。浙江有了“大《收获》”、“好《十月》”，那我不知道《江南》的努力方向在哪里了，所以心就乱了。（众笑）而且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西湖》是六十年，《江南》才四十年，从年龄上说，排序起来我们变成了一个小兄弟。当然在一个城市里头，我们两个杂志相处得挺好，各有所长，都在努力发展。但是放在全国层面看，又有点尴尬。什么尴尬呢？就是因为有《收获》、《十月》这样刊物的存在，我们这种刊物实际上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作家最好的稿子，首先不会想到我们这种杂志，包括我们《江南》，包括《西湖》。所以这确实需要一个定位来推动杂志的发展。吴玄在若干年之前定了这个位，作为中国“新锐作家出发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好的、非常恰当的。
中国这么些年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从“70后”、“80后”，到“90后”，再过几年马上就“00后”了。刚才北北说，我们“60后”的人可能都成为“老老作家”了。刚才咏梅过来的时候叫我“老作家”，我说不是老作家，是“老老作家”了。作为“老老作家”，看到一批一批的新锐名字在中国文坛上出现，感到很欣喜;每一年或者两三年都会有一批新的名字出来，譬如前些天出來一个“铁西三剑客”，这个名号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心想怎么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反正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名字出来，让我们睁大眼晴去注意。但是我们做编辑的，一方面要夸人，关注这些新人和作品，同时也会做一些批评。所以我接着刚才北北的话，说这个话题。我们平时看稿子，实际上不太注意作者年龄的。稿子投过来、编辑送上来，我作为主编最后看，看完了以后，我们开编前会定稿。经过一段日子，我们才会归纳出其中的分类：这一批是青年作家写的，这一批是中年作家或者老作家写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80后”，特别是“90后”作家的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刚才大家也都说了“媚少”这个词，而且一批评论家在上海开了这个话题的研讨会。研讨会内容我没细看，但是“媚少”这个说法我心里是认同的。尽管我们杂志也推出青年作家的专辑，平时也经常发青年作家的作品，但是时间一长，归纳起来确实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点，我觉得“80后”、“90后”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学基本功还比较差，连文字叙述这一关都没有过。听起来名头已经不小了，但是一看文字怎么会这样呀，叙述能力怎么会这么弱。有时我们的编辑会说，哎呀，这个作家怎么红起来的，怎么好像莫名其妙就红起来了。一看文字确实名不副实，最基本的能力其实是没有过关的。当然我说的是部分青年作家哟。
第二点，就是年轻作家“同质化”这个现象慢慢显示出来了。过去我们说“同质化”指的是年纪更大一些的作家。年轻的作家因为想法比较趋前，反映的题材也就比较新鲜、有新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这种新意慢慢也会趋同。我想了一下，这可能跟眼下的生活“同样化”有关系。在过去，消息比较封闭，各自有各自生活的经验。现在的生活经验太趋同了，每个人都待在手机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大事小事，大家基本上都是掌握的，而且知道的信息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些年轻的作家，寻找的题材或者反映的那些点，慢慢也有一种趋同的感觉。
第三点，年轻的作家们容易缺少情怀。当然，我这句话也不一定很对哦。我有一个感觉，我们“60后”的作家，或者“70后”的一些作家多少还会残留一些“情怀”，那种所谓的大一点的情怀。现在80年代出生或者“90后”的作家，这方面就显得少一些。当然不都这样，其中有些作家一定也会去追求。但是从普遍来说，年轻作家这方面就缺少一些，他们看问题、写作品可能更“功利”一些。当然这种“功利”可以打上引号，有属于自己的合理性。但我总觉得，缺少大的情怀，会妨碍这一代作家大的发展。
我刚才讲的三点存在的问题，只是简单的归纳。其实青年作家有自己的问题，中年作家和老作家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正如刚才大家所说，所谓的“新锐”主要在于一种精神。作家的内心不能停下来，这很重要。你内心感到自己累了，要停下来了，那锐气可能就丢掉了。只要还保持着往前走的精神、往前走的欲望，那么这种“新锐”的气神儿就会一直都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愿意带着锐气和“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一起往前走。
贺绍俊：我觉得钟求是讲得非常好，他谈的问题也很尖锐，讲到一个情怀问题。其实这个情怀问题，上半场石一枫也谈到的，他说今天的“新锐”其实缺乏锐气，他们跟老作家相比，实际上不能说出老作家不敢说的话，也不能写出老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如何面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的问题。假如像钟求是说的，说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种情怀的话，倒不见得就是他个人的问题;可能在当时的文学生态下，就会培植出作家的一种情怀。今天我个人感觉我们的文学生态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的话题讨论是越来越深入。刚才几位又是编辑、又是作家发言，那么我想，下面是不是再换一个角色，我想还是请浙江的批评家，浙江大学的翟业军老师，你来说说吧。
翟业军：谢谢贺老师，也感谢诸位远方的朋友，祝贺今天获奖的几位作家。今天讲几点意见，可能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希望大家谅解。
首先讲第一点，就是“50后”一直到“80后”、“90后”，这样相隔几十岁的人，他们其实处于同一个文学代际。就像我们想象唐代的诗人、想象宋代的词人，他谁大多少、谁小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呀。你大个二十岁、小个二十岁，又怎么着了，是吧。我“60后”作家我就自卑了，你“90后”你就牛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处于同样的代际，我们以自己这样一个肉身、以属于自己这样的特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必须作出我们的答复。如果说，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面对着同样的难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新锐”们做得并不算太好，起码我觉得辨识度不是很高。具体怎么不好我不多说。其实在上一届鲁迅文学奖五年前评出来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逐一地批评了那十位获奖的小说家。文章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给徐则臣，我说要包涵，他当然会包涵，但是他是否包涵我不太清楚。现在的鲁奖获得者基本上是以“70后”为主，还没有“新”到像他们几位获奖者的程度，但我觉得“70后”以后的这几个代际的作家创作真的是有一定问题的，成就不算太高，辨识度不算太高。 第二，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文学场太热了，就像我们现在会场的温度一样，会让林老师昏昏欲睡呵。太热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管是做小说写作的、文学创作的，还是做批评的，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布朗肖喜欢说的话，在座可能有朋友会喜欢布朗肖，“沉默”，是吧。布朗肖和福柯的那样一种友谊，一种“沉默”，一种形同陌路的友谊，这可能才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友谊。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太热的文学场里面，我们可能会产生某种蛮畸形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唤着批评能够“见血”、能够更加犀利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怎么可能犀利起来呢？
第三点，我在前年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文学动起来》。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强调一个“静”字。苏东坡很有名的话说：“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无事此静坐”，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就强调一个安静。我不详细地说，诸位都是大家，都很了解。但是落实到我们当下，起码是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动”的世界。而我们作家面对这样一个极度的“动”、一个乃至于350码的复兴号的速度，其实是跟不上的，我们审美有严重的问题，是滞后的。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很多年轻的或者“70后”以后的作家，我不好批评，都坐在这儿，不敢说。没坐这儿的，我敢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温州参加了张翎和陈河的研讨会，我当张翎的面批评《劳燕》，我觉得《劳燕》写得非常不好。那是一个抗战时期的美国海军在温州训练中国战士投身抗战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是非常有趣、迷人的东西。可惜的是，它完全被虚化、被抽象化了。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没有具体的东西，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真相、看不到复杂性的。复杂性从来不是从抽象性得来的，而是从具体性、历史性得来的。《劳燕》其实讲了一个一女三男的故事。而一女三男的故事，它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惊喜，没有任何让我觉得震惊的。那个女人有三个名字，或者叫三个绰号，分别叫阿燕、斯塔拉和温德。阿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家常的女人，我们每一个中国男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阿燕”或者自己的“小芳”。“温德”就是风，非常爽朗也非常劲爆的情妇、情人。而“斯塔拉”是“星星”，是提灯女神。我们每一个男人都需要这样的提灯女神，我们男人太龌龊了么，需要提灯女神在前面引领着我们。也就是说，它那样一个有趣的，一定会带来很多复杂性、具体性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来还是这样一个普通性。而这样的普通性我们都太熟悉了，它动不起来。我在温州的时候还讲到，他们连沈从文，他们连几十年前、1949年前的作家都不如。沈从文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多震悚呵，它起码会挑战我，会让我觉得：哦，小说可以这样写！竟然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种美丽！这种美丽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会觉得，你被震到了。就像汪曾祺的《小孃孃》写到小孃孃和侄子在做爱，天上一个又一个蓝色的闪电在闪过。惊天地泣鬼神，就这样的美学会让我感到震动。而我看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看你们的小说，我感受不到这样的震动，这是讲的第三点。就是没有动起来，还是让我很安静，越来越安静，然后昏昏欲睡，我睡着了。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贺绍俊：翟业军谈得很好。很直率，我们就是要很有针对性、很尖锐地谈出观点，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下面我们请张屏瑾教授。
张屏瑾：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论坛，祝贺三位获奖者，这次获奖的三篇小说我都是非常仔细地读了，有的是以前读的，觉得各有特点，仅从入围和获奖的这些青年写作来看，现在的青年写作并没有太趋同，而是各有其特点，当然，这也可能是体现了西湖文学奖的眼光，为我们挑选出了有个性写作色彩的好作品。同时，没想到《西湖》已经创刊六十周年了，印象中它是一份朝气蓬勃很有活力的杂志，每次拿到手，翻看的时候，总觉得它有一种超越时代性。我教现代文学史，常常要跟学生一起阅读民国时期的文学刊物，那些刊物很有历史感，但看的时候同样觉得很青春，有实验性，而且在发掘文学新人这一点上，这是那个时期的文学刊物的共同使命。《西湖》的清新、敏锐，同时又精雕细刻、自成一体的办刊风格，也有类似那些文学史知名期刊的韵味，这个好像是《西湖》很独特的一点。
刚才业军老师谈到沈从文，我正在执导一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早期的沈从文写作，就是沈从文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当时是一位文坛的“新锐”，他是怎么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讲故事的人”，最后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我们今天的状况，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可能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比如说沈从文，有这样一种研究视野，就是着眼于“五四”运动，“五四”前后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产生了三代作家。第一代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先生一代”;第二代是他们的学生那一代，就是罗家伦、傅斯年等。接下来就轮到了沈从文、丁玲、萧军等第三代。这个“第三代”青年回过头来看是我们今天认为的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家，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年轻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开展文学活动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于他们来讲，作为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了，而且不完全是为了启蒙、救国或别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写，而是为了写作本身存在的一种什么可能性去写。那些大的社会理想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更加深层的动机，写作本身的重要意义则突显了出来，因此沈从文想做一个好作家了。这个心态转化很快，差几岁出道就会有差别，因此青年作家的选择在当时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1924年沈从文曾经收到了郁达夫给他的一封信，《致一個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实际上就是“老新锐”郁达夫给沈从文这个“新锐”的一番告诫。
