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寻，中国北宋时期的日本僧人，为了巡礼佛教圣山天台山与五台山，冒着艰难险阻，偷渡来中国大陆，以一个异国游客的独到眼光与感受，将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写进了日记，从延久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五日，记到延久五年六月十二日（熙宁六年，1073），共468篇，幸运的是，这部日记几乎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对于想了解北宋时期的社会历史、中外交通、当时佛教徒乃至普通人的生活的读者而言，该书无疑是十分宝贵。
僧人饮酒，这个话题很容易引来读者的诟病，但在成寻及其所处的时代，似乎并不见忌讳，该日记中，“酒”字凡出现119处，分别出现在哪些场合呢？出现频率这么高，其实什么场合都有，非常普遍，也十分自然，譬如，熙宁五年九月七日，在杭州，“巳时，出船，召取杭州兵士一人、梢工一人，吃酒”；同年十二月九日，在太原府平晋驿，“食次有酒、珍果十种许”，几乎是漫不经心的流水账，读来反觉亲切而真实。通观全书，该书所载饮酒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成寻等一干人在旅次自主饮酒，如熙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在代州：
出驿向东，出州门。渡大桥。向东行廿五里，于店家吃酒果。
（熙宁六年五月）廿六日，未时，还船，于西湖船，船头等吃酒果等。
店家、西湖船头，显然是公共场所，因此可以说，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僧人饮酒视作洪水猛兽，虽然佛门有“杀盗淫妄酒”五戒的律条，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第五戒，无论是僧界还是俗世都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寒山诗》和《水浒》中的鲁智深都有若干饮酒的细节。
其次是官府送酒。对于成寻这样一个在日本已有相当高的名声和地位的密宗阿阇黎，北宋官方总是“优与盘缠，沿路州军，厚与照管，量差人船”，日记中隔三差五地能看到他们收受官府美酒的记载：
（六年六月）十日，至州（明州）前，知府送米一硕、面一石、法酒十瓶。
（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至代州内崇轺驿，广大州也，有都督府。代州大卿储斋并酒果，诸僧饱满。
六年三月廿八日，成寻因祈雨感应灵验，被神宗赐号“善慧大师”，“大卿、少卿、三藏、文鉴大师等同坐闻之。谏议来，即立见参毕。宣赐茶酒，使臣李供奉令持茶果来”。
“法酒”一词，在该日记中共出现8次，看来即使是官方也并不忌讳僧人饮酒，甚至将这宫中饮用的美酒频繁赏赐给成寻等人。宣赐“善慧”大师法号时，同时也赏赐了茶酒，这一则材料是关于北宋僧人饮酒最权威的官方证明了。
（六年五月）七日，当州（润州）知府送酒小三瓶，使与五十文了。
（六年五月）二日，到着扬州府，申時，知府给事中送白米三斗、酒四瓶、面粉二斤。
明州、扬州、润州、代州……一路上官府迎送，且总有美酒伺候，如果是偶一为之也就不足论，可这几乎成了惯例，联想到同时司马光《书仪》中的筮仪，斋戒有“饮酒而不至乱，食肉不茹荤”的要求，占筮是一种与神灵沟通的行为，筮前也需要饮酒，只是限于不至乱，对其时僧人饮酒也不妨作如是观。
其三是寺院、僧人宴请饮酒：
（五年闰七月）十日，晚，还寺，从寺主许有请，一行皆参，有果、茶药、酒等。七时行法了。
（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戌时，从三藏房被送酒大一瓶，珍果三种。
（五年十二月）卅日，戌时，堂庄严了。三藏切请，参向吃酒，珍果十二种、菜五种、汁五度、饭等。
（六年正月）廿日，照大师送酒一瓶、果子、风乐三丸。
