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
　　1950年，曹聚仁离开妻儿，只身去香港定居。从此以后，他在一封封家书中诉说他愿为祖国统一效力的赤子之心。
　　 1969年12月4日，曹聚仁在给曹雷的信中写道：
　　 十九年前，我应不应该到海外来闯天下呢？在当时，你妈真有千个万个不情愿，但，这一家的担子谁来挑呢？我不能说一句空口漂亮话，说大家一齐挨苦就是了。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闷声不响，自己多吃点苦。那时，你们年轻，是不懂这番道理的。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时）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命，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是走错了棋了吧？
　　 20世纪70年代，曹聚仁已身染沉疴，但仍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要去北京：
　　 时势在剧变，也许我们（指曹聚仁夫妇）和你可以在北京见面;那回，你到北京，就在床上迁游了几日（指曹雷1958年去北京时病了一场），实在扫兴得很。这回如同游，一定到居庸关去，如何？（1970年11月9日致曹雷）
　　 世局变化很大，有的事，可能一夜之间成熟;我们希望在北京住家。这当然是梦想，也许不是梦想。（1970年11月27日）
　　 我自己呢，短期间，能否回北京去走一走，还未可知。不过，我今年争取一回回国的机会，那是一定的。（1971年4月3日下午致曹雷）
　　 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波兰作家显克维支小说《灯塔看守人》中的主人公），只能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1971年7月28日致曹雷）
　　 雷女，闲儿：我实在没有工夫生病，偏偏要生拖長的病，真是急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我已经无法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回北京了。（1972年1月31日致曹雷）
　　 我在海外是“哨兵”工作，不问一切，就这么守下去。至于命这那就难说得很……今后几个月中世界史可能有大变动。我叫你妈不要多想，一切等我回到北京再说，她们（指曹雷的母亲和外婆）可能住到庐山去的。老实说，我是决定“尽人意以听天命”的。你们也不必多想。（1972年2月5日致曹雷）
　　 曹聚仁逝世后，其遗札数百封为其胞弟曹艺珍藏，从中随处可见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付出的努力。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女儿忆“国共密使”曹聚仁》，曹雷/文，《世纪》1998年第4期;《总是缺席的父亲，却始终指引着我的轨迹丨曹雷忆父亲曹聚仁》，佚名/文，《作家文摘》2021年10月13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