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台湾地区跟大陆之间的摄影交流越来越频繁，两岸摄影界彼此之间，渐渐从朦胧到清晰，从未知到了解。
然而，两岸摄影的发展，因土壤不一，环境不一，创作体悟不一，最终呈现的面貌，也就不一。
《摄影世界》将从2014年1月起，呈现一个对台湾摄影人的系列采访，介绍在当下的互相介入中，台湾地区的摄影生态呈现着怎样的发展脉络，他们如何发展？另一方面，在跟大陆频繁交流中，台湾地区的摄影生态，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态势。过去十几年间，台湾摄影人参与大陆摄影的发展，同时，大陆的摄影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着他们？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主要就以上问题，特地采访了涵盖台湾地区摄影生态主要方面的关键人物，包括摄影师，教育学者，专业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策展人，摄影评论者，摄影杂志主编，等等，以求尽量完整地体现台湾地区摄影生态的整体面貌。
或许，因为地方不大，我们更容易看清楚他们的全貌，更方便了解到他们的努力和瓶颈、理想和现实，对于大陆摄影界，或许可作为一个可借鉴和参考的样本。
钟永和是台湾造型最特别的摄影师。
他有个特别的称号—达摩摄影师。给他起这个称号的，是马英九。之前某次办台北摄影节时，马英九前去参加，说他“远看是达摩[注]，近看是永和”。
鬓角的须发雪白，且长及锁骨。披肩的黑发，错落有致，虽然自然弯曲，但该打薄的打薄，该蓬松的蓬松。双眼之上，眉毛极粗极黑，每一根都健硕有力；嘴边的每一根胡茬，反而刮得干干净净。此外，他还常年戴着一顶褐色的Jeep牌棒球帽。这样的造型，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
“摄影是我的禅宗”
钟永和为人侠义豪气，在台湾艺文界有很多朋友。朋友们习惯叫他“钟大师”，也有朋友习惯拿他打趣：“是‘大失所望’的‘大失’啦”，还在“啦”字的尾音处故意用台湾腔拖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怀大笑。
在钟永和家里，电脑桌上方的墙面上，挂着一张装裱精致的达摩彩色水墨画，用笔寥寥却笔笔劲道，尽显中国禅宗始祖的神韵。
在我看来，摄影才是钟永和的禅宗。年近六十，前半生漫长，人生际遇，磕磕碰碰，有欢喜有苦恼，他都在摄影中寻找自己，解救自己，释放自己，安顿自己。摄影就是他的道，他通过摄影修炼自身，入定而后入道。
让他修炼人生的，主要是持续拍摄了三十多年的作品“乡城素描”系列和他22年前就发起办立的“台北摄影节”（台北摄影节开办于1992年，2001年至2011年停办12年，2012年年底在台北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再度启程）。2013年12月初，以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为主场地的“台北摄影节”开幕，来自两岸三地的老中青摄影师们，在此地以影会友。这是台北摄影节在2012年恢复后举办的第2届。
1991年，钟永和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新闻局资料编译处的摄影编辑。他说自己投身摄影，是希望能带动当时社会上的摄影观念，也想为台湾摄影界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怀揣着这些想法，靠着年轻的一股热血，钟永和就跟当时六个摄影师同好—吕良远、林添福、杜宗尚、游本宽、全会华一起，把“台北摄影节”张罗起来了。
不过对于“台北摄影节”，钟永和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发起人”，他愿意为此拼尽全力，义无返顾地付出。因为是民间发起，经费成了办摄影节最大的烦恼，除了自掏腰包，还要到处“找钱”。此外，联络摄影师、找场地、宣传、布展、开幕，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钟永和都亲力亲为，个中困难艰辛只有这些发起人了解。
因为办摄影节耗去了自己过多的精力，钟永和干脆辞职。他选择从新闻局出来，做一名自由职业者。那是1994年，他近40岁。
从有稳定工作和固定薪水的新闻局辞职出来后，他知道了“代价”两个字的意涵。虽然，已时隔近二十年，被问起当时的情景，他都以突然提高八度音量回答，以示对“代价”的强调。
“自由职业和新闻局的工作，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差太大了！”
“收入差很多吗？”
“差很大！差一半以上。”
