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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初期的工人虽然迎来了崭新的生活，但他们思想上一时还不能适应，对共产党针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不够了解或不够信任。路翎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描写了解放初期的工人思想转变的艰难过程：工人要对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产生认同感，女性工人还需要冲破旧的家庭观念对自己思想的束缚；即使是党员干部、军事代表，也需要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完成自身的“再成长”，与工人一起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
关键词：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路翎；《朱桂花的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2-0098-06
1948年12月15日—1949年3月15日，寓居南京的作家路翎写下了一系列《危楼日记》，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不安：“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有极沉重的东西，大家称之为‘时局’的，重压着人们。”[1]此时的南京正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政府将要覆灭，所以才会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普通民众也因此为未知的前景而感到惶恐。路翎《危楼日记》中，就写到了剃头师傅、皮匠、警察等底层“小人物”在南京解放前夕的充满苦痛的日常生活，以及惴惴不安的心态。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预示着全国内战在不久将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在“毒雾”中挣扎已久的底层民众也将要迎来充满光明的生活，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1949年4月26日胡风在信中对路翎所说：“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2]145
但路翎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光明”表现得过于乐观，他在回复胡风的信中说到：“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罢。”[2]146这段话道出了路翎与普通民众共同的心声：“光明”的到来固然让人欣喜，但在“黑暗”中生活已久的人们，如何使自己从行为和心态上去适应这突然出现的“光明”，则是一个需要转变的过程。被压迫已久的普通工人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思维和心态往往还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他们有的出身农村，为了生活进入工厂做工，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到欺凌，因此解放后表现得过于小心谨慎，对自己“翻身做主人”的遭遇既欣喜又焦虑。这种心态在女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是旧时代所造成的弱者，有些没有受过教育，虽然感受到了新时代所带来的光明，但由于家庭的阻力、自身思想的局限而一时不敢追求“进步”。有些女工虽然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但因为旧时代习气的影响，也不能适应“工人阶级”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被上级派到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干部，由于对工人的这些问题不够了解，在工作中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倾向，因此不仅是普通工人，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有待转变。
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①中所收录的作品，就反映了上述工人思想转变中存在的问题。路翎对工人形象（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工人）的重视，从他创作初期就开始了，在《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祖父的职业》等描写煤矿生活的小说中，路翎就对矿工的生活与心理有着详细的刻画。在《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小说中，路翎又揭示了底层女性在旧时代的悲惨生活。而在1949—1951年，路翎又深入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先后去了南京被服厂、浦口机车修理厂、上海申新九厂等），创作了《朱桂花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路翎在这部小说集中对工人语言、行为、心理的刻画，延续了他早期的写作风格，同时又注意到解放前后工人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映了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
① 这个党章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所確认下来的，此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党章也得到修改与补充，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始终没有变化。
一 、“工人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
在对路翎小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刘挺生注意到了路翎小说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等级序列：“地道的农民，农民出身、残存较多农民气质的工人，少有或几乎毫无农民气质的工人。这三类人物都因其阶级性质的区别，而存在反抗和探索精神自觉程度的差异：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略具清醒的自我意识，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路翎同情恋土守家的农民，但似乎更偏爱浪迹四方的工人。”[3]125典型的例子有《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与魏海清，《王炳全底道路》中的王炳全与吴仁贵，《卸煤台下》中的孙其银、唐述云与许小东，《黑色子孙之一》中的金承德等。这些工人虽然从身体上离开了乡土社会，但由于过去生活经历的持久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多还是“农民式的”，他们也时常怀念自己在乡村时期的生活。因此农民和工人在路翎的早期小说中并不具有截然对立的身份属性，两大人物序列之间存在着粘连，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土地”这个具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键词。[4]67
但从路翎《朱桂花的故事》这个小说集中所收录作品来看，1949—1951年，他笔下“农民—工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产生了变化，工人脑海中所残余的“农民意识”被称为“落后、封建”，他们必须明确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才能以“进步”“积极”的姿态赶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解放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据党章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①
