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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与资本主义，[德]维尔纳·桑巴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美]贝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奢侈品与分裂的享乐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把奢侈品的发展和一种社会的自我腐蚀现象联系在一起。他在承认奢侈与享乐鼓励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规模巨大的奢靡之风，已经摧毁了产生这种奢侈文化的机制。我们也就看到了奢侈品的迷离醉眼中那种腐骨的妩媚和骷髅同在的形态。
贝里在研究奢侈的概念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将人们的消费分成了“需求”（need）和“欲求”（want），这样，对于奢侈的欲望，也就成为这样一种奇特的欲望：一方面，奢侈品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可是另一方面，奢侈品又让使用这种快乐的人们，变成“快乐异化者”：如果孜孜不倦地热衷于奢侈品的快乐，正吊诡地证明人们丧失了享受生活各种快乐的能力。
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有趣的帖子：
一个高帅富和一个高帅穷同时死心塌地爱着女主角，女主角各种拒绝高帅富，一心跟着高帅穷。高帅富就使用手段把女主角XX了，女主角说：“你得到了我的人但是得不到我的心。”她准备远走他乡却被高帅穷在机场拦下，表白说：“不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一直爱你。”然后高帅富的爹出了车祸，留下遗嘱发现高帅穷是传说中的富豪私生子，亲兄弟为了女主角各种官斗私斗，最后高帅穷掌管公司和女主角在一起，高帅富远走他乡。每年女主角都会收到什么都不写只有邮戳的明信片。
这仿佛是前不久一部叫做《我愿意》的电影的巧妙注解：一方面是拒绝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诱惑和冷漠，通过拒绝财富和金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地渴望这种尊严得到财富和金钱的回报。一面是价值的崇高诉求，一面是欲望的享乐诉求。人与物的交接，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欲望内在分裂：之所以不希望自己卖出去，乃是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在这里，奢侈品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当下人们财富欲望与政治欲望的遮羞布：赤裸裸的羡慕与毫不犹豫的攫取，打造着中国社会生活令人兴奋也令人沮丧的“动力”。这正是桑巴特津津乐道的东西：只有释放这种自由而强大的动力，社会才能生机勃勃；反过来，这也是桑巴特意识到的一种尴尬：奢侈品作为这种力量的象征，却显示出贫富的对立分化和富人趣味的堕落与畸形。
革命、性到奢侈品的占有欲
一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写一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被心中的革命热情激励，与自己苦恋的情人一起进行“革命”，最终则“刑场”毙命。有趣的是，小说使用了样板戏的语言，让主人公用这种语言激情四溢地想象着自己的革命主张和情爱欲望。一面是改天换地的革命，一面是雄心壮志的做爱。越是革命，就越是性欲激扬。性的狂放热浪里面，充满占有的冲动；革命的破坏意识，纠缠着对女人身体的撕裂与融合的想象，这样一幅热气腾腾的“革命+性爱”，不禁让我想起1968年五月风暴时出现的那句有趣的话：“越革命越想做爱，越做爱越想革命”。
革命破除禁忌的快感，与性高潮蕴涵的崩塌感，都可以看做是对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秩序的抗拒。罗兰·巴特把性高潮看做是身体摆脱意识形态观念操控的独特形式，这就与革命能够提供的那种毁灭的快乐感是一样的逻辑。革命的豪情是历史性和集体性的，而一旦与性爱融为一体，就立刻变成身体可以感觉到的个人享受。革命的肉身，立刻在这种分裂中获得巨大政治热情：形而上的改造历史冲动与形而下的占有女性冲动，都是对规则的重写。“通奸”与“革命”包含的各类秘密里面，至少有一种是对凌驾于普通人生活之上的那种自由感的迷恋。