在诵经前后，在大年除夕，在三藏房，在庄严的佛堂上，皆有饮酒的记载，其中还真看不出有僧人饮酒的禁忌。
其四是成寻宴请僧人饮酒：
（六年正月）初七日，戌刻，以果子十二种、酒请照大师，令吃已毕。次请丈夫国二人、可道典座，令吃酒果毕。
（六年正月）十三日，戌时，请丈夫国吉祥典座可道，令吃茶、果、酒毕。
（六年三月）十二日，戌时，三藏送酒一瓶子，召取照大师共吃了。
夜静更深，来自东亚与西亚的两拨僧人，在大宋的汴京，品尝着美酒珍果，有时甚至还是流水席，但无妨他们心中有佛，这是当时佛教的生态吧。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五年十二月十日记：
未时，酒十五瓶送之。予四，老小师二人、通事各二，五小师各一，瓶如前，每瓶一斗。即通事二瓶留下，十三瓶返上已了，依思罪报也。
笔者的友人游原勇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佛学，跟他谈起这个细节，原勇君推测道：“一路上喝了这么多酒，也就这句‘依思罪报也’，稍微流露出一点出家人的惭愧心与忏悔心。”如此看来，在当时，酒戒多少还是在的，只是教内外对持戒多持十分宽容的态度。
成寻这部日记中，保留了许多生活细节，其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他们一路上的开支，这就给后人保留了许多关于北宋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譬如当时各种服务与货物的价格，这里摘取若干，或可窥北宋经济社会的某些面貌。
（五年四月）十七日，自料买丝鞋一足，直（值）八十文。
（四月）十八日，赖缘供奉、快宗供奉、圣秀各买丝鞋一足，直各卌文。
五月七日，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
鞋子40到80文一双，米80文一斗，这是当时杭州的价格。
（六年）二月十四日，以百文沐浴了。
（六年）三月廿五日，沐浴了，与百文毕。买《不空三藏碑》二本，各百廿文，《大证禅师碑》百卅十文，《大达法师碑》百五十文。
（六年）四月六日，买取《千钵文殊经》一部十卷、《宝要义论》一部十卷、《菩提离相论》一卷、《广释菩提心论》一部四卷、《圆集要义论》四卷、《祥符法宝录》廿一卷、《正元录》二卷，与钱一贯五百文了。
以上是汴京沐浴、碑帖、书籍的价格，1500文钱购买52卷书，平均一卷近30文，无论就今天的宋版书，还是从当时出版印刷这个朝阳产业看来，书价还是很便宜的，而且，像汴京这样的都市，当时书籍的流通看来也比较顺畅，譬如成寻谓“北地无天台宗人”，但在六年四月三日，在汴京，“买来天台教九十余卷”。 （五年）五月十一日，与二百廿文，（自注：家主志百文，房赁五十文，轿子功七十文。）赖缘供奉私以六百七十文钱雇二人，乘轿。余人徒行，过卅五里，至新昌县。以钱九十八文与夫十三人酒料了。过十五里，至王婆亭陈公店宿。与家主坊功五十文钱了。
两次房钱都是五十文，这是通往国清寺的剡县（今嵊州）与新昌县客栈价目，接近6升米的价格，在这样的客栈住两晚的开销，刚好够在汴京洗一次澡。
（五年五月）十三日，赖缘供奉出钱百五十八文，十三人令吃酒。
（五年七月）廿六日，午时，去天台县。谒推官，示人力，到剡县料。轿人各与廿四文钱了。
掷下12文钱，可以在天台县城边小酌一次。天台剡县间约185千米，陆路两天行程，24文，这是当时一个轿夫的工钱，价格低得出奇。
也有贵得出奇的：
（五年）十月廿日，温州雁荡山僧二人来会。绵一百五两持来，直钱八贯四百文下了。
绵每两约值80文，刚好是杭州一斗米的价格，前文丝鞋一双40文或80文，估计是徒有其名了。
还有更贵的：
（六年四月）十日，张行者以五贯四百文买紫纱三疋来，为充夏单衫、袈裟、裙也。以四百五十文买皮鞋一足来，笼子锁钥一个百三十文云云。
