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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号的时候，我趁着原来的高中还没有放假，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回去了一趟。
前几周下的雪还没有化全，站台的木椅上滴滴答答落了不少融水，没有上过漆的表面被染得深深浅浅。风刮得紧，从光秃的树枝之间不曾停留地呼啸而过，隐没入天边堆叠的一层又一层的白云。
我搓了搓有些发僵的手指，看着235路公交车终于喘着粗气停靠，同学一前一后地下了车，冲我招手致意。我们并肩走在合肥学院的操场围墙外，拐一个弯就到了小吃街。因为学校里只剩下高三的学生还在进行最后的两天课，小吃街上只剩下两三家店还开着门，一派冷冷清清。我们循着记忆想要找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发现它们的主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提前回家过年。虽然有些挫败，但我却没有丝毫恼意，似乎只要能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哪怕是看着一排紧闭的门，也是一种收获。
到了高中的门口，同学才说她并没有和老师约定具体的时间，只是说全天都行。她一个电话打过去，老师立刻挂掉，再发短信也没有人回复，想来是在上课，我们三人只得站在风口跺着脚，等这漫长的四十分钟过去。大部分的大学都不会再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这种等待似乎也变得弥其珍贵，只不过更珍贵的是坐在教室里的我们，坐在高中的教室里的我们，坐在去年此时的高中的教室里的我们。冬日里的下午第一节课总是被浓重的睡意笼罩，手指用力地握住笔杆，拼命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需要记的和不需要记的东西，以此来干扰周公的来访。像我这样经常忘带手表的，就只能一遍又一遍拍一拍同桌，每隔五分钟就得问上一句现在几点了，或是还有多长时间下课。反而真正到了快下课的时候，倒像是来了精神坐得端正。
168的下课铃是《菊次郎的夏天》的节选，我才听了个开头，立刻不知觉地拿手机将后续的音符录了下来。因为在校外，乐声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被多少道风阻拦过，传到耳朵里只剩下片段式的一星半点。可我住在青年城一号的时候明明是能清楚地听到的，每一次上课，每一次下课，白天上课和晚自习的铃声是不同的，撕开天光的一角装进并不安逸的周末，掉落在堆得高高的试卷和辅导书上。
所幸班主任老汪在仅有的五分钟下课时间接了电话，向保安大叔说明情况又登记完详细信息后，我们终于又可以穿过那道门。由于学生卡已经被注销，我们逃不过那一句冷淡陌生的“无卡”。右手边是进校之初就有的耕牛石，它是11级的学生集体赠送的——我们的每一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前都会在校园内留下一块属于我们这一届的石头，是给学校的纪念，也是给我们的纪念。
正好是眼保健操时间，我们穿过下三层的空教室走到四楼，迈出楼梯间之前，倒突然开始无所适从起来。其实大学时光并没有在我们三人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却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并非再是这里的学生。在楼梯上我们曾遇到过一个不认识的老师，许久没有和老师狭路相逢过，我们嗫嚅半天没有问好，待老师走到了下一层才犹豫着喊出一句：“老师好。”老师半抬着头看了我们一眼，却友好地笑道：“可以不叫老师好的。”我们轻易地和老师擦肩而过，也轻易地和以前的高中生活擦肩而过了。
因为是冬天，教室里都开着空调，一条走廊走到底，所有的班级都关着门拉紧窗帘，只有尽头的那一个班不是。我们还没走到，就听见了熟悉的老汪上课的声音。应该是在说今年合肥市一模试卷上的圆锥曲线题目，围绕着一个椭圆展开了许多。我们做贼心虚似地匆匆下了楼，准备先去操场转上一转。
新建的体育馆上了锁，我们没有进去的机会，只能在熟悉的田径场上走了半圈。三点多钟的阳光还算是明朗，能够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三个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跑道上空无一人。但我还是觉得像极了毕业前的一节又一节体育课，手里拿着《文化生活》，一边走一边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到与好友有意无意地聚在一起，书在手中就失去了价值。我们甚至已经想不起来那时会说些什么，毕竟高三的生活贫乏无趣到了极致，买了试题调研的特快专递，第一时间看的是下面那些老掉牙的笑话，高考作文素材翻了无数遍还读得津津有味。