时至今日，20世纪的激情革命时代早已结束；但是，这种对于凌驾他人生活之上的自由欲望却依旧在疯狂生长，只不过肉身依旧，改天换地的革命冲动早已被更加具有充实感的财富欲望所替代。“物神”的逻辑竟然依旧蕴涵着“通奸”的快感。人们对物品的占有欲望被激情释放，没有比财富的积累所带来的那种解放感更接近于革命与通奸的快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奢侈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形式，获得了极其特殊的意义。对于奢侈品的执著与迷恋的背后，正是对凌驾于普通生活之上的冲动；而奢侈品的占有，表达的如同通奸一样的意义：一种一般人不能获得的违禁的快乐。
在这里，奢侈品的内涵也就蕴涵着“违禁”的意味。奢侈品并非人人可以得到，也不是人人可以供养得起。一部身价过千万的汽车，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禁忌。一方面它的高贵的姿态令人折服、沮丧，仿佛宫廷中的美女，不能触碰；另一方面，高昂的维护成本，令它显示违背普通生活逻辑的强大内涵，从而无法操控。桑巴特说，奢侈的意义就在于一种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所以，奢侈品正是在违背常理生活的物欲禁忌的层面上显示一种物神的巨大能力。
显然，奢侈品的消费天然体现这样一种吊诡的价值观念：这是在不可能的形式里面显示出来的可能，是用“不允许占有它”这种基本的面貌，来证明占有者的地位和权势———而这正是革命的内在心理动力。可以得到别人之无法得到，从而获得凌驾性的快感，奢侈品作为资本主义极端政治架构的后果，其逻辑就在于一种性的逻辑：所有性的快感都来自性的禁忌，越是禁忌，就越是令人充满欲望，也就越能享受性的高潮。在这里，奢侈品不仅仅是以一种物神的面孔让人崇敬，也以肉身的魅力撩拨通奸的快慰。
有趣的是，桑巴特发现奢侈之风兴盛的时候，也正是性不受压抑的状况的体现。他认为，推动奢侈发展的内在原因，总是纠缠着性冲动的意识或者无意识；奢侈取决于被激发的感觉官能，尤其取决于受到色情主义决定性影响的生活方式。允许奢侈的时代，必然是财富欲望与性欲都被释放的时代。在这里，奢侈品的历史内涵浮出水面：奢侈品体现出反清教主义的浪漫意味，允许肉体主义的享乐，这种资本主义塑造的生活趋势，不仅仅生成了建立在商品崇拜基础上的肉体和感性的解放，也生成了对专制主义政治的反思和对抗，同时，生成了现代美学。没有比奢侈品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的价值伦理天然隐藏着对于专制极权政治的漠视和藐视的情形，吊诡的是，也没有比奢侈品消费更能暴露资本与权力结合的龌龊和腐朽。 罪与美一体共生，性的快感与禁忌中所标志的历史的肉身，此刻变成了奢侈品本身。奢侈品的消费也就必然包含这样的理念：以神秘的方式，向普通人以及自己表达快速富裕之后所需要的身份感和征服感———还有什么比“我能而你们不能”这种通奸心态更适合作资本美学的脚注吗？
奢侈品是“自由”的象征
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迅速出现贫富分化，也就必然迅速出现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革命的崇高被奢侈品的新的崇高移形换位；“革命+性爱”的历史版本，立刻置换成“奢侈+二奶”的新的生活情节。仿佛是一夜之间，奢侈品成为了中国人的标志。2011年，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经到达107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4———这还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的消费。也仿佛是一夜之间，财富的欲望冲击年轻女性的心灵，荡涤年轻男人的胸肺：“高帅富”与“簈丝”的网语戏谑里面，让我们捕捉到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潮流的一丝踪迹，也同时把“羡慕嫉妒恨”这种“怨羡心态”暴露无遗。
拥有者要把这种奢侈品带来的通奸的快乐通告天下，如同德里达的诡异逻辑：构成秘密的动机就是诉说秘密的快感；无法拥有者，则将奢侈品神秘化、崇高化，从而化作自己价值对照的镜子。在这里，越是奢侈，对他人炫耀的成分就越高，也越是体现奢侈品观念特性：买LV皮包，更多是为了在一个族群中外显身份；而背着LV的人就是众人的目光中有品位、有身份的人。显然，奢侈品调动了现代社会中巨大的社会想象力的能量，穷人和富人共同参与奢侈品神话的创造：拥有奢侈就是拥有身份，购买奢侈品也就吊诡地变成了购买浪漫的尊贵感的想象。就像咖啡馆的水果茶，虽然成本可能仅5元，但售价却是100元，所以，人们用很少的部分来支付生活———5元用来解渴；却用昂贵的付出来支付想象：不用移动身子就可以命令别人的感受、环境中氤氲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我坐在这里，和在大街上吃烤白薯的人也就如此不同。咖啡馆的普通消费里面隐藏了奢侈品的资本基本机制。