皮鞋价格是普通丝鞋的小十倍或五倍。紫纱一匹值1800文，每匹紫纱可换米22.5斗，书60卷，或者可在汴京沐浴18次。此前一天，日记还记载：“圣秀并通事向印经院买来《大教王经》卅卷，《除盖障所问经》廿卷，与一贯二百文了。”1200文买了50卷经，这是直接向汴京印经院购买，节省了中间环节，每卷计24文，正好是轿夫从天台到剡县两天的工钱，但如果与紫纱换算，则一匹紫纱可向印经院购买75卷经书，或者向汴京书肆购买60卷经书。丝绸价格高企，不免联想起上游的桑蚕与下游的丝绸之路，这是研究北宋经济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忽然觉得白居易笔下那个卖炭的老丈，以明显夸大到千余斤的一车炭换得宫内“半匹红纱一丈绫”，这趟出车是不是赚大了？
再看大宗商品：
（五年十月）卅日，（汴京）马二疋买，一疋直十贯，一疋直九贯，税钱八百十五文，合廿贯也。
十一月五日，卖马两疋，直十五贯钱，本十贯，今八贯；本九贯，今七贯。路间饲马，有多烦，仍卖了。
后者已离开汴京，在通往五台山的郑州地界，除了因不胜其烦而急于出手外，外乡与首都的价差也是一个因素。这里还透露了一点北宋税制与税法的信息，无意中得之，一乐也。设想一下，如果一個轿夫每天在剡县与天台之间抬轿，奔忙两年，还不够在汴京买一匹马的。物以稀为贵吧，北宋长期积弱，是否与这一战略物资的严重匮乏有关？
《参天台五台山记》毕竟是一个僧人的日记，记载最详细也最有价值的自然是有关北宋时期佛教的信息。
从该日记中，我们能看到北宋时期佛教繁盛的大概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对域外的影响持续而深刻，成寻等人经历“此间辛苦，不可宣尽”，“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等的艰辛，渡海来参天台五台山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熙宁五年十二月底，成寻等参五台山回汴京后，复有如下记载：
从中印度摩竭提国到来，经廿二年云云，见其容貌，最可云奇特。同见中天竺僧二人、五天竺西北丈夫国僧二人。中天（竺）两人从陆地西蕃来……丈夫二人从南海来，着广州，今月着当院。
由此可见，虽然大规模遣唐使成为历史，但文化的惯性不可小觑，中国佛教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辐射力。
二是僧众数量庞大，佛寺规模宏伟，日记浓墨重彩地记载了沿途许多佛寺：五年四月廿四日，载“（杭州）龙华宝乘寺《金刚经》会，廿三、四、五三个日斋，每日二千人云云”，同月廿九日，先后记杭州兴教寺、净慈寺格局，皆甚齐整，并谓后者“寺内三町许，重重堂廊，敢以无隙，以造石敷地，面如涂漆”；次年五月廿六日，参杭州天竺寺，见“寺主房百余人学问天台教”；五年九月十日，“参（镇江）金山寺，一名浮玉岛。江中孤绝山也，不令女人入山。看经院内，八十余人各居经，先读一切经。泛海楼内，有等身释迦像，如今日见第一庄严寺也”；十一月十三日，记潞州开元寺，“辰时，道俗男女数千人来拜，施钱香等”；又如对扬州寿宁寺、龙兴寺、江苏盱眙普照王寺、汴京启圣禅院、大相国寺等，还有如郑州灵显王庙这样的民间宗教场所，都不吝笔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至于对此行目的地天台和五台山诸寺，记录就更加详尽细致，极有参考价值。
三是士民的佛学修养普遍较高，对佛教中人的态度也甚为友好。日记中反复出现沿途热烈的迎送场面，以及“尽善穷美，珍果肴膳，种种不可记尽”的款待画面，熙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在代州界，日记有如下记载：
卯一点，大卿被送粥。同四点，被送路食：馂馅五十、心饼五十、粮饼五十、作饭五十、法酒二瓶。辰一点，门前马铺十疋来，马铺十人如例为担人。
从中可见，除了缺少沿途各接待点名目繁多的水果外，接待可谓体贴周到。
此前八月八日，在浙江剡县，“知县国博、仙尉、秘书监务奉职三人县官来，点茶汤”，地方上主要官员都来迎候了。接下来一段对话颇有禅机，也很能反映当时地方官员的佛学修养：
知县问云：“见佛无定处，何遥礼圣迹？”答云：“法界皆道场，见佛无定处，佛种从缘起，是故礼圣迹。”感喜不少。笔言问答，重重也。长老入夜淡柿持来，笔言问答，数刻退归。