“你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当然啦，代价大了！”
他提高音量的同时，还睁大眼睛，当然，也带着同样夸张的笑容。话虽如此，但是他说：“我不后悔，决定就是这样，人生有很多面，还好我生活简单。”
“面对”是他的生活哲学，面对生活，面对当下。辞职后的收入，虽然骤减了一半，挣得却也毫不轻松。
在他辞职的那个年代，台湾自由职业者很少。但好在他的作品好，也实在勤奋，到处投稿，还能挣些稿费。另外，通过策划展览，被各处邀请当评审，加上做些演讲，也能有一些收入。现在，他能完全靠卖作品生活。他家客厅茶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黑色木框装裱的黑白手工放制作品：《养鸭人家》，那是他1981年在台北附近官渡平原所拍。那幅作品有10个版，除了被台湾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外，其他的版数都已经卖完了，只剩下他自己墙上那一幅。
对于自己挣钱的步骤，钟永和有一个说法：“投稿的时候，挣的是铜板；接了case（活儿），挣的是银票；作品卖得好了，挣的是金片。”
虽然辛苦，钟永和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人家看我现在还算清闲，但他们真不知道，我以前多么辛苦，多么落寞。后来，我越来越豁达了，这就是我的历练，必经的过程。”
1992年创办的台北摄影节，当时势头发展不错，参展人数和展品数量每年递增。就台湾本土摄影师来讲，从1991年到2000年，参展摄影师人数从近二十人增加到六十多人。到了1998年，台北摄影节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影会，“那时候我们开始邀请美法等国的摄影师来参加。”可是，在2001年摄影节却遭遇停办。
现在听起来，理由似乎过于简单：“因为我不做理事长了，没有人接着办，就停办了。”1998年，中华摄影文化协进会在台湾地区成立，钟永和任理事长。按照任期，每人不得超过2届，可他任期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接做理事长的位置，这个协会也就在2006年停止了。 之后，钟永和开始了跟大陆摄影界的长期交流。他说：“大陆办摄影节的概念，有我们推广过去的东西。”2001年，第一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办，里面就有台湾摄影界的努力 。
之后，在平遥和大理的摄影节上，台湾的摄影家们频频受邀参展，钟永和就是常受邀的策展人和摄影师之一。顺着两岸摄影交流的发展势头，身为中华摄影交流协会理事长的钟永和认为，恢复台北摄影节的时机来了。
“但很多人不看好，我就说一定要办办看，最后一搏，把摄影节恢复。如果那次不办，我可能就不会再办了。”
钟永和拿出了1992年发起创办第一届台北摄影节时的劲头和热情。2012年初冬之际，台北摄影节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得以恢复。
摄影节一结束，钟永和马上去了一趟东北，“办完影展，我发现都快把自己忘记了，热情完全投入后，发觉自己要‘烧焦’了，就赶紧跑到零下几十度的东北冷却一下。”
活出生活的简单面
跟大陆摄影界交流的这些年，钟永和到过大陆很多地方，东北的漠河县是他近年常去的地方。他也会特地去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拍些东西。他家的CD机里，就放着大陆歌手罗海英的CD。“她的《敖包相会》唱得太好了。”说着钟永和就马上放给我听。瞬间，原生态女中音就在他家里环绕起来。
钟永和的生活过得挺简单，一般来讲，他会在下午出门，坐捷运（台湾地区的地铁）出去见见朋友，参加朋友的展览开幕、聚会等；晚上七八点回到家，打开电视听听新闻，但不会超过半小时，之后，他就在音乐中开始工作。
他平时喝茶，看到喜欢的茶壶就顺手买一个，结果是，他家客厅一角层层叠叠排排摆放的茶壶，多到可以开商店了。家中可以活动的空间不多，因为大多被各种书占据。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夹和书，放不下就不容分说地一直延伸到地上，堆到一米多高，占据了客厅的一半。他的小客房也被书占据着，寸步难行，人只能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
可以想象，他平日简直就是生活在书的隧道里，他拥抱那些书，那些书包围着他。虽然如此，倒还整洁，每样东西都整理归置得当，放在它们该在的位置。这些积累下来的，都是岁月。
“岁月停格，影像定格”
“岁月”对作为摄影师的钟永和来讲很重要，他常把“岁月停格，影像定格”挂在嘴边，正如他拍了三十多年的主题“乡城素描”。自跟摄影结缘以来，他从未间断过这个主题的拍摄。
