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2000年～2009年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建议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等农村人力资本生成途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的构建，以及城乡统筹完善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制度和配套改革。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8-0021-06
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的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并提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中起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孙敬水等，2006）、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困和农民增收（李飞孟，2007）、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与非农就业（刘祚祥等，2008；朱贵云等，2009）等方面。[1][2][3][4]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表现为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的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的严重“贫困”并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刘文，2004）。[5]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对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
一、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的效应
人力资本的研究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一是以雅各布·明塞（Jacob·Mincer）和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收入分配论，这一理论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决定（劳动）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研究，即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分析思路；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论，是从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角度来研究，即人力资本理论的宏观分析思路。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效应，我国学者在两个不同研究体系下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
研究中一般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如孙敬水等（2006）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各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有显著差别：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障碍因素，初中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是现代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源泉，高中和高等以上教育也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同时，高中和高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外流严重，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作用。[1]谭永生（2007）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了计量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GDP增长0.6823个百分点，放大迁移收益对模型进行分析后，每年经济总量的增长相当可观。[6]闫淑敏等（2002）在分析人力资本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引入健康因素度量人力资本。分析表明健康对西部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但是教育程度会间接影响人的健康，从而影响健康这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
郑会军（2007）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其“投资——收益”周期长，传导机制非常复杂，在一个相当长的滞后期后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上的效应，也出现相似的情况。周晓等（2003）认为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规律则是：小学教育与不接受教育的差别不大，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则可期望获得较高的收入，高中教育对提高收入的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高中教育中缺少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的素质教育。邹薇等（2006）的解释是由于只接受了小学教育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非经营收入的概率太小，因而多停留在农村和农业活动中，导致农业从业人口的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量稀释和下降。如果依靠小学水平的农村从业人口，不论农村固定资产投入的强度有多大，都很难迅速提高农村收入水平。龙翠红（2008）认为教育对农户持续收入的贡献还可以由要素的配置效应体现：学校教育在提高农民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效率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家庭成员受到更好教育的农户能够迅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调整，把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非农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益。[11]同样，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作用也存在滞后期。短期内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表现为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呈正相关关系（张茜，2007）。[12]但以工龄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时，农业从业人员的工龄对收入的作用则一直呈现边际递减（傅国华等，2005）。钱雪亚等（2000）的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外出劳动力可以使家庭纯收入增加55%，而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家庭中最高文化劳动力）仅能使家庭纯收入增加1.44%。对于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来说，迁移收益高于教育投入的收益。[14]王广慧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流动倾向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后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在农村务农的教育收益率，具有初中和大专学历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分别是相应学历农村务农人员教育收益率的4倍和2倍。[15]
关于对“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问题的研究，李勋来等（2005）选取1983年~2002年为研究区间分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出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农村产出的贡献率低，但其作用是显著的，没有陷入“农村人力资本陷阱”中。造成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率小于物质资本产出贡献率的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物质资本的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建立起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循环累积”机制，才能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带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16]周堂等（2009）则认为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度量没有考虑技术及组织管理能力，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问题研究的失败。[17] 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生成
根据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五种途径获得，其中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形式，目前的研究基本是基于教育投资进行人力资本的生成研究。
根据教育路径差异，杨新铭等（2008）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划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在完成初中教育以后进入高中，再进入大专；模式二是在完成初中教育以后进入中专，然后再进入大专。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基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考虑，选择完成小学教育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并且模式一优于模式二。[18]张智敏等（2009）基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角度，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和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认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对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的生成不产生显著影响，且普通学历教育形成的教育水平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积累不产生“贡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因素，原因在于普通教育投入的增加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不能给劳动者带来收益，相反还会增加支出。[19]
其他生成农村人力资本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迁移生成人力资本的研究。迁移生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与“干中学”有类似之处，差别则在于还有一个原有人力资本的转移问题。刘祚祥等（200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转移与积累由以下阶段组成：农村社会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在新环境下的外部延伸——“干中学”所累积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的融合。[3]景思江等（2006）也认为迁移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其实就是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过程。在迁移进过程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可以通过 “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生成人力资本，而迁移后的“逆潮回归”，则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20]