“改革开放”以后的这几十年，无论是写作功能的转变之大，还是写作的代际转换之快，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把“50后”的作家作为第一代的话，可能有一点类似于“先生一代”;“60后”、“70后”有点像“学生一代”，跟前面一代作家有更密切的对话;今天的“80后”、“90后”的作家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代，他们同样面临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启蒙”思想与文化的落潮，包括文学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边缘化处境，新技术、新的媒介和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学的地位的冲击。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我脑子里总是有这么一个百年的镜像关系，某种历史结构的相似性，那么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有没有可能像前一百年那些“第三代”现代文学作家一样，从自身特殊的历史处境中，找出一些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理解与回应呢？如果说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困境，同样是處于某种思想与社会潮流的衰退或者是变化、变形之中，那么能不能在其中找到属于新的艺术创造力呢？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做“新锐”并不简单，甚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不是表达自己写作的顺利，而是充分表达自己写作的不顺利，我看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包括我们获奖的这几位，就是这种感觉（这一点也与前一百年的情况很相近）。我觉得，要充分重视这种不顺利和难题性，这与创新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也在等待着大家。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贺绍俊：她把我们的这个话题放在百年的传统中间来看。的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们谈创新，更多地都是从技术的层面，越来越把文学变成一个技术化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跟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接续上，我们今天可能缺乏了这样一种启蒙的机制。
下面，我觉得话题是不是又回到编辑，因为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很重要的编辑，王继军。“大《收获》”呵，人家《西湖》是把《收获》当成他们向往的对象。
王继军：……敌人。（众笑）我看天已经快黑了，时间很紧迫。我就简单地讲两点。开会的时候，吴玄老师特意提出来，这个论坛的主题是《西湖》新锐文学跟当下文学的关系。我就讲一下，吴玄老师代表的《西湖》的新锐文学是什么样一个概念。那我就简单地总结两句，吴玄老师看到的“新锐”，一个特点是当下写得比较好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看到的“新锐”身上，未来会写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是吴玄老师代表《西湖》的“新锐”风格最大的本质。而尤其是第二点，他的“新锐”里边，能够有对未来的把握。所以刚才文珍也讲到，被吴玄老师选中的这些“新锐”，到后面一直都在，一直都走得很好，而且有的写得非常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一个编辑，看到现在是很容易的，但是看到未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能力。就像美国有一个伟大的编辑叫珀金斯，叫他“心灵的捕手”。我觉得吴玄老师为代表的《西湖》，吴玄老师是中国的“青少年心灵捕手”。我作为《收获》的编辑，如果看到来稿里边作者在稿子后面注明曾在《西湖》上发表过作品，我就会特别认真地看。我的发言完了。
贺绍俊：继军，你在发言之前，还没有拿话筒的时候，好像说了一句话。你说《收获》是《西湖》的敌人，还是《西湖》是《收获》的敌人。
王继军：互为敌人。（众笑）
贺绍俊：互为敌人。吴玄还跑了。吴玄，你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敌人。
王继军：刚才项静的观点也不对。她让《西湖》找自己的风格，不为《收获》和《人民文学》输送伟大的“新锐”。这是不对的。这个事其实很好，让他们去做。而且我觉得这个做了，《西湖》他们做了两种牺牲。做编辑是为作家做嫁衣，他还要为《收获》、为《人民文学》做嫁衣，这个真是了不起。
贺绍俊：吴玄有这么好的敌人，他应该太骄傲了。敌人专门给《西湖》作了这么好的总结，总结经验。你看吴玄也不好好听。
张楚：吴玄这会儿没在。（众笑）
贺绍俊：下面我想请木叶，你也是专门搞批评的，应该很有感想，你也说说吧。
木叶：“苟日新，日日新”，所以我觉得发掘新人、提携新人、嘉勉新人，永远没有错，关键是怎样发掘，或者说怎样将这一过程“呈现”。我想讲一个细节，这一次《西湖》的授奖词，不知道具体是由谁所写，但它可能是爱护新人的一种体现，有自己的眼光，但又恰如其分，不像很多授奖词那样夸张、那样陈义过高，而是准确、具体，并指向这个创作者的潜能与可能。一个好的奖，尤其是新锐奖，其实就是要奖给一种可能，一种未明，一种未来。给郭爽的授奖词里提到了“时间的咏歌”，我想这个词无论对于郭爽，或是另外的作者，都有一定的启示;对于王苏辛，用的是“关于艺术的精神漫游”;对于赵挺，提到现代青年在路上的“精神写照”，总之，都抓得很准，又具有一种对未明与可能的注目。
刚才程永新老师谈到赵挺时说，《上海动物园》和他以往的作品有一些近似，需要作者警惕，这是锋利的评论。我还想说，第一是要怎么去克服这种近似;第二种可能是如何把这一风格变奏，进而集大成，以期在体量、深度和美学上都更引人注目。我觉得，这两种变化也许都是可行也可期待的。
我大学时代被海明威的一段话击中，记不很清晰了，但很适合这个新锐话题，大意是：我年轻时，大概三十岁之前吧，是打天下、打江山，树立影响、建立声誉，此后的日子可以“享受”这一切，同样重要的是让那些赞许或批评过我的人知道，我当初那些声誉不是白得的，我会写得更好，最好的情况是，我不仅仅在同代人之中写得好，还会走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甚至比那些死了的老家伙还要出色。
再回到“苟日新，日日新”上来，“新锐”未必就是指年纪小，也可以指晚熟的或插队的“新人”，无论怎样，一旦成为了新锐，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不断地再次成为新锐，超越自己，超越同时代的人，把那些逝者也唤醒，把那些未来的自己、未来的能量也都激发出来。
贺绍俊：下面，继东，你又是作家，也是杂志的主编。我觉得，你从这两重身份来说，应该也会很有感想。
斯继东：今天论坛的主题是“《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就这个主题而言，今天会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共识之前就有，就是《西湖》“新锐”对我们中国当下文学起的作用，它的确是源源不断地在给文坛输送人才。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比如说，许多“新锐”都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坛的中坚了。对《西湖》这本杂志，我个人举两个非常小的例子。第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杂志社，最不缺的就是文学期刊。自己定个二十几份，相互赠阅的又来个几十份，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学期刊。实际上面对这些文学期刊，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有一些可能就拆都不拆的;有一些杂志，比如说包括《西湖》，我每一期必须是打开的，它的“新锐”栏目我还真的总要看一下，大概地了解一下。你看正好在表扬吴玄的《西湖》，他进来了。从这种区别对待中能看出来，《西湖》是我很看重的一本杂志。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在绍兴本地，当我在面对一些我个人觉得有潜力的作者，私下跟他交流时，我就会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沉住气写个三年，积个六七篇质量高的稿子，接下去先给《西湖》的“新锐”栏目投;这个成功之后，再给《十月》的“小说新干线”投。接下来一些好的杂志、一些大刊都会关注你。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出来。 另外，刚才贺老师说到编辑身份跟小说家身份，我的确也想从两个方面再说两句。作为编辑，我想大家都是有一种共同的想法的，就是，想成为一个发现者，发现新的面孔。当然这个新的面孔呢，也不仅仅只跟年龄有关系，这里边当然有特别年轻的一批作者、作家，另外其实也有一些“新锐”，他其实是“第二春”出现的作家，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另外呢，还有一批作家，他在同代作家里边，我认为他现在的名声和地位，跟他的才华是不匹配的一些人，这些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就是说，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才华，但是在那个年龄段的作家里边，他的影响力没有对等，是被低估的，这种作家是有的。比如说这次来之前，我们正好在定明年第1期。第1期定了之后，来了，心里好像觉得踏实一点。我们明年第1期，短篇带头的是夏烁，在“80后”作家里面，我觉得夏烁写得非常好，她给我们的稿子也是质量特别高的一个。比如说中篇带头稿发的是手指，手指我觉得其实写得非常好。这种发现者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杂志、好的编辑共通的东西。当然我们地方的一些刊物，刚才求是也说到，特别是像《野草》，要说级别更加低了，那么在整个大大小小的刊物中间，你怎么来定你的位，的确是非常头痛的事情。我觉得吴玄的定位是特别好的。其实我们也在做发现“新锐”的那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杂志回头去看的话，就是以“70后”、“80后”为主力的，然后接下去就是“90后”、“00后”，“60后”以上的作家发得其实非常少。这个定位跟我自己是有关系的。因为相对来说，“70后”这一拨作家的确是个人关系比较好，相对比较熟、比较了解。跟他们约稿子，他们一般也不会把很差的稿子给你。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质量。
另外一个，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说起文学总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特别让人沮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特别让人欣慰的。让人特别欣慰的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时代还是有它好的一面：你要是有才华，我还真不相信你会被埋没。这么多的刊物、这么多有良知的编辑，他真的每一期都在找好的稿子、好的作者，就是说，在找“新锐”，都这样在做的。所以真的如果有才华你还是能够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要说沮丧，的确也非常沮丧。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在干的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我们“文学圈”自己在“玩”，跟外界似乎并没有多少关系。刚才工业大学的张欣老师就说到，他说之前不知道《西湖》，這个现象其实非常怪的。我们《西湖》的这种影响力，在年轻作者中间，包括整个文坛中间，那种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但是一放到文坛之外它就变成……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让人沮丧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是可以忘记年龄去写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些前辈老师在跟你说的时候，他老说你要在文学坐标中找自己的位置，经常会提醒你类似的一些话，但是我觉得，写作真的是特别个人的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他的评论家真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作家写什么，选择什么题材、以怎么样的一种修辞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它其实跟这个作家个人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像我自己，感觉进入中年之后，身上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便举例子，比如说今天上午吃早餐的时候，我跟北北、南帆老师也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进入中年之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觉：你再怎么折腾，你还是个中国人。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比如说这些年一些作家同行在一起会经常聊起书法。书法当然小的时候都接触过，之后也不是非常正规地在学习，但是这几年慢慢地被这些特别中国的东西吸引，甚至迷恋上了。前些年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后半夜都睡不着，人变得特别烦躁。怎么来收你的心，后来选择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起来临帖，它还真的让你的心静下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的的确确是跟你内心相关的。你年轻的时候在逃离，而现在这些东西它慢慢又回来了。去年我写了个小说《禁指》，主人公是一个弹古琴的老者。在修辞层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越地方言。为什么我现在会去写这么一个小说呢？回头想想，它跟你的内心，跟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完全相关联的。有些东西你是没办法去改变它的，那么，就这样走下去吧。我就说这么多。
贺绍俊：继东的发言很丰富，我特别想强调其中的一点，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了如何发现“新锐”的问题，发现新锐其实也需要从我们现有的作家队伍中间去发现。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对现有的作家有些是高估了，有些是低估了。不管是高估也好、低估也好，首先可能是跟评论家有关系，同时也跟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关系，因为尤其对于那些被低估的作家，可能被低估也是由于他们创作中间很多带有新锐特质的东西被我们的评论家忽略了，其实发现新锐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这个谈得非常好。
下面，我发现排在后面的全部是“新锐”，“新锐”根本就还没发言，那么是不是下面真正的“新锐”，你们要谈一谈了，王小王，孟小书……
王小王：非常意外，也非常荣幸我在贺老师眼里还是“新锐”。其实“新”很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新”过，但“锐”很难，“新锐”不等同于文学新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是某种在继承基础上的颠覆，是有勇气与见识所支撑的文学才华。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当然也“新”过，但我不敢说自己“锐”过，我希望能向真正的“新锐”们学习。从一个当了十几年编辑的文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说，《西湖》与吴玄老师真的是让我非常钦佩的。新锐奖、青年作家奖，很多刊物都在做，但是像《西湖》“新锐奖”这样，做得如此纯粹、用心、坚持不懈，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也都在做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但是能够像《西湖》这样，一直真挚、热诚地持续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好，当然也非常不容易。《西湖》这本杂志和它的“新锐奖”多年来真的培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所以今天的研讨会上，吴玄老师很得意地请我们讨论《西湖》“新锐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看似是开玩笑，其实他心里知道，我们心里也知道，这本杂志和这个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不仅是由于很多当初的新人、获奖者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力量，同时也因为《西湖》和“新锐奖”一直在彰显着一种纯正的文学风气，激励并感召着我们。 这次作为评委，有幸认真拜读了进入终评的六个小说。六个小说都非常打动我，包括没有获奖的，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他们虽然年轻，但并不缺乏深度，可以看到他们的小说里已经展现出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也能够对生活的苦痛有具体而微的体察，当然还有文体上的创新和对时代的敏锐捕捉。也就是说，他们将永恒的文学追求、纯粹的文学传统与“新”和“锐”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着纯正的文学品位，也有着跳脱陈旧和束缚的飞越能力;可以想见，随着他们这一代“新锐”的成长，中国当代文学又会呈现新的样态与活力。
