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中起舞

　　表达自己对于一个“央视”的主持人而言，尤为不易。

一心扑向未知，也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昂然架势。“我说我就可以，那是我的方向”—20年后回看那个时刻，她坐直了身体，再次重复道“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方向”。

　　2000年之前，周涛一直担任《综艺大观》主持人。5年的时间里，从第101期到200期，周涛仿佛是一台漂亮规矩的“发声器”。
　　最初，她与节目的原主持人倪萍搭档，人虽以“周涛”之名站在摄像机前，手里的台本风格却满是倪萍的痕迹。倪萍离开《综艺大观》之后，周涛又独立主持了两年半。这期间，虽然能够获得与台本写作老师沟通的权利，但究极根本，她依旧缚在茧里。
　　综艺节目如是，“春晚”一类的大型晚会更是如此。“拿到我手里的多数文案，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用双手在面前比出一块区域，再用右手把区域内的空气切割成分，仿佛在切割那些曾困住她的台本。想做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想尽可能多地表达自己，这样的念头在规训中日渐滋生。
　　到2000年，周涛已参与了整100期《综艺大观》。“我觉得100是个圆满”，虽然脑海中“自己的新节目”还没有雏形，虽然台里的领导甚至还没松口应允，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如今想来，一心扑向未知，也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昂然架势。“我说我就可以，那是我的方向”—20年后回看那个时刻，她坐直了身体，再次重复道“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方向”。
　　离开了束缚，接下来的难题是，要做个什么样的节目？
　　担任《综艺大观》主持人的这些年，周涛曾收到过太多普通观众的来信—有人要签名、有人要照片、有人荒唐求爱、有人表达激赏……更多的是那些“病急乱投医”般的求助信—上学、就医、环境、就业……那些一笔一划写就的鲜活悲欢与真实困境，让周涛开始思索：能不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业务范围内帮助更多的人，引起更广泛的反响，解决更多的问题？
　　周涛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彼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行进20余年，公益意识随社会财富的累积日渐觉醒—政府的“希望工程”、民间的各式NGO组织不断涌现，是一个讲述公益的好时机。经过一年的准备，2001年11月11日，《真情无限》首次播出。
　　这档最终聚焦于环保公益的早期“真人秀”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节目方向—周涛请来当时最当红的演员、歌手，甚至深居简出的优秀书画家、收藏家，带着他们去体验各式生活：体验“蜘蛛人”去清洁高层外墙玻璃、去公益幼儿园里做义务老师、到动物园帮助饲养员照顾动物……
　　时至今日，网络上依然有观众清晰地记得“蜘蛛人”带给自己的震撼，它超越了难以触摸的环保主题，将都市里默默无闻的边缘群体首次呈现在央视的镜头里。
　　可是，这终究不是一档“规矩”之外的节目，它最终呈现的，也是多方权衡的结果。
　　在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周涛回应了自己的关切，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表达。但面对更多在节目中无法触及、不能表达的社会问题，她选择了妥协。
　　“像你写稿一样。”她把话题转向了我，如果记者给的和主编要的不是特别一致，那就找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路。“只要堅持住你最看重的一样东西就好”。
　　—那跳出规矩的诉求，你如今实现了吗？她没有继续回答我的追问，只是看着我重复：“你说对不对？”

告别“花旦”

　　2016年是周涛的第四个本命年。
　　常年沉浸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时间的流逝变得飞快，如果60岁退休的话，“接下来5年的工作清单会很清楚”，要5年的安稳，还是拿安稳去换更多的可能性？
　　2016年的除夕，周涛如常完成主持春晚的任务。 　　春晚节目审定繁琐严苛，正式直播前已经历了6次完整的彩排。2016年的春晚又设置了诸多分会场，与周涛同在央视大型节目中心的其他部门主任都已赶赴各地分会场指挥工作。作为唯一的“留京副主任”，春晚彩排之余，周涛还要负责主持台里的各项年终工作。春节前的一个月，她常常早8点就到台里开会，凌晨2点才回家，次日又紧锣密鼓地开始连续10小时的春晚舞台彩排。

　　作為观众，周涛忽然替电视机中的同仁们紧张起来，担心主持的环节会有所纰漏，担心精心准备的节目会有意料之外的问题发生。“我现在已经不主持了，为什么会有这么紧张的感受？”本该是轻轻松松的节日助兴项目，牵肠挂肚地看下来，倒显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执拗。
　　在家里度过除夕，周涛是唯一的那个分外认真、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的观众。“有时候我妈妈会起来跟朋友打电话，我女儿又跑来跑去吃东西，哎呀，我就会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认真看我们的节目呢！”
　　这是一台怎样的晚会？不会有人比身处其中17 年的周涛更清楚了。每一年，每一次，它都是所有参演者当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被投入了所有可以供奉的热情与精力。自己的身体健康、家里的琐事困境、孩子小、父母病……都要为它让路。那些在荧屏里稍纵即逝的两分钟、一分半、30秒，甚至一句调侃，背后都是无数次商量打磨的心血。