奢侈品由此变成了一种可以和需要展示的新的文化。但是却在展示中悖论性地存在复杂意味，即奢侈品需要的是非展示性的展示。激活想象，正是奢侈品的政治无意识。有质量的生活与神秘的性享乐形成了奢侈品的展示性与非展示性两面。就其展示性而言，奢侈品是公众仰视的生活想象的象征；就其非展示性而言，奢侈品激活的是人们性幻想的能力：美女豪车不仅仅是营销的手段，还是当前中国社会财富神话里面存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活的形象。在这里，奢侈品与美女，即物神与性的共生，无意中把20世纪革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又仪式化地演绎在我们面前。如果说革命将抽象的历史变革变成可以体验到的性欲激昂，那么奢侈品则让所有人陷入集体性幻想的去历史化狂欢之中。奢侈品允诺不可能的、却是触手可及的未来。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现实实践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价值，奢侈品不仅仅将自身变成神秘的空洞洞的符号，也把所有当下历史中的人变成不具有历史内涵的空洞洞的能指。
更加有趣的是，性作为奢侈品的象征，它隐喻这样一种生存伦理：性不能通过奋斗获得；奢侈品及其所代表的生活也不是一种个人奋斗的召唤结构。性的快感根源乃是社会禁忌被打破的通奸行为，中国奢侈品的特色意义也相应演变为可以在种种体制与法制禁忌背后迅速攫取利益的能力的毕业证书。
因此，中国特殊的威权社会与资本社会的结合，养育着奢侈品的中国内涵。革命乃是男性雄起的秘密，奢侈品则是以性形象表征的秘密交易的后果。没有这个“秘密”，奢侈品不过就是单纯的过量消费；而正是因为拥有这个“秘密”，也就可以具有超越任何束缚的“自由”内涵。
奢侈品是“自由”的象征，这句高尔泰语体乃是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财富观背后的社会体制的绝妙的讽刺。这种通过霸占资源和财富而产生的“自由”，首先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是支配一切的特权阶层的能力诠释；这种“自由”还可以打造庄子意义上的情态自由，养育淡泊从容、踌躇满志的生活情态；但是，说到底，这种“自由”是吊诡的社会机制豢养的资本自由，是有能力购买任何崇高与神圣的身份和地位的自由。不妨说，革命激情的卡里斯玛剩余能量正是在中国的权钱图谱中才能立刻变成奢侈品消费狂热。暗藏巨大阶层差别、又存在资本与政治的暗箱交易的社会，绝对是奢侈品欲望疯涨的温床。
奢侈品表征了性的欲望；通奸隐喻了奢侈品的权钱密码；“自由”则是奢侈品快感政治无耻的象征形式。从革命时代走到当今奢侈品欲望的时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流变背后，值得深思的也就不仅仅是文化问题那么单纯了。
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美]贝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奢侈品与分裂的享乐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把奢侈品的发展和一种社会的自我腐蚀现象联系在一起。他在承认奢侈与享乐鼓励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规模巨大的奢靡之风，已经摧毁了产生这种奢侈文化的机制。我们也就看到了奢侈品的迷离醉眼中那种腐骨的妩媚和骷髅同在的形态。
贝里在研究奢侈的概念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将人们的消费分成了“需求”（need）和“欲求”（want），这样，对于奢侈的欲望，也就成为这样一种奇特的欲望：一方面，奢侈品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可是另一方面，奢侈品又让使用这种快乐的人们，变成“快乐异化者”：如果孜孜不倦地热衷于奢侈品的快乐，正吊诡地证明人们丧失了享受生活各种快乐的能力。
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有趣的帖子：
一个高帅富和一个高帅穷同时死心塌地爱着女主角，女主角各种拒绝高帅富，一心跟着高帅穷。高帅富就使用手段把女主角XX了，女主角说：“你得到了我的人但是得不到我的心。”她准备远走他乡却被高帅穷在机场拦下，表白说：“不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一直爱你。”然后高帅富的爹出了车祸，留下遗嘱发现高帅穷是传说中的富豪私生子，亲兄弟为了女主角各种官斗私斗，最后高帅穷掌管公司和女主角在一起，高帅富远走他乡。每年女主角都会收到什么都不写只有邮戳的明信片。