姬雄华等（2007）的研究表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1]。
生成人力资本的投资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李宪印等（2008、2009）认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非农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对教育投资、医药保健投资和迁移支出有显著影响作用。[22][23]陈碧霞（2001）认为由于政府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极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虽然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还明显偏低，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24]。周春芳（2008）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性别差异，由于低收益、经济价值效应不同及再学习能力差等原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人力资本投资偏好于男性。[25]李文星等（2007）认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相关规则的变动，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水平的变化。[26]叶扬等（2008）对农村家庭跨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分析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相应地会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27]王晓婷等（2009）的研究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28]
三、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等因素是制约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1.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
柳文（2004）认为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尚处于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阶段，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表现出的基本特征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学专业在校生相对比例逐年下降且毕业生就业率低、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与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差。[5]张智敏等（2009）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和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技能性人力资本代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研究发现，具有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远少于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偏低。[19]王迅（2008）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的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的严重“贫困”是当前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29]陈至发等（2002）的研究也认为农村人力资本质量明显偏低，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且农村劳动者文化程度越高，流动能力越强，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呈现下降趋势。[30]
2.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
侯风云（2004）认为虽然教育收益率高于工龄收益率，但是远低于职业技能培训及迁移收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中等教育仍然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没有升学跳出农门的劳动力知识技能脱离农村实际，学非所用。进一步的解释则是城乡就业条件的不平等造成了教育收益率的巨大差别，即使在城市就业相对农业就业，教育收益率也没有显著提高[31]。赵力涛（2006）解释为非农经济发展是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在非农经济还未取得长足发展的村子里，教育收益率必然很低[32]。陈玉宇等（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多个渠道给教育带来了回报，如教育显著提高了人们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还提高了人们到高工资部门工作的机会并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但教育的工资回报仍然偏低且不显著。[33]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现值大于或等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现值时，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目前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投资）和较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影响，必然陷入恶性循环的状况（徐林清，2002）。[34]
侯风云（2004、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流，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外溢，溢出效应使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出现严重的不对称性，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降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35][36] 3.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
目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农村居民家庭，而政府在投资方面出现投资失灵现象。王永莲等（2007）认为由于可支配资源不足约束下政府有忽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偏好工业化和城市化）、多层次的委托——代理背景下地方政府不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官僚行为、农民利益集团缺失的影响，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37]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都由农民承担（毕发萍等，2007）。[38]但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经济实力弱小，很难承担长期的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霍丽等，2009）。[39]
前文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同接受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更能有效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问题在于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主要是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与保健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等非常缺乏（辛立国等，2007）。[40]很多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在教育投资中偏重基础教育，忽略家庭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即使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也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张兴杰等，2009）。[41]
四、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的提升
在对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研究中，由于培训和迁移这两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干中学”生成的人力资本难以测量，因此在以统计分析为手段对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研究中，大多以对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途径的研究为主，且研究中更多关注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
解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保持政府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王讯，2008）。[29]为此，王永莲等（2007）认为需要对政府偏好及相应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缩小政府规模，约束官僚行为并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矫正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失灵问题。[37]为提高教育投资效益，需分析投资主体、投资配置与人力资本积聚之间的关系，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建立人力资本形成的“循环累积”机制（闫建，2007）。[42]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张艳华等，2006），[43]因此在农村教育投资上需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简新华等（2006）认为反哺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反哺的实现机制相应地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反哺的政策取向是“造血”型反哺、重点型反哺、适度型反哺；反哺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统筹协调原则、互利双赢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循序渐进原则。[44]为此，应以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健康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方面应该成为目前工业剩余输入农村的主要领域（龙翠红，2007）。[45]安同良等（2007）认为要使农村工业产业的发展能够逐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使转移劳动力获得较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形成自然反哺过程；认识到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的互补性，同时强调市场机制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并且选择适合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发展反哺模式。研究还认为要提高农民的进取意识和劳动者素质水平，农民摆脱传统农业低工资的进取心越强烈，愈能提高强制性反哺与自然反哺的效率[46]。