，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它在新时代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再者，农民阶级从其历史上来看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小农意识”就有怯懦、犹豫、缺少自信、勤奋劳动只是为了活命生存等弱点，其产生的根源则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土地制度——农民被“拴”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而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自然经济受到威胁，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有的为了生存成为工人，但“小农意识”仍然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态度，正如赵园所说：“似乎是，一旦生而为农民，即注定了永远是农民似的。农民的灵魂会抓住你，像老树的根须抓牢了土地。”[5]“小农意识”的影响，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工厂中的剥削、压迫现象，使得这部分有着农民经历的工人更加胆怯与懦弱，以至于在解放初期对共产党的政策存在犹疑，对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够自信。 比如《劳动模范朱学海》中的朱学海，“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的时期，他是最受欺侮，最被人家瞧不起，最不被人家注意的一个工人”[6]98，而在解放以后，“他仍然害怕丢掉饭碗，看别人积极、努力，他就很不安，同时也觉得不努力就对不起仍然留用着他这样的人的共产党，于是拼命地做工。……实际上他是完全没有走到新的生活里面来的。他底心灵仍然停留在长期的冰封中，旧社会的阴沉和恐怖在他底身上压得太重了。”[6]101-102从路翎对朱学海行为与心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朱学海与他的先辈魏海清、许小东们有着类似的弱点：怯懦、缺乏自信，旧时代的阴影使他不敢大胆走进新的生活，即使被评为“劳动模范”，一开始也不敢接受。《替我唱个歌》中农民出身的老工人冯有根，总被年轻工人称为“老二流子”，但实际上他也是旧时代的受苦人。他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喜欢调皮捣蛋，到处都要反抗闹事”[6]11的人，为了爱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漂泊者”；但他年纪大了以后却弄得“剩下光棍一人”，“在各种打击下失去了自信”“没有了当年反抗的气势，只会耍一些小捣蛋了”[6]11，并且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压迫下，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变得很衰弱。共产党接管工厂之后，冯有根仍然固守旧有的思维习惯，对共产党缺乏信任，说自己“配不上共产党，不够资格”，并要求“还乡生产”。冯有根的这种心态，说明他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已经站起来了”。
从文艺思想论的角度来看，朱学海、冯有根心态的产生不仅是“小农意识”的负面结果，也与胡风“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一观念有着一定的关联：“他们底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7]
正因为朱学海、冯有根等工人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奴役底创伤”，所以解放后他们才一时不能接受“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个事实，也没有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产生认同感。但从小说的结局来看，朱学海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劳动模范”称号，冯有根也摆脱了“老二流子”的绰号。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共产党派到工厂里的“军事代表”起到了对工人的教育、帮助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工人自身通过强力的心理“挣扎”，实现了主体性“突围”。[8]比如路翎在小说中便详细描写了冯有根思想转变前后复杂的心理活动：“好些年来冯有根是多么卑贱，多么寂寞。他底英雄气概已经抬不起头来，他不再记得他的女人，而变成了油腔滑调的。解放以后，他慢慢地觉得他底周围和他心里都明亮起来了，侮辱的事情没有了……他心里时常热辣辣的，望着厂里各处的热烈的景象发痴；他觉得他要去向什么人说一说心腹话，去爱一些东西，去抓住什么，——用一切的力气。但是，他心里愈是热辣，他周围愈是明亮，他就愈是要想起过去的事情来；加以厂里面的一些人们还没有能完全明了他和接近他，他就愈来愈不安，愈来愈暴躁了。”[6]22
而一旦冯有根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阻碍，他就在大会上激动地说到：“我们工人是硬汉子！我们不叫苦！……我从今以后再不往后看，我要往前头看，前头是什么？……是共产党，毛主席！”[6]16冯有根的这番话意味着他“工人阶级”身份意识的真正觉醒，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指引下，他对“工人阶级”的身份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实现了“人”的自我完成。
然而，路翎在小说中对工人思想转变的描写在20世纪50年代曾受到严厉的批评，其中陆希治的批评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路翎“轻率而又自命不凡地以他自己的灵魂代替了工人阶级的灵魂，并從而盲目涂写了在他看来是‘真实’的而实际上是捏造的‘工人生活’，来代替真正的工人生活”[9]25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批评，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评论家只看到工人思想转变后的结果，没有重视工人思想转变的过程。此外，路翎在《朱桂花的故事》这部小说集中所塑造的工人形象并不是“高、大、全”的人物，而是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自然也不乏缺点。然而陆希治却就此认为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9]26。在陆希治看来，在《女工赵梅英》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赵梅英身上，这两种“病态”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诚然，赵梅英这个人物形象的确有着剧烈的情绪变动，但陆希治只注意到了现象，没有考虑其深层原因。实际上路翎《朱桂花的故事》中的女性工人在解放后的思想转变比男性工人要复杂，因为她们所要克服的阻碍不仅来自自身，还来自她们的家庭。
二、冲出重围的女性工人
路翎在其乡土题材小说中曾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形象，如《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的秀姑、《燃烧的荒地》中的何秀英等，这些女性不仅要拼命劳动以求生存，并且还要反抗强加给她们的封建家庭秩序。因为这些女性的丈夫、婆婆以及姑嫂出于维护封建家庭秩序的目的，常对她们施加身体暴力和心灵压力。所以在旧时代，女性所要承受的苦痛有时比男性大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应对生存压力的韧性与反抗意志较之男性更为强大。无论是郭素娥，还是何秀英，她们不是俯首帖耳顺从于命运摆布的女性，而是勇敢地去追求，来满足自己生命渴望的“地母”。在路翎看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她们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2]37。但路翎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女性性格中的软弱性：她们也会暂时被性的欲望、物质的欲望所迷惑，这时她们的抗争就会“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4]71-72
