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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毒，将人变成丧尸的变异埃博拉病毒，在世界各地徘徊。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劫余之人抱团求生，苟延残喘……
很多丧尸题材的类型小说和电影都是这样开头的，而故事也总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寻找解药或避难所的冒险之旅。阿缺发表于网络的科幻小说《忘忧草》却另辟蹊径，化瘟疫之暗夜为新时代之黎明。一个丧尸身上偶然长出了克制病毒的奇异花朵，这成为丧尸们航向苦海彼岸的希望;然而，这种花仅仅能够停止丧尸身体的腐朽，恢复他们的神智，并不能治愈。幸存的人类和生还的“半尸”尴尬地共同生活，在城市的废墟上重建文明。
《忘忧草》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社会。说古怪，是因为“生还者”形容枯槁，思维迟钝，身上还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能够同时从食物和阳光中获得能量，比牛马更加辛苦麻木地做着重体力活，跟“幸存者”已经不太像是同一族类了，因而饱受歧视。“人—半尸—丧尸”，令人想起“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区分，只是科幻小说对这种文野之辨有新的诠释。在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长期的隔离，演化为不同的物种，前者娇美羸弱，嬉戏度日，后者狡诈凶猛，白天蛰居地下，晚上出来猎食前者——食人，在威尔斯笔下，已经不再是野蛮堕落的标志，而是阶级冲突的隐喻。
阿缺笔下的“丧尸噬人”亦可作如是观。小说设问：“城市在废墟中拔地而起，这庞然大物下面又填筑了多少半尸的干枯血肉呢？”这一刻，美国铁路枕木下爱尔兰劳工的尸首，日本纱厂锭子上中国奴隶的冤魂，与“半尸”合而为一。不过，《忘忧草》并没有像《时间机器》那样沉浸在阶级冲突导致文明毁灭的悲伤中，而是让希望之花缓解了人类社会的沉疴，让人们有时间回答：半渡而滞，何去何从？
在这明暗不定的时刻，“半尸”领袖阿川的形象显得意味深长。相比大部分浑浑噩噩的“半尸”，他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工作能力，以至于成为城市重建工作倚重的技术骨干。同时，他与人为善，长于沟通，逐渐化解了大多数幸存者同事对自己的敌意。尽管百废待兴，阿川要做到生活富足、优裕终老也是不难的。然而，他的心中，却有远比“行尸走肉”更多的关切。
阿川超越小我，仰赖的是生长在头顶的“忘忧草”。这株小草长得枝繁叶茂，并让他成为整个办公室最快乐的人—至少表面上如此。据说，它以忧伤为食，往往阿川还没来得及难过，就已经不难过了。能够麻醉情绪的“忘忧草”，让人不禁想起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不过，“忘忧草”以及其他长在“半尸”头上的植物还有另一种奇特的功能，即让这些与植物共生的生还者心灵相通。这使阿川得以走向“半尸”群众，成为先知一般的存在。
考虑到阿川的本职工作是用CAD 软件画建筑设计图，他和“半尸”劳工的结合可以有两种理解。由办公室中逼仄的工位，走向广阔的工地，这是信息时代的“亭子间知识分子”下乡和群众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故事。阿川将心比心，真诚地感受、承担一个又一个“半尸”那拙于表達的深沉痛苦，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同时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在“师—生”的辩证往复中成为他们信赖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和“码农”较为接近、大致也可以归为“IT 民工”的阿川，当代社会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员，和仍然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工人走到了一起。现实中，这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前者像是一种年代淆乱，至于后者，“IT 民工”通常会笼罩在消费主义中产生活的幻象中，自认为阶级地位高于在工地上搬砖的“劳力者”（或所谓相对于国企“老工人”的“新工人”），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低端人口”关联在一起思考和行动。正如汪晖在分析“两种新穷人”时所言：“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法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
在现实的尽头，科幻表现了真正的创造性。大卫·哈维期待新冠疫情促成一种“反资本主义政治”，但他并未给出对这种政治的具体形式的想象，《忘忧草》则更进一步。由于全球97% 的人类都沦为丧尸（离99% 一步之遥），阿川这样的“IT 民工”和准中产者不再能够企及“小确幸”的中产生活，而是滑落为“半尸”，和形形色色从前难以为伍的人一道被侮辱和损害。与此同时，共生植物使阿川与“半尸”群众产生了灵魂关联—不仅能够交流智识、技能，还形成了一致的情感结构。仅从故事的表层看，这种偶然获得的关键能力是“机器降神”;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沟通、凝聚群体的植物视为现代通讯技术的隐喻，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可能便浮出了水面。随着万物联网、人体芯片等技术的发展，通过“高度共情”逆转现代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反向运动”并非不可想象。