这仿佛是前不久一部叫做《我愿意》的电影的巧妙注解：一方面是拒绝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诱惑和冷漠，通过拒绝财富和金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地渴望这种尊严得到财富和金钱的回报。一面是价值的崇高诉求，一面是欲望的享乐诉求。人与物的交接，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欲望内在分裂：之所以不希望自己卖出去，乃是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在这里，奢侈品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当下人们财富欲望与政治欲望的遮羞布：赤裸裸的羡慕与毫不犹豫的攫取，打造着中国社会生活令人兴奋也令人沮丧的“动力”。这正是桑巴特津津乐道的东西：只有释放这种自由而强大的动力，社会才能生机勃勃；反过来，这也是桑巴特意识到的一种尴尬：奢侈品作为这种力量的象征，却显示出贫富的对立分化和富人趣味的堕落与畸形。
革命、性到奢侈品的占有欲
一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写一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被心中的革命热情激励，与自己苦恋的情人一起进行“革命”，最终则“刑场”毙命。有趣的是，小说使用了样板戏的语言，让主人公用这种语言激情四溢地想象着自己的革命主张和情爱欲望。一面是改天换地的革命，一面是雄心壮志的做爱。越是革命，就越是性欲激扬。性的狂放热浪里面，充满占有的冲动；革命的破坏意识，纠缠着对女人身体的撕裂与融合的想象，这样一幅热气腾腾的“革命+性爱”，不禁让我想起1968年五月风暴时出现的那句有趣的话：“越革命越想做爱，越做爱越想革命”。
革命破除禁忌的快感，与性高潮蕴涵的崩塌感，都可以看做是对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秩序的抗拒。罗兰·巴特把性高潮看做是身体摆脱意识形态观念操控的独特形式，这就与革命能够提供的那种毁灭的快乐感是一样的逻辑。革命的豪情是历史性和集体性的，而一旦与性爱融为一体，就立刻变成身体可以感觉到的个人享受。革命的肉身，立刻在这种分裂中获得巨大政治热情：形而上的改造历史冲动与形而下的占有女性冲动，都是对规则的重写。“通奸”与“革命”包含的各类秘密里面，至少有一种是对凌驾于普通人生活之上的那种自由感的迷恋。
时至今日，20世纪的激情革命时代早已结束；但是，这种对于凌驾他人生活之上的自由欲望却依旧在疯狂生长，只不过肉身依旧，改天换地的革命冲动早已被更加具有充实感的财富欲望所替代。“物神”的逻辑竟然依旧蕴涵着“通奸”的快感。人们对物品的占有欲望被激情释放，没有比财富的积累所带来的那种解放感更接近于革命与通奸的快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奢侈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形式，获得了极其特殊的意义。对于奢侈品的执著与迷恋的背后，正是对凌驾于普通生活之上的冲动；而奢侈品的占有，表达的如同通奸一样的意义：一种一般人不能获得的违禁的快乐。
在这里，奢侈品的内涵也就蕴涵着“违禁”的意味。奢侈品并非人人可以得到，也不是人人可以供养得起。一部身价过千万的汽车，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禁忌。一方面它的高贵的姿态令人折服、沮丧，仿佛宫廷中的美女，不能触碰；另一方面，高昂的维护成本，令它显示违背普通生活逻辑的强大内涵，从而无法操控。桑巴特说，奢侈的意义就在于一种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所以，奢侈品正是在违背常理生活的物欲禁忌的层面上显示一种物神的巨大能力。
显然，奢侈品的消费天然体现这样一种吊诡的价值观念：这是在不可能的形式里面显示出来的可能，是用“不允许占有它”这种基本的面貌，来证明占有者的地位和权势———而这正是革命的内在心理动力。可以得到别人之无法得到，从而获得凌驾性的快感，奢侈品作为资本主义极端政治架构的后果，其逻辑就在于一种性的逻辑：所有性的快感都来自性的禁忌，越是禁忌，就越是令人充满欲望，也就越能享受性的高潮。在这里，奢侈品不仅仅是以一种物神的面孔让人崇敬，也以肉身的魅力撩拨通奸的快慰。
有趣的是，桑巴特发现奢侈之风兴盛的时候，也正是性不受压抑的状况的体现。他认为，推动奢侈发展的内在原因，总是纠缠着性冲动的意识或者无意识；奢侈取决于被激发的感觉官能，尤其取决于受到色情主义决定性影响的生活方式。允许奢侈的时代，必然是财富欲望与性欲都被释放的时代。在这里，奢侈品的历史内涵浮出水面：奢侈品体现出反清教主义的浪漫意味，允许肉体主义的享乐，这种资本主义塑造的生活趋势，不仅仅生成了建立在商品崇拜基础上的肉体和感性的解放，也生成了对专制主义政治的反思和对抗，同时，生成了现代美学。没有比奢侈品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的价值伦理天然隐藏着对于专制极权政治的漠视和藐视的情形，吊诡的是，也没有比奢侈品消费更能暴露资本与权力结合的龌龊和腐朽。 罪与美一体共生，性的快感与禁忌中所标志的历史的肉身，此刻变成了奢侈品本身。奢侈品的消费也就必然包含这样的理念：以神秘的方式，向普通人以及自己表达快速富裕之后所需要的身份感和征服感———还有什么比“我能而你们不能”这种通奸心态更适合作资本美学的脚注吗？
奢侈品是“自由”的象征