。郭素娥、何秀英们虽然是反抗性与软弱性并存的矛盾体，但她们身上毕竟反映了变革时代乡土社会的女性走向新生活的可能性。比如郭素娥希望张振山带她去城里做工，可见她希望通过做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郭素娥并没有如愿，但她的后辈——朱桂花（《朱桂花的故事》）、赵梅英（《女工赵梅英》）、何凤英（《林根生夫妇》）、朱桂芬（《粮食》）等女性，却在解放后实现了郭素娥未竟的梦想——进厂做工。 值得注意的是，“进厂做工”固然成为朱桂花、赵梅英们在解放后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她们身上原有的压力却没有完全消失，并且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她们不仅要克服自身的性格弱点（如赵梅英），还要处理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朱桂花与丈夫、婆婆，何凤英与丈夫林根生）。女工们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无疑是充满向往的，但过去的苦痛经历与现实中的压力使她们的思想仍需要转变。赵梅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一方面，她有过不幸的婚姻，因此希望在共产党到来之后靠自己改变命运、出人头地，有追求进步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出身较富裕又读过几年书的缘故，她见不得别人成为“积极分子”，并不服批评大闹工厂，成了“落后分子的英雄”。赵梅英在“积极—落后”之间的摇摆，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思想中“旧”的成分与共产党“新”的政策的冲突：“她是糊里糊涂地当了一阵积极分子的。那时候她心里非常高兴，听着她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那些话，狂热起来了，觉得生活变了，一切受苦的人们都要翻身了。但是另一面，她却想着，她从此不必再做工了，她念过几年书，出身又比别人高，她可以出头，当工会的职员——她以为工会里有这么一种拿钱的职员——过舒服的日子了。这种个人的打算就使得她胡闹了起来，不久就遭到了现实的无情的打击。于是她又觉得共产党说的工人做主的话是假的。”[6]61赵梅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策是建立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基础上的，她要付出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且还要克服贪图享受、自私自利的性格弱点，才能消除思想中的不平衡状态，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
然而，赵梅英思想的转变是艰难的，她与朱新民同志、张七婶的冲突证明了这一点。在她又一次经受挫折（被众人孤立、受流氓骚扰）、军事代表伸出了援助之手时，她才下定决心要“改改看”。而另一类自觉向“工人阶级”靠拢的女性，也要卸下思想的重担，因为她们的身上背负着家庭的压力。比如朱桂花，她从农村来到城里做工，凭着辛勤劳动成为了带头分子，但因为婆婆和丈夫的阻挠，产生了离厂返乡的念头：“我们家里头要分地，叫回去。……我们外头人叫……他走国民党那边逃回来了，他说，他不高兴做工，我再不回去，他就不要我了。”[6]31“她（婆婆）打我也没得要紧，她是上人。”[6]33对丈夫“外头人”和对婆婆“上人”的称呼，说明朱桂花虽然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成为一名“工人阶级”，但思想上仍为封建社会的家庭秩序所束缚，认为丈夫、婆婆有权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因此朱桂花思想的转变不仅有赖于军事代表吴造明对其进行的教育，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丈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没得别的话，我回乡去，我叫我底女子，她留在这地势，做工，学着做人！”[6]40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朱桂花或许仍反复纠结于“留厂”与“返乡”之间。
与朱桂花相类似，何凤英与丈夫林根生之间的矛盾也聚焦于“女性能不能出来做工”这一问题。何凤英为解放后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感到备受鼓舞：“严肃的思想在她心里觉醒了起来，一直被旧社会压抑着的、她身上的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人，在她心里觉醒了起来。”[6]132但她的丈夫林根生却担心妻子进了厂、学了文化会看不起自己，千方百计阻止妻子继续在厂里做工，从而引发了家庭矛盾。但较之朱桂花，何凤英显然要更“进步”一些，她留在工厂的决心是坚定的，并最终说服了丈夫和她一起学文化。从朱桂花到何秀英的思想转变，显示出解放初期的女性工人在克服封建家庭秩序的阻碍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在郭素娥、何秀英等女性的身上已经出现了“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她们并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竭力扰动”，这是因为“原始的强力”需要得到正确引导，才能发挥出其能量。而到解放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朱桂花、何凤英们逐渐意识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自己不只是整天围着丈夫、婆婆转的家庭妇女，也可以和男性一样进厂做工，并且女性也享有学知识学文化的权利。可以说，朱桂花、何凤英们是“革”了自己思想、生活的“命”，从而使自己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女性”。即使是赵梅英这样的“落后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自我反思，也能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女英雄”。
路翎对女性工人思想转变的描写，与体现男性工人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相类似，也深入挖掘了女性工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例如赵梅英在厂里闹了事，被众人孤立后，就表现出孤独、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烦躁等诸多心理活动的混合状态：“‘像他们讲的，我不过是旧社会里的人。’她发了一阵子痴，忽然地她把自己嘴里的香烟拿下来摆在那黄狗的嘴巴上，并且打了它一巴掌，说：‘死东西，你难道连烟都不会抽吗？……’她笑了起来，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高兴。她的眼睛里眼泪都没有干，却笑得这样天真。”[6]69
在路翎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者眼中，这样的心理描写被片面地理解为“歇斯底里”“神经质”，并且批评者还认为路翎不仅把“工人阶级”描写为“精神病患者”，他笔下的共产党干部也是“无知无能，失去立场”[9]26。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路翎的批评者倾向于把党的干部理解为全知全能的“高大全”人物，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干部和军事代表也是出身于底层民众的普通人，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党员干部不仅起着教育、引导工人的作用，他们自身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再成长”。
三、党员干部的“再成长”