孟小书：刚才项静说，现在一直在讨论说，对这帮新锐“媚少”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同一拨人，最后给我感觉大家现在好像为了“新锐”的发展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就好像拿这帮人没辙了一样，不知道该怎么的了一样，但是大家还都是为了“新锐”更好，写出更好的东西。我之前也得过《西湖》这个奖。我要不是一个文学编辑的话，以我每年的产量和我的稿件质量，可能也就迅速被大家遗忘了，也不会坐在这儿开会。所以说怎么继续保持，不要昙花一现，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挺难的，也是我正在努力，努力将“新锐”的头衔一直保持下去。
贺绍俊：这个表态非常好。
朱个：我确实是处女作就发表在《西湖》上的。记得当时吴玄也刚到杭州不久，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非常诚恳，觉得年轻的作者出来发表很不容易，所以吴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开头，他让我觉得好像发表很容易。《西湖》给我的“新锐奖”也是我得过的唯一的文学奖，他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觉得其他的文学奖其实都不重要，这个是个很重要、最重要的文学奖。我就讲这些。
贺绍俊：后面有一个老新锐，东君。
东君：相比“新锐”，我现在是“老钝”了呵。（众笑）我说说我跟吴玄。其实在座当中我认识吴玄可能是最早的，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认识吴玄了。吴玄在九十年代初是我们乐清乃至整个温州写得最好的“新锐”，只是那时候他作为一个“新锐”出来的时候，他的小說未被认识，没有一个人像今天的吴玄一样发现他。所以他的小说一直是发表在我们乐清的一个小刊物《箫台》上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人发现，之后相继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了作品，其实这些作品都是他在二十几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所以我觉得吴玄被发现太晚太晚了，如果早点被发现，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我是2003年在《西湖》上发表作品。2003年的时候刊物好像改名叫《鸭嘴兽》。2005年，我发现刊名又改回去了，而且开设了一个“新锐”栏目。好像那时候吴玄已经过来了，是吧？我也是在同个时期开始作为一个“新锐”在上面发表了三篇小说，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同行的关注。今年是《西湖》六十周年，下一个六十年，希望还有人记得起我们这一批在座的新锐，而且还能觉得我们的作品既“新”且“锐”。此外我想说的就是对吴玄的祝愿。我觉得吴玄进了《西湖》之后，几乎是把自己一身的才华都献给编辑工作、献给了《西湖》了，以至于后来就越写越少。但我觉得凭借他的才华，以后还是能够像“新锐”时代那样写出好作品，甚至写出比《陌生人》更好的作品。总之，我希望吴玄还能写下去，《西湖》还能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办成“两个一百年”吧。
贺绍俊：最后吴玄，你得说两句吧。
吴玄：我要说明一点，这个排座次是我们昨天晚上十二点多排的，是毫无次序的。这显示了我们“新锐”论坛最大的平等——乱排。第二件事情就是吃饭，到大厅吃饭。现在胜利闭幕。
贺绍俊：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就补充一句，大家就直接去吃饭。论坛结束。
（责任编辑：李璐）
主持人：南帆
南帆：上午我们开了一个非常热烈又隆重的颁奖仪式，下午我们有一场很开放的会议讨论，讨论的题目是“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关键词一个是“文学”，一个是“中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锐”吧， 跟这三个关键词有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讨论。我上半场先为大家服务，我管开头。接下来就是贺绍俊老师管后半场。上半场和后半场的时间界限划定在哪里，由我来定。原先我的意思是，上半场是2：30到3：30，接下来都贺绍俊老师管。（众笑）
贺绍俊：下半场太长了吧。（众笑）
南帆：贺老师终于意识到，太长一点点。（众笑）
程德培：中間还有茶歇咧。
南帆：那我们就开始。我就先点一个人发言。刚德培老师说，我特别像领导。那我就行使领导权力，让他先发言。其实这有一个道理。昨天有谁发现说，我们这个会上，姓程的特别多。你好歹代表姓程的，先发一个言。
程德培：我不能第一个发言。我经常犯错误，第一个发言肯定要出事情的。
贺绍俊：不……就需要犯错误。（众笑）
程德培：很少参加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很激动，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众笑）不应该发言。为什么呢，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研究文学是一种体能活儿，现在体能不行了，所以讲不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么，就是最近被吴亮搞了一下，吴亮又写了一个长篇，又要叫我写评论。哎呀，《收获》么，稿费也高了一点儿。这个不能说的哦。（众笑）吴亮这次写的和他上一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头沉浸在吴亮这种人家看不懂的东西里，自己拔不出来。所以，好了。
南帆：永新你先说吧。
程永新：因为关键词里面有“新锐”，那我就讲讲新锐。这些年中国内地，其实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文学杂志、文学刊物对推新人这件事情是很积极的，我看包括像《青年作家》、《青年文学》等好多刊物，大家都在推新人。因为那么多刊物那么热衷于做这件事情，它一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要做这个事情而降低了水准，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和大家交流。
我觉得“新锐”这个词，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文本、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考虑年龄的，我们是不会去想这个人年龄有多大。因为年轻，我们就可以包容它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弱点。但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我想到前些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彼岸》，当初我在评华语奖的时候，郭爽那时候还在《南方都市报》，程光炜老师给我推荐了於梨华的这部长篇。因为评这个奖，我回去读了她这个长篇，写得非常棒。於梨华年轻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她《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她写一帮台湾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无根的一种状况，一种生活无所依傍、信念无所依靠的感受，但是那么多年以后去看《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觉得有一些不满足，但是於梨华先生在高龄、那么大的年龄，她写出来的这部《彼岸》却让我看得非常震撼。后来我们破例了，一般说，出版社出过的书我们不会再发表，但是我们破例把《彼岸》在我们的长篇专号上重新发表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写作的人应该看一看这部书。它的主题当然也离不开原先的那个，它写的是一个老人跟三代人的关系，这个里面有华人在国外的生活状况，有母女、祖孙三代的这么一种关系：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母亲发生的那种冲突、理念的不同，最后这个老太太是住进了养老院，后来是自杀了。她吃了安眠药自杀了，其实在养老院里面还有其他老头追她呵什么的，但是她就是生活没有依托、无处安身，让她感到一种孤独、一种孤寂，所以她小说最后说：我从金门大桥那个地方来的，希望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也撒在金门大桥的大门下面。
就是说她年轻时候写的书我们读过，过了多少年以后，又有一些不满足，但是她到了那么一个年龄阶段，我们并没有因为她的年龄而在阅读她作品的时候产生某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有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作家，比如说我们不满意的时候会想，哎呀，他年龄大了么，写得不那么好也可以原谅，但是看看像於梨华先生这样的写作让人特别尊重，所以，美国的批评家说，她是这些年华语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我说来说去，想说的一个意思是，其实年龄不是阅读的先决条件，我们面对作品、文本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年龄的。所以我觉得，“新锐”作家得了一个奖，或者某一篇作品被认可，这仅仅是这部作品;写下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又是重新出发，又有一个新的起点。像这次获奖的赵挺，我在宁波多次讲，他的《南方，慢速公路》，包括这一篇《上海动物园》，风格有一些相似性。所以我说，赵挺你如果还是这么写的话，下一篇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你这篇成功了，或者被认可了，不代表你的写作获得全面的成功，我觉得对下一部来说、对写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好吧，我就表达这个意思。
南帆：永新讲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众鼓掌）不是为我鼓掌，是为他鼓掌吧？（众笑）非常赞同的第一点是，文学当然有很多附加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艺术的表达。年龄标准可以退而求其次。永新刚才讲的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年轻人很重要，老年人也不能说：我年龄大了写得差一点，你们就原谅我吧。在艺术里面，年龄不重要。所以我想“新锐”这个词非常好。但是，光有“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锐”，有“新”没有“锐”是没有用的。
刚才“二程”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编辑家，都说过了。我们现在请一位作家说一下，我们请张楚先生。
张楚：请各位老先生先说。
程永新：反正迟早要说的。
张楚：真不知道说啥好。钟老师、钟老师……
（推让）
陈东捷：上半场就这么过去了……（众笑）
程德培：张楚你来说。
张楚：祝贺三位新锐作家。其实读他们的小说还是挺有感触的，他们基本上都是“90后”。我发现这批年轻的作者，他们的写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教育的背景非常好，基本上都是名校毕业，受过专业文学训练，或者是美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训练，不像我们“70后”这代人，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像斯继东和我，都是学财务会计的，阿乙是学刑侦的……我们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都是自己摸索着在写;这批“90后”既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又读过大量的经典书籍。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图书馆里乱看，看看文学杂志，然后再看看经典，而“90后”一代阅读更系统、更精密，对小说的本质可能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我的阅读感受是，他们的语言优雅整洁，非常规范的书面语，对微观世界的观察和书写得心应手，我感觉他们更愿意写日常的、波澜不惊的精神生活，社会属性不太明显。生活中肯定会有暗流涌动，有社会属性下的自我苏醒和自我拯救，我感觉他们在表现未知的、不可探测的暗流的时候有所缺憾。但我觉得他们已经写得很不错了，比我们强。祝福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我就先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南帆：话筒往右传一下？
张楚：右？（众笑）
南帆：三位作家。
马小淘：我本来觉得，有这么多人来参加，逃得掉的。像我们这么高风亮节的人，一定要让给其他同志发言。楚哥说他是学会计的，我是学播音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别人讽刺我们这个专业叫“肉喇叭”，都是别人给一个稿、我们念就行了。按照这个思路，我应该有个现成的发言稿，我负责字正腔圆，不需要自己动脑子。
石一枫：“肉喇叭”这个外号的灵感，是来自于“肉蒲团”吗？（众笑）
马小淘：你这么着急发言，要不你先说吧。（众笑）我真的以为可以逃掉，就没怎么想。因为我除了写作，也是编辑，我就说一点有感而发的。前两天我忘了谁给我发微信问我平时都干吗，我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校对，校完对一点多了，偷着痛骂五分钟作者，反正也没人听见，我就睡觉了。刚才楚哥说年轻人都写得特别好，语言特别流畅，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排除一部分工作是编辑做的。（众笑）就是你得把他那个语病……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符合史实、常识的东西都给他处理干净。我以前编过一个中篇，那里面就写1985年第一次去国外、第一次吃西餐，此前没吃过西餐，只吃过肯德基、麦当劳，但是肯德基是1987年进的中国，麦当劳是1990年，所以他1985年不可能在国内吃过肯德基、麦当劳。这个小说本身写得很好，但是里边和现实出入的地方也不少。编辑当然有义务为作家把关，但我更希望大家写作的时候，以后这种随手一写的细节自己查一查，不然挺累死编辑的。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家的，即使是无关痛痒的细节，其实也需要作家自己完成，总是甩锅编辑，会养成坏习惯。能力什么样是一回事，态度真是一眼可见。比如我每次校对刘庆邦老师的作品，都是通篇看下来错一个逗号这种，挑不出毛病，每次都肃然起敬，真是看到老作家的尊严。我觉得无论是“新锐”还是老作家吧，都应该更严谨，更自己照顾自己。在我看，其实“新锐”不“新锐”不重要，都是从事写作的人，可能个体不会想那么宏大的问题，比如中国文学什么的，大家都是做好自己，让自己满意，其实就挺好的。就说这些吧。
石一枫：那边说吧？
南帆：你早晨发言，我们都看出来了，你意犹未尽。（众笑）你再说一下，我们再让评论家来说。
石一枫：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年轻，怎么好意思说人家是“新锐”。但要说“新锐”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吧，确实有一感觉，我们看小说，为什么不去看那些技术过硬、操练纯熟的老师傅，一定要看一个“新锐”的作品？原因恐怕也就那么几条：第一，老师傅看不到的东西，年轻人能看到，老师傅观察不到的生活他们能观察到;第二，老师傅想不到的写法他们能想到;第三就是，老师傅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我觉得，新锐新锐，“新”在哪儿，“锐”在哪儿，无非是这三方面。当然从这三方面来看，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可能做得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首先，我们好像的确没有找到“老师傅不会这么写，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写”的写法。当年吴玄、朱文、王朔是“新锐”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找到这种写法，但我们这代人，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差点儿。另外，老师傅不敢说的话，我们更不敢说。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真是比老师傅还不要脸。（众笑）无非就是第三点，老师傅未见得看得到的生活，我们貌似能够看到一点、卖弄一番，然后借着整个中国社会“媚少”的情绪，变成一个所谓的新鲜点，无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新锐新锐，还是得既“新”又“锐”。除了你是个新人、你在写新作品以外，锐气那方面可能还是得有。包括程老师刚才说於梨华老师的作品，於老师的作品我确实没看过，但我看我们出版社出的也是老先生的东西，比如说宗璞，他们在很大岁数之后写的东西，恰恰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写的。老说“衰年变法”、“衰年变法”，会不会文学这个东西，只有到了衰年才能变法？多么可悲呵。但年轻人可能还是得有自觉意识，越是年轻作家，我想越应该有自觉意识。不能因为各个杂志都在推“青年专号”、各个杂志都有青年奖……当然我们今天这三位还是了不起，像赵挺、郭爽、苏辛，确实是青年作家里的佼佼者。但我们应该看到整体这一代，即使是佼佼者，比起前辈，还是有差距，自己应该有高标准、严要求。大概这点感想。