这种深刻的关联，使得新的共同体及其未来成为阿川的不渝信念。小说中，与一望而知的“美国资本家”罗伯特相比，市长形象更加耐人寻味。这个富有克里斯玛气质、掌握着军队的男人，显然是国家机器的化身。对于肆意虐待乃至杀害“半尸”的罗伯特，市长是厌恶甚至鄙夷的;然而，他不愿意重手惩治，因为罗伯特既是城市重建的负责人，又是“幸存者”的一员，加以刑罚会引起这部分人的“民怨”，而且会妨碍重建工作—说到底，市长心之所念仍是旧世界的繁华。能够让“半尸”真正复原为人的药剂已经研发成功，但市长并不愿意给“半尸”们使用，因为“文明复兴”需要大批顺服而勤劳的奴隶，而且灾后残存的资源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当然，阿川可以得到解药，成为“真正的人类”—“文明”的故伎。出乎市长意料，阿川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率领“半尸”们离去，即便市长情急之下表示会治愈所有人。阿川的质问清晰有力：若没有药剂，“继续当这座城市基座下的血肉泥浆吗？”若有了药剂，恢复成市长和罗伯特这样的人类，重新挣扎在旧日“文明”的逻辑当中？
新的文明是什么呢？新的政治又是什么呢？英剧《黑镜》遭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刻画了高技术社会的种种悖谬，却不去探索真正的挑战和改变。相比之下，阿缺并不惮于描绘新的文明图景，甚至可以说，《忘忧草》的文眼，就在于小说末尾这个华美的乌托邦。“半尸”们在“共情”能力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的文明。他们承继了人类的所有科技，又在新的生态下研发出远超过往的新技术。凭借这些技术，他们能够航向星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抛弃肉身，在保留个体意识的同时，融为一个整体。地上，他们是同气连枝、绵延百里、光彩流转的森林;地下，他们构造了无比庞大的城市，但这城市不再让人迷茫和孤独，而是安顿所有人灵魂的家园。“自由人的联合体”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实践，共产主义赋形为共生主义，从旧世界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浑然无间，乐以忘忧。
“科幻究竟是一种关于未来的书写，还是一种尽管不那么直接却更为有效的关于当下的书写？”戴锦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忘忧草》中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很容易在小说中看到当下，看到陷入困境的现实社会，看到我们心中的焦虑和担忧，但“未来考古”或“科幻现实主义”并不是阿缺所要书写的全部。在这位“九0后”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后浪”代表的字里行间，闪烁着中国科幻乃至中国文学久已稀见的光辉，也就是恩斯特·布洛赫用以指称乌托邦的“期盼意识”。《忘忧草》既是关于当下的寓言，也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它延续了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自省，并在技术的土壤中培育着向善的希望。正因此，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在沉默而坚定的“半尸”大众心中，在人类从未染指的荒郊野地，我们听到了亘古不灭的呐喊：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很多丧尸题材的类型小说和电影都是这样开头的，而故事也总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寻找解药或避难所的冒险之旅。阿缺发表于网络的科幻小说《忘忧草》却另辟蹊径，化瘟疫之暗夜为新时代之黎明。一个丧尸身上偶然长出了克制病毒的奇异花朵，这成为丧尸们航向苦海彼岸的希望;然而，这种花仅仅能够停止丧尸身体的腐朽，恢复他们的神智，并不能治愈。幸存的人类和生还的“半尸”尴尬地共同生活，在城市的废墟上重建文明。
《忘忧草》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社会。说古怪，是因为“生还者”形容枯槁，思维迟钝，身上还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能够同时从食物和阳光中获得能量，比牛马更加辛苦麻木地做着重体力活，跟“幸存者”已经不太像是同一族类了，因而饱受歧视。“人—半尸—丧尸”，令人想起“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区分，只是科幻小说对这种文野之辨有新的诠释。在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长期的隔离，演化为不同的物种，前者娇美羸弱，嬉戏度日，后者狡诈凶猛，白天蛰居地下，晚上出来猎食前者——食人，在威尔斯笔下，已经不再是野蛮堕落的标志，而是阶级冲突的隐喻。
阿缺笔下的“丧尸噬人”亦可作如是观。小说设问：“城市在废墟中拔地而起，这庞然大物下面又填筑了多少半尸的干枯血肉呢？”这一刻，美国铁路枕木下爱尔兰劳工的尸首，日本纱厂锭子上中国奴隶的冤魂，与“半尸”合而为一。不过，《忘忧草》并没有像《时间机器》那样沉浸在阶级冲突导致文明毁灭的悲伤中，而是让希望之花缓解了人类社会的沉疴，让人们有时间回答：半渡而滞，何去何从？
在这明暗不定的时刻，“半尸”领袖阿川的形象显得意味深长。相比大部分浑浑噩噩的“半尸”，他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工作能力，以至于成为城市重建工作倚重的技术骨干。同时，他与人为善，长于沟通，逐渐化解了大多数幸存者同事对自己的敌意。尽管百废待兴，阿川要做到生活富足、优裕终老也是不难的。然而，他的心中，却有远比“行尸走肉”更多的关切。
阿川超越小我，仰赖的是生长在头顶的“忘忧草”。这株小草长得枝繁叶茂，并让他成为整个办公室最快乐的人—至少表面上如此。据说，它以忧伤为食，往往阿川还没来得及难过，就已经不难过了。能够麻醉情绪的“忘忧草”，让人不禁想起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不过，“忘忧草”以及其他长在“半尸”头上的植物还有另一种奇特的功能，即让这些与植物共生的生还者心灵相通。这使阿川得以走向“半尸”群众，成为先知一般的存在。