在培训形式上，王讯（2008）认为要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把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调整为基础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加强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训，让初高中毕业生掌握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对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29]但是由于现阶段存在农民工主观上渴求培训，但实际参与培训的动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对于劳动强度大、报酬不高的技能培训兴趣淡漠（刘平青等，2005）。[47]因此需将培训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普通需求的满足联系起来，针对不同的群体和劳动形式，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各种形式的在职培训（程伟，2006）。[48]
针对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相关对策。在教育方面，中学教育对农村人均收入的贡献率较高（邹薇等，2006），[10]并且超过小学毕业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的基础上，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其收入提升作用越显著，因此，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傅国华等，2005）。[13]另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贡献受技术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制约。因此在考虑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还需要考虑技术与组织管理能力的作用机制（周堂等，2009）。[17]杨新铭等（2008）研究还表明了如果分散的农业经济和市场条件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和集聚都困难，则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与收入，对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进行农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49]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本文选取2000年~2009年为研究时段。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现有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如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并重，并较多地运用计量工具。在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及在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作用等方面研究中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将其纳入模型予以实证检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设计也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结论。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途径的研究不全面。多数研究仅以正规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在职培训、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方面的投资途径的研究不多。② 国外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少。③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研究中的欠缺。第一，不仅需要考察教育收益率，而且需要考察工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就业转移及培训等对收益率的影响；第二，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特征，使对城乡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不可互相反映，应进行分别研究。④ 农村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研究的欠缺。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复杂性，使得人力资本的测度成为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测度方法。在指标描述法反映人力资本的研究中，众多研究仅以教育年限测度人力资本，对年龄、健康状况、经验和专业技能等测度指标的研究偏少。
农村人力资本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① 对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等农村人力资本生成途径的研究。通过研究分析健康状况、经验和专业技能等指标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中的具体效应。②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的构建。借鉴国外和我国各地的实践，分析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系统的构成变量及作用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投资主体、投资收益分配等具体问题。③ 从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如何进行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政策制度完善和相应的配套改革。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8-0021-06
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的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并提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中起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孙敬水等，2006）、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困和农民增收（李飞孟，2007）、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与非农就业（刘祚祥等，2008；朱贵云等，2009）等方面。[1][2][3][4]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表现为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的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的严重“贫困”并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刘文，2004）。[5]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对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
一、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的效应
人力资本的研究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一是以雅各布·明塞（Jacob·Mincer）和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收入分配论，这一理论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决定（劳动）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研究，即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分析思路；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论，是从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角度来研究，即人力资本理论的宏观分析思路。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效应，我国学者在两个不同研究体系下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
研究中一般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如孙敬水等（2006）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由各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有显著差别：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障碍因素，初中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是现代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源泉，高中和高等以上教育也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同时，高中和高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外流严重，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作用。[1]谭永生（2007）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了计量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GDP增长0.6823个百分点，放大迁移收益对模型进行分析后，每年经济总量的增长相当可观。[6]闫淑敏等（2002）在分析人力资本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引入健康因素度量人力资本。分析表明健康对西部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但是教育程度会间接影响人的健康，从而影响健康这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