南帆：跟石一枫学了一个词，叫“媚少”。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尽管我们都属于老师傅一辈，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能够说，超越老师傅，有一股雄心壮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新锐。我觉得非常好。作家刚刚都不约而同表示了谦虚，我们让评论家里的新锐来说一说。德海，你说一点吧。你一说高兴了，可能德培又会重新发言。
黄德海：看了一下《西湖》推出的历届“新锐”名单，包括这一次参与评奖的六人的名单，觉得评委们非常有眼光。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很多作家，以石一枫为界加减十年的人，基本上都进入过入围名单或获得过“新锐文学奖”。得奖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持续地保持被关注是另一个事儿。2013到2014赛季，利物浦险些获得英超冠军，最后得了第二名。一个资深的利物浦球迷非常开心，问他没有得冠军开心什么，他说经过了很多年，利物浦终于近于争冠的行列，并且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非常值得開心。我听了之后，非常受启发，一个球队进入成熟时期，未必每个赛季都是冠军，只要是你在争冠行列，一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敏锐度，才是重要的，因为一直在往前走。写作大概也是这样，经过很多年的写作，当年突出的人，过了很多年，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水准，就非常值得关注。《西湖》的“新锐奖”已经表明，它当年鼓励的年轻人，大多还吸引着关注，保持在争冠行列里，因此值得期待它的下一个获奖名单。
南帆：德海的意思是，大家得了个新锐奖，接下来歇口气，等一会，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下面请黄咏梅说一下。我们两边交叉发言吧。
黄咏梅：我也觉得永新老师说的，我很认同。年龄之外，其实我更看重作品里边的“新”和“锐”，不是年龄的“新”。这几年我也很关注青年作家，也很爱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座的今天获奖的这三位的作品我也挺喜欢的。石一枫刚刚说到的，我们没敢说的他们敢说，其实我是觉得他们这一代的“90后”或者是更往前一点的，跟我们的写作确实是不太一样，起码跟我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我感觉他们在作品里会更勇敢地表达自我，那种内心原生态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我们“70后”写到现在这个年龄了，技术上日益熟练，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油滑”，这些“油滑”肯定会影响表达的坦诚，有很多时候可能用某些技巧呵什么的来“装”一下，我感觉他们的作品里面“装”的成分比较少的。我前几天在德海的《思南文学选刊》看到我们浙江作家卢德坤的《逛超市学》，我还在朋友圈里面发了。它里面写的状态跟我二十来岁的某一段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点“丧”，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把这个状态写出来，也不记得是因为不敢还是不想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表达这方面是不太有拘束的，这一点我个人很喜欢。 联想到这个论坛的主题，前两年，德海在我们浙江文学院举办的青年论坛上，他也是对我们的青年作家放了一个炮，抨击了一下。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80后”其实也不年轻了。有人统计过，余华、苏童他们写出代表作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七岁左右。实际上二十七岁左右的青年作家能写得很成熟的，在当下也并不是太多，可能我们看到这个也有点着急，作为老一点的作家，可能很着急想看到出现有二十六七岁那样的余华、苏童类的代表作，看到《活着》、《妻妾成群》等高质量的这样一些作品，但是迄今还是没有。我在浙江文学院的主要工作是“新荷”青年作家培养，面对新青年的写作状态，我们自己也很着急，的确像德海说的：我们年轻作家也不要撒娇，就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还年轻，说实在确实已经不年轻了。当然现在我讲这个话也是没资格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写出像余华、苏童、格非当年代表作的那个分量的作品。回到这个主题，我觉得吴玄的《西湖》“新锐”这个栏目和这个奖项，那么多年坚持做下来，是很重要的，起码来说把青年作家能带上一个平台，据说很多文学期刊的编辑要找年轻作者，都会跑到这个栏目里来找。至于“新锐”们将来会写成多好、写出什么高度，就是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或者说不断的努力吧。我就说这些，谢谢。
南帆：作为主持人，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开会才半个小时多一点点，但是好像大家都非常言简意赅，都说得非常短。已经有一半的人发言了。等会儿我主持完，下半场贺老师要从头到尾重来一遍。（众笑）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一点，更开放一点。尽管早晨吴玄把气氛搞得非常足，大家都很开心，好像《西湖》立刻要把《收获》给压倒了，下午我看大家都非常清醒，也没被“新锐”这个词给迷惑住。我觉得黄咏梅说得特别好，我现在是“新锐”，不等于我明天就是大牌作家了。真的非常清醒。接下来我们请文珍说一下。
文珍：为什么话筒突然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轨迹……其实我坐在这里特别感慨，昨天吃饭的时候，东君说，我们已经被称为“老锐”了。因为第一届获奖的徐则臣今天不在，我和他是第二届，其实真的已经算是在座的所有新锐作者里面（资历）最老的。我也是编辑，但不是杂志的编辑，在出版社工作，得奖那年是2009年，正好是《西湖》创刊五十周年。今年是六十周年，刚好十年。十年怎么说呢，对一个人来说怎么都会有一些感慨。“新锐文学奖”可能是我第一次获奖——除了在北大获过一个“王默人小说奖”，那也是首届。很有趣。说回那年获西湖“新锐奖”，对我个人来说是我第一个出校园外被肯定的文学奖，这些年我陆陆续续也获了一些奖，我觉得文学奖的意义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可能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第一个开始吃力的弯道得到的第一瓶水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在完全还没人知道自己的时候得到的鼓励。之后的各个奖项同样都是路上的补给。《西湖》“新锐奖”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到现在还不断有受益的奖项。也许因为经常受邀参加这个论坛，差不多从我那届开始，六届“新锐文学奖”都很荣幸地见证了，从最初的嘉宾，慢慢变成了这两届的评委。有点像读研第一年是硕士;第二年新生入学时面试，我就成了面试记录员;其实这是一个让自己可以不断回到最初出发的原点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面对写作的时候，无论是年轻的作家还是年老的作家，写作可能都永远需要回到原点、周而复始，成为一个永远的新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西湖·新锐奖”特别大的意义。“新锐”不是说随随便便发现一些新的面孔、一些新的名字，而是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写一本书是为了对抗已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可能为了抒发一点点理想，或者找寻一点点新的意义，打倒陈词滥调，不重复前人的发现、继续玩已经玩过的技巧。总归是不断地要求新，进步，而绝非为了获奖本身，包括诺贝尔奖也不是终点。这里插一句，其实我觉得很早就获得非常多荣誉的人还蛮不幸的，其实可能很多可能性都被扼杀了，他非常早地就定型，非常早地就成熟，非常早地就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么我觉得像“西湖·新锐奖”这样的奖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鼓励，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起点，它不断地办下去，交出一份非常靠谱的名单，其中最显著也最好的，就是所有这些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没有变成文学的失踪者，虽然上升和运行的轨迹各有不同，但都在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我们看得到的场域活跃着，那么这样其实慢慢地会形成一个星系，不断发出时而暗淡时而明亮的光芒。而这些新鲜的名字，也在不断刺激我们这些“老锐”不断重新回到起点，不断审视自己，勉励自己。謝谢。
南帆：我平常工作关系，还有机会跟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有一点接触，比如说和工科的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对“创新”的焦虑不像作家那么强烈。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规范操作，规范性很强。人文知识分子里面可能文学家或者作家对创新的要求特别高。这种创新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身边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另一个是表述方式要跟前人不一样。有时，我有新的发现，但没找到新的写法，形式上感到不满意。我觉得这一点是作家、文学家非常特殊的地方。文珍刚才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文珍说不知道发言的轨迹是什么样的，我可以暴露一点秘密：我的眼睛不好，上半场看得比较清楚，后半场我基本看不清楚人的脸和名字，所以就不会点到那边。所以后半场留给贺老师。我们请东捷，东捷说一下。
陈东捷：今天中午，我提了一路沉甸甸的一兜子书，吴玄做的什么东西呢？打开一看，确实做得很漂亮，虽然没有书号。（众笑）一般这么厚的书，出差肯定不拿回去，这套书我还真要拿回去，我要好好看一看。因为十五年，它每期都有一个“新锐”，我觉得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当年《十月》，我作为年轻编辑，1999年开始做“小说新干线”栏目，我跟顾建平两个，后来其他的编辑加入，正好也做了二十年了。现在想来，我们每年六期，也不是每期都有的。过去做这件事很兴奋，因为发现新鲜的写作经验，或者一个相对陌生的面孔，突然进入了你的视野。讲“新锐”，我觉得“新锐”并不是业余作者，基本上还是进入大家视野内的、创作的新力量。关键是成为“新锐”以后怎么办。当然大部分都发展得很好，包括前些年梳理了一下我们“小说新干线”栏目，有很多作者后来写得不错，都成长得很好，但是还有个别人销声匿迹了。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当了“新锐”以后，不能拒绝成长。刚才永新他们都讲，就是成名以后，可能作品发表或者有时候得个小奖，都不是太大问题了，之后就可能重复自己，找一些相对轻省的办法去写作。反正写出来以后，《收获》发不了、还有其他地方发，或者《西湖》发不了、还有其他地方发，总是能发表的。还经常被邀请参加活动，或者获个奖呵，这些东西好像消磨了斗志，“新锐”的姿态很快就会消失了，写作有时候不会那么纯粹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成为“新锐”以后，成名成家或者获大奖的冲动，这种焦虑有时候有些强烈。我记得当年《白鹿原》获奖以后，突然间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长篇，包括很多年轻的作者，都在写百年的地域史、几十年的家族史，我有时简直是看得恶心、看得头疼，那段时间。这一类的稿子太多了，经常都看不出个性化的表达，基本上一个时间的勾勒，里边也没有什么血肉，没有太多生动的东西，我觉得和一个潦草的编年史很相近。有时候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出现以后，很快地就会出现许多类似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么写，我觉得，可能和这种成名成家的冲动有关系的。因为他这么写成功了嘛，大家好评如潮。但是“新锐”一般来讲，肯定他是不停地在探索、在实验，哪怕是试错，我觉着也很好。包括老作家，很多老作家靠惯性写作，但是也有一些保持很好的姿态的，你看我们今年第1期发的阿来的长篇《云中记》，就非常好。前阵子我在深圳碰到邓一光的时候，邓一光说，阿来真是一个好作家，60岁他还在成长，一直在成长。他把自己正在写的一个长篇给中断以后，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是与他过去的叙述大相径庭的方式创作一部小说，写得很成功。包括前些天去开田中禾的研讨会，田中禾后来我们知道他主要写长篇，但这次会上大家发现他过去写的笔记小说，写得也是很精到的。有时候这些老作家我们也可以重新发现。不管是“新锐”还是成名作家，保持相对纯粹的写作姿态，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南帆：我觉得一个作家做的事情是不断地抛开前面的成功，包括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功。东捷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包括评论家——读到大量家族式的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制的模型。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接下来请李师东。说完之后，我们就上半场告一段落，就是下半场了。
李师东：好像还有七分钟。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四小名旦”，那个时候呢，是《萌芽》、《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我是1985年到《青年文学》，那时候一听说“四小名旦”，很自豪，结果这一次呢，参加我们《西湖》的这么一个六十年的庆典和颁奖，又看到我们的群里面再一次出现了“四小名旦”的说法，这次变了：《作家》、《山花》、《青年文学》、《西湖》。这下子我感到很自豪了，从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吧，《青年文学》还一直在“四小名旦”里面。可惜我老了。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1985年到《青年文学》，那时也就是22岁。见到的作者都比我年长，像韩少功呵、像张炜呵，都比我年长。当时就老想着我周边的一些同龄人在干吗，就很自然、很本能地关心我们的同龄人，他们谁在写，写得怎么样。永新是我师兄呵，他说年龄不是特別重要，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对《收获》来说它不一定很重要，但是对于《青年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否则就不叫“青年文学”了。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到我们编辑部，说他诗写得多么好，还获过好多奖，比方说上海市的市歌就是他写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上海市有市歌。（众笑）
程永新：没有。
