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愈是在人类的进程中炫耀着力量，人类就愈是要对艺术表示出渴求。由此，艺术创造所产生的功能，就不仅是要为欣赏描绘出美的形态，更要为社会的精神运动——人类的精神追慕提供攀援的扶手，从而登上精神的祭台，去展示精神的自由。余秋雨先生的《艺术创造工程》正是力图在理论上对这个从艺术创造到精神升华的历程作记述，虽然它铺排到终结处时并不那么尽然。
　　首先，主体心灵和宏观世界的遇合是这历程的起点。作者引钱钟书先生对此关系所列的三个层次“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来结构并呈示它的逻辑，那就是从效法摹写，追慕规律性的“真”，到放怀抒情，追慕主体性的“善”，再到人天相合，追慕极致临照的“美”。这是因为向客观世界的开掘，也就是主体心灵的醒悟，而且两者在高强度的遇合冲撞下“上摩之天，下贴大地，既似天帝，又象地母，把大地提升到天宇，让天宇慰抚着大地”，神圣的新质便在这种呈壮美态艺术创造中辉煌地诞生了。这新质既是对真善的超越，又是对真善的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艺术创造，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以美为皈依。
　　其次，意蕴的开掘即作品精神内核的裂变是这历程的升腾。作者认为：意蕴是生命力在深层的凝聚，所以用艺术的眼光去对其作透视，就不仅会有对真实情况的发现(但狭窄)；会有对道德是非的发现(仍浅显)；还会有对社会必然性的发现(进入宏大而苍茫的社会命题)和对人生价值的发现(回归到人本体，超越并包容了前三者)。这人生价值的发现正把捉了艺术的最高旨意，一方面是对人生况味的执意品尝，一方面也是对一系列超越人生的命题如历史、自然以至政治、军事等作人生化的处理。有了这样的目光，世界上的一切角落，一切题材，一切面目都将唤发出艺术的光彩……邪恶也将发挥出反衬美好人生的魔力。”而在方法上追求哲理化的情感或情感化的哲理正是对人生内在意蕴的整体性开发，因为现代人已不能接受单纯的故事铺展和屑小的人事波澜，它需要通过启引心灵的震颤，达到哲理的憬悟，获得精神的自觉。当然，这哲理并非是逻辑语言构筑的，作为艺术创造它表现为一种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态势，以把读者一起裹卷到思考中去，把人的内心世界的秘密，把集体深层心理的奥义，全都张扬而出，并幻化成形象、情绪和理念，让人体味，让人感受，让人觉悟。
　　再次，形式的凝铸即被开掘的意蕴获得了表达是这历程的定型。作者认为：艺术形式的构成以感性直觉为基础和媒介，借柏格森的说法，这直觉是指“挣脱了理性分析而能直捷、整体、本能地把握世界精神和人类意识的能力”，所以它表面上是刹那的、感觉的，实质上是把丰厚的理论素养和巨大的理性把握能力全都包含在内了。它是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的发散，一种审美心理功能的造化。当它像闪电那样从艺术家的感觉中放射出来的时候，当它像发酵那样从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时候，它就走向了形式。作者说，这形式既是对直觉的提炼，又是对直觉的允诺；既是对直觉的耗用，又是对直觉的保存，它的背后几乎是艺术家的整体生命。这种追求很大程度上又借助于象征，而象征对接受来说，又是有限形式对无限内容的直观显示，在这样美妙的关系中，作者归纳出了四大象征类行：符号象征(寄寓物抽象化后，读者便能获得广阔的社会认同和积极的审美主动)、寓意象征(这是现代艺术思潮与古老的集体意识之间的重要交汇，它引导了浩大的反思)、本体象征(由一种类型伸拓到一个时代，由一个时代伸拓到一个民族，由一个民族伸拓到全人类)、氛围象征(运用意境烘托，点化诗情和哲理)，当然，所有这些形式功能，都还必须在接受美学的方向上求得延续，以携带读者进入意义的空间，以吸附读者参与构造新的审美境界。由此，形式使内容走向了普遍、走向了永久，使潜在的意蕴获得了碑一样的矗立。
　　最后，宏观的创造即开拓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是这历程的完成。作者认为：艺术创造与社会审美水平之间的适应是一种动态过程，其指向是创造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社会的精神品貌。由此，这个过程就既是对传统的延承，又是对传统的再创。艺术家自由倾泻自己的天性，广泛引发社会的感应，正是把传统这种文化流程不断地推向前进。当然，要在现代意义上创造未来，还需努力排遣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滞后因素，做到多元共存、容纳“异端”，以互补代替互斥，艺术创造的明媚春光才能温煦文学的园圃，临照人的精神世界。
　　这个工程是辉煌的，然而总体上属于结构主义的思路多少给它带来了遗憾，因为它所规定的程式支配或压抑着人的思维发散，幸运的是，在它的具体的描述中，消解的因素也是大量存在的。所以我们在此要对读者说：把握住它的消解因素，使它的结构垮塌，那么其内在的浩大的精神就能喷涌而出了。
　　
　　(《艺术创造工程》，余秋雨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