他力图要将台湾的乡土人文影像记录下来，三十几年的时间，他不紧不慢，心平气和，每天如同修炼。在海边，他被云彩感动；在渔港，被渔民的收获感动；在村里，被闲暇和劳作的农人感动……他为此都停下脚步，出其不意地按下快门。
翻看他的作品，可以想象一位摄影师怀揣着相机，行走于台湾岛屿的每寸土地，远远望去，那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身影，也是一个修炼者的身影。
跟他的人生态度一样，对摄影，他的态度依旧是“实际面对”。实际面对镜头，实际面对自己。面对当下，融入回忆，建造一个交融自身和时代经验的乡土台湾。
“人生是有阶段性的，对自己，我以10年为分隔。现在，近六十的年纪，我更冷静了，也慢慢沉着下来，不再那么冲动。”这些人生的经验和体悟，也都融合在他的作品里。
出生于宜兰市员山乡惠好村的钟永和，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每天步行三公里，打着赤脚往返在上学和回家途中。就是在这些途中，他听到了传唱的民谣，看到了杂货店、农家小院，体味了乡村习俗，乡村的一切都滋养着他的成长，也培育着他的“人情味美学”。
虽然考上在台北的初中后就离开家乡，但他对乡土的情感，却日益增长。“能把岁月真正定下来的，是影像。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影像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台湾城乡间的差距越来越小，难再去辨认‘这是乡，那是城’的视觉与心灵感受，那些令人怀念的风土人情，似乎也被冲淡了。”
多了悲观，也多了责任。跟以前的心态不一样，如今的钟永和，是怀着一份记录的责任在拍摄。“我的创作，是从生活出发。年轻时，想透过这些东西成名。可最终我体验到，我是在为人类留下文化资产。”当成就名声的需求满足不了自己时，他开始越发觉得，乡里的邮差、理发店、小吃店、放牛大叔，都是他有责任去记录的。于是他将镜头定格在消失中的事物上，为生活在岛屿上的人们保存好共同的记忆。
现在的钟永和，修炼得越来越沉着。作为台湾指标性展览场地的台北历史博物馆，将会在2016年为钟永和举办一场大型的“乡城素描”摄影展。“40岁时，我还是在到处跑；50岁时，还是要面面都跟人接触；60岁之后，我要放掉自己，只想用作品去吸引人。之后办展览，我也不会举办开幕式之类的了。”
渐渐放掉自己，慢慢隐去自我，让作品呈现，让作品发声，这是多年修炼之后，入定的结果；将摄影作为一生志业，将热情投注其中，烧焦了去冷却，冷却了再来，一路上义无返顾。从精神气质上，钟永和也跟他的外型越来越契合，越来越像达摩了。
然而，两岸摄影的发展，因土壤不一，环境不一，创作体悟不一，最终呈现的面貌，也就不一。
《摄影世界》将从2014年1月起，呈现一个对台湾摄影人的系列采访，介绍在当下的互相介入中，台湾地区的摄影生态呈现着怎样的发展脉络，他们如何发展？另一方面，在跟大陆频繁交流中，台湾地区的摄影生态，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态势。过去十几年间，台湾摄影人参与大陆摄影的发展，同时，大陆的摄影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着他们？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主要就以上问题，特地采访了涵盖台湾地区摄影生态主要方面的关键人物，包括摄影师，教育学者，专业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策展人，摄影评论者，摄影杂志主编，等等，以求尽量完整地体现台湾地区摄影生态的整体面貌。
或许，因为地方不大，我们更容易看清楚他们的全貌，更方便了解到他们的努力和瓶颈、理想和现实，对于大陆摄影界，或许可作为一个可借鉴和参考的样本。
钟永和是台湾造型最特别的摄影师。
他有个特别的称号—达摩摄影师。给他起这个称号的，是马英九。之前某次办台北摄影节时，马英九前去参加，说他“远看是达摩[注]，近看是永和”。
鬓角的须发雪白，且长及锁骨。披肩的黑发，错落有致，虽然自然弯曲，但该打薄的打薄，该蓬松的蓬松。双眼之上，眉毛极粗极黑，每一根都健硕有力；嘴边的每一根胡茬，反而刮得干干净净。此外，他还常年戴着一顶褐色的Jeep牌棒球帽。这样的造型，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
“摄影是我的禅宗”
钟永和为人侠义豪气，在台湾艺文界有很多朋友。朋友们习惯叫他“钟大师”，也有朋友习惯拿他打趣：“是‘大失所望’的‘大失’啦”，还在“啦”字的尾音处故意用台湾腔拖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怀大笑。
在钟永和家里，电脑桌上方的墙面上，挂着一张装裱精致的达摩彩色水墨画，用笔寥寥却笔笔劲道，尽显中国禅宗始祖的神韵。
在我看来，摄影才是钟永和的禅宗。年近六十，前半生漫长，人生际遇，磕磕碰碰，有欢喜有苦恼，他都在摄影中寻找自己，解救自己，释放自己，安顿自己。摄影就是他的道，他通过摄影修炼自身，入定而后入道。