在路翎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中，工人在解放初期的思想转变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作用。如前文所述，共产党的性质被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必然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工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不一定总是顺利的，存在因干部对工人生活、心理不了解而产生的工作失误现象；并且黨员干部大多也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普通人，从出身来说与工人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点。因此，党员干部在帮助普通工人完成“从旧到新”思想转变过程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思想的“再成长”，从而与普通工人一起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 一般来说，党员干部在帮助工人思想转变的工作中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比如冯有根、朱桂花、赵梅英、朱学海最后的思想转变，都与军事代表的鼓励与教育有关。比如当赵梅英表示要“改改看”时，军事代表想到“即使是一块石头，也会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受到锻炼的，脸上就出现了一个愉快的微笑”[6]77，这说明军事代表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成功的，他对未来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在《朱桂花的故事》中，军事代表吴造明在与朱桂花谈心时，从朱桂花身上捕捉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并就此向朱桂花说明“我也是个乡巴佬”“我是乡里头长大的”，希望使朱桂花对自己产生认同感，进而引导她向“工人阶级”靠拢。“乡巴佬”出身的吴造明最终成长为党的干部，并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得到了思想的进一步提高，但并不是所有“乡巴佬”出身的干部都能够顺利地完成自我的“再成长”。《锄地》中的刘良是贫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参军接受了教育，成为了工厂的医务助理员，但他思想上还是不能融进工人群体：“他想，这些工人，无论穿的、吃的、住的都要比他乡下家里，比他父母好得多了。……他们农民为了解放中国流了这么多的血，工人们舒服地享受革命的果实，还要被称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他心里时常想不通的。”[6]122刘良的出身影响了他对工人阶级的评价，他只看到农民在受苦，却缺乏对工人的认识，觉得工人在“舒服地享受革命的果实”，所以他在工作中与工人发生了冲突。刘良虽然是党的干部，但他思想中也存在误区，不能与工人进行良好的沟通。这说明在解放初期，党员干部也需要及时改变自己的思想，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农民在受苦”。
从工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有时对党的干部也缺少理解，因而激化了矛盾。《锄地》中，女工赵惠珍因为刘良在学习小组里批评过她烫头发，就反过来在背地挖苦刘良的出身，并因刘良未及時为吴秀兰治疗伤口一事大吵大闹。《女工赵梅英》中，赵梅英与收发间管理员朱新民发生矛盾时，也讽刺其为“土包子”，伤害了朱新民的自尊心，从而使冲突激化了。的确，
并不是所有党的干部都有比普通工人更好的文化素质与家庭出身，但有些工人却据此对干部进行攻击，恶化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而矛盾的解决过程，不仅是工人受教育的过程，干部也在处理矛盾的同时使自身获得“再成长”的机会。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设身处地地理解工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才能更好地与工人进行沟通，而不是与工人一发生矛盾，就把对方当作“阶级敌人”。无论是在路翎笔下还是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人，而是存在一定的缺点，而对这些缺点的反映以及表现改掉缺点的过程，体现了路翎“写真实”的文艺思想，即“在文艺，真实的表现就是胜利。这样它也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并且生发物质的力量，它是社会斗争中的精神斗争的武器，它是实际斗争中的文化斗争的一翼。”[10]
与工人的思想转变相类似，党员干部的“再成长”过程也是“新我”与“旧我”相互搏斗的过程，即“有人民处则有战场”。刘挺生认为，路翎对“战场”已不是仅仅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把对旧意识文化的批判、对旧社会奴役关系的揭露、旧的人生感情更新都作为战斗的内容。[3]25
党员干部要使自己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就必须淘汰自己身上的缺点，重新审视自己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固然是需要教育、帮助的对象，但党员干部同样需要自我反思。但在路翎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者看来，党员干部在厂里应该发挥“巨大的领导作用”，而不应该是“没有文化、封建落后”“无知无能、失去立场”的形象。[9]26这种观点无疑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重视当时真实的党员干部文化素质状况以及工作情况。因此路翎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公正的。
“在路翎的笔下，解放了的现实生活并不那么单纯，那么透明，并不是一切困难都化为乌有，一地黑暗都被光明驱散，一切愁容都换上笑脸，一座座废墟马上都变成了簇新的大厦，而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3]131事实的确如此，解放初期，虽然工人们已经感知到新生活的到来，但他们的思想却一时还不能适应“突如其来的光明”，他们需要确认与认同自我“工人阶级”的身份，女性工人还要克服自我与家庭的障碍，即使是党员干部、军事代表，也要重新审视自我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路翎的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反映了这些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时代感，也体现了路翎对工人个体存在状态的关怀[11]。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部小说集曾遭受批判，但是历史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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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凤仙.论路翎创作中的存在关怀——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例[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87. 責任编辑：夏畅兰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ought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 in the
Early Liberation Period Based on Lu Lings Zhu Guihuas Story
WU Hao1，2
（1.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School of Literature， Langfang Normal Unvi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workers started a new life with the liberation in 1949， they still could not adapt to the changes.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or trust the "working class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u Lings short stories Zhu Guihuas Story describes the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workers thought： workers should have a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mselves； woman workers should break shackles on them by the old idea of family； even the Party cadres， th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should complete their "growth" in their contact with workers and become "new people" together with workers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early liberation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thought； Lu Ling； Zhu Guihuas Story