看来成寻此行到剡，在当时也算是这个浙中古县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六年五月十四日，在苏州，日记有如下记载：“行堂浴，沐浴，浴主不取僧钱，最道心者也。”浴主不取僧钱，看得出来，成寻很享受这一特权，尽管他不缺钱。又如，五年三月十三日，成寻一干人在天台，“至陈七叔家，休息，诸人吃茶。虽与钱，家主不取”，从中也可见当时市井社会对僧人乃至佛教的正面态度。 中国佛教的唯识宗（又名法相宗，因为弘法道场在西安大慈恩寺，所以又名慈恩宗）肇始于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大兴于其门人窥基（632—682），然而，辉煌不过百年，唯识宗在此宗殿军智周（668—723）圆寂后走向衰落。而宋代唯识宗的传承，我国本土传世文献虽然偶尔有所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在成寻日记中，有三处明确记载，在熙宁六年二月廿八日的日记中云：
入夜，三藏有请，即参向，储种种珍菓，有酒茶。北地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赞》由被告示，小僧问：“《摄释》《镜水抄》有无？”答无由，给以契丹僧作《诠明抄》，释《玄赞》书也者。三藏问：“八解脱大小乘观差别？”以天台义答了 。
以上对话中提及的《玄赞》，作者窥基，他以唯识宗的立场注解《法华经》，故名《法华经玄赞》，简称《玄赞》；《摄释》，系《法华经玄赞摄释》的简称，作者智周，师从窥基的弟子慧沼，得慈恩宗嫡传；《镜水抄》，即《法华经玄赞要集》，作者晚唐栖复，因其驻锡镜水寺，故又名《镜水抄》；《诠明抄》，全称作《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抄》，作者是辽代无碍大师诠晓（又名诠明），该书全本已经散佚，1974年在应县木塔中发现卷二、卷六。《摄释》《镜水抄》《诠明抄》三书都是对窥基《法华经玄赞》的疏解，所谓“释《玄赞》书也者”，皆为唯识宗的重要论疏。成寻读过《玄赞》，便问三藏是否有《摄释》和《镜水抄》，三藏说没有，但给了一部同样是解释《玄赞》的近人著作《诠明抄》。由此可知，当时北方还有僧人在研习唯识学，而关于《玄赞》的几种注本中，《诠明抄》可能流通较广。
在熙宁六年三月三日的日记中说道：“诸大乘师当时名僧等也。以笔言问答诸宗人人也。花（华）严宗二人师号耆年，有智人也。法相宗人人亦以高僧等也。北地无天台宗人，律宗理性宗多多也。”如此看来，其时与成寻笔谈的还有唯识宗的高僧大德。
在熙宁六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還载：“河北定州僧重智与三藏行者来拜，唯识宗人也。”这里又出现唯识宗的僧人。
凡此可见，唯识宗在当时并未消亡，北方一带仍有不少人传承、研习，成寻的以上记载可补本土史籍记载之不足，颇显珍贵。由于成寻该日记并非母语写作，其中存在一些不够规范的汉语词汇与语法，相关的佛学知识又属专门之学，这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成寻记述旅次涉及了许多历史地理信息，任何一位整理研究者都不可能尽得地利之便，因而若干相关问题尚待学界深入研究，譬如《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五年五月十二日条有以下文字：“辰三点，至同县（新昌）仙桂乡。亦土石，阿弥陀佛堂，寿昌寺僧正明知大师弟子行者性李建立。”校勘记中有编者按云：“亦，或‘赤’字。”事实是当时新昌县仙桂乡有一个赤土村，该村域内有一个石质的阿弥陀佛像供奉在佛堂中，叫石阿弥陀佛堂，是旧时浙东地方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佛堂向东通往沃洲与东岇山，向南通往天姥与天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石阿弥陀佛堂的地名，因为拗口而改成了小石佛寺。距小石佛寺南1500米处，即新昌南明街道仙桂行政村赤土自然村。
