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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天，美国海军人员在韩国仁川的一处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人类遗骸，他们相信，这是一座战俘营的遗址。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期间，这里曾有过一场著名的仁川战役。但是1962年的仁川挖掘，引出了一个“二战”战俘的戒指的传奇故事。
尹索勇是挖掘场地的一名韩国工人，他注意到他的一个工友在泥土中挖出了一枚金戒指。尹索勇仔细看了很久，在那个工友违反规定、藏起那枚戒指的时候，他转过了身。那个工友悄声对他说，要在下午下班后把这枚戒指典当掉。
尹索勇同时还是为美国海军官员开车的司机。当天下午，他给美国驻韩海军部队指挥官乔治·普雷西少将开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注意到普雷西手指上戴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和在遗址上挖出的那枚戒指非常相似。于是他向将军提起了上午的发现，普雷西询问了戒指的下落。
尹索勇把有关消息告诉了普雷西。两人立刻驾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仁川街头，终于在一家当铺里找到那位犯错的工友。那枚戒指已经开始熔化，普雷西将军要求将其修复。戒指已经部分熔化了，但是冷却之后，普雷西仔细清除上面的污垢，他马上认出这确实是一枚“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是1932年颁发的。普雷西恰好是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那一年的毕业生。普雷西迎着光线仔细观看了一下那枚镶有蓝宝石的戒指，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戒指的内侧刻着一个名字：迪亚尔。他认识这个人。
纳萨尼尔·明特·迪亚尔曾经是普雷西在安纳波利斯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一同就读于美国海军学院，也是一支曲棍球队的队友。1934年，当迪亚尔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丽莎·波特结婚时，普雷西和妻子受邀参加了婚宴。看到那枚戒指以后，普雷西马上有了一个念头：应该把这枚戒指交给丽莎。
回忆和悲伤一时间充满了这位51岁将军的心。迪亚尔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参议员的儿子，他很优秀，和蔼可亲，受过良好教育，喜欢体育运动，在海军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还娶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丽莎。丽莎为了他情愿放弃演艺事业，在家相夫教子。迪亚尔一直四处奔波，在1941年的夏天，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
普雷西最后一次得到朋友迪亚尔的消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们俩都在菲律宾指挥舰船。但是普雷西知道，后来迪亚尔被日军俘虏，关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一处日军营地。在几年前，普雷西甚至到过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张残破的纸片，上面潦草地写道：“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饥饿，多么的疲倦。”经确认，笔迹是迪亚尔的。迪亚尔在被俘期间死去，地点就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奥隆阿波市附近。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戒指会在近20年后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韩国仁川？于是普雷西遍访故人，追寻这枚戒指的经历。
1941年7月，迪亚尔担任美军“纳帕号”运输舰的舰长，主要负责布设鱼雷网。最初，迪亚尔利用在海上的时间练习打字，他使用的是一台便携式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一字一字打出给妻子的信。但是在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纳帕号”运输舰上30毫米口径的机枪担负起了重要的防空任务。那年冬天，日军大败美军和菲军，在菲律宾巴坦群岛俘虏了75000多名几乎弹尽粮绝的军人。
“纳帕号”运输舰一直坚持执行任务，在猛烈的炮火中为马尼拉湾附近的盟军舰船运送燃料，直至自己的燃料最终耗尽，被迫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抛锚。面对困在科雷吉多尔岛的美军，日军对这座岛屿狂轰滥炸，科雷吉多尔岛成为了在战争中遭到最猛烈轰炸的地方。1942年5月6日，无路可退的美菲联军被迫投降。就在前几天，迪亚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要担心，记得我对你的情意，我将永远爱你。”这是他被俘前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