李师东：那个人就赖在编辑部里不走，缠着我们一个年轻编辑，我们年轻编辑手足无措。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过去看是个什么人，在编辑部这么长时间不走。看了一会儿，端详了一下，我说您高寿呵？他说我五十多了。哎呀我说对不起，《青年文学》只能发45岁以下的，您超过年龄了。他就一愣，他说那还有发我这个年龄的吗？我说有啊，往东走有《人民文学》，往南走有《当代》。（众笑）所以这个人就走了。所以我们《青年文学》本身有一个基本定位，就是永远面对更年轻的作者、更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否则就不叫《青年文学》。所以《西湖》“新锐出发的地方”这么一个定位，“新锐”本身，本质上还是一个年龄的词。包括《收获》、《人民文学》，包括我们《十月》，大家都发了大量的青年作家作品。这是绕不开的。我们叫《青年文学》，永新师兄他们的刊物叫《收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管耕耘，他们只管收获。（众笑）所以我们是牢牢地盯住更为年轻的作家。
前段时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编了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花了很大的功夫。整个书效果不错，包括我们的发行也发行得非常好。读梁老师的这个长篇，120多万字，后来成书时候是115万字。我看到梁老师的长篇以后，我就非常感慨，从文字上讲的话，绝对是没有当年写《今夜有暴风雪》的那么种弹性、那么种鲜活，加上他后来写了大量的生活随笔，和人生的一些闲话的文字，但我看完恍恍惚惚的，那个书我大概是看了三遍到四遍，我就发现梁老师跟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他尽管语言没有那种弹性、没有那么一种毛茸茸的感觉了，但是他确实阅人无数，他对各个阶层的人命运的走向、对他们命运的把握，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确实力透纸背。我想，我们有过来人写给当下看的;同时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话，我们现在的青年作家们更应该自觉地追求一种差异性，因为社会发展了，才会有代际的差异。社会要是很停滞的话，现在年轻的作家们，二十多岁，写出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的那种感受的话，反过来说，是社会没有进步了，所以应该自觉地追求一种差异性。我们这里好几位都是从事文学刊物或者出版方面的编辑，我在《青年文学》的时候，有时候从早晨到晚上，看一天稿子，看不到一篇像样的，一整天特别失落;偶尔从那里面看到，它有缺陷，但是它有异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一天真是没白过。当年比方说看迟子建的小说，看刘醒龙写民办教师的，看麦家写钻牛角尖的那种、破译密码的……它就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自觉追求这种差异性。我们不夸大年龄本身的差异，但是这里写作上的自觉应该更明确一些。“新锐”是一个好词，我觉得从“新锐”走向“精锐”，可能是我们一个青年作者，他不断成长、不断成功的必由之路。我就说这些。
南帆：师东刚才说，看了一天的稿子，能发现一篇就非常高兴，我想编辑都有这种感受。反过来，如果我们是写作者，我们要知道淘汰率有多高。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法国社会学家统计出来的，很有意思，我想它可能是针对欧洲文学。它说大概一年过后，当年的文学中95%的文学全部消失;二十年后，剩下5%里面还剩下1%，那些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大约就是这种淘汰率。这都是算发表的，没发表的在师东的编辑部里已经被淘汰掉。想一想很可怕。文学能流传下来的概率，大约跟上街买彩票也差不了太多了。今天在座的各位都算买着彩票了。当然还要想一想，怎么能够横渡二十年留下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不过，二十年后的事我们可以暂时按下不表。我们现在要管的，就是下一刻，先去茶歇。茶歇多长时间，吴玄说了算。接下来是贺老师的事了。上半场结束。
程德培：诶，这个领导蛮好的。（众笑）
下半场
主持人：贺绍俊
贺绍俊：下半场让我来主持，这个很为难，因为上半场是一个金牌主持人，他一下就潇洒地走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我就勉为其难吧。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我觉得，的确，上半场发言很精彩，围绕吴玄的话题，我想明确一下你这个话题，是叫“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吧。他这个话题其实透露他的野心：是《西湖》的“新锐”，但其实《西湖》的“新锐”它又是把整个全国的“新锐”都揽到它《西湖》的麾下。上午还有人有错觉，以为你评的“新锐文学奖”都是在《西湖》上发的小说才能够评“新锐”奖，后来才知道其实你是整个面对全国的“新锐”，都被你管理了。
吴玄：说得对。（众笑）
贺绍俊：是很有野心的，我觉得这个野心非常好。《西湖》“新锐”代表着中国当下文学的新一代，他们可能要主掌当下文学的未来，而且刚刚上半场围绕着“新锐”、什么叫作“新锐”、“新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很多人都谈得非常精彩，我相信下半场肯定会更加精彩。 那么下半场从哪里开始呢？既然“新锐”是从《西湖》这儿出发的，是不是先请《西湖》边上的一些专家来发言。浙江工业大学的张欣老师。他又是今天这个活动的主办者。
张欣：不好意思，我对当代年轻的“新锐”作者太陌生了，我今天是奔着院长的期望来的，也愿意洗耳恭听各位的高见。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围绕1987年第6期《收获》杂志实验小说的讨论，那些作者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应该算是当时的新锐作家吧。不过这些年对新一茬的年轻作者真的关注不够，所以我也真想了解，这次研讨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上午我听吴玄先生介绍《西湖》，感觉这么多年我在杭州，竟未对《西湖》杂志有所留意，更不知道《西湖》有这样一颗放眼全国的构建文学史的雄心，实在惭愧！所以我只能说今天有这么一个契机，是我接近《西湖》杂志、《西湖》作者、《西湖》“新锐”的好机会，谢谢贺先生点名，我还是先听听其他老师的发言吧。
贺绍俊：项静你拿着话筒，你来说。
张欣：对对对，项静讲。
贺绍俊：我知道项静你对“新锐”是很有研究的。
项静：张欣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帮着拿一下话筒，结果需要自己发言。上半场听各位老师讲的高见，很多想法跟我差不多，我也没有更深入的意见。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听到很多类似的意见，大家都在批评“媚少”现象，批评对青年作家过度的扶持，听得太多了之后我觉得对这个声音也要稍微反省一下。因为发出批评这样声音的人可能跟去推他们的人是一拨人，然后我们又召开一个会，在抱怨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在抱怨给谁听，抱怨给上帝听是吗？我们同一拨人干同一拨事儿，然后又自我批评自我解释，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对这个现象我除了诧异和自责，无话可说。当然以年龄去讨论文学，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共和国发展了七十年了，《西湖》都六十年了，我们不应该再拿年龄说事情，这当然是文学批评界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批评界，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没有一种新的文学思路，或者一种新的修辞方式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也没有发掘到一个新的问题，让大家奉献自己的热情，所以我们始终揪着一个年龄的问题说来说去，但其实都是车轱辘话，没有太大的意义。
黄咏梅刚才说“70后”现在在写作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都不用特别焦虑这些问题，无论是“衰年变法”还是英雄出少年，我觉得时代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总会给你一个好的机遇，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个东西一定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一定是跟你自己的学习态度和自我修养，和你对世界的一种认识的深度感有关系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写作方式，无论别人怎么看，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西湖》“新锐”的发掘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因为有一个杂志一直持续不断地做这件事情;做一两年的话只是一个尝试，但是持续不断地一直去做，这当然会成为一个标杆。就像革命一样的，你在革命的第一天是非常爽的，但是就要考虑革命后的一個问题。革命的第二天你要干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你的“新锐”作家发掘出来之后都送给了《人民文学》和《收获》。我还是希望吴玄老师这么有想法、又有文学思考的主编，还有《西湖》杂志这么多有想法的编辑，应该要确立自己的一个文学标准，因为发掘“新锐”，它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跟一些成熟的杂志之间有一个距离，它又不是像《萌芽》杂志这样直接面对青少年、直接面对青春的一个杂志。最后是一个广告，黄德海刚才托付我说，一定要说一下《思南文学选刊》，因为《西湖》三位获奖作者，我们杂志都选了。作为选刊类的杂志，我们想确立自己文学标杆的地方当然也有，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承载性的杂志，把各种不同文学观念的写作者都能够表现出来，呈现出当代文学写作的丰富的样态。为《思南文学选刊》打个广告，我的发言也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贺绍俊：项静强调了年龄的问题。今天发言好几个都谈到了年龄的问题。我个人接触“新锐”这两个字时首先并没想到它是跟年龄有关系的。不是说越年轻的就是越新的，这可能和他进入到文学圈的迟早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在为写作做准备，但是很晚才进到文学圈。我相信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在看稿子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有新意的作品会感到欣喜，这种欣喜不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作者的年龄，而是因为作品带来了新意。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新”也好还是“锐”也好，这两个字首要的还不是指向年龄。比方我在辽宁，辽宁最近在推所谓的“铁西三剑客”。这三个人都是“80后”，但是他们进入文坛的时间的先后，差异很大。双雪涛比较早地进入到文坛;郑执实际上十几岁就开始写作，但是他一直是在文学圈以外，后来又去做电影了;班宇这两年突然好像是爆发出来。但是你仔细去考察他的这样一个文学创作经历的话，会发现，他这两年的爆发跟他以前做准备是很有关系的。他一直是在豆瓣做编辑，也做一些小小的评论。其实，他的阅读，他对文学的接触，这一切都给他作了很好的铺垫。所以当他真正自己进入到小说创作的时候，一下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的确，我觉得，当我们谈“新锐”的时候，绝对首要的不是谈到年龄的问题，不是说今天我们谈“新锐”就已经是谈到“00后”了，也可能突然有一天冒出来一个“新锐”他是“70后”。所以这一点我感触也是很深的，我也特别呼应一下项静。
刚刚张欣老师非常谦虚，但是我上午听了你们学校的校长那一番充满文采的致辞，我发现浙江工业大学也是像吴玄一样十分有野心的，肯定你们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我想，下面请浙江工业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张院长，张晓玥，你来发个言。
张晓玥：谢谢贺老师。我在高校从事文学教育工作，我们学校也经常组织开各种研讨会，但是我自己很少参加这样一个纯文学的研讨会。当然，我讲的这个“纯文学”，是指几乎完全由一线的创作者、批评家组成的会议。高校研讨会总是有严谨的流程，发言的次序、题目都有固定的安排，到这里不一样，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的海洋，其实好像压力更大，大家都像击鼓传花一样，生怕鼓点子敲到自己这里。我们上午的会议前期筹备的时候，有同事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西湖》是什么级别的杂志？其实这个问题上午吴玄会上已经说了，大家一般理解成为市级的，但是我告诉我的同事，西湖是世界遗产，所以它肯定是世界级的杂志。（众笑）第二，她问我这个“新锐文学奖”是什么级别的奖项？我说你没有讲全，这个奖是“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所以肯定是国家级奖项。我这样回答这两个问题，所以同事们很热情，办了上午这样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和纪念大会。（众笑）关于《西湖》新锐文学，我也聊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在座的评论家很多是我们很尊敬的师长，有些作家也是很好的朋友，我想，“新锐”，其实正如上半场很多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或者代际性的概念，诸如“90后”、“70后”等等。其实，我们“70后”也真的不年轻了。从时间性的角度去观察“新锐”，就必须意识到，“新锐文学奖”已经七届了，走过了十四年的历程。如果找一个“新锐”的近义词，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锋”。先锋和新锐，具有某种接近性，但 “新锐”跟“先锋”不太一样，因为“先锋”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以及一个文学状态的评判，其实已经逐渐被我们固化掉了，被理性化和概念化了，但“新锐”可能更加贴近于我们的感觉和感性。从词本身的角度说，“锐”这个字在汉语词里面其实是表达触觉体验的。因此，当“新锐”和文学结合，我期待更有体温、更具有敏锐的感性的文学状态，期待对既有的文学成规的勇敢的突破。不管是作为“新新锐”的今天这三位获奖者，还是过去的所谓“老新锐”，其实都是过去式了。在时间性的存在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流逝的。前面南帆老师说的百分之一的淘汰、再百分之多少的淘汰……时间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态，现在是在现在了，过去的当然过去了，将来还没有来。现在呢，现在其实随时在过去。“新锐”永远可能是一种状态、一种期待，但它又随时是成为过去时的。在文学的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断地淘洗，不断地在淘洗中生成和积淀出经典，被淘洗的肯定更多。我们上午拿到厚厚的四卷本、十五年的年选，这正是《西湖》阶段性的历史留存。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西湖》“新锐十五年”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再出发的遗产是什么。《西湖》“新锐十五年”可以有、也应该有一个总结。这些是我们做文学教育或者文学研究需要做的事情。最后，我祝愿永远在路上的“新锐”越走越远。谢谢大家！ 贺绍俊：那就希望你们和《西湖》的合作一直继续下去，越走越远。下面，我觉得老刊物的老编辑应该有话说。仁发，你说说吧。
宗仁发：贺老一下子就把《作家》和我划到“新锐”外面了，其实我们也是新锐的啊。当年敬泽兄命名《作家》是“先锋文学的重镇”呢（众笑），玩笑呵。我是觉得吴玄长久以来一直是谋划一件大事儿，《西湖》创刊六十周年庆典和新锐第七届颁奖，今天这个场面，让我们看到了吴玄的深谋远虑。可以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谋划一件事儿，就是把《西湖》的“新锐”和当下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我从同行的角度、编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过去以为吴玄是一个除了自己写作不会做什么事情的人，感觉他一天到晚就是会玩的，其实在迷惑我们、是假象，我们完全被他迷惑了、都上当了，做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今天才发现、才感觉到，这么长时间都以为跟他在一起就是玩就行了、胡吹乱侃就行了，以为在一起聊聊天就行了，实际上他一直在布局，在下这盘大棋。