让他修炼人生的，主要是持续拍摄了三十多年的作品“乡城素描”系列和他22年前就发起办立的“台北摄影节”（台北摄影节开办于1992年，2001年至2011年停办12年，2012年年底在台北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再度启程）。2013年12月初，以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为主场地的“台北摄影节”开幕，来自两岸三地的老中青摄影师们，在此地以影会友。这是台北摄影节在2012年恢复后举办的第2届。
1991年，钟永和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新闻局资料编译处的摄影编辑。他说自己投身摄影，是希望能带动当时社会上的摄影观念，也想为台湾摄影界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怀揣着这些想法，靠着年轻的一股热血，钟永和就跟当时六个摄影师同好—吕良远、林添福、杜宗尚、游本宽、全会华一起，把“台北摄影节”张罗起来了。
不过对于“台北摄影节”，钟永和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发起人”，他愿意为此拼尽全力，义无返顾地付出。因为是民间发起，经费成了办摄影节最大的烦恼，除了自掏腰包，还要到处“找钱”。此外，联络摄影师、找场地、宣传、布展、开幕，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钟永和都亲力亲为，个中困难艰辛只有这些发起人了解。
因为办摄影节耗去了自己过多的精力，钟永和干脆辞职。他选择从新闻局出来，做一名自由职业者。那是1994年，他近40岁。
从有稳定工作和固定薪水的新闻局辞职出来后，他知道了“代价”两个字的意涵。虽然，已时隔近二十年，被问起当时的情景，他都以突然提高八度音量回答，以示对“代价”的强调。
“自由职业和新闻局的工作，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差太大了！”
“收入差很多吗？”
“差很大！差一半以上。”
“你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当然啦，代价大了！”
他提高音量的同时，还睁大眼睛，当然，也带着同样夸张的笑容。话虽如此，但是他说：“我不后悔，决定就是这样，人生有很多面，还好我生活简单。”
“面对”是他的生活哲学，面对生活，面对当下。辞职后的收入，虽然骤减了一半，挣得却也毫不轻松。
在他辞职的那个年代，台湾自由职业者很少。但好在他的作品好，也实在勤奋，到处投稿，还能挣些稿费。另外，通过策划展览，被各处邀请当评审，加上做些演讲，也能有一些收入。现在，他能完全靠卖作品生活。他家客厅茶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黑色木框装裱的黑白手工放制作品：《养鸭人家》，那是他1981年在台北附近官渡平原所拍。那幅作品有10个版，除了被台湾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外，其他的版数都已经卖完了，只剩下他自己墙上那一幅。
对于自己挣钱的步骤，钟永和有一个说法：“投稿的时候，挣的是铜板；接了case（活儿），挣的是银票；作品卖得好了，挣的是金片。”
虽然辛苦，钟永和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人家看我现在还算清闲，但他们真不知道，我以前多么辛苦，多么落寞。后来，我越来越豁达了，这就是我的历练，必经的过程。”
1992年创办的台北摄影节，当时势头发展不错，参展人数和展品数量每年递增。就台湾本土摄影师来讲，从1991年到2000年，参展摄影师人数从近二十人增加到六十多人。到了1998年，台北摄影节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影会，“那时候我们开始邀请美法等国的摄影师来参加。”可是，在2001年摄影节却遭遇停办。
现在听起来，理由似乎过于简单：“因为我不做理事长了，没有人接着办，就停办了。”1998年，中华摄影文化协进会在台湾地区成立，钟永和任理事长。按照任期，每人不得超过2届，可他任期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接做理事长的位置，这个协会也就在2006年停止了。 之后，钟永和开始了跟大陆摄影界的长期交流。他说：“大陆办摄影节的概念，有我们推广过去的东西。”2001年，第一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办，里面就有台湾摄影界的努力 。
之后，在平遥和大理的摄影节上，台湾的摄影家们频频受邀参展，钟永和就是常受邀的策展人和摄影师之一。顺着两岸摄影交流的发展势头，身为中华摄影交流协会理事长的钟永和认为，恢复台北摄影节的时机来了。