一个星期以后，迪亚尔的妻子丽莎收到了美国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说她的丈夫已经失踪，可能被俘。迪亚尔最好的朋友之一鲍勃·泰勒中尉也给丽莎写了一封信，信中向她细说了美军在菲律宾的投降，并要求她“请记住，做战俘也是有利的，他不用再打仗了”。丽莎再次收到有关丈夫的消息，是在几个月以后了。
似乎是天意，就在投降之前，迪亚尔因为肺炎住院，耽搁了几周后才坐卡车前往日军战俘营。他幸运地逃过了这段60英里的“巴坦死亡行军”，在这条路上，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1943年2月，美国红十字会告知丽莎，她的丈夫在菲律宾卡巴那图战俘营。丈夫还活着，这对丽莎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宽慰。但是她不知道，卡巴那图战俘营因为疾病、饥饿和酷刑而臭名昭著。
战俘们竭尽全力给家人以希望。迪亚尔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迈克尔·杜博维茨在成功逃脱之后给丽莎写了信，说他最后一次见到迪亚尔时，迪亚尔“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那是在1942年的10月。
每隔几个月，日军允许战俘们填写红十字会的卡片，以此让亲人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卡片上的字数有限制，而且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军队渐落下风。当年撤离菲律宾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开始兑现自己的诺言——“我一定要杀回来！”可是，与盟军的节节胜利相对，美军战俘的处境日益艰难。1944年12月迪亚尔寄来的红十字会卡片显示，他的体重只有165磅，而在被俘前有200磅。和关押在卡巴那图的大多数战俘一样，迪亚尔每天只能吃到10盎司（约283克）米饭，饱受饥饿的折磨。迪亚尔完全可以用他的纪念戒指贿赂看守，以换取一些额外的米饭，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事实上，大多数战俘藏起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戒指，有的人甚至把戒指藏进体腔，以免被没收。当有些人衰弱得无法支持时，他们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更强壮一些的囚犯，让他们设法转交给妻子。
1944年12月12日，迪亚尔写下了给妻子的一封信：“紧紧拥抱孩子们，把我的爱告诉他们。你要坚强！我也会坚强的。我们一定会团聚，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为了那一天，振作起来！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挚爱！我的一切！你永远的迪亚尔。”
迪亚尔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卡巴那图，转去另一个战俘营，“可能是在日本本土。”他和另外1600多个战俘都听说过危险悲惨的赴日航行。他在12月12日的那封信还写到了对家庭财产的安排——事实上，这相当于是一份遗嘱。 12月13日早上，迪亚尔和其他囚犯在炎炎烈日下排成长队，登上了7300吨的后来被称为“死亡之船”的日本“鸭绿丸号”运输船。日军士兵驻扎在甲板上，大约2000名日本平民（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儿童）安置在甲板之下。而所有战俘则被塞进三间相互隔开的货舱内。货舱面积大约50×70英尺，天花板非常低，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站直。由于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条件恶劣，舱内温度不断上升，加上饮水供应少得可怜，很多战俘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状。第二天早上，有50个人死亡，他们的尸体就堆在轮船的传动轴下面。此时，“鸭绿丸”号运输船刚刚起航。
12月14日这一天，囚犯们已经完全没有水喝了，他们只有一点点米饭。更可怕的是，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没有给“鸭绿丸号”打上“囚犯船”的标记，以致无处不在的美军战机在一天之内对其发动了9次空袭。货舱周围是枪林弹雨，舱内温度上升到了华氏120度（近50摄氏度）。日方的军事人员已经从那艘船上转移了，但是战俘们还被锁在下面。这天晚上，战俘们几乎疯狂。“绝望、紧张和干渴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可怕的夜晚。”这艘“死亡之船”上的幸存者之一约翰，怀特这样写道。在黑暗之中，尖叫声此起彼伏。一些人自杀，一些人残杀同伴。狂乱而绝望的人喝下死者的鲜血，虽然那些尸体余温尚存；有的人喝下了自己的尿液。