关键词：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路翎；《朱桂花的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2-0098-06
1948年12月15日—1949年3月15日，寓居南京的作家路翎写下了一系列《危楼日记》，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不安：“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有极沉重的东西，大家称之为‘时局’的，重压着人们。”[1]此时的南京正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政府将要覆灭，所以才会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普通民众也因此为未知的前景而感到惶恐。路翎《危楼日记》中，就写到了剃头师傅、皮匠、警察等底层“小人物”在南京解放前夕的充满苦痛的日常生活，以及惴惴不安的心态。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预示着全国内战在不久将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在“毒雾”中挣扎已久的底层民众也将要迎来充满光明的生活，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1949年4月26日胡风在信中对路翎所说：“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2]145
但路翎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光明”表现得过于乐观，他在回复胡风的信中说到：“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罢。”[2]146这段话道出了路翎与普通民众共同的心声：“光明”的到来固然让人欣喜，但在“黑暗”中生活已久的人们，如何使自己从行为和心态上去适应这突然出现的“光明”，则是一个需要转变的过程。被压迫已久的普通工人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思维和心态往往还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他们有的出身农村，为了生活进入工厂做工，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到欺凌，因此解放后表现得过于小心谨慎，对自己“翻身做主人”的遭遇既欣喜又焦虑。这种心态在女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是旧时代所造成的弱者，有些没有受过教育，虽然感受到了新时代所带来的光明，但由于家庭的阻力、自身思想的局限而一时不敢追求“进步”。有些女工虽然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但因为旧时代习气的影响，也不能适应“工人阶级”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被上级派到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干部，由于对工人的这些问题不够了解，在工作中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倾向，因此不仅是普通工人，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有待转变。
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①中所收录的作品，就反映了上述工人思想转变中存在的问题。路翎对工人形象（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工人）的重视，从他创作初期就开始了，在《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祖父的职业》等描写煤矿生活的小说中，路翎就对矿工的生活与心理有着详细的刻画。在《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小说中，路翎又揭示了底层女性在旧时代的悲惨生活。而在1949—1951年，路翎又深入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先后去了南京被服厂、浦口机车修理厂、上海申新九厂等），创作了《朱桂花的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路翎在这部小说集中对工人语言、行为、心理的刻画，延续了他早期的写作风格，同时又注意到解放前后工人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映了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
① 这个党章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所確认下来的，此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党章也得到修改与补充，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始终没有变化。
一 、“工人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
在对路翎小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刘挺生注意到了路翎小说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等级序列：“地道的农民，农民出身、残存较多农民气质的工人，少有或几乎毫无农民气质的工人。这三类人物都因其阶级性质的区别，而存在反抗和探索精神自觉程度的差异：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略具清醒的自我意识，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路翎同情恋土守家的农民，但似乎更偏爱浪迹四方的工人。”[3]125典型的例子有《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与魏海清，《王炳全底道路》中的王炳全与吴仁贵，《卸煤台下》中的孙其银、唐述云与许小东，《黑色子孙之一》中的金承德等。这些工人虽然从身体上离开了乡土社会，但由于过去生活经历的持久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多还是“农民式的”，他们也时常怀念自己在乡村时期的生活。因此农民和工人在路翎的早期小说中并不具有截然对立的身份属性，两大人物序列之间存在着粘连，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土地”这个具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键词。[4]67
但从路翎《朱桂花的故事》这个小说集中所收录作品来看，1949—1951年，他笔下“农民—工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产生了变化，工人脑海中所残余的“农民意识”被称为“落后、封建”，他们必须明确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才能以“进步”“积极”的姿态赶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解放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据党章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①
