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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是国内货币超发、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全球货币超发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一种怪论,指中国通胀源于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上升。
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而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未来还需持续较长时间。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指出,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劳动力成本推升通胀无法得到数据的证实,也无法经受历史的检验。
各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劳动力价格将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已无疑问。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仅温和上涨。
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幅的现实表明,劳动效率的提升完全可以覆盖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从来不是推动通胀的罪魁,把通胀归罪于工资上升,只是懦弱者寻找更弱的替罪羊罢了。事实上,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制造基地,靠的就是极低工资的劳动力。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劳动者不仅维持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还使全球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梦期。
经验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把过去十年CPI与工资增长的走势进行了比较。
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在图表上的曲线基本上都是很平滑的,也就是说属于平稳增长的情况。但是,CPI的曲线却不同,从2000年至2010年,其间既有价格下行的轻微通缩,也有连续的温和上升,还有较快的上涨阶段,表现为有上下比较大的波动。“两种形态的曲线对照说明,CPI的波动与名义工资的相关性不显著,同期不显著,滞后的相关性也不强。”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升通胀是个伪命题,由于我国制造品与劳动力并没有真正的定价权,通胀因素只能在此原因之外寻找。
通胀的首要原因是财富增长速度低于货币发行量。我国财富增长不可谓不快,民企效率不可谓不高,令人关注的是,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大部分新增财富进入政府和大企业之手。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大企业与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决定了我国的通胀预期。
如果政府效率与大企业效率大大高于货币的增速,我国的内部通胀就可以被平抑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反,如果政府与大企业成为赔钱的黑窟窿,那么有多少新增财富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货币所稀释,外在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胀预期上升。这些年来,我国的征税成本居高不下、行政开支易涨难收、大学生钻头觅缝想当公务员,足以说明我国资源效率不高。而中铁建一个项目就可能赔出去41亿元人民币,需要国内填补黑洞,通胀是如何来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还面临着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由于美、日等全球主要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性的水浸银根,全球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节节上升。在这方面,我国以外汇占款主导的货币发行体制是最没有抵抗力的,只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产业就会面临沉重的涨价压力。
以最新的数据为例。10月份官方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近6个月的新高,较上月增长0.9个百分点,达到54.7,远超预期。令人关注的是,成本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达到近6个月的最高:购进价格指数为69.9,比9月份上涨了6.9个基点,是2008年7月份以来的第二高点,仅低于2010年4月的72.6。中国进口的大增与全球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密切相关,而与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没有太大关系。
可见,通胀是国内货币超发、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全球货币超发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去指责美联储,不去指责低效却不能倒的大企业,反而指责到加薪之后工资不到欧美工人零头的制造业工人头上,是杮子单拣软的捏,莫名其妙。
有一种怪论,指中国通胀源于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上升。
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而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未来还需持续较长时间。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指出,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劳动力成本推升通胀无法得到数据的证实,也无法经受历史的检验。
各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劳动力价格将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已无疑问。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仅温和上涨。
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幅的现实表明,劳动效率的提升完全可以覆盖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从来不是推动通胀的罪魁,把通胀归罪于工资上升,只是懦弱者寻找更弱的替罪羊罢了。事实上,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制造基地,靠的就是极低工资的劳动力。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劳动者不仅维持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还使全球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梦期。
经验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把过去十年CPI与工资增长的走势进行了比较。
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在图表上的曲线基本上都是很平滑的,也就是说属于平稳增长的情况。但是,CPI的曲线却不同,从2000年至2010年,其间既有价格下行的轻微通缩,也有连续的温和上升,还有较快的上涨阶段,表现为有上下比较大的波动。“两种形态的曲线对照说明,CPI的波动与名义工资的相关性不显著,同期不显著,滞后的相关性也不强。”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升通胀是个伪命题,由于我国制造品与劳动力并没有真正的定价权,通胀因素只能在此原因之外寻找。
通胀的首要原因是财富增长速度低于货币发行量。我国财富增长不可谓不快,民企效率不可谓不高,令人关注的是,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大部分新增财富进入政府和大企业之手。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大企业与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决定了我国的通胀预期。
如果政府效率与大企业效率大大高于货币的增速,我国的内部通胀就可以被平抑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反,如果政府与大企业成为赔钱的黑窟窿,那么有多少新增财富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货币所稀释,外在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胀预期上升。这些年来,我国的征税成本居高不下、行政开支易涨难收、大学生钻头觅缝想当公务员,足以说明我国资源效率不高。而中铁建一个项目就可能赔出去41亿元人民币,需要国内填补黑洞,通胀是如何来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还面临着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由于美、日等全球主要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性的水浸银根,全球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节节上升。在这方面,我国以外汇占款主导的货币发行体制是最没有抵抗力的,只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产业就会面临沉重的涨价压力。
以最新的数据为例。10月份官方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近6个月的新高,较上月增长0.9个百分点,达到54.7,远超预期。令人关注的是,成本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达到近6个月的最高:购进价格指数为69.9,比9月份上涨了6.9个基点,是2008年7月份以来的第二高点,仅低于2010年4月的72.6。中国进口的大增与全球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密切相关,而与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没有太大关系。
可见,通胀是国内货币超发、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全球货币超发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去指责美联储,不去指责低效却不能倒的大企业,反而指责到加薪之后工资不到欧美工人零头的制造业工人头上,是杮子单拣软的捏,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