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有50名战俘死去。之后，一架美军鱼雷轰炸机投放的鱼雷击中了这艘船，导致200多人当场死亡。“鸭绿丸号”着火了，水涌进了船身；幸存下来的囚犯们奉命弃船，向岸边游去。迪亚尔开始奋力地游，但是他和其他战俘很快遭到来自日本士兵和没有弄清情况的美军飞行员的两面夹击。迪亚尔最终游上了岸，但也受了两处重伤。日本人把囚犯们关在菲律宾奥隆阿波城的一个网球场内，由于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迪亚尔很快地衰弱下去。道格拉斯·费合尔中尉是迪亚尔在卡巴那图战俘营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弥留之际的迪亚尔倚在他的怀里，在酷热的阳光下，将自己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给了费合尔，要求他转交给自己的妻子丽莎。1944年12月15日，迪亚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年仅33岁。
5天以后，费合尔和另外幸存下来的战俘被转到了日本“巴西丸号”运输船。航行了整整47天，轮船到了韩国。
从“死亡之船”甲板下窒息的闷热，到韩国冬季的严寒，费合尔中尉一路挺了过来，小心保管着迪亚尔的戒指。1945年2月，当费合尔来到韩国仁川的一座战俘营时，他的身体也崩溃了。
一天早上，患病的费合尔在医院里醒了过来，发现戒指不见了。他慌乱地把床铺和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但是一无所获。后来他说：“我怀疑有人偷走了它。”
费合尔经受了残酷的考验而幸存下来，但因为辜负了朋友的遗愿，他为此深深自责。战争结束以后，他赶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与迪亚尔的妻子丽莎会面，向丽莎讲述了她丈夫被俘和死亡的经过，并且为自己没能带回迪亚尔的戒指而流泪道歉。虽然丽莎对他的努力十分感激，费合尔还是非常痛苦。他把自己的手表赠给了迪亚尔8岁的儿子维克托，作为友谊的象征。
谁也没有想到，迪亚尔的那枚戒指，其实就静静地躺在费合尔在仁川睡过的床铺下的泥土里，直到17年后被挖掘出土。
1962年5月，距离在仁川的当铺找到迪亚尔的戒指已经一个月了，乔治，普雷西将军安排将它送还给了丽莎。为了维持家庭，丽莎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再婚了。但是她始终无法从失去迪亚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一直患有忧郁症。1963年，丽莎死于癌症，年仅49岁。
迪亚尔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他的儿子维克托将这些勋章和母亲传给他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一起存放在定制的相框里。维克托和妻子居住在法国巴黎郊区，相框就挂在家中客厅里。但是1967年的一个早上，他们从楼上卧室下来时，却发现相框不翼而飞。原来窃贼在前一天晚上趁他们睡觉时偷走了客厅的财物。
尹索勇是挖掘场地的一名韩国工人，他注意到他的一个工友在泥土中挖出了一枚金戒指。尹索勇仔细看了很久，在那个工友违反规定、藏起那枚戒指的时候，他转过了身。那个工友悄声对他说，要在下午下班后把这枚戒指典当掉。
尹索勇同时还是为美国海军官员开车的司机。当天下午，他给美国驻韩海军部队指挥官乔治·普雷西少将开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注意到普雷西手指上戴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和在遗址上挖出的那枚戒指非常相似。于是他向将军提起了上午的发现，普雷西询问了戒指的下落。
尹索勇把有关消息告诉了普雷西。两人立刻驾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仁川街头，终于在一家当铺里找到那位犯错的工友。那枚戒指已经开始熔化，普雷西将军要求将其修复。戒指已经部分熔化了，但是冷却之后，普雷西仔细清除上面的污垢，他马上认出这确实是一枚“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是1932年颁发的。普雷西恰好是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那一年的毕业生。普雷西迎着光线仔细观看了一下那枚镶有蓝宝石的戒指，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戒指的内侧刻着一个名字：迪亚尔。他认识这个人。
纳萨尼尔·明特·迪亚尔曾经是普雷西在安纳波利斯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一同就读于美国海军学院，也是一支曲棍球队的队友。1934年，当迪亚尔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丽莎·波特结婚时，普雷西和妻子受邀参加了婚宴。看到那枚戒指以后，普雷西马上有了一个念头：应该把这枚戒指交给丽莎。
回忆和悲伤一时间充满了这位51岁将军的心。迪亚尔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参议员的儿子，他很优秀，和蔼可亲，受过良好教育，喜欢体育运动，在海军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还娶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丽莎。丽莎为了他情愿放弃演艺事业，在家相夫教子。迪亚尔一直四处奔波，在1941年的夏天，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