刚才晓玥说要总结经验，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琢磨。一个就是说，《西湖》这样一个杂志，在以前和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这本杂志我们可能会忽略它，不自觉地忽略它，我们眼睛都看着《收获》、看着《十月》，看着已经很有影响力的这些刊物，可能认为《西湖》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刊物，没有把它当作在中国文学格局中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刊物。那么，今天你不这样看是不行的，你必须重新认识《西湖》，是在吴玄手上完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转换。
就是说推举新人也好、扶持青年作家也好，这件事儿大家都在做。《收获》有青年作家专号，《十月》有“小说新干线”，各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做法，但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和想法，然后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西湖》还是最成功的。我们在《西湖》这本杂志里看到的作者群，可能以前我们对这些名字几乎都是陌生的，这个陌生的比例会非常高;在我们另外一些杂志上，看到熟悉的和陌生的比例，可能是四六开，或者三七开，或者是二八开，就是说我们熟悉的作者会更多、不熟悉的相对少，而《西湖》不是，整个《西湖》作者群你可能几乎都是从《西湖》以后才熟悉的。等于它就是我们的“国家二队”，或者说是青年作家的大本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件事儿吴玄肯定是做成了。同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原来以为青年作家这一块自己做得还可以，实际上我们已经被吴玄甩在后面了。原来以为我们那么做就已经是够了的，实际上是远远不够。吴玄这个定位：新锐作家出发的地方，这个定位也是定得非常牢，而且坚持下来了，毫不动摇。包括栏目设置等完全都围绕这个东西，包括颁奖……一系列的东西都在这儿支撑了这个核心。在我们当下文学格局中，如果想了解青年文学写作整体状况的话，肯定都要关注《西湖》这本杂志。
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青年作家成长的问题。前一段看到张定浩一篇文章，对几位东北青年作家有所批评，说文学界是不是对他们太宽容了，觉得是不是存在拔苗助长的这么一种倾向。前面半场，包括刚才项静也都谈到这个话题，这是个挺复杂的话题，到底以一个什么尺度、标准对待好呢？这个说起来挺容易，做起来是挺难的。有时有人质疑为什么有些名家的烂稿子也发出来，老话说是发一流作家的三流稿子。作家名气挺大，但是某篇稿子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发了;青年作家没有名气，可能比名家的稿子好得多，可能我们就没有发。还有个作品修不修改的问题，名家的稿子可能有问题，但我们是好不容易拿到的，总会担心，如果要求修改，可能这个稿子就流失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编辑和作者的交流大多是非常深入的。比如《人民文学》的王朝垠，当年给韩少功写的修改作品的意见，都有三四千字，赶上一个短篇小说了。记得九几年，在沈阳，我和莫言有一天说起来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莫言说现在杂志都没有要求修改稿子的，我说现在谁拿到一篇莫言的稿子，跟你说修改，你要是不再给这个杂志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说，青年作者是多鼓励，还是多苛求他，哪个对他好？这个我也说不明白。有一年我们发了上海的海力洪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发完以后，有些人看到后就说这小说不好，你们《作家》怎么还发了。我是觉得，一个青年作者可能他在写作的某个时期遇到困难的时候，写了一篇并不成功的作品，你如果给他发出来，会不会对他克服困难有帮助呢？我是这么想试验一下。当然可能我这个试验不太成功，后来海力洪也不怎么写东西了。当年他也是“广西三剑客”之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坚持写下来。我们是多鼓励一个青年作家，对他有些不太完美的作品多接纳一下好呢，还是我们苛刻一点好呢，现在我是挺犹疑，到底怎么处理是恰当的，或者说是合适的呢？
贺绍俊：仁发真的是老主编、老编辑，说得很精彩。的确，“新锐”是跟年龄没关系。我说仁发是老编辑，其实这位老编辑也是充满着“新锐”精神的老编辑，包括《作家》，其实《作家》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先锋性的刊物，《作家》为什么到今天在当代文坛仍然这么有影响，跟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先锋性是有关系的。所以《作家》其实也是在帮我们回答《西湖》“新锐”的问题，一个杂志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方针，才能够站住脚，他第一个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仁发编辑的经历太丰富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你编辑的实际经验出发，它其实也是很好地在回答项静刚才提到的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迫切地需要有年轻的“新锐”出现，出现了“新锐”我们会欢呼;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满，又在指责“新锐”不到位，这样那样的不行。项静说我们实际上在制造一个自相矛盾的话题，的确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刚才仁发是从他编辑的角度出发，谈到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创新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又对现状不满。“新锐”出来了，我们会惊喜，但是感觉到他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怎么样来弥补这样一个欠缺，我觉得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要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么下面，这两位又是作家，又是编辑，我觉得你们肯定在这方面会很有体会的。林那北，你接著谈。 林那北：我觉得宗仁发老师可以像程永新一样，程老师不是写了一本《一个人的文学史》吗，你可以写《还有一个人的文学史》，总之也写一本书。（众笑）整个中国文坛从80年代、90年代过来，高潮、起落，宗老师都经历过的，等于一个人见证近几十年整个中国文学的潮起潮落、鱼来虾去的现状。你写出来可以为这段历史存档，挺有价值的。
一个下午大家说得最多的词是“新锐”，听得我百感交集的，交集到我刚才都睡了一觉（众笑），困得不行呵。确实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前些年我们刚冒出来还比较“新”的时候，头顶是乌压压的一片德高望重、创作实力强大、名气又如日中天的前辈作家，他们那时候正处于创作高峰期，作品铺天盖地，把所有刊物的版面毫不客气地占领了。以前刊物对名气是很看重的，这无可厚非。眨眼间，我们还不及“锐”起来，又迅速就老了，新的一代已经汹涌起来了。所以我不知道60年代的作家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感慨，以前我们的成长确实挣扎得很辛苦，四下环顾，非常无助无奈，没有一股对文学坚韧偏执的热爱，是很难坚守下去的。那时哪有像《西湖》这样的杂志，如此慷慨地给年轻写作者提供这么多这么好的机会啊？完全没有，轮不到你的，不可能的，发表作品其实都很困难，经过很长一段跋涉之后，很多人还没有“锐”起来，就已经在沙滩上倒下去了，被后浪拍死的。
其实文学的“新”和“锐”跟年龄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人能够终生保持一种锐气，保持对世界的新鲜感、好奇心以及自我的更新能力。我前一段看了陈冲一个采访，好像是许知远对她的采访，突然就想到关于人的成长问题。有些人很早就关闭自己，年纪轻轻就停止成长，也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老迈了，从思维到想法、做法都已经暮气沉沉;有些人可能就像陈冲那种，每时每刻都在成长，她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对世界有关注、有更开阔繁复的视野，一直植物般生机盎然。我觉得这种女性终生可能都是很新、很锐的，到80岁时候，仍然是充满朝气、思想非常有活力的。所以我想说，生命的成长期肯定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我们应该选择后者，至少可以努力，让自己“新”得长、“锐”得久。
我们杂志也学着吴玄，开了一个小栏目，也叫“新锐出发”。选刊以前很少选未成名作家的小说，后来觉得应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们差不多每期都会选一些年轻的作者。这些年轻的小说家，他们在题材上有一些独特性，因为他们这一代的成长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没什么书可读，能偷偷摸摸拿到一个手抄本就算幸运。我们的知识储备先天不足，是在营养极其匮乏状态下成长起来的，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一代成长都是泡在书堆中间长大的，所有父母只要孩子肯读书，掏多少钱购买都是愿意的。所以你们是在精神营养非常丰富中成长的，广泛的阅读肯定在语言方面会有所造就，语感可能就跟我们不一样，挺好的。我觉得看一些年轻小说家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种非常生动的语感和表现方式，会呈现一种很特别的文本，但是确实也感觉到他们对生活的积累还有所欠缺。我们昨天在工大“面对面”的时候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对世界的掌控与吸收能力的问题。如果你敏感度不足，活得太钝，触角笨拙，满脑子的平庸与世俗，那无论什么年纪，都不会有新鲜生动和独到的发现与见解，就如同老农，可能种了一辈子的稻田，你叫他写出一段关于怎么耕种的文字，是不可能的。这里还牵涉到表达的问题，很多时候经验是一回事，用语言呈现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在表述的过程中，经验的积累是需要在时间中慢慢熬出来的。我刚才坐在这里，侧面看南帆头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头顶不平整，有一撮竖得特别高。他头发都是我剃的，有十几年都没有上过理发店了。是我手艺不好吗，不是的，他头发某个区域就是特别肥沃，那里的头发总是长得格外勤快。这就如同一块农田，某些局部肥料特别充足，头发跟植物似地就长得格外凶猛，所以就会出现参差不一的情况。这种小细节，想象力未必能够抵达，只有老理发匠才会发现。其实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生活的积累、生活的阅历、生活的经验也是水到才能渠成的，往往得熬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成气象。小说家就应该是人精，无所不知，十项全能。一个生活的高手，写起小说来，那种游刃有余、上天入地的潇洒劲一定会从字里行间溢出来。那种枝繁叶茂、枝叶饱满的小说，非一日之功。年轻小说家有很多优点，但也不时有硬伤。我前些日子看一篇小说，是一个男作家、一个年轻作家写的，小说里有个情节，说一个女孩在镇医院堕胎，这个胎儿才两个月，就知道是个男婴，这怎么可能？
贺绍俊：这是男作家，他不懂。
林那北：所以我开玩笑说，生孩子的事情，让我们女人来吧。（众笑）因为你这是在乱写，中国大陆所有地方禁止检查两个月之内胎儿的性别，据说香港可以，靠耳朵上取一滴血查DNA。类似这种情况，我们看稿的时候，在年轻小说家的作品中會发现多一点。写作者对文字还是应该有敬畏之心，如果信手瞎写，对自己对文学对读者，都缺乏起码的尊重，这类人跟“新锐”二字沾不上边，就不说了。
我刚才睡得很迷糊。因为确实好困，这里太好睡了，暖风吹得游人醉，这个地方适合做一做梦，不适合说话。我觉得钟求是比较适应这种气候，可以多说一点。（众笑）
贺绍俊：下面钟求是接着说。我先补充几句。林那北到底是个作家，她很会发现细节，其实对于“新锐”来说也是要善于发现细节，在里面发现哪怕是一个细节，但是带来新的东西，我觉得就很可贵。另外，林那北你也太谦虚了，你也曾经“新锐”过。
林那北：“过”。“过”，我听到这个字。
贺绍俊：当然“新锐”不可能一直是“新锐”。“新锐”得了《西湖》的奖以后，就是“老锐”了。
林那北：能补吗？
贺绍俊：至今我还会记得你的《寻找妻子苦菜花》。你塑造的苦菜花这个形象，后来我一直没见过。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她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就足够她“新锐”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就说，你是“新锐”。下面，钟求是，你也是一个大刊的主编呵。 钟求是：我看到下午的议程表，就问《西湖》的编辑，下午座谈是什么主题。编辑告诉了我，又说下午嘉宾很多的，你想发言就发言，不发言没关系的。呵，我心中暗喜，心想可以躲过去。结果大家下午的发言都比较急速，时间就多出来了，那我也说几句。作为同城的文学杂志，我们《江南》首先要向《西湖》的六十岁生日表示热烈的祝贺！其实呀，上午吴玄在会上提出发展目标之后，我就感到自己有些茫然。吴玄说《西湖》要办成“大《收获》”、“好《十月》”。浙江有了“大《收获》”、“好《十月》”，那我不知道《江南》的努力方向在哪里了，所以心就乱了。（众笑）而且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西湖》是六十年，《江南》才四十年，从年龄上说，排序起来我们变成了一个小兄弟。当然在一个城市里头，我们两个杂志相处得挺好，各有所长，都在努力发展。但是放在全国层面看，又有点尴尬。什么尴尬呢？就是因为有《收获》、《十月》这样刊物的存在，我们这种刊物实际上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作家最好的稿子，首先不会想到我们这种杂志，包括我们《江南》，包括《西湖》。所以这确实需要一个定位来推动杂志的发展。吴玄在若干年之前定了这个位，作为中国“新锐作家出发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好的、非常恰当的。
中国这么些年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从“70后”、“80后”，到“90后”，再过几年马上就“00后”了。刚才北北说，我们“60后”的人可能都成为“老老作家”了。刚才咏梅过来的时候叫我“老作家”，我说不是老作家，是“老老作家”了。作为“老老作家”，看到一批一批的新锐名字在中国文坛上出现，感到很欣喜;每一年或者两三年都会有一批新的名字出来，譬如前些天出來一个“铁西三剑客”，这个名号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心想怎么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反正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名字出来，让我们睁大眼晴去注意。但是我们做编辑的，一方面要夸人，关注这些新人和作品，同时也会做一些批评。所以我接着刚才北北的话，说这个话题。我们平时看稿子，实际上不太注意作者年龄的。稿子投过来、编辑送上来，我作为主编最后看，看完了以后，我们开编前会定稿。经过一段日子，我们才会归纳出其中的分类：这一批是青年作家写的，这一批是中年作家或者老作家写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80后”，特别是“90后”作家的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刚才大家也都说了“媚少”这个词，而且一批评论家在上海开了这个话题的研讨会。研讨会内容我没细看，但是“媚少”这个说法我心里是认同的。尽管我们杂志也推出青年作家的专辑，平时也经常发青年作家的作品，但是时间一长，归纳起来确实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点，我觉得“80后”、“90后”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学基本功还比较差，连文字叙述这一关都没有过。听起来名头已经不小了，但是一看文字怎么会这样呀，叙述能力怎么会这么弱。有时我们的编辑会说，哎呀，这个作家怎么红起来的，怎么好像莫名其妙就红起来了。一看文字确实名不副实，最基本的能力其实是没有过关的。当然我说的是部分青年作家哟。
第二点，就是年轻作家“同质化”这个现象慢慢显示出来了。过去我们说“同质化”指的是年纪更大一些的作家。年轻的作家因为想法比较趋前，反映的题材也就比较新鲜、有新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这种新意慢慢也会趋同。我想了一下，这可能跟眼下的生活“同样化”有关系。在过去，消息比较封闭，各自有各自生活的经验。现在的生活经验太趋同了，每个人都待在手机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大事小事，大家基本上都是掌握的，而且知道的信息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些年轻的作家，寻找的题材或者反映的那些点，慢慢也有一种趋同的感觉。