考虑到阿川的本职工作是用CAD 软件画建筑设计图，他和“半尸”劳工的结合可以有两种理解。由办公室中逼仄的工位，走向广阔的工地，这是信息时代的“亭子间知识分子”下乡和群众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故事。阿川将心比心，真诚地感受、承担一个又一个“半尸”那拙于表達的深沉痛苦，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同时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在“师—生”的辩证往复中成为他们信赖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和“码农”较为接近、大致也可以归为“IT 民工”的阿川，当代社会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员，和仍然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工人走到了一起。现实中，这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前者像是一种年代淆乱，至于后者，“IT 民工”通常会笼罩在消费主义中产生活的幻象中，自认为阶级地位高于在工地上搬砖的“劳力者”（或所谓相对于国企“老工人”的“新工人”），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低端人口”关联在一起思考和行动。正如汪晖在分析“两种新穷人”时所言：“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法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
在现实的尽头，科幻表现了真正的创造性。大卫·哈维期待新冠疫情促成一种“反资本主义政治”，但他并未给出对这种政治的具体形式的想象，《忘忧草》则更进一步。由于全球97% 的人类都沦为丧尸（离99% 一步之遥），阿川这样的“IT 民工”和准中产者不再能够企及“小确幸”的中产生活，而是滑落为“半尸”，和形形色色从前难以为伍的人一道被侮辱和损害。与此同时，共生植物使阿川与“半尸”群众产生了灵魂关联—不仅能够交流智识、技能，还形成了一致的情感结构。仅从故事的表层看，这种偶然获得的关键能力是“机器降神”;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沟通、凝聚群体的植物视为现代通讯技术的隐喻，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可能便浮出了水面。随着万物联网、人体芯片等技术的发展，通过“高度共情”逆转现代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反向运动”并非不可想象。
这种深刻的关联，使得新的共同体及其未来成为阿川的不渝信念。小说中，与一望而知的“美国资本家”罗伯特相比，市长形象更加耐人寻味。这个富有克里斯玛气质、掌握着军队的男人，显然是国家机器的化身。对于肆意虐待乃至杀害“半尸”的罗伯特，市长是厌恶甚至鄙夷的;然而，他不愿意重手惩治，因为罗伯特既是城市重建的负责人，又是“幸存者”的一员，加以刑罚会引起这部分人的“民怨”，而且会妨碍重建工作—说到底，市长心之所念仍是旧世界的繁华。能够让“半尸”真正复原为人的药剂已经研发成功，但市长并不愿意给“半尸”们使用，因为“文明复兴”需要大批顺服而勤劳的奴隶，而且灾后残存的资源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当然，阿川可以得到解药，成为“真正的人类”—“文明”的故伎。出乎市长意料，阿川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率领“半尸”们离去，即便市长情急之下表示会治愈所有人。阿川的质问清晰有力：若没有药剂，“继续当这座城市基座下的血肉泥浆吗？”若有了药剂，恢复成市长和罗伯特这样的人类，重新挣扎在旧日“文明”的逻辑当中？
新的文明是什么呢？新的政治又是什么呢？英剧《黑镜》遭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刻画了高技术社会的种种悖谬，却不去探索真正的挑战和改变。相比之下，阿缺并不惮于描绘新的文明图景，甚至可以说，《忘忧草》的文眼，就在于小说末尾这个华美的乌托邦。“半尸”们在“共情”能力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的文明。他们承继了人类的所有科技，又在新的生态下研发出远超过往的新技术。凭借这些技术，他们能够航向星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抛弃肉身，在保留个体意识的同时，融为一个整体。地上，他们是同气连枝、绵延百里、光彩流转的森林;地下，他们构造了无比庞大的城市，但这城市不再让人迷茫和孤独，而是安顿所有人灵魂的家园。“自由人的联合体”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实践，共产主义赋形为共生主义，从旧世界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浑然无间，乐以忘忧。
“科幻究竟是一种关于未来的书写，还是一种尽管不那么直接却更为有效的关于当下的书写？”戴锦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忘忧草》中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很容易在小说中看到当下，看到陷入困境的现实社会，看到我们心中的焦虑和担忧，但“未来考古”或“科幻现实主义”并不是阿缺所要书写的全部。在这位“九0后”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后浪”代表的字里行间，闪烁着中国科幻乃至中国文学久已稀见的光辉，也就是恩斯特·布洛赫用以指称乌托邦的“期盼意识”。《忘忧草》既是关于当下的寓言，也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它延续了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自省，并在技术的土壤中培育着向善的希望。正因此，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在沉默而坚定的“半尸”大众心中，在人类从未染指的荒郊野地，我们听到了亘古不灭的呐喊：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