普雷西最后一次得到朋友迪亚尔的消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们俩都在菲律宾指挥舰船。但是普雷西知道，后来迪亚尔被日军俘虏，关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一处日军营地。在几年前，普雷西甚至到过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张残破的纸片，上面潦草地写道：“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饥饿，多么的疲倦。”经确认，笔迹是迪亚尔的。迪亚尔在被俘期间死去，地点就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奥隆阿波市附近。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戒指会在近20年后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韩国仁川？于是普雷西遍访故人，追寻这枚戒指的经历。
1941年7月，迪亚尔担任美军“纳帕号”运输舰的舰长，主要负责布设鱼雷网。最初，迪亚尔利用在海上的时间练习打字，他使用的是一台便携式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一字一字打出给妻子的信。但是在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纳帕号”运输舰上30毫米口径的机枪担负起了重要的防空任务。那年冬天，日军大败美军和菲军，在菲律宾巴坦群岛俘虏了75000多名几乎弹尽粮绝的军人。
“纳帕号”运输舰一直坚持执行任务，在猛烈的炮火中为马尼拉湾附近的盟军舰船运送燃料，直至自己的燃料最终耗尽，被迫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抛锚。面对困在科雷吉多尔岛的美军，日军对这座岛屿狂轰滥炸，科雷吉多尔岛成为了在战争中遭到最猛烈轰炸的地方。1942年5月6日，无路可退的美菲联军被迫投降。就在前几天，迪亚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要担心，记得我对你的情意，我将永远爱你。”这是他被俘前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
一个星期以后，迪亚尔的妻子丽莎收到了美国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说她的丈夫已经失踪，可能被俘。迪亚尔最好的朋友之一鲍勃·泰勒中尉也给丽莎写了一封信，信中向她细说了美军在菲律宾的投降，并要求她“请记住，做战俘也是有利的，他不用再打仗了”。丽莎再次收到有关丈夫的消息，是在几个月以后了。
似乎是天意，就在投降之前，迪亚尔因为肺炎住院，耽搁了几周后才坐卡车前往日军战俘营。他幸运地逃过了这段60英里的“巴坦死亡行军”，在这条路上，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1943年2月，美国红十字会告知丽莎，她的丈夫在菲律宾卡巴那图战俘营。丈夫还活着，这对丽莎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宽慰。但是她不知道，卡巴那图战俘营因为疾病、饥饿和酷刑而臭名昭著。
战俘们竭尽全力给家人以希望。迪亚尔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迈克尔·杜博维茨在成功逃脱之后给丽莎写了信，说他最后一次见到迪亚尔时，迪亚尔“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那是在1942年的10月。
每隔几个月，日军允许战俘们填写红十字会的卡片，以此让亲人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卡片上的字数有限制，而且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军队渐落下风。当年撤离菲律宾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开始兑现自己的诺言——“我一定要杀回来！”可是，与盟军的节节胜利相对，美军战俘的处境日益艰难。1944年12月迪亚尔寄来的红十字会卡片显示，他的体重只有165磅，而在被俘前有200磅。和关押在卡巴那图的大多数战俘一样，迪亚尔每天只能吃到10盎司（约283克）米饭，饱受饥饿的折磨。迪亚尔完全可以用他的纪念戒指贿赂看守，以换取一些额外的米饭，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事实上，大多数战俘藏起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戒指，有的人甚至把戒指藏进体腔，以免被没收。当有些人衰弱得无法支持时，他们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更强壮一些的囚犯，让他们设法转交给妻子。