第三点，年轻的作家们容易缺少情怀。当然，我这句话也不一定很对哦。我有一个感觉，我们“60后”的作家，或者“70后”的一些作家多少还会残留一些“情怀”，那种所谓的大一点的情怀。现在80年代出生或者“90后”的作家，这方面就显得少一些。当然不都这样，其中有些作家一定也会去追求。但是从普遍来说，年轻作家这方面就缺少一些，他们看问题、写作品可能更“功利”一些。当然这种“功利”可以打上引号，有属于自己的合理性。但我总觉得，缺少大的情怀，会妨碍这一代作家大的发展。
我刚才讲的三点存在的问题，只是简单的归纳。其实青年作家有自己的问题，中年作家和老作家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正如刚才大家所说，所谓的“新锐”主要在于一种精神。作家的内心不能停下来，这很重要。你内心感到自己累了，要停下来了，那锐气可能就丢掉了。只要还保持着往前走的精神、往前走的欲望，那么这种“新锐”的气神儿就会一直都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愿意带着锐气和“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一起往前走。
贺绍俊：我觉得钟求是讲得非常好，他谈的问题也很尖锐，讲到一个情怀问题。其实这个情怀问题，上半场石一枫也谈到的，他说今天的“新锐”其实缺乏锐气，他们跟老作家相比，实际上不能说出老作家不敢说的话，也不能写出老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如何面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的问题。假如像钟求是说的，说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种情怀的话，倒不见得就是他个人的问题;可能在当时的文学生态下，就会培植出作家的一种情怀。今天我个人感觉我们的文学生态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的话题讨论是越来越深入。刚才几位又是编辑、又是作家发言，那么我想，下面是不是再换一个角色，我想还是请浙江的批评家，浙江大学的翟业军老师，你来说说吧。
翟业军：谢谢贺老师，也感谢诸位远方的朋友，祝贺今天获奖的几位作家。今天讲几点意见，可能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希望大家谅解。
首先讲第一点，就是“50后”一直到“80后”、“90后”，这样相隔几十岁的人，他们其实处于同一个文学代际。就像我们想象唐代的诗人、想象宋代的词人，他谁大多少、谁小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呀。你大个二十岁、小个二十岁，又怎么着了，是吧。我“60后”作家我就自卑了，你“90后”你就牛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处于同样的代际，我们以自己这样一个肉身、以属于自己这样的特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必须作出我们的答复。如果说，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面对着同样的难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新锐”们做得并不算太好，起码我觉得辨识度不是很高。具体怎么不好我不多说。其实在上一届鲁迅文学奖五年前评出来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逐一地批评了那十位获奖的小说家。文章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给徐则臣，我说要包涵，他当然会包涵，但是他是否包涵我不太清楚。现在的鲁奖获得者基本上是以“70后”为主，还没有“新”到像他们几位获奖者的程度，但我觉得“70后”以后的这几个代际的作家创作真的是有一定问题的，成就不算太高，辨识度不算太高。 第二，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文学场太热了，就像我们现在会场的温度一样，会让林老师昏昏欲睡呵。太热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管是做小说写作的、文学创作的，还是做批评的，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布朗肖喜欢说的话，在座可能有朋友会喜欢布朗肖，“沉默”，是吧。布朗肖和福柯的那样一种友谊，一种“沉默”，一种形同陌路的友谊，这可能才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友谊。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太热的文学场里面，我们可能会产生某种蛮畸形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唤着批评能够“见血”、能够更加犀利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怎么可能犀利起来呢？
第三点，我在前年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文学动起来》。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强调一个“静”字。苏东坡很有名的话说：“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无事此静坐”，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就强调一个安静。我不详细地说，诸位都是大家，都很了解。但是落实到我们当下，起码是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动”的世界。而我们作家面对这样一个极度的“动”、一个乃至于350码的复兴号的速度，其实是跟不上的，我们审美有严重的问题，是滞后的。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很多年轻的或者“70后”以后的作家，我不好批评，都坐在这儿，不敢说。没坐这儿的，我敢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温州参加了张翎和陈河的研讨会，我当张翎的面批评《劳燕》，我觉得《劳燕》写得非常不好。那是一个抗战时期的美国海军在温州训练中国战士投身抗战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是非常有趣、迷人的东西。可惜的是，它完全被虚化、被抽象化了。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没有具体的东西，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真相、看不到复杂性的。复杂性从来不是从抽象性得来的，而是从具体性、历史性得来的。《劳燕》其实讲了一个一女三男的故事。而一女三男的故事，它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惊喜，没有任何让我觉得震惊的。那个女人有三个名字，或者叫三个绰号，分别叫阿燕、斯塔拉和温德。阿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家常的女人，我们每一个中国男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阿燕”或者自己的“小芳”。“温德”就是风，非常爽朗也非常劲爆的情妇、情人。而“斯塔拉”是“星星”，是提灯女神。我们每一个男人都需要这样的提灯女神，我们男人太龌龊了么，需要提灯女神在前面引领着我们。也就是说，它那样一个有趣的，一定会带来很多复杂性、具体性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来还是这样一个普通性。而这样的普通性我们都太熟悉了，它动不起来。我在温州的时候还讲到，他们连沈从文，他们连几十年前、1949年前的作家都不如。沈从文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多震悚呵，它起码会挑战我，会让我觉得：哦，小说可以这样写！竟然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种美丽！这种美丽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会觉得，你被震到了。就像汪曾祺的《小孃孃》写到小孃孃和侄子在做爱，天上一个又一个蓝色的闪电在闪过。惊天地泣鬼神，就这样的美学会让我感到震动。而我看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看你们的小说，我感受不到这样的震动，这是讲的第三点。就是没有动起来，还是让我很安静，越来越安静，然后昏昏欲睡，我睡着了。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贺绍俊：翟业军谈得很好。很直率，我们就是要很有针对性、很尖锐地谈出观点，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下面我们请张屏瑾教授。
张屏瑾：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论坛，祝贺三位获奖者，这次获奖的三篇小说我都是非常仔细地读了，有的是以前读的，觉得各有特点，仅从入围和获奖的这些青年写作来看，现在的青年写作并没有太趋同，而是各有其特点，当然，这也可能是体现了西湖文学奖的眼光，为我们挑选出了有个性写作色彩的好作品。同时，没想到《西湖》已经创刊六十周年了，印象中它是一份朝气蓬勃很有活力的杂志，每次拿到手，翻看的时候，总觉得它有一种超越时代性。我教现代文学史，常常要跟学生一起阅读民国时期的文学刊物，那些刊物很有历史感，但看的时候同样觉得很青春，有实验性，而且在发掘文学新人这一点上，这是那个时期的文学刊物的共同使命。《西湖》的清新、敏锐，同时又精雕细刻、自成一体的办刊风格，也有类似那些文学史知名期刊的韵味，这个好像是《西湖》很独特的一点。
刚才业军老师谈到沈从文，我正在执导一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早期的沈从文写作，就是沈从文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当时是一位文坛的“新锐”，他是怎么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讲故事的人”，最后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我们今天的状况，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可能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比如说沈从文，有这样一种研究视野，就是着眼于“五四”运动，“五四”前后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产生了三代作家。第一代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先生一代”;第二代是他们的学生那一代，就是罗家伦、傅斯年等。接下来就轮到了沈从文、丁玲、萧军等第三代。这个“第三代”青年回过头来看是我们今天认为的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家，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年轻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开展文学活动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于他们来讲，作为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了，而且不完全是为了启蒙、救国或别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写，而是为了写作本身存在的一种什么可能性去写。那些大的社会理想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更加深层的动机，写作本身的重要意义则突显了出来，因此沈从文想做一个好作家了。这个心态转化很快，差几岁出道就会有差别，因此青年作家的选择在当时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1924年沈从文曾经收到了郁达夫给他的一封信，《致一個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实际上就是“老新锐”郁达夫给沈从文这个“新锐”的一番告诫。
“改革开放”以后的这几十年，无论是写作功能的转变之大，还是写作的代际转换之快，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把“50后”的作家作为第一代的话，可能有一点类似于“先生一代”;“60后”、“70后”有点像“学生一代”，跟前面一代作家有更密切的对话;今天的“80后”、“90后”的作家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代，他们同样面临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启蒙”思想与文化的落潮，包括文学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边缘化处境，新技术、新的媒介和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学的地位的冲击。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我脑子里总是有这么一个百年的镜像关系，某种历史结构的相似性，那么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有没有可能像前一百年那些“第三代”现代文学作家一样，从自身特殊的历史处境中，找出一些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理解与回应呢？如果说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困境，同样是處于某种思想与社会潮流的衰退或者是变化、变形之中，那么能不能在其中找到属于新的艺术创造力呢？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做“新锐”并不简单，甚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不是表达自己写作的顺利，而是充分表达自己写作的不顺利，我看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包括我们获奖的这几位，就是这种感觉（这一点也与前一百年的情况很相近）。我觉得，要充分重视这种不顺利和难题性，这与创新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也在等待着大家。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贺绍俊：她把我们的这个话题放在百年的传统中间来看。的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们谈创新，更多地都是从技术的层面，越来越把文学变成一个技术化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跟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接续上，我们今天可能缺乏了这样一种启蒙的机制。
下面，我觉得话题是不是又回到编辑，因为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很重要的编辑，王继军。“大《收获》”呵，人家《西湖》是把《收获》当成他们向往的对象。
王继军：……敌人。（众笑）我看天已经快黑了，时间很紧迫。我就简单地讲两点。开会的时候，吴玄老师特意提出来，这个论坛的主题是《西湖》新锐文学跟当下文学的关系。我就讲一下，吴玄老师代表的《西湖》的新锐文学是什么样一个概念。那我就简单地总结两句，吴玄老师看到的“新锐”，一个特点是当下写得比较好的，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看到的“新锐”身上，未来会写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是吴玄老师代表《西湖》的“新锐”风格最大的本质。而尤其是第二点，他的“新锐”里边，能够有对未来的把握。所以刚才文珍也讲到，被吴玄老师选中的这些“新锐”，到后面一直都在，一直都走得很好，而且有的写得非常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一个编辑，看到现在是很容易的，但是看到未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能力。就像美国有一个伟大的编辑叫珀金斯，叫他“心灵的捕手”。我觉得吴玄老师为代表的《西湖》，吴玄老师是中国的“青少年心灵捕手”。我作为《收获》的编辑，如果看到来稿里边作者在稿子后面注明曾在《西湖》上发表过作品，我就会特别认真地看。我的发言完了。
贺绍俊：继军，你在发言之前，还没有拿话筒的时候，好像说了一句话。你说《收获》是《西湖》的敌人，还是《西湖》是《收获》的敌人。
王继军：互为敌人。（众笑）
贺绍俊：互为敌人。吴玄还跑了。吴玄，你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敌人。
王继军：刚才项静的观点也不对。她让《西湖》找自己的风格，不为《收获》和《人民文学》输送伟大的“新锐”。这是不对的。这个事其实很好，让他们去做。而且我觉得这个做了，《西湖》他们做了两种牺牲。做编辑是为作家做嫁衣，他还要为《收获》、为《人民文学》做嫁衣，这个真是了不起。
贺绍俊：吴玄有这么好的敌人，他应该太骄傲了。敌人专门给《西湖》作了这么好的总结，总结经验。你看吴玄也不好好听。
