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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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共服务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是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的重要手段。这既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实景化和立体化,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的时代性。因此,在充分认识公共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明确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突破重点难点,补齐民生短板,对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民生;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1-0066-08
  民生问题是国之根本、治之要害、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关乎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2]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需求,使人民群众公平均等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方式。“十四五”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围绕强国战略目标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标准化、均等化、智慧化发展,提升普惠性和可达性,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实景化和立体化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这既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远景目标,也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民生保障的正确方向、明晰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指明了指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追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够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又能够不断推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可以说,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赋予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新的时代内容和主题。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论述的内在要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4],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需求作为民生工作的逻辑起点,以人民满意作为民生工作的实践遵循,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弥合保障民生目标与现实短板之间的空隙,描绘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工作思路,也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既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5],也讲“民生是最大的政治”[6],两个“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统一的。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贯穿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指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这为我们从建成“全面小康”到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指引和方向。
  3.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核心的精准定位。公共服务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是推进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8]。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9],将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同时推向新高度。至此,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基本成型,核心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体。”[1]由此可见,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成熟和完善呈正相关的关系,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现社会治理的水平,社会治理的效果充分体现在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之中。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的时代展现
  1.人民满意是完善公共服务的核心指向和动力源泉。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法定责任,国家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公共服务内容来自人民,公共服务价值导向是为人民服务,公共服务政策及制度设计来自民意,公共服务制度落实来自党领导下的多种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式合作治理,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均来自人民是否满意。人民的满意不仅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合法性,也能反映公共服务制度的有效性。
  2.公共服务是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式。把公共服务作为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式,就要继续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创新和改革,通过多元途径不断拓展公共服务的渠道,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水平和配置效率,切实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保证人民充分享受发展改革的红利,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
  3.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公共服务改革的现实需要。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既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需求的现实需要。[10]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要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摆到重要位置,用规范的标准体系保证质量要求的真正落地,用严谨的考核体系保证服务水平的真正达标,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使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二、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多领域的新旧矛盾交织叠加
  近年来,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但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却提高却比较缓慢。如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地方立法滞后。群众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可依。出现纠纷大多是根据劳动法、民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进行仲裁或判决,法律有效性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众依法保障自身权益。当群众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时,既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又享受不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这不仅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也与农民增收缓慢有关,农村劳动力很难顺应体力型就业向技能型就业和智慧型就业的转变,导致农村就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相对较低,造成就业岗位层次低、工资收入低。长期留守农村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创新精神等给农民增收带来困难,加上资金与人力资本向城市集聚,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二)多方面的供给与需求间存在错配
  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主要服务项目的覆盖率、重要服务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等指标持续提高,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出来。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不同领域的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各领域内部也存在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在就业和教育等领域。如在就业方面,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地区之间不匹配造成人力过剩与职位空缺现象并存。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挤占部分就业岗位,就业人员对大城市的趋向性造成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对称。高校学生就业和择业较难,表现为相关专业毕业生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近年来,不少高校盲目开设热门专业,导致劳动力和岗位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
  (三)全方位的質量提升后劲不足
  公共服务专业队伍的缺乏和专业服务人才的不足是公共服务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从中长期看,这也是制约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最大瓶颈。如养老服务缺口较大,专业服务人才短缺。虽然养老机构数量增长迅速,但床位增长相对缓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较大。当前护理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现有从业人员多来自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年龄偏大,且大多数从业者未经岗前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不具备养老护理员执业资格,专业水平、业务能力、服务质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有效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社会认同低、工资待遇差、职业保障少、从业风险高等原因,养老护理工作对于社会劳动力而言缺乏有效吸引力,难以吸引专业人才,因此造成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后劲不足。
  (四)保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