，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它在新时代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再者，农民阶级从其历史上来看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小农意识”就有怯懦、犹豫、缺少自信、勤奋劳动只是为了活命生存等弱点，其产生的根源则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土地制度——农民被“拴”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而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自然经济受到威胁，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有的为了生存成为工人，但“小农意识”仍然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态度，正如赵园所说：“似乎是，一旦生而为农民，即注定了永远是农民似的。农民的灵魂会抓住你，像老树的根须抓牢了土地。”[5]“小农意识”的影响，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工厂中的剥削、压迫现象，使得这部分有着农民经历的工人更加胆怯与懦弱，以至于在解放初期对共产党的政策存在犹疑，对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够自信。 比如《劳动模范朱学海》中的朱学海，“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的时期，他是最受欺侮，最被人家瞧不起，最不被人家注意的一个工人”[6]98，而在解放以后，“他仍然害怕丢掉饭碗，看别人积极、努力，他就很不安，同时也觉得不努力就对不起仍然留用着他这样的人的共产党，于是拼命地做工。……实际上他是完全没有走到新的生活里面来的。他底心灵仍然停留在长期的冰封中，旧社会的阴沉和恐怖在他底身上压得太重了。”[6]101-102从路翎对朱学海行为与心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朱学海与他的先辈魏海清、许小东们有着类似的弱点：怯懦、缺乏自信，旧时代的阴影使他不敢大胆走进新的生活，即使被评为“劳动模范”，一开始也不敢接受。《替我唱个歌》中农民出身的老工人冯有根，总被年轻工人称为“老二流子”，但实际上他也是旧时代的受苦人。他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喜欢调皮捣蛋，到处都要反抗闹事”[6]11的人，为了爱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漂泊者”；但他年纪大了以后却弄得“剩下光棍一人”，“在各种打击下失去了自信”“没有了当年反抗的气势，只会耍一些小捣蛋了”[6]11，并且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压迫下，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变得很衰弱。共产党接管工厂之后，冯有根仍然固守旧有的思维习惯，对共产党缺乏信任，说自己“配不上共产党，不够资格”，并要求“还乡生产”。冯有根的这种心态，说明他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已经站起来了”。
从文艺思想论的角度来看，朱学海、冯有根心态的产生不仅是“小农意识”的负面结果，也与胡风“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一观念有着一定的关联：“他们底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7]
正因为朱学海、冯有根等工人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奴役底创伤”，所以解放后他们才一时不能接受“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个事实，也没有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产生认同感。但从小说的结局来看，朱学海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劳动模范”称号，冯有根也摆脱了“老二流子”的绰号。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共产党派到工厂里的“军事代表”起到了对工人的教育、帮助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工人自身通过强力的心理“挣扎”，实现了主体性“突围”。[8]比如路翎在小说中便详细描写了冯有根思想转变前后复杂的心理活动：“好些年来冯有根是多么卑贱，多么寂寞。他底英雄气概已经抬不起头来，他不再记得他的女人，而变成了油腔滑调的。解放以后，他慢慢地觉得他底周围和他心里都明亮起来了，侮辱的事情没有了……他心里时常热辣辣的，望着厂里各处的热烈的景象发痴；他觉得他要去向什么人说一说心腹话，去爱一些东西，去抓住什么，——用一切的力气。但是，他心里愈是热辣，他周围愈是明亮，他就愈是要想起过去的事情来；加以厂里面的一些人们还没有能完全明了他和接近他，他就愈来愈不安，愈来愈暴躁了。”[6]22
而一旦冯有根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阻碍，他就在大会上激动地说到：“我们工人是硬汉子！我们不叫苦！……我从今以后再不往后看，我要往前头看，前头是什么？……是共产党，毛主席！”[6]16冯有根的这番话意味着他“工人阶级”身份意识的真正觉醒，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指引下，他对“工人阶级”的身份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实现了“人”的自我完成。
然而，路翎在小说中对工人思想转变的描写在20世纪50年代曾受到严厉的批评，其中陆希治的批评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路翎“轻率而又自命不凡地以他自己的灵魂代替了工人阶级的灵魂，并從而盲目涂写了在他看来是‘真实’的而实际上是捏造的‘工人生活’，来代替真正的工人生活”[9]25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批评，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评论家只看到工人思想转变后的结果，没有重视工人思想转变的过程。此外，路翎在《朱桂花的故事》这部小说集中所塑造的工人形象并不是“高、大、全”的人物，而是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自然也不乏缺点。然而陆希治却就此认为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9]26。在陆希治看来，在《女工赵梅英》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赵梅英身上，这两种“病态”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诚然，赵梅英这个人物形象的确有着剧烈的情绪变动，但陆希治只注意到了现象，没有考虑其深层原因。实际上路翎《朱桂花的故事》中的女性工人在解放后的思想转变比男性工人要复杂，因为她们所要克服的阻碍不仅来自自身，还来自她们的家庭。
二、冲出重围的女性工人
路翎在其乡土题材小说中曾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形象，如《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的秀姑、《燃烧的荒地》中的何秀英等，这些女性不仅要拼命劳动以求生存，并且还要反抗强加给她们的封建家庭秩序。因为这些女性的丈夫、婆婆以及姑嫂出于维护封建家庭秩序的目的，常对她们施加身体暴力和心灵压力。所以在旧时代，女性所要承受的苦痛有时比男性大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应对生存压力的韧性与反抗意志较之男性更为强大。无论是郭素娥，还是何秀英，她们不是俯首帖耳顺从于命运摆布的女性，而是勇敢地去追求，来满足自己生命渴望的“地母”。在路翎看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她们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2]37。但路翎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女性性格中的软弱性：她们也会暂时被性的欲望、物质的欲望所迷惑，这时她们的抗争就会“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4]71-72