郑会军（2007）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其“投资——收益”周期长，传导机制非常复杂，在一个相当长的滞后期后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上的效应，也出现相似的情况。周晓等（2003）认为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规律则是：小学教育与不接受教育的差别不大，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则可期望获得较高的收入，高中教育对提高收入的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高中教育中缺少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的素质教育。邹薇等（2006）的解释是由于只接受了小学教育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非经营收入的概率太小，因而多停留在农村和农业活动中，导致农业从业人口的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量稀释和下降。如果依靠小学水平的农村从业人口，不论农村固定资产投入的强度有多大，都很难迅速提高农村收入水平。龙翠红（2008）认为教育对农户持续收入的贡献还可以由要素的配置效应体现：学校教育在提高农民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效率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家庭成员受到更好教育的农户能够迅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调整，把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非农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益。[11]同样，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作用也存在滞后期。短期内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表现为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呈正相关关系（张茜，2007）。[12]但以工龄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时，农业从业人员的工龄对收入的作用则一直呈现边际递减（傅国华等，2005）。钱雪亚等（2000）的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外出劳动力可以使家庭纯收入增加55%，而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家庭中最高文化劳动力）仅能使家庭纯收入增加1.44%。对于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来说，迁移收益高于教育投入的收益。[14]王广慧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流动倾向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后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在农村务农的教育收益率，具有初中和大专学历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分别是相应学历农村务农人员教育收益率的4倍和2倍。[15]
关于对“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问题的研究，李勋来等（2005）选取1983年~2002年为研究区间分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出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农村产出的贡献率低，但其作用是显著的，没有陷入“农村人力资本陷阱”中。造成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率小于物质资本产出贡献率的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物质资本的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建立起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循环累积”机制，才能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带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16]周堂等（2009）则认为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度量没有考虑技术及组织管理能力，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问题研究的失败。[17] 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生成
根据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五种途径获得，其中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形式，目前的研究基本是基于教育投资进行人力资本的生成研究。
根据教育路径差异，杨新铭等（2008）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划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在完成初中教育以后进入高中，再进入大专；模式二是在完成初中教育以后进入中专，然后再进入大专。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基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考虑，选择完成小学教育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并且模式一优于模式二。[18]张智敏等（2009）基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角度，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和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认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对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的生成不产生显著影响，且普通学历教育形成的教育水平对技能性人力资本积累不产生“贡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因素，原因在于普通教育投入的增加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不能给劳动者带来收益，相反还会增加支出。[19]
其他生成农村人力资本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迁移生成人力资本的研究。迁移生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与“干中学”有类似之处，差别则在于还有一个原有人力资本的转移问题。刘祚祥等（200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转移与积累由以下阶段组成：农村社会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在新环境下的外部延伸——“干中学”所累积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的融合。[3]景思江等（2006）也认为迁移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其实就是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过程。在迁移进过程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可以通过 “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生成人力资本，而迁移后的“逆潮回归”，则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20]
姬雄华等（2007）的研究表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1]。
生成人力资本的投资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李宪印等（2008、2009）认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非农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对教育投资、医药保健投资和迁移支出有显著影响作用。[22][23]陈碧霞（2001）认为由于政府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极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虽然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还明显偏低，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24]。周春芳（2008）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性别差异，由于低收益、经济价值效应不同及再学习能力差等原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人力资本投资偏好于男性。[25]李文星等（2007）认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相关规则的变动，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水平的变化。[26]叶扬等（2008）对农村家庭跨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分析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相应地会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27]王晓婷等（2009）的研究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28]
三、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等因素是制约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1.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
柳文（2004）认为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尚处于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阶段，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表现出的基本特征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学专业在校生相对比例逐年下降且毕业生就业率低、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与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差。[5]张智敏等（2009）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和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技能性人力资本代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研究发现，具有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远少于基本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偏低。[19]王迅（2008）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的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的严重“贫困”是当前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29]陈至发等（2002）的研究也认为农村人力资本质量明显偏低，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且农村劳动者文化程度越高，流动能力越强，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呈现下降趋势。[30]
2.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
侯风云（2004）认为虽然教育收益率高于工龄收益率，但是远低于职业技能培训及迁移收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中等教育仍然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没有升学跳出农门的劳动力知识技能脱离农村实际，学非所用。进一步的解释则是城乡就业条件的不平等造成了教育收益率的巨大差别，即使在城市就业相对农业就业，教育收益率也没有显著提高[31]。赵力涛（2006）解释为非农经济发展是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在非农经济还未取得长足发展的村子里，教育收益率必然很低[32]。陈玉宇等（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多个渠道给教育带来了回报，如教育显著提高了人们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还提高了人们到高工资部门工作的机会并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但教育的工资回报仍然偏低且不显著。[33]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现值大于或等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现值时，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目前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投资）和较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影响，必然陷入恶性循环的状况（徐林清，2002）。[34]