瑕不掩瑜，随着阅读与研究的深入，期待并相信该书极高的史料价值会越来越被重视，被发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僧人与酒
僧人饮酒，这个话题很容易引来读者的诟病，但在成寻及其所处的时代，似乎并不见忌讳，该日记中，“酒”字凡出现119处，分别出现在哪些场合呢？出现频率这么高，其实什么场合都有，非常普遍，也十分自然，譬如，熙宁五年九月七日，在杭州，“巳时，出船，召取杭州兵士一人、梢工一人，吃酒”；同年十二月九日，在太原府平晋驿，“食次有酒、珍果十种许”，几乎是漫不经心的流水账，读来反觉亲切而真实。通观全书，该书所载饮酒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成寻等一干人在旅次自主饮酒，如熙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在代州：
出驿向东，出州门。渡大桥。向东行廿五里，于店家吃酒果。
（熙宁六年五月）廿六日，未时，还船，于西湖船，船头等吃酒果等。
店家、西湖船头，显然是公共场所，因此可以说，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僧人饮酒视作洪水猛兽，虽然佛门有“杀盗淫妄酒”五戒的律条，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第五戒，无论是僧界还是俗世都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寒山诗》和《水浒》中的鲁智深都有若干饮酒的细节。
其次是官府送酒。对于成寻这样一个在日本已有相当高的名声和地位的密宗阿阇黎，北宋官方总是“优与盘缠，沿路州军，厚与照管，量差人船”，日记中隔三差五地能看到他们收受官府美酒的记载：
（六年六月）十日，至州（明州）前，知府送米一硕、面一石、法酒十瓶。
（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至代州内崇轺驿，广大州也，有都督府。代州大卿储斋并酒果，诸僧饱满。
六年三月廿八日，成寻因祈雨感应灵验，被神宗赐号“善慧大师”，“大卿、少卿、三藏、文鉴大师等同坐闻之。谏议来，即立见参毕。宣赐茶酒，使臣李供奉令持茶果来”。
“法酒”一词，在该日记中共出现8次，看来即使是官方也并不忌讳僧人饮酒，甚至将这宫中饮用的美酒频繁赏赐给成寻等人。宣赐“善慧”大师法号时，同时也赏赐了茶酒，这一则材料是关于北宋僧人饮酒最权威的官方证明了。
（六年五月）七日，当州（润州）知府送酒小三瓶，使与五十文了。
（六年五月）二日，到着扬州府，申時，知府给事中送白米三斗、酒四瓶、面粉二斤。
明州、扬州、润州、代州……一路上官府迎送，且总有美酒伺候，如果是偶一为之也就不足论，可这几乎成了惯例，联想到同时司马光《书仪》中的筮仪，斋戒有“饮酒而不至乱，食肉不茹荤”的要求，占筮是一种与神灵沟通的行为，筮前也需要饮酒，只是限于不至乱，对其时僧人饮酒也不妨作如是观。
其三是寺院、僧人宴请饮酒：
（五年闰七月）十日，晚，还寺，从寺主许有请，一行皆参，有果、茶药、酒等。七时行法了。
（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戌时，从三藏房被送酒大一瓶，珍果三种。
（五年十二月）卅日，戌时，堂庄严了。三藏切请，参向吃酒，珍果十二种、菜五种、汁五度、饭等。
（六年正月）廿日，照大师送酒一瓶、果子、风乐三丸。
在诵经前后，在大年除夕，在三藏房，在庄严的佛堂上，皆有饮酒的记载，其中还真看不出有僧人饮酒的禁忌。
其四是成寻宴请僧人饮酒：
（六年正月）初七日，戌刻，以果子十二种、酒请照大师，令吃已毕。次请丈夫国二人、可道典座，令吃酒果毕。
（六年正月）十三日，戌时，请丈夫国吉祥典座可道，令吃茶、果、酒毕。
（六年三月）十二日，戌时，三藏送酒一瓶子，召取照大师共吃了。
夜静更深，来自东亚与西亚的两拨僧人，在大宋的汴京，品尝着美酒珍果，有时甚至还是流水席，但无妨他们心中有佛，这是当时佛教的生态吧。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五年十二月十日记：