1944年12月12日，迪亚尔写下了给妻子的一封信：“紧紧拥抱孩子们，把我的爱告诉他们。你要坚强！我也会坚强的。我们一定会团聚，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为了那一天，振作起来！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挚爱！我的一切！你永远的迪亚尔。”
迪亚尔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卡巴那图，转去另一个战俘营，“可能是在日本本土。”他和另外1600多个战俘都听说过危险悲惨的赴日航行。他在12月12日的那封信还写到了对家庭财产的安排——事实上，这相当于是一份遗嘱。 12月13日早上，迪亚尔和其他囚犯在炎炎烈日下排成长队，登上了7300吨的后来被称为“死亡之船”的日本“鸭绿丸号”运输船。日军士兵驻扎在甲板上，大约2000名日本平民（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儿童）安置在甲板之下。而所有战俘则被塞进三间相互隔开的货舱内。货舱面积大约50×70英尺，天花板非常低，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站直。由于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条件恶劣，舱内温度不断上升，加上饮水供应少得可怜，很多战俘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状。第二天早上，有50个人死亡，他们的尸体就堆在轮船的传动轴下面。此时，“鸭绿丸”号运输船刚刚起航。
12月14日这一天，囚犯们已经完全没有水喝了，他们只有一点点米饭。更可怕的是，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没有给“鸭绿丸号”打上“囚犯船”的标记，以致无处不在的美军战机在一天之内对其发动了9次空袭。货舱周围是枪林弹雨，舱内温度上升到了华氏120度（近50摄氏度）。日方的军事人员已经从那艘船上转移了，但是战俘们还被锁在下面。这天晚上，战俘们几乎疯狂。“绝望、紧张和干渴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可怕的夜晚。”这艘“死亡之船”上的幸存者之一约翰，怀特这样写道。在黑暗之中，尖叫声此起彼伏。一些人自杀，一些人残杀同伴。狂乱而绝望的人喝下死者的鲜血，虽然那些尸体余温尚存；有的人喝下了自己的尿液。
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有50名战俘死去。之后，一架美军鱼雷轰炸机投放的鱼雷击中了这艘船，导致200多人当场死亡。“鸭绿丸号”着火了，水涌进了船身；幸存下来的囚犯们奉命弃船，向岸边游去。迪亚尔开始奋力地游，但是他和其他战俘很快遭到来自日本士兵和没有弄清情况的美军飞行员的两面夹击。迪亚尔最终游上了岸，但也受了两处重伤。日本人把囚犯们关在菲律宾奥隆阿波城的一个网球场内，由于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迪亚尔很快地衰弱下去。道格拉斯·费合尔中尉是迪亚尔在卡巴那图战俘营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弥留之际的迪亚尔倚在他的怀里，在酷热的阳光下，将自己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给了费合尔，要求他转交给自己的妻子丽莎。1944年12月15日，迪亚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年仅33岁。
5天以后，费合尔和另外幸存下来的战俘被转到了日本“巴西丸号”运输船。航行了整整47天，轮船到了韩国。
从“死亡之船”甲板下窒息的闷热，到韩国冬季的严寒，费合尔中尉一路挺了过来，小心保管着迪亚尔的戒指。1945年2月，当费合尔来到韩国仁川的一座战俘营时，他的身体也崩溃了。
一天早上，患病的费合尔在医院里醒了过来，发现戒指不见了。他慌乱地把床铺和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但是一无所获。后来他说：“我怀疑有人偷走了它。”
费合尔经受了残酷的考验而幸存下来，但因为辜负了朋友的遗愿，他为此深深自责。战争结束以后，他赶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与迪亚尔的妻子丽莎会面，向丽莎讲述了她丈夫被俘和死亡的经过，并且为自己没能带回迪亚尔的戒指而流泪道歉。虽然丽莎对他的努力十分感激，费合尔还是非常痛苦。他把自己的手表赠给了迪亚尔8岁的儿子维克托，作为友谊的象征。
谁也没有想到，迪亚尔的那枚戒指，其实就静静地躺在费合尔在仁川睡过的床铺下的泥土里，直到17年后被挖掘出土。
1962年5月，距离在仁川的当铺找到迪亚尔的戒指已经一个月了，乔治，普雷西将军安排将它送还给了丽莎。为了维持家庭，丽莎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再婚了。但是她始终无法从失去迪亚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一直患有忧郁症。1963年，丽莎死于癌症，年仅49岁。
迪亚尔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他的儿子维克托将这些勋章和母亲传给他的“安纳波利斯”纪念戒指一起存放在定制的相框里。维克托和妻子居住在法国巴黎郊区，相框就挂在家中客厅里。但是1967年的一个早上，他们从楼上卧室下来时，却发现相框不翼而飞。原来窃贼在前一天晚上趁他们睡觉时偷走了客厅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