。郭素娥、何秀英们虽然是反抗性与软弱性并存的矛盾体，但她们身上毕竟反映了变革时代乡土社会的女性走向新生活的可能性。比如郭素娥希望张振山带她去城里做工，可见她希望通过做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郭素娥并没有如愿，但她的后辈——朱桂花（《朱桂花的故事》）、赵梅英（《女工赵梅英》）、何凤英（《林根生夫妇》）、朱桂芬（《粮食》）等女性，却在解放后实现了郭素娥未竟的梦想——进厂做工。 值得注意的是，“进厂做工”固然成为朱桂花、赵梅英们在解放后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她们身上原有的压力却没有完全消失，并且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她们不仅要克服自身的性格弱点（如赵梅英），还要处理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朱桂花与丈夫、婆婆，何凤英与丈夫林根生）。女工们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无疑是充满向往的，但过去的苦痛经历与现实中的压力使她们的思想仍需要转变。赵梅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一方面，她有过不幸的婚姻，因此希望在共产党到来之后靠自己改变命运、出人头地，有追求进步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出身较富裕又读过几年书的缘故，她见不得别人成为“积极分子”，并不服批评大闹工厂，成了“落后分子的英雄”。赵梅英在“积极—落后”之间的摇摆，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思想中“旧”的成分与共产党“新”的政策的冲突：“她是糊里糊涂地当了一阵积极分子的。那时候她心里非常高兴，听着她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那些话，狂热起来了，觉得生活变了，一切受苦的人们都要翻身了。但是另一面，她却想着，她从此不必再做工了，她念过几年书，出身又比别人高，她可以出头，当工会的职员——她以为工会里有这么一种拿钱的职员——过舒服的日子了。这种个人的打算就使得她胡闹了起来，不久就遭到了现实的无情的打击。于是她又觉得共产党说的工人做主的话是假的。”[6]61赵梅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策是建立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基础上的，她要付出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且还要克服贪图享受、自私自利的性格弱点，才能消除思想中的不平衡状态，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
然而，赵梅英思想的转变是艰难的，她与朱新民同志、张七婶的冲突证明了这一点。在她又一次经受挫折（被众人孤立、受流氓骚扰）、军事代表伸出了援助之手时，她才下定决心要“改改看”。而另一类自觉向“工人阶级”靠拢的女性，也要卸下思想的重担，因为她们的身上背负着家庭的压力。比如朱桂花，她从农村来到城里做工，凭着辛勤劳动成为了带头分子，但因为婆婆和丈夫的阻挠，产生了离厂返乡的念头：“我们家里头要分地，叫回去。……我们外头人叫……他走国民党那边逃回来了，他说，他不高兴做工，我再不回去，他就不要我了。”[6]31“她（婆婆）打我也没得要紧，她是上人。”[6]33对丈夫“外头人”和对婆婆“上人”的称呼，说明朱桂花虽然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成为一名“工人阶级”，但思想上仍为封建社会的家庭秩序所束缚，认为丈夫、婆婆有权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因此朱桂花思想的转变不仅有赖于军事代表吴造明对其进行的教育，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丈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没得别的话，我回乡去，我叫我底女子，她留在这地势，做工，学着做人！”[6]40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朱桂花或许仍反复纠结于“留厂”与“返乡”之间。
与朱桂花相类似，何凤英与丈夫林根生之间的矛盾也聚焦于“女性能不能出来做工”这一问题。何凤英为解放后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感到备受鼓舞：“严肃的思想在她心里觉醒了起来，一直被旧社会压抑着的、她身上的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人，在她心里觉醒了起来。”[6]132但她的丈夫林根生却担心妻子进了厂、学了文化会看不起自己，千方百计阻止妻子继续在厂里做工，从而引发了家庭矛盾。但较之朱桂花，何凤英显然要更“进步”一些，她留在工厂的决心是坚定的，并最终说服了丈夫和她一起学文化。从朱桂花到何秀英的思想转变，显示出解放初期的女性工人在克服封建家庭秩序的阻碍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在郭素娥、何秀英等女性的身上已经出现了“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她们并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竭力扰动”，这是因为“原始的强力”需要得到正确引导，才能发挥出其能量。而到解放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朱桂花、何凤英们逐渐意识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自己不只是整天围着丈夫、婆婆转的家庭妇女，也可以和男性一样进厂做工，并且女性也享有学知识学文化的权利。可以说，朱桂花、何凤英们是“革”了自己思想、生活的“命”，从而使自己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女性”。即使是赵梅英这样的“落后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自我反思，也能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女英雄”。
路翎对女性工人思想转变的描写，与体现男性工人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相类似，也深入挖掘了女性工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例如赵梅英在厂里闹了事，被众人孤立后，就表现出孤独、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烦躁等诸多心理活动的混合状态：“‘像他们讲的，我不过是旧社会里的人。’她发了一阵子痴，忽然地她把自己嘴里的香烟拿下来摆在那黄狗的嘴巴上，并且打了它一巴掌，说：‘死东西，你难道连烟都不会抽吗？……’她笑了起来，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高兴。她的眼睛里眼泪都没有干，却笑得这样天真。”[6]69
在路翎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者眼中，这样的心理描写被片面地理解为“歇斯底里”“神经质”，并且批评者还认为路翎不仅把“工人阶级”描写为“精神病患者”，他笔下的共产党干部也是“无知无能，失去立场”[9]26。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路翎的批评者倾向于把党的干部理解为全知全能的“高大全”人物，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干部和军事代表也是出身于底层民众的普通人，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党员干部不仅起着教育、引导工人的作用，他们自身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再成长”。
三、党员干部的“再成长”