侯风云（2004、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流，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外溢，溢出效应使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出现严重的不对称性，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降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35][36] 3.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
目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农村居民家庭，而政府在投资方面出现投资失灵现象。王永莲等（2007）认为由于可支配资源不足约束下政府有忽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偏好工业化和城市化）、多层次的委托——代理背景下地方政府不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官僚行为、农民利益集团缺失的影响，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37]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都由农民承担（毕发萍等，2007）。[38]但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经济实力弱小，很难承担长期的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霍丽等，2009）。[39]
前文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同接受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更能有效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问题在于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主要是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与保健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等非常缺乏（辛立国等，2007）。[40]很多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在教育投资中偏重基础教育，忽略家庭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即使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也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张兴杰等，2009）。[41]
四、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的提升
在对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研究中，由于培训和迁移这两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干中学”生成的人力资本难以测量，因此在以统计分析为手段对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研究中，大多以对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途径的研究为主，且研究中更多关注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
解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保持政府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王讯，2008）。[29]为此，王永莲等（2007）认为需要对政府偏好及相应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缩小政府规模，约束官僚行为并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矫正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失灵问题。[37]为提高教育投资效益，需分析投资主体、投资配置与人力资本积聚之间的关系，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建立人力资本形成的“循环累积”机制（闫建，2007）。[42]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张艳华等，2006），[43]因此在农村教育投资上需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简新华等（2006）认为反哺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反哺的实现机制相应地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反哺的政策取向是“造血”型反哺、重点型反哺、适度型反哺；反哺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统筹协调原则、互利双赢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循序渐进原则。[44]为此，应以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健康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方面应该成为目前工业剩余输入农村的主要领域（龙翠红，2007）。[45]安同良等（2007）认为要使农村工业产业的发展能够逐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使转移劳动力获得较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形成自然反哺过程；认识到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的互补性，同时强调市场机制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并且选择适合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发展反哺模式。研究还认为要提高农民的进取意识和劳动者素质水平，农民摆脱传统农业低工资的进取心越强烈，愈能提高强制性反哺与自然反哺的效率[46]。
在培训形式上，王讯（2008）认为要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把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调整为基础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加强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训，让初高中毕业生掌握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对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29]但是由于现阶段存在农民工主观上渴求培训，但实际参与培训的动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对于劳动强度大、报酬不高的技能培训兴趣淡漠（刘平青等，2005）。[47]因此需将培训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普通需求的满足联系起来，针对不同的群体和劳动形式，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各种形式的在职培训（程伟，2006）。[48]
针对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相关对策。在教育方面，中学教育对农村人均收入的贡献率较高（邹薇等，2006），[10]并且超过小学毕业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的基础上，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其收入提升作用越显著，因此，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傅国华等，2005）。[13]另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贡献受技术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制约。因此在考虑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还需要考虑技术与组织管理能力的作用机制（周堂等，2009）。[17]杨新铭等（2008）研究还表明了如果分散的农业经济和市场条件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和集聚都困难，则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与收入，对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进行农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49]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本文选取2000年~2009年为研究时段。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现有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如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并重，并较多地运用计量工具。在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及在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作用等方面研究中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将其纳入模型予以实证检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设计也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结论。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途径的研究不全面。多数研究仅以正规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在职培训、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方面的投资途径的研究不多。② 国外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少。③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研究中的欠缺。第一，不仅需要考察教育收益率，而且需要考察工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就业转移及培训等对收益率的影响；第二，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特征，使对城乡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不可互相反映，应进行分别研究。④ 农村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研究的欠缺。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复杂性，使得人力资本的测度成为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测度方法。在指标描述法反映人力资本的研究中，众多研究仅以教育年限测度人力资本，对年龄、健康状况、经验和专业技能等测度指标的研究偏少。
农村人力资本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① 对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等农村人力资本生成途径的研究。通过研究分析健康状况、经验和专业技能等指标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中的具体效应。②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的构建。借鉴国外和我国各地的实践，分析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系统的构成变量及作用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投资主体、投资收益分配等具体问题。③ 从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如何进行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的政策制度完善和相应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