  结构性矛盾凸显、服务人员缺乏等公共服务问题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一是制约消费需求的充分释放,不利于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很大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占用本可以投入到劳动就业和创业创新的时间,不利于创业型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进一步拉低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制约社会治理模式转型,难以将传统的管制行政转换到新公共服务行政,严重影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这在扶贫攻坚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如扶贫项目趋同化严重,精准扶贫中大多选择项目扶贫,但贫困人口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自然条件变化、市场经济波动等都会使之面临更大的风险,很多扶贫项目或难以按时完工,或错过最佳实施时间,或没有后续的管理,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贫困农户思想保守,脱贫致富主体意识较差,接受脱贫致富资源的积极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持“漠视”态度,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三、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一)以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重心的转变
  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1]作为改善民生与公共服务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方向。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1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的重心正在从重经济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向重视公共服务,特别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方向转变。[13]
  (二)以公共服务普惠性夯实制度认同的现实基础
  公共服务为实现制度认同提供坚实的基础。政府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公共服务为个人抗风险能力的提升提供充分有效的支撑,弥补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所带来的不足,保护个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不被侵扰,从而增强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提升公众对国家治理的认同度。
  (三)以公共服务标准化推动公众政治信任的提升
  通过公共服务标准化,能够有效破解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效率不高、权责不清、程序不规范、信息不透明、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同时运用政策工具和管理技术对不同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现象进行调整、修正和改进,在动态治理中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4]通过制定标准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细化补充,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空白与执行中的空隙,保证各项行政职能统一明确地履行,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用管理技术进行保障和监督,降低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大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15]   (四)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化困境有效破解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必需路径。首先,要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即转变传统的城乡分割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用城镇化解决农村的问题和农民的问题,用工业化解决农业的问题。其次,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强化社会再分配在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方面的调节功能。用城镇化和政策工具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促进公共服务的公平分享和均衡配置,发挥公共服务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引导作用,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转型提供重要的社会创新机制。[16]
  四、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定位
  (一)基本原则
  1.普惠服务,全面覆盖。享受适度水平的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共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稳定居住的城镇人口,还应包括尚未被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城市间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公共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明确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包括真正落实政策文件虽有规定但尚未认真执行的服务“死角”。
  2.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好民生工作,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17]。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公共服务的水平必须与基本国情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鼓励并支持各地在与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找准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方向,为公共服务的持续改善预留空间。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地方实际并突出地方特色的公共服务项目。同时,及时关注超前或滞后的公共服务内容,既要及时补足短板,也要保证发挥优势。
  3.缩小差距,保障公平。目前,不同区域的公共服务在内容、水平、标准、评估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欠发达地区在提升公共服务上的财力、能力和空间都相对有限,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很难做到质和量的均衡。因此,在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应通过标准化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證不同地区的民众能够享受到同质的公共服务,最终实现全方位和全口径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体现公共服务人本性、公平性。
  4.创新方式,精准供给。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建立高效的供给体系与之相适应。即用科学的手段和方式高效地收集需求信息,并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排序,明确有限的公共资源的供给方向和重点。
  (二)价值取向
  1.共享发展,提升服务普惠性。从政府层面来看,在构建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过程中,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是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原则,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是构建公共服务体制的最低标准,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目的。突破公共服务供给的各种现实障碍,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群体、供给内容和地域范围,使公众能够更好地共享改革红利,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2.规范发展,推进流程标准化。标准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可达性和均等化的技术基础和现实路径,也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可达性的评价标准,确定可达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方法和程序。立足国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根据公众不断提高的对公共服务的新需求,适当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做到与时俱新、适度提高。
  3.开放发展,推进供给多元化。创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明确政府基本职责,合理划分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标准及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政府、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和互动治理新格局,将市场的力量、公民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凝聚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合力,全面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4.协调发展,提升城乡同步性。整合运用社会公共资源,根据实际需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精准投入、均衡配置,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推动各省之间、各市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人群的均等享有、同步分享和协调发展。
  5.绿色发展,增强发展生态性。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明确公共服务价值取向、管理理念与服务对象,构建生态化的公共服务模式,这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重要保障。应发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保持生态平衡,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向作用,合理控制公共服务供给的生态成本,将绿色发展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刚性标准予以实施。可以说,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中政府承担的是生态责任,即政府对于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应承担的责任,共享的是生态和谐的公共利益[18],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发展。
  6.智慧发展,推进多平台融合。政府应积极建立数据资源平台、大数据分析系统,推动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资源融合和信息共享,消除信息壁垒、弥补信息鸿沟,将大数据资源公开化、信息化、产业化,依托公共服务的大数据平台,加快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的步伐,增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针对性、有效性、便捷性,更好更快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19]
  7.均衡发展,提升供给公平性。要实现服务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与供给,使公民更加便捷、智能、公平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就要在公共服务全流程中坚持均衡性原则和公平性标准。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是实现供给公平的重要内容,供给的公平性是衡量供给均衡性的实践标准。抛开均衡性,公平性难以保证;脱离了公平性,均衡性便失去了价值引领。保障绝大多数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正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公平的价值所在。