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迅速出现贫富分化，也就必然迅速出现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革命的崇高被奢侈品的新的崇高移形换位；“革命+性爱”的历史版本，立刻置换成“奢侈+二奶”的新的生活情节。仿佛是一夜之间，奢侈品成为了中国人的标志。2011年，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经到达107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4———这还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的消费。也仿佛是一夜之间，财富的欲望冲击年轻女性的心灵，荡涤年轻男人的胸肺：“高帅富”与“簈丝”的网语戏谑里面，让我们捕捉到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潮流的一丝踪迹，也同时把“羡慕嫉妒恨”这种“怨羡心态”暴露无遗。
拥有者要把这种奢侈品带来的通奸的快乐通告天下，如同德里达的诡异逻辑：构成秘密的动机就是诉说秘密的快感；无法拥有者，则将奢侈品神秘化、崇高化，从而化作自己价值对照的镜子。在这里，越是奢侈，对他人炫耀的成分就越高，也越是体现奢侈品观念特性：买LV皮包，更多是为了在一个族群中外显身份；而背着LV的人就是众人的目光中有品位、有身份的人。显然，奢侈品调动了现代社会中巨大的社会想象力的能量，穷人和富人共同参与奢侈品神话的创造：拥有奢侈就是拥有身份，购买奢侈品也就吊诡地变成了购买浪漫的尊贵感的想象。就像咖啡馆的水果茶，虽然成本可能仅5元，但售价却是100元，所以，人们用很少的部分来支付生活———5元用来解渴；却用昂贵的付出来支付想象：不用移动身子就可以命令别人的感受、环境中氤氲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我坐在这里，和在大街上吃烤白薯的人也就如此不同。咖啡馆的普通消费里面隐藏了奢侈品的资本基本机制。
奢侈品由此变成了一种可以和需要展示的新的文化。但是却在展示中悖论性地存在复杂意味，即奢侈品需要的是非展示性的展示。激活想象，正是奢侈品的政治无意识。有质量的生活与神秘的性享乐形成了奢侈品的展示性与非展示性两面。就其展示性而言，奢侈品是公众仰视的生活想象的象征；就其非展示性而言，奢侈品激活的是人们性幻想的能力：美女豪车不仅仅是营销的手段，还是当前中国社会财富神话里面存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活的形象。在这里，奢侈品与美女，即物神与性的共生，无意中把20世纪革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又仪式化地演绎在我们面前。如果说革命将抽象的历史变革变成可以体验到的性欲激昂，那么奢侈品则让所有人陷入集体性幻想的去历史化狂欢之中。奢侈品允诺不可能的、却是触手可及的未来。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现实实践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价值，奢侈品不仅仅将自身变成神秘的空洞洞的符号，也把所有当下历史中的人变成不具有历史内涵的空洞洞的能指。
更加有趣的是，性作为奢侈品的象征，它隐喻这样一种生存伦理：性不能通过奋斗获得；奢侈品及其所代表的生活也不是一种个人奋斗的召唤结构。性的快感根源乃是社会禁忌被打破的通奸行为，中国奢侈品的特色意义也相应演变为可以在种种体制与法制禁忌背后迅速攫取利益的能力的毕业证书。
因此，中国特殊的威权社会与资本社会的结合，养育着奢侈品的中国内涵。革命乃是男性雄起的秘密，奢侈品则是以性形象表征的秘密交易的后果。没有这个“秘密”，奢侈品不过就是单纯的过量消费；而正是因为拥有这个“秘密”，也就可以具有超越任何束缚的“自由”内涵。
奢侈品是“自由”的象征，这句高尔泰语体乃是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财富观背后的社会体制的绝妙的讽刺。这种通过霸占资源和财富而产生的“自由”，首先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是支配一切的特权阶层的能力诠释；这种“自由”还可以打造庄子意义上的情态自由，养育淡泊从容、踌躇满志的生活情态；但是，说到底，这种“自由”是吊诡的社会机制豢养的资本自由，是有能力购买任何崇高与神圣的身份和地位的自由。不妨说，革命激情的卡里斯玛剩余能量正是在中国的权钱图谱中才能立刻变成奢侈品消费狂热。暗藏巨大阶层差别、又存在资本与政治的暗箱交易的社会，绝对是奢侈品欲望疯涨的温床。
奢侈品表征了性的欲望；通奸隐喻了奢侈品的权钱密码；“自由”则是奢侈品快感政治无耻的象征形式。从革命时代走到当今奢侈品欲望的时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流变背后，值得深思的也就不仅仅是文化问题那么单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