张楚：吴玄这会儿没在。（众笑）
贺绍俊：下面我想请木叶，你也是专门搞批评的，应该很有感想，你也说说吧。
木叶：“苟日新，日日新”，所以我觉得发掘新人、提携新人、嘉勉新人，永远没有错，关键是怎样发掘，或者说怎样将这一过程“呈现”。我想讲一个细节，这一次《西湖》的授奖词，不知道具体是由谁所写，但它可能是爱护新人的一种体现，有自己的眼光，但又恰如其分，不像很多授奖词那样夸张、那样陈义过高，而是准确、具体，并指向这个创作者的潜能与可能。一个好的奖，尤其是新锐奖，其实就是要奖给一种可能，一种未明，一种未来。给郭爽的授奖词里提到了“时间的咏歌”，我想这个词无论对于郭爽，或是另外的作者，都有一定的启示;对于王苏辛，用的是“关于艺术的精神漫游”;对于赵挺，提到现代青年在路上的“精神写照”，总之，都抓得很准，又具有一种对未明与可能的注目。
刚才程永新老师谈到赵挺时说，《上海动物园》和他以往的作品有一些近似，需要作者警惕，这是锋利的评论。我还想说，第一是要怎么去克服这种近似;第二种可能是如何把这一风格变奏，进而集大成，以期在体量、深度和美学上都更引人注目。我觉得，这两种变化也许都是可行也可期待的。
我大学时代被海明威的一段话击中，记不很清晰了，但很适合这个新锐话题，大意是：我年轻时，大概三十岁之前吧，是打天下、打江山，树立影响、建立声誉，此后的日子可以“享受”这一切，同样重要的是让那些赞许或批评过我的人知道，我当初那些声誉不是白得的，我会写得更好，最好的情况是，我不仅仅在同代人之中写得好，还会走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甚至比那些死了的老家伙还要出色。
再回到“苟日新，日日新”上来，“新锐”未必就是指年纪小，也可以指晚熟的或插队的“新人”，无论怎样，一旦成为了新锐，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不断地再次成为新锐，超越自己，超越同时代的人，把那些逝者也唤醒，把那些未来的自己、未来的能量也都激发出来。
贺绍俊：下面，继东，你又是作家，也是杂志的主编。我觉得，你从这两重身份来说，应该也会很有感想。
斯继东：今天论坛的主题是“《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就这个主题而言，今天会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共识之前就有，就是《西湖》“新锐”对我们中国当下文学起的作用，它的确是源源不断地在给文坛输送人才。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比如说，许多“新锐”都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坛的中坚了。对《西湖》这本杂志，我个人举两个非常小的例子。第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杂志社，最不缺的就是文学期刊。自己定个二十几份，相互赠阅的又来个几十份，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学期刊。实际上面对这些文学期刊，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有一些可能就拆都不拆的;有一些杂志，比如说包括《西湖》，我每一期必须是打开的，它的“新锐”栏目我还真的总要看一下，大概地了解一下。你看正好在表扬吴玄的《西湖》，他进来了。从这种区别对待中能看出来，《西湖》是我很看重的一本杂志。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在绍兴本地，当我在面对一些我个人觉得有潜力的作者，私下跟他交流时，我就会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沉住气写个三年，积个六七篇质量高的稿子，接下去先给《西湖》的“新锐”栏目投;这个成功之后，再给《十月》的“小说新干线”投。接下来一些好的杂志、一些大刊都会关注你。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出来。 另外，刚才贺老师说到编辑身份跟小说家身份，我的确也想从两个方面再说两句。作为编辑，我想大家都是有一种共同的想法的，就是，想成为一个发现者，发现新的面孔。当然这个新的面孔呢，也不仅仅只跟年龄有关系，这里边当然有特别年轻的一批作者、作家，另外其实也有一些“新锐”，他其实是“第二春”出现的作家，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另外呢，还有一批作家，他在同代作家里边，我认为他现在的名声和地位，跟他的才华是不匹配的一些人，这些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就是说，这个人我觉得非常有才华，但是在那个年龄段的作家里边，他的影响力没有对等，是被低估的，这种作家是有的。比如说这次来之前，我们正好在定明年第1期。第1期定了之后，来了，心里好像觉得踏实一点。我们明年第1期，短篇带头的是夏烁，在“80后”作家里面，我觉得夏烁写得非常好，她给我们的稿子也是质量特别高的一个。比如说中篇带头稿发的是手指，手指我觉得其实写得非常好。这种发现者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杂志、好的编辑共通的东西。当然我们地方的一些刊物，刚才求是也说到，特别是像《野草》，要说级别更加低了，那么在整个大大小小的刊物中间，你怎么来定你的位，的确是非常头痛的事情。我觉得吴玄的定位是特别好的。其实我们也在做发现“新锐”的那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杂志回头去看的话，就是以“70后”、“80后”为主力的，然后接下去就是“90后”、“00后”，“60后”以上的作家发得其实非常少。这个定位跟我自己是有关系的。因为相对来说，“70后”这一拨作家的确是个人关系比较好，相对比较熟、比较了解。跟他们约稿子，他们一般也不会把很差的稿子给你。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质量。
另外一个，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说起文学总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特别让人沮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特别让人欣慰的。让人特别欣慰的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时代还是有它好的一面：你要是有才华，我还真不相信你会被埋没。这么多的刊物、这么多有良知的编辑，他真的每一期都在找好的稿子、好的作者，就是说，在找“新锐”，都这样在做的。所以真的如果有才华你还是能够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要说沮丧，的确也非常沮丧。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在干的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我们“文学圈”自己在“玩”，跟外界似乎并没有多少关系。刚才工业大学的张欣老师就说到，他说之前不知道《西湖》，這个现象其实非常怪的。我们《西湖》的这种影响力，在年轻作者中间，包括整个文坛中间，那种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但是一放到文坛之外它就变成……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让人沮丧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是可以忘记年龄去写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些前辈老师在跟你说的时候，他老说你要在文学坐标中找自己的位置，经常会提醒你类似的一些话，但是我觉得，写作真的是特别个人的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他的评论家真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作家写什么，选择什么题材、以怎么样的一种修辞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它其实跟这个作家个人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像我自己，感觉进入中年之后，身上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便举例子，比如说今天上午吃早餐的时候，我跟北北、南帆老师也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进入中年之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觉：你再怎么折腾，你还是个中国人。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比如说这些年一些作家同行在一起会经常聊起书法。书法当然小的时候都接触过，之后也不是非常正规地在学习，但是这几年慢慢地被这些特别中国的东西吸引，甚至迷恋上了。前些年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后半夜都睡不着，人变得特别烦躁。怎么来收你的心，后来选择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起来临帖，它还真的让你的心静下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的的确确是跟你内心相关的。你年轻的时候在逃离，而现在这些东西它慢慢又回来了。去年我写了个小说《禁指》，主人公是一个弹古琴的老者。在修辞层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越地方言。为什么我现在会去写这么一个小说呢？回头想想，它跟你的内心，跟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完全相关联的。有些东西你是没办法去改变它的，那么，就这样走下去吧。我就说这么多。
贺绍俊：继东的发言很丰富，我特别想强调其中的一点，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了如何发现“新锐”的问题，发现新锐其实也需要从我们现有的作家队伍中间去发现。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对现有的作家有些是高估了，有些是低估了。不管是高估也好、低估也好，首先可能是跟评论家有关系，同时也跟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关系，因为尤其对于那些被低估的作家，可能被低估也是由于他们创作中间很多带有新锐特质的东西被我们的评论家忽略了，其实发现新锐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这个谈得非常好。
下面，我发现排在后面的全部是“新锐”，“新锐”根本就还没发言，那么是不是下面真正的“新锐”，你们要谈一谈了，王小王，孟小书……
王小王：非常意外，也非常荣幸我在贺老师眼里还是“新锐”。其实“新”很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新”过，但“锐”很难，“新锐”不等同于文学新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是某种在继承基础上的颠覆，是有勇气与见识所支撑的文学才华。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当然也“新”过，但我不敢说自己“锐”过，我希望能向真正的“新锐”们学习。从一个当了十几年编辑的文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说，《西湖》与吴玄老师真的是让我非常钦佩的。新锐奖、青年作家奖，很多刊物都在做，但是像《西湖》“新锐奖”这样，做得如此纯粹、用心、坚持不懈，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也都在做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但是能够像《西湖》这样，一直真挚、热诚地持续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好，当然也非常不容易。《西湖》这本杂志和它的“新锐奖”多年来真的培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所以今天的研讨会上，吴玄老师很得意地请我们讨论《西湖》“新锐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看似是开玩笑，其实他心里知道，我们心里也知道，这本杂志和这个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不仅是由于很多当初的新人、获奖者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力量，同时也因为《西湖》和“新锐奖”一直在彰显着一种纯正的文学风气，激励并感召着我们。 这次作为评委，有幸认真拜读了进入终评的六个小说。六个小说都非常打动我，包括没有获奖的，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他们虽然年轻，但并不缺乏深度，可以看到他们的小说里已经展现出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也能够对生活的苦痛有具体而微的体察，当然还有文体上的创新和对时代的敏锐捕捉。也就是说，他们将永恒的文学追求、纯粹的文学传统与“新”和“锐”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着纯正的文学品位，也有着跳脱陈旧和束缚的飞越能力;可以想见，随着他们这一代“新锐”的成长，中国当代文学又会呈现新的样态与活力。
孟小书：刚才项静说，现在一直在讨论说，对这帮新锐“媚少”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同一拨人，最后给我感觉大家现在好像为了“新锐”的发展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就好像拿这帮人没辙了一样，不知道该怎么的了一样，但是大家还都是为了“新锐”更好，写出更好的东西。我之前也得过《西湖》这个奖。我要不是一个文学编辑的话，以我每年的产量和我的稿件质量，可能也就迅速被大家遗忘了，也不会坐在这儿开会。所以说怎么继续保持，不要昙花一现，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挺难的，也是我正在努力，努力将“新锐”的头衔一直保持下去。
贺绍俊：这个表态非常好。
朱个：我确实是处女作就发表在《西湖》上的。记得当时吴玄也刚到杭州不久，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非常诚恳，觉得年轻的作者出来发表很不容易，所以吴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开头，他让我觉得好像发表很容易。《西湖》给我的“新锐奖”也是我得过的唯一的文学奖，他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觉得其他的文学奖其实都不重要，这个是个很重要、最重要的文学奖。我就讲这些。
贺绍俊：后面有一个老新锐，东君。
东君：相比“新锐”，我现在是“老钝”了呵。（众笑）我说说我跟吴玄。其实在座当中我认识吴玄可能是最早的，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认识吴玄了。吴玄在九十年代初是我们乐清乃至整个温州写得最好的“新锐”，只是那时候他作为一个“新锐”出来的时候，他的小說未被认识，没有一个人像今天的吴玄一样发现他。所以他的小说一直是发表在我们乐清的一个小刊物《箫台》上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人发现，之后相继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了作品，其实这些作品都是他在二十几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所以我觉得吴玄被发现太晚太晚了，如果早点被发现，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我是2003年在《西湖》上发表作品。2003年的时候刊物好像改名叫《鸭嘴兽》。2005年，我发现刊名又改回去了，而且开设了一个“新锐”栏目。好像那时候吴玄已经过来了，是吧？我也是在同个时期开始作为一个“新锐”在上面发表了三篇小说，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同行的关注。今年是《西湖》六十周年，下一个六十年，希望还有人记得起我们这一批在座的新锐，而且还能觉得我们的作品既“新”且“锐”。此外我想说的就是对吴玄的祝愿。我觉得吴玄进了《西湖》之后，几乎是把自己一身的才华都献给编辑工作、献给了《西湖》了，以至于后来就越写越少。但我觉得凭借他的才华，以后还是能够像“新锐”时代那样写出好作品，甚至写出比《陌生人》更好的作品。总之，我希望吴玄还能写下去，《西湖》还能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办成“两个一百年”吧。
贺绍俊：最后吴玄，你得说两句吧。
吴玄：我要说明一点，这个排座次是我们昨天晚上十二点多排的，是毫无次序的。这显示了我们“新锐”论坛最大的平等——乱排。第二件事情就是吃饭，到大厅吃饭。现在胜利闭幕。
贺绍俊：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就补充一句，大家就直接去吃饭。论坛结束。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