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2019年又格外不同，因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来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已经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个大变局的冲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最终会指向具体政策，但又不可简单地化约为具体政策，否则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战略判断是方向性和根本性的，而具体政策容易受制于短期考量。
　　战略判断和具体政策之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纽带，那就是那些能够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的“价值法则”，这些“价值法则”是在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訓，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生动实践之后而历久弥新的。这些 “价值法则”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着生动的体现。

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政府工作报告》用三个“面对”总结2018年复杂严峻的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归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早已经深度融入世界，全球经济的波动叠加我们自己转型升级过程中深层次矛盾、困难、问题的集中暴露，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让政策抉择更多地处于两难多难的困境之中。
　　而2019年，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因此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从执政党角度来说，顺理成章的第一考虑是防风险。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高度警惕；要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

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这背后其实是预期。短期政策损害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破坏了人们的稳定预期。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2019年的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并再一次重申了要坚决避免经济发展中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对2019年政府工作来说，最大的也是最需要防止的“演变为政治风险”的风险，当然来自经济发展。政府工作的第一考虑也就是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为此“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要化解，对此要坚定不移，但应当是在发展中逐步化解，尊重规律，讲究方式方法，做到可控、有序、适度，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这些论述是很有针对性的，是在总结了过去一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结论。
　　当然，这无疑也会进一步加大政策抉择的两难多难的复杂程度，尤其是如何防止顾了眼前、却损害了长远发展。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反复指出，要尊重规律，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多采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
　　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这背后其实是预期。短期政策损害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破坏了人们的稳定预期。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个个重要，但相对而言，前五个“稳”都可以归结到稳预期，预期稳不住，至少前五个“稳”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六稳”当中最关键的是稳预期。

稳预期

　　那么，预期出了什么问题？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高度来认识，就会清晰很多。由于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而我们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工作上的一些不足，尤其是重重压力之下出现的，执行过程中的简单化“一刀切”、不够精细，或者为了短期效果过多使用非市场化非法治化手段。两者叠加在一起之后，又经过很多似是而非舆论的发酵，导致很多人对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甚至合法产权和财富的安全感，产生了疑虑、困惑和彷徨。
　　其实，这样的疑虑、困惑和彷徨体现在很多方面，整个社会的敢干事、能干事的氛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这就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防控风险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的大问题。一个人的行为、一个市场主体的行为，当然会被某个具体政策所直接改变，但要让一个社会普遍爆发出活力，离不开价值观的引领。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确定感一定是会上升的，对未来的信心、对方向的坚定，最终是要靠强有力的价值判断带来的确定感。
　　是时候重温那些激发社会活力的“价值法则”了。
　　《南风窗》记者尝试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寻找出这些“价值法则”。相比于具体政策的“派糖”，这些“价值法则”同样值得给予关注。用《政府工作报告》的话说，从根本上说，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源于亿万人民积极性的发挥。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具有无限的创新创造潜能，只要充分释放出来，中国的发展就一定会有更为广阔空间。
　　具体来说，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总结出做好政府工作、激发社会活力的“十条价值法则”：1.放水养鱼；2.政简易从；3.简除烦苛；4.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5.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6.政务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7.干部要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8.为地方大胆探索提供激励、留足空间；9.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10.救急解困、雪中送炭，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这个总结未必完全准确，但可以看出，这些“价值法则”不是什么特别高深莫测的东西，都是大白话、大实话，但它们经历过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实践检验，证明是必须得到我们珍视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它们会让人心安定下来，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

简除烦苛是重中之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而“十条价值法则”，尤其是前八条，指向都是一样的，就是政府怎么约束好自己，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约束好自己，首先是一定要破除掉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束缚。这些束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痛感不明显，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爬坡过坎的时候，矛盾就变凸显了出来。
　　数据不会说谎，人们的切身感受更不会说谎。
　　大道至简，政簡易从，简除烦苛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中之重。这与社会各界的实际感受是高度一致的。仔细分析来看，政府工作有管得不到位、管得力度不够的问题，但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为政烦苛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管的却管不好的时候。为什么说政简易从？因为规则越简约透明，监管越有力有效。而为政烦苛呢？看上去规定越来越多，却往往是本来就不够精准有力的规则的自我复制而已。在很多监管领域，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现象：那里可能有很多对细枝末节的不必要的繁琐规定，但对所谓“大鳄”的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表示”。

规则越简约透明，监管越有力有效。看上去规定越来越多，却往往是本来就不够精准有力的规则的自我复制而已。

　　就拿科技创新来说，这本是高度依赖人的创造性的活动，但今天对科研人员安心求学所受到的干扰的抱怨，已经到了沸反盈天的地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这些举措是给真正在一线做事的人放权。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与规定烦苛并存的，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包装出来的虚假成果或者违背科技伦理的成果也是屡见不鲜。两相对比，更说明为什么为政烦苛也往往管不好。
　　因此，简除烦苛，不是简单地做减法，而是要重构规则，让规则简约透明，既有权威性又不会捆住人们的手脚。规则不变，结果或者是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落实不下去，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变着花样卷土重来。
　　这也就需要在政府工作中引入外部力量，破除陈旧规则的自我复制。“十条价值法则”中的服务绩效由群众和企业来评判这一条，国务院推行的很多改革措施，已经在引入第三方评价。从群众和企业的痛点出发倒逼政府部门的改革，并把改革效果的评价权交给群众和企业，这正是很多地方的改革取得不错成效、从而变得可复制可推广的关键。在重构规则过程中，也应当考虑除了专家之外，如何引入服务和监管对象的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十条价值法则”，尤其是前八条，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带来的就是深层次的变革。要防止具体政策损害长远发展，就必须让具体政策经受“价值法则”的考验，不符合《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的，就要果断纠正。由此，也就可以提高在两难多难局面下出台的政策的可预期性。
　　“价值法则”看上去是软性的，但恰恰需要我们的干部们从文山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敢于“较真碰硬”，把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