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像所有的文体一样，随笔也有它的起源，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高唱凯歌。
　　 在中国古代，随笔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宋淳熙十一年，洪迈在《容斋随笔》的自序中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容斋随笔》之后，以随笔名其书者渐多。然而在中国古代，随笔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中国古代文论家或目录学家的笔下并没有随笔的名目，《容斋随笔》之类皆被归为“史部杂说类”、“子部小说类”或者“子部杂家类”，并未以独立的文体目之。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文体竟达127类，然而其中就是没有随笔的位置。
　　 在国外，随笔滥觞于16世纪的法国，法国散文家蒙田创造了“essai”这一名称，成为近现代随笔的鼻祖。蒙田“杂谈”似的随笔文体，是“希腊议论文的一种复兴”。文章长短不一，长可十万言，短则千把字。内容包罗万象，大至社会人生，小至草木鱼虫，远则新大陆，近则小书房，上有怀疑等主义的思考，下有日常诸经历的描绘，但无处不有“我”在；写法上是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但无时不流露出“我”的真性情，表现出一个隐逸之士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的忧虑和思考。蒙田是“随笔”这一文体的开创者，而最终确立其文体地位的却是培根。Essay由法国流传到英国后，经由培根、兰姆、赫兹列特等人发展壮大。
　　 “五四”前后，西方随笔始译介到我国。1921年，周作人将西方的“essay”译作“美文”。他率先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并倡仪“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周作人、胡梦华、梁遇春、林语堂、鲁迅等借助西方的“essay”理论，构建了中国现代随笔理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随笔作家在随笔的创作中，自觉承担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重任，进行社会思想启蒙，促进社会的进步改革，从而将中国现代随笔的创作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的新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在节日的欢庆氛围下，作家们以昂然的热情讴歌新人物、新气象和新生活，多疏远了尚知识理趣的随笔创作。建国后至“文革”前，坚持随笔写作并卓有成绩的只有秦牧一人，他的知识小品就是现代随笔的变种。秦牧提倡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论以及谈天说地的文风，回应并且扩展了林语堂“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的随笔观。
　　 其后，随笔开始沉寂、黯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随笔开始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很多学者加盟当代随笔创作队伍，譬如张中行、余秋雨等。这些学者凭借多年学术研究与积累，在历史和现实两端自在游走，在知识和理趣之间闲庭信步，视野广阔无疆，笔法纵横开阖，文气从容畅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现代随笔的文化品格。不过，除在重知识、理趣、启悟与认知上与现代随笔一脉相承外，当代随笔还表现出了两种新的艺术倾向。一是除表现“个人”的情趣外，还承担起“大我”的责任。从余秋雨开始，“文化大散文”即文化随笔的创作蔚然成风。余秋雨的一声叹息让众多散文作者随他踏上了“文化苦旅”，现代随笔中最见个人情趣的茶话酒谈被当代随笔“大写的人字”的责任担当所取代。二是抒情性增加。当代随笔增加了抒情要素，常使用直接的诘问、叹息和呼告，主观色彩更为浓重。但是，新的艺术特质在增强了当代随笔社会批评及文明批评力度的同时，也给当代随笔带来了消极影响。过度重视批判性和参与性导致了当代随笔个人性、闲适性、幽默性的弱化，也限制了当代随笔可能达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当代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