在路翎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中，工人在解放初期的思想转变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作用。如前文所述，共产党的性质被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必然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工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不一定总是顺利的，存在因干部对工人生活、心理不了解而产生的工作失误现象；并且黨员干部大多也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普通人，从出身来说与工人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点。因此，党员干部在帮助普通工人完成“从旧到新”思想转变过程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思想的“再成长”，从而与普通工人一起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 一般来说，党员干部在帮助工人思想转变的工作中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比如冯有根、朱桂花、赵梅英、朱学海最后的思想转变，都与军事代表的鼓励与教育有关。比如当赵梅英表示要“改改看”时，军事代表想到“即使是一块石头，也会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受到锻炼的，脸上就出现了一个愉快的微笑”[6]77，这说明军事代表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成功的，他对未来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在《朱桂花的故事》中，军事代表吴造明在与朱桂花谈心时，从朱桂花身上捕捉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并就此向朱桂花说明“我也是个乡巴佬”“我是乡里头长大的”，希望使朱桂花对自己产生认同感，进而引导她向“工人阶级”靠拢。“乡巴佬”出身的吴造明最终成长为党的干部，并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得到了思想的进一步提高，但并不是所有“乡巴佬”出身的干部都能够顺利地完成自我的“再成长”。《锄地》中的刘良是贫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参军接受了教育，成为了工厂的医务助理员，但他思想上还是不能融进工人群体：“他想，这些工人，无论穿的、吃的、住的都要比他乡下家里，比他父母好得多了。……他们农民为了解放中国流了这么多的血，工人们舒服地享受革命的果实，还要被称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他心里时常想不通的。”[6]122刘良的出身影响了他对工人阶级的评价，他只看到农民在受苦，却缺乏对工人的认识，觉得工人在“舒服地享受革命的果实”，所以他在工作中与工人发生了冲突。刘良虽然是党的干部，但他思想中也存在误区，不能与工人进行良好的沟通。这说明在解放初期，党员干部也需要及时改变自己的思想，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农民在受苦”。
从工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有时对党的干部也缺少理解，因而激化了矛盾。《锄地》中，女工赵惠珍因为刘良在学习小组里批评过她烫头发，就反过来在背地挖苦刘良的出身，并因刘良未及時为吴秀兰治疗伤口一事大吵大闹。《女工赵梅英》中，赵梅英与收发间管理员朱新民发生矛盾时，也讽刺其为“土包子”，伤害了朱新民的自尊心，从而使冲突激化了。的确，
并不是所有党的干部都有比普通工人更好的文化素质与家庭出身，但有些工人却据此对干部进行攻击，恶化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而矛盾的解决过程，不仅是工人受教育的过程，干部也在处理矛盾的同时使自身获得“再成长”的机会。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设身处地地理解工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才能更好地与工人进行沟通，而不是与工人一发生矛盾，就把对方当作“阶级敌人”。无论是在路翎笔下还是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人，而是存在一定的缺点，而对这些缺点的反映以及表现改掉缺点的过程，体现了路翎“写真实”的文艺思想，即“在文艺，真实的表现就是胜利。这样它也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并且生发物质的力量，它是社会斗争中的精神斗争的武器，它是实际斗争中的文化斗争的一翼。”[10]
与工人的思想转变相类似，党员干部的“再成长”过程也是“新我”与“旧我”相互搏斗的过程，即“有人民处则有战场”。刘挺生认为，路翎对“战场”已不是仅仅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把对旧意识文化的批判、对旧社会奴役关系的揭露、旧的人生感情更新都作为战斗的内容。[3]25
党员干部要使自己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人”，就必须淘汰自己身上的缺点，重新审视自己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固然是需要教育、帮助的对象，但党员干部同样需要自我反思。但在路翎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者看来，党员干部在厂里应该发挥“巨大的领导作用”，而不应该是“没有文化、封建落后”“无知无能、失去立场”的形象。[9]26这种观点无疑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重视当时真实的党员干部文化素质状况以及工作情况。因此路翎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公正的。
“在路翎的笔下，解放了的现实生活并不那么单纯，那么透明，并不是一切困难都化为乌有，一地黑暗都被光明驱散，一切愁容都换上笑脸，一座座废墟马上都变成了簇新的大厦，而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3]131事实的确如此，解放初期，虽然工人们已经感知到新生活的到来，但他们的思想却一时还不能适应“突如其来的光明”，他们需要确认与认同自我“工人阶级”的身份，女性工人还要克服自我与家庭的障碍，即使是党员干部、军事代表，也要重新审视自我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路翎的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反映了这些工人思想的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时代感，也体现了路翎对工人个体存在状态的关怀[11]。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部小说集曾遭受批判，但是历史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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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ought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 in the
Early Liberation Period Based on Lu Lings Zhu Guihuas Story
WU Hao1，2
（1.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School of Literature， Langfang Normal Unvi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workers started a new life with the liberation in 1949， they still could not adapt to the changes.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or trust the "working class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u Lings short stories Zhu Guihuas Story describes the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workers thought： workers should have a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mselves； woman workers should break shackles on them by the old idea of family； even the Party cadres， th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should complete their "growth" in their contact with workers and become "new people" together with workers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early liberation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thought； Lu Ling； Zhu Guihua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