  8.安全发展,提升服务稳定性。安全发展,就是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落实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等各项措施,提前预判风险,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提升危机感知能力,为群众提供包括环境、食品、健康、生态、交通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保证公共服务政策体系、服务方式、服务流程等的稳定、持续及可得性。   五、新发展阶段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贯彻民生指导思想,明确公共服务领域建设总体思路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以普惠性、保基本、适度化、智能化、可持续为方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建设中,总体思路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高覆盖、高层次、高匹配。突破关键问题,聚焦教育、文体、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健康养老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突破难点工作,聚焦短板弱项,将事关城市整体功能提升、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突破体制障碍,以公共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提供更加高效、更有品质、更富特色的公共服务产品。
  (二)改革完善制度体系,坚持以公共服务促发展
  根据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框架结构,设计有效的运行反馈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品质升级,做好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政策的增量工作,进一步健全由价值导向、制度设计、制度操作构成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为发展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贯彻落实公共服务标准,降低公众抵御未知风险的成本,为发展提供消费动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理顺公共服务链条为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打造人才生态链。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为发展提供制度支持,积极构建“治理型服务”的多元联动机制。找准公共服务的痛点、盲点和关键点,集中优势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和整体设计,切实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有效保障服务可达,完善跨区域发展平台建设
  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用社会成本的最小公倍数来谋取公共福利的最大公约数,实施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规划,建构立体性、多维度的公共服务网络。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公共服务协调联络平台,设计和建立调度统一、运转高效的管理和协调系统。实现多层次的政府财政统筹,确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制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国家基础标准,规范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分担方式[20]。协调整体布局与地域特色,进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缩小不同领域之间的差距,推动双向城市化,实现翻转式城镇化,提高城乡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性与公正度。
  (四)梯次推进水平提升,完善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
  保证公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标准与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保持公共服务的适度化水平。保证公共服务改善的可持续性,并为未来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预留空间。保证公共财政的支出水平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社会发展成果与公共服务能力相匹配。推进供给体系与公众实际需求结合,制定和修订一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的供给标准。坚持长期稳定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原则,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不仅给出具有差序性的标准化水准,更要体现出不同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赶超性。
  (五)充分发挥协同优势,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挖掘多元化的公共服務资源,做足增量,做优存量,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吸引多元的社会主体加入公共服务队伍,缓解公共财政的压力。主要包括:推进政府购买与社会供给相结合,确定方案实施基本规则和流程设计;鼓励新业态与帮扶式监管相结合,优先选择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与公共服务联系密切、社会关注度较高、能够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项目,如“共享用工”“新生代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云办公”“数字经济”“创客空间”“创客村”“网红小镇”等。相关部门要统一部署、明确职责、有效沟通、及时反馈,注意科学安排、适度超前与守住底线、补足短板相结合,既要避免突破制度底线的行为,也要避免拖延解决现实问题的行为。
  (六)准确聚焦重点任务,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
  把握好公共服务的每一个环节,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措施,将项目做实做细,全方位地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建立一主多元的就业服务供给模式;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提高;提供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资源社会化和市场化,打造全方位、无缝隙、全天候学习模式;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卫生服务资源区域分配均等化,完善公共卫生服务联防联控机制,构建智慧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可持续的方针,建成覆盖全社会的高标准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攻坚转向常态推进。
  (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构建公共服务平台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紧密结合,是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更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要以更透彻的感知体验、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应用作为新时期公共服务的工作标准,整合公共服务大数据,用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慧就业、智慧健康、智慧社保等构筑起智慧服务的平台,用智能服务代替人工服务,用无限时服务代替有限时服务,用远程服务代替面对面服务,用马上就办代替排队式服务。实行大数据激励政策,利用政绩评价调整大数据垄断部门人员的激励,将促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与数据公开纳入政绩考核的范畴。推动信息智慧化流动并通过机构网站、政府网站、移动媒体、掌上APP等多种形式及时公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使社会公众享受到人性化和便捷化的智慧式公共服务。
  (八)严格执行评估考核标准,完善公共服务全场景监测
  推动考核日常化与动态化相结合,联合相关部门,健全完善公共服务统计监测指标,丰富监测内容。推动自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对于涉及普通公众的一般公共服务购买、涉及较多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购买项目、涉及比较专业的公共服务购买内容等,可以考虑引入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客观公正地评估政府购买的全过程。推动评估客观成效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结合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公众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投入及成效这两个维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以及项目实施和运转的可持续性、制度的衔接性、设备的便利化程度、服务的标准化程度以及公众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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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  雨
  [收稿日期]2020-11-24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 奋力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L18BLW042),主持人张竟洋。
  [作者简介]孙莹(1981— ),女,辽宁沈阳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府治理研究所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政府治理和行政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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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在近代以来一直为日本所觊觎。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即开始在旅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在我国东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并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侵华期间,在东北的军事工业建设、城市发展、教育文化、农业科技等方面都留下了日本人的痕迹。因此,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在工业、经贸、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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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8日,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志愿军出征朝鲜,10月25日首战告捷。1951年,党中央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打打谈谈,历时2年。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字。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撤军,仍严阵以待。1954年4月,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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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宪性审查的提出对我国宪法监督的发展有着意义非凡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求的提出重新激活了我国因“宪法司法化”纷争而停滞不前的宪法
监察体制改革后,原各腐败治理主体的职权属性差异并未因机构的整合而消弭。相反,当不同属性之权力集聚于同一主体时,其实践运行的冲突与不协调性集中爆发,纪、监程序混同因此
检视与完善仲裁第三人程序准入制度不仅对仲裁第三人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更对以仲裁协议为基石的仲裁制度体系性改进具有积极参考价值。在仲裁程序开启之前,仲裁协议效力扩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是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策动对华“新冷战”的过程中,试图全面抛弃该政策,如提升对台高官交往层级、改变
公平竞争自我审查模式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这也注定了任何以此为基础的修补完善方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在坚持和完善现有审查机制的基础上,对公平竞争审查进行体
数字化时代出现了“生物人”与“信息人”并存的局面,人们的存在形式获得了全新的“数字属性”。这种属性来源于人的社会活动数字化进阶,在数字空间中人的社会关系生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