无论是去操场，还是回教学区，都是和以前别无二致的路。那是一种让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引着我向前走。大课间结束，或是升旗仪式结束，或是体育课结束，身边簇拥着许多人，而现在只有三个人，和她们的影子。明明还是那条路，明明还是那些人，明明还是那所高中，可心中所想，眼前可见都不再一样了。
到四楼时还一直担心着老汪会拖堂，偷偷摸摸地探出半个身子看见他带的班级有学生陆陆续续出来，才松了一口气叩响了办公室的门。老汪果然在里面，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空调的热气在开门的一瞬间涌到脸上去，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无所适从。无所适从什么呢？是老师亲自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是老师极力让我们坐下？是老师再也不熟知我们的学业，反而要询问我们？我握着纸杯，竟然缓慢地松了一口气。
从到经开区就有的那种奇怪的感觉，终于得到了解释。我极力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一年前高三时候的那个状态，将自己当成一个归人，而不是访问者，或者说是怀旧者。这样不实的定位只会给我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受。
不得不说，高考失利对我的打击的确很大。我至今可能都无法忘记，才知道成绩的时候是哪一月哪一日，是那天的几点钟。我坐着高铁从蚌埠到合肥，高铁上网不好，我和母亲说让她帮我查成绩。班里同学们的成绩一个接着一个被查了出来，他们在群里热切地交流着，我没有参与。下了高铁，接到母亲一条短信，只有三个数字：587。我一愣，首先想起的竟然是考了这么差的一个名次，实在是出乎意料。直到下了電梯，我在光线很暗的地下停车场里，闻着空气中消散不掉的汽车尾气，得知那是我的总分。
我不愿意再回学校，无论是志愿咨询，还是同学聚会，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到，遮遮掩掩地要避开所有人。我害怕他们的询问，更恐惧他们的安慰，宁愿当在合肥的三年根本不存在，连那班常坐的高铁都有了罪过。我的那些梦，我的那些话，我的那些侥幸，我的那些幻想，全部成了过不去的坎。
可以说，在这次回校之前，我还在无数次地想着，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哪怕是回到初中，我会不会和现在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想象终止在2018年的2月6日，我走出教学楼，看到冬日仍然是有和煦的阳光一泻千里，在云际广场上留下看得见看不见的痕迹。
我不是一个归人。
作者简介
刘依依，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本科在读。
前几周下的雪还没有化全，站台的木椅上滴滴答答落了不少融水，没有上过漆的表面被染得深深浅浅。风刮得紧，从光秃的树枝之间不曾停留地呼啸而过，隐没入天边堆叠的一层又一层的白云。
我搓了搓有些发僵的手指，看着235路公交车终于喘着粗气停靠，同学一前一后地下了车，冲我招手致意。我们并肩走在合肥学院的操场围墙外，拐一个弯就到了小吃街。因为学校里只剩下高三的学生还在进行最后的两天课，小吃街上只剩下两三家店还开着门，一派冷冷清清。我们循着记忆想要找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发现它们的主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提前回家过年。虽然有些挫败，但我却没有丝毫恼意，似乎只要能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哪怕是看着一排紧闭的门，也是一种收获。
到了高中的门口，同学才说她并没有和老师约定具体的时间，只是说全天都行。她一个电话打过去，老师立刻挂掉，再发短信也没有人回复，想来是在上课，我们三人只得站在风口跺着脚，等这漫长的四十分钟过去。大部分的大学都不会再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这种等待似乎也变得弥其珍贵，只不过更珍贵的是坐在教室里的我们，坐在高中的教室里的我们，坐在去年此时的高中的教室里的我们。冬日里的下午第一节课总是被浓重的睡意笼罩，手指用力地握住笔杆，拼命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需要记的和不需要记的东西，以此来干扰周公的来访。像我这样经常忘带手表的，就只能一遍又一遍拍一拍同桌，每隔五分钟就得问上一句现在几点了，或是还有多长时间下课。反而真正到了快下课的时候，倒像是来了精神坐得端正。
168的下课铃是《菊次郎的夏天》的节选，我才听了个开头，立刻不知觉地拿手机将后续的音符录了下来。因为在校外，乐声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被多少道风阻拦过，传到耳朵里只剩下片段式的一星半点。可我住在青年城一号的时候明明是能清楚地听到的，每一次上课，每一次下课，白天上课和晚自习的铃声是不同的，撕开天光的一角装进并不安逸的周末，掉落在堆得高高的试卷和辅导书上。