“说句有点轻慢的话，我不在意被怎样看待，那是别人的事。”

　　告别春晚主持人、作别那个穿着隆重裙子、表情喜悦的“花旦”，周涛发现春晚对于观众来说，更多的是一场陪伴。过年的主体是家人朋友，是在春晚这场喜庆“背景音乐”的伴随下，被团聚与幸福充盈的内心。能不能专心、完整地收看这台一直“伴随”着的晚会，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而作为“陪伴”节目的其中一名主持人，显然也无需因此过多介意观众的凝视。
　　离开春晚、离开央视舞台，很多观众追问“周涛去了哪里”，80后、90后一代的观众，更是会说是“看周涛老师的节目长大的”。每每听到这些，周涛都觉得很荣幸。
　　世界这样辽阔，人生越向深处走，能记住的越只是身边亲近的爱人、朋友。作为一个跟观众的现实人生没有任何关联的人，能够被“符号”般地记住，镌刻在别人的记忆里，不是谁都能拥有的幸运。
　　但能够被记住多久、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被记住，周涛不想强求。“说句有点轻慢的话，我不在意被怎样看待，那是别人的事。”她的语调依旧轻柔，但态度毋庸置疑。
　　告别“花旦”和它附加的好与坏，“其实没有那么痛”。

扮演“自己”

　　“能被记住”是主持人周涛的福气。有勇气告别“被记住”的执念，是表达者周涛的幸运。
　　从前做主持人时，比起独自面对摄影机的“抠像”，她更爱带观众的录制，热爱与观众交流的真实舞台和不可复制的临场艺术；主持春晚后，周涛也尝试了跨界演小品，“扮演另一个人”是身处规则内能够短暂跳脱规矩的瞬间。
　　离开央视之后，有了更多机会的周涛首先选择尝试舞台剧，2018年，周涛首次主演了话剧《情书》，专心扮演一个女孩从青春到白头的一生。

　　话剧舞台充满魅力，比短暂的小品有趣，也比想象中艰难。大段台词和他人的人生重量压下来时，不是表演科班出身的周涛几度濒临放弃。
　　执导《情书》的尤里·耶列明是俄罗斯国宝级话剧导演。他握着周涛的手，以老外特有的夸张语调问：“涛，你告诉我，这真的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又雀跃地说：“那你表现得太好了，太好了！”
　　见周涛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又正色道：“这是我的作品，我要对此负责的，不会盲目夸奖你，你是真的很好。”
　　来自导演的第一份鼓励让周涛重新拾起遗落的勇气。首演结束后，更有观众陆续在社交媒体中表达惊喜，他们被“央视名嘴周涛跨界出演”的噱头吸引而来，却意料之外地只看到了一个故事中的女孩。
　　今年，《情书》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三场，周涛专门请了一些央视的同事们来看。演出结束后，孙小梅对她说：“看着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很努力地在找春晚主持人周涛的影子，但是没找到。”目之所及，全是那个在书信与情感间挣扎、惹得大家掉眼泪的女主角路佳佳。

尤里·耶列明是俄罗斯国宝级话剧导演。他握着周涛的手，以老外特有的夸张语调问：“涛，你告诉我，这真的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又雀跃地说：“那你表现得太好了，太好了！”

　　同为央视主持人的孙小梅是周涛的大学本科同学，一路从象牙塔到职业舞台，两个女孩不仅是肝胆相照的同事，更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能在最熟悉自己的人面前得到这样的评价，借着角色褪去“央视花旦”甚至“周涛”的外衣，是莫大的鼓励。
　　舞台总有谢幕。如何扮演好自己，才是一生的课题。周涛也在尽力打破更多的边界，在不同的尝试里，造出一块块拼图，拼起她自己。
　　但有时，透过细枝末节，似乎还能看到困住她的无形束缚。和一个“电视里走出来的人”对话，即使中间的屏障早已不在，那抑扬顿挫腔调下的谨慎措辞连同许多的隐而不发还是会无形中竖起一堵墙，横亘在我们中间。
　　采访结束后，周涛指着我挂了毛绒长颈鹿玩具的皮包说：“这样很好看！”此刻，她笑起来，是一个轻松的、真心实意的、女孩子之间的赞美。
　　毛绒玩具是成人世界的缝隙。这一刻，也是周涛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