“但很多人不看好，我就说一定要办办看，最后一搏，把摄影节恢复。如果那次不办，我可能就不会再办了。”
钟永和拿出了1992年发起创办第一届台北摄影节时的劲头和热情。2012年初冬之际，台北摄影节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得以恢复。
摄影节一结束，钟永和马上去了一趟东北，“办完影展，我发现都快把自己忘记了，热情完全投入后，发觉自己要‘烧焦’了，就赶紧跑到零下几十度的东北冷却一下。”
活出生活的简单面
跟大陆摄影界交流的这些年，钟永和到过大陆很多地方，东北的漠河县是他近年常去的地方。他也会特地去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拍些东西。他家的CD机里，就放着大陆歌手罗海英的CD。“她的《敖包相会》唱得太好了。”说着钟永和就马上放给我听。瞬间，原生态女中音就在他家里环绕起来。
钟永和的生活过得挺简单，一般来讲，他会在下午出门，坐捷运（台湾地区的地铁）出去见见朋友，参加朋友的展览开幕、聚会等；晚上七八点回到家，打开电视听听新闻，但不会超过半小时，之后，他就在音乐中开始工作。
他平时喝茶，看到喜欢的茶壶就顺手买一个，结果是，他家客厅一角层层叠叠排排摆放的茶壶，多到可以开商店了。家中可以活动的空间不多，因为大多被各种书占据。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夹和书，放不下就不容分说地一直延伸到地上，堆到一米多高，占据了客厅的一半。他的小客房也被书占据着，寸步难行，人只能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
可以想象，他平日简直就是生活在书的隧道里，他拥抱那些书，那些书包围着他。虽然如此，倒还整洁，每样东西都整理归置得当，放在它们该在的位置。这些积累下来的，都是岁月。
“岁月停格，影像定格”
“岁月”对作为摄影师的钟永和来讲很重要，他常把“岁月停格，影像定格”挂在嘴边，正如他拍了三十多年的主题“乡城素描”。自跟摄影结缘以来，他从未间断过这个主题的拍摄。
他力图要将台湾的乡土人文影像记录下来，三十几年的时间，他不紧不慢，心平气和，每天如同修炼。在海边，他被云彩感动；在渔港，被渔民的收获感动；在村里，被闲暇和劳作的农人感动……他为此都停下脚步，出其不意地按下快门。
翻看他的作品，可以想象一位摄影师怀揣着相机，行走于台湾岛屿的每寸土地，远远望去，那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身影，也是一个修炼者的身影。
跟他的人生态度一样，对摄影，他的态度依旧是“实际面对”。实际面对镜头，实际面对自己。面对当下，融入回忆，建造一个交融自身和时代经验的乡土台湾。
“人生是有阶段性的，对自己，我以10年为分隔。现在，近六十的年纪，我更冷静了，也慢慢沉着下来，不再那么冲动。”这些人生的经验和体悟，也都融合在他的作品里。
出生于宜兰市员山乡惠好村的钟永和，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每天步行三公里，打着赤脚往返在上学和回家途中。就是在这些途中，他听到了传唱的民谣，看到了杂货店、农家小院，体味了乡村习俗，乡村的一切都滋养着他的成长，也培育着他的“人情味美学”。
虽然考上在台北的初中后就离开家乡，但他对乡土的情感，却日益增长。“能把岁月真正定下来的，是影像。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代，影像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台湾城乡间的差距越来越小，难再去辨认‘这是乡，那是城’的视觉与心灵感受，那些令人怀念的风土人情，似乎也被冲淡了。”
多了悲观，也多了责任。跟以前的心态不一样，如今的钟永和，是怀着一份记录的责任在拍摄。“我的创作，是从生活出发。年轻时，想透过这些东西成名。可最终我体验到，我是在为人类留下文化资产。”当成就名声的需求满足不了自己时，他开始越发觉得，乡里的邮差、理发店、小吃店、放牛大叔，都是他有责任去记录的。于是他将镜头定格在消失中的事物上，为生活在岛屿上的人们保存好共同的记忆。
现在的钟永和，修炼得越来越沉着。作为台湾指标性展览场地的台北历史博物馆，将会在2016年为钟永和举办一场大型的“乡城素描”摄影展。“40岁时，我还是在到处跑；50岁时，还是要面面都跟人接触；60岁之后，我要放掉自己，只想用作品去吸引人。之后办展览，我也不会举办开幕式之类的了。”
渐渐放掉自己，慢慢隐去自我，让作品呈现，让作品发声，这是多年修炼之后，入定的结果；将摄影作为一生志业，将热情投注其中，烧焦了去冷却，冷却了再来，一路上义无返顾。从精神气质上，钟永和也跟他的外型越来越契合，越来越像达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