所幸班主任老汪在仅有的五分钟下课时间接了电话，向保安大叔说明情况又登记完详细信息后，我们终于又可以穿过那道门。由于学生卡已经被注销，我们逃不过那一句冷淡陌生的“无卡”。右手边是进校之初就有的耕牛石，它是11级的学生集体赠送的——我们的每一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前都会在校园内留下一块属于我们这一届的石头，是给学校的纪念，也是给我们的纪念。
正好是眼保健操时间，我们穿过下三层的空教室走到四楼，迈出楼梯间之前，倒突然开始无所适从起来。其实大学时光并没有在我们三人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却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并非再是这里的学生。在楼梯上我们曾遇到过一个不认识的老师，许久没有和老师狭路相逢过，我们嗫嚅半天没有问好，待老师走到了下一层才犹豫着喊出一句：“老师好。”老师半抬着头看了我们一眼，却友好地笑道：“可以不叫老师好的。”我们轻易地和老师擦肩而过，也轻易地和以前的高中生活擦肩而过了。
因为是冬天，教室里都开着空调，一条走廊走到底，所有的班级都关着门拉紧窗帘，只有尽头的那一个班不是。我们还没走到，就听见了熟悉的老汪上课的声音。应该是在说今年合肥市一模试卷上的圆锥曲线题目，围绕着一个椭圆展开了许多。我们做贼心虚似地匆匆下了楼，准备先去操场转上一转。
新建的体育馆上了锁，我们没有进去的机会，只能在熟悉的田径场上走了半圈。三点多钟的阳光还算是明朗，能够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三个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跑道上空无一人。但我还是觉得像极了毕业前的一节又一节体育课，手里拿着《文化生活》，一边走一边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到与好友有意无意地聚在一起，书在手中就失去了价值。我们甚至已经想不起来那时会说些什么，毕竟高三的生活贫乏无趣到了极致，买了试题调研的特快专递，第一时间看的是下面那些老掉牙的笑话，高考作文素材翻了无数遍还读得津津有味。
无论是去操场，还是回教学区，都是和以前别无二致的路。那是一种让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引着我向前走。大课间结束，或是升旗仪式结束，或是体育课结束，身边簇拥着许多人，而现在只有三个人，和她们的影子。明明还是那条路，明明还是那些人，明明还是那所高中，可心中所想，眼前可见都不再一样了。
到四楼时还一直担心着老汪会拖堂，偷偷摸摸地探出半个身子看见他带的班级有学生陆陆续续出来，才松了一口气叩响了办公室的门。老汪果然在里面，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空调的热气在开门的一瞬间涌到脸上去，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无所适从。无所适从什么呢？是老师亲自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是老师极力让我们坐下？是老师再也不熟知我们的学业，反而要询问我们？我握着纸杯，竟然缓慢地松了一口气。
从到经开区就有的那种奇怪的感觉，终于得到了解释。我极力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一年前高三时候的那个状态，将自己当成一个归人，而不是访问者，或者说是怀旧者。这样不实的定位只会给我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受。
不得不说，高考失利对我的打击的确很大。我至今可能都无法忘记，才知道成绩的时候是哪一月哪一日，是那天的几点钟。我坐着高铁从蚌埠到合肥，高铁上网不好，我和母亲说让她帮我查成绩。班里同学们的成绩一个接着一个被查了出来，他们在群里热切地交流着，我没有参与。下了高铁，接到母亲一条短信，只有三个数字：587。我一愣，首先想起的竟然是考了这么差的一个名次，实在是出乎意料。直到下了電梯，我在光线很暗的地下停车场里，闻着空气中消散不掉的汽车尾气，得知那是我的总分。
我不愿意再回学校，无论是志愿咨询，还是同学聚会，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到，遮遮掩掩地要避开所有人。我害怕他们的询问，更恐惧他们的安慰，宁愿当在合肥的三年根本不存在，连那班常坐的高铁都有了罪过。我的那些梦，我的那些话，我的那些侥幸，我的那些幻想，全部成了过不去的坎。
可以说，在这次回校之前，我还在无数次地想着，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哪怕是回到初中，我会不会和现在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想象终止在2018年的2月6日，我走出教学楼，看到冬日仍然是有和煦的阳光一泻千里，在云际广场上留下看得见看不见的痕迹。
我不是一个归人。
作者简介
刘依依，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