未时，酒十五瓶送之。予四，老小师二人、通事各二，五小师各一，瓶如前，每瓶一斗。即通事二瓶留下，十三瓶返上已了，依思罪报也。
笔者的友人游原勇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佛学，跟他谈起这个细节，原勇君推测道：“一路上喝了这么多酒，也就这句‘依思罪报也’，稍微流露出一点出家人的惭愧心与忏悔心。”如此看来，在当时，酒戒多少还是在的，只是教内外对持戒多持十分宽容的态度。
物价
成寻这部日记中，保留了许多生活细节，其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他们一路上的开支，这就给后人保留了许多关于北宋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譬如当时各种服务与货物的价格，这里摘取若干，或可窥北宋经济社会的某些面貌。
（五年四月）十七日，自料买丝鞋一足，直（值）八十文。
（四月）十八日，赖缘供奉、快宗供奉、圣秀各买丝鞋一足，直各卌文。
五月七日，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
鞋子40到80文一双，米80文一斗，这是当时杭州的价格。
（六年）二月十四日，以百文沐浴了。
（六年）三月廿五日，沐浴了，与百文毕。买《不空三藏碑》二本，各百廿文，《大证禅师碑》百卅十文，《大达法师碑》百五十文。
（六年）四月六日，买取《千钵文殊经》一部十卷、《宝要义论》一部十卷、《菩提离相论》一卷、《广释菩提心论》一部四卷、《圆集要义论》四卷、《祥符法宝录》廿一卷、《正元录》二卷，与钱一贯五百文了。
以上是汴京沐浴、碑帖、书籍的价格，1500文钱购买52卷书，平均一卷近30文，无论就今天的宋版书，还是从当时出版印刷这个朝阳产业看来，书价还是很便宜的，而且，像汴京这样的都市，当时书籍的流通看来也比较顺畅，譬如成寻谓“北地无天台宗人”，但在六年四月三日，在汴京，“买来天台教九十余卷”。 （五年）五月十一日，与二百廿文，（自注：家主志百文，房赁五十文，轿子功七十文。）赖缘供奉私以六百七十文钱雇二人，乘轿。余人徒行，过卅五里，至新昌县。以钱九十八文与夫十三人酒料了。过十五里，至王婆亭陈公店宿。与家主坊功五十文钱了。
两次房钱都是五十文，这是通往国清寺的剡县（今嵊州）与新昌县客栈价目，接近6升米的价格，在这样的客栈住两晚的开销，刚好够在汴京洗一次澡。
（五年五月）十三日，赖缘供奉出钱百五十八文，十三人令吃酒。
（五年七月）廿六日，午时，去天台县。谒推官，示人力，到剡县料。轿人各与廿四文钱了。
掷下12文钱，可以在天台县城边小酌一次。天台剡县间约185千米，陆路两天行程，24文，这是当时一个轿夫的工钱，价格低得出奇。
也有贵得出奇的：
（五年）十月廿日，温州雁荡山僧二人来会。绵一百五两持来，直钱八贯四百文下了。
绵每两约值80文，刚好是杭州一斗米的价格，前文丝鞋一双40文或80文，估计是徒有其名了。
还有更贵的：
（六年四月）十日，张行者以五贯四百文买紫纱三疋来，为充夏单衫、袈裟、裙也。以四百五十文买皮鞋一足来，笼子锁钥一个百三十文云云。
皮鞋价格是普通丝鞋的小十倍或五倍。紫纱一匹值1800文，每匹紫纱可换米22.5斗，书60卷，或者可在汴京沐浴18次。此前一天，日记还记载：“圣秀并通事向印经院买来《大教王经》卅卷，《除盖障所问经》廿卷，与一贯二百文了。”1200文买了50卷经，这是直接向汴京印经院购买，节省了中间环节，每卷计24文，正好是轿夫从天台到剡县两天的工钱，但如果与紫纱换算，则一匹紫纱可向印经院购买75卷经书，或者向汴京书肆购买60卷经书。丝绸价格高企，不免联想起上游的桑蚕与下游的丝绸之路，这是研究北宋经济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忽然觉得白居易笔下那个卖炭的老丈，以明显夸大到千余斤的一车炭换得宫内“半匹红纱一丈绫”，这趟出车是不是赚大了？
再看大宗商品：
（五年十月）卅日，（汴京）马二疋买，一疋直十贯，一疋直九贯，税钱八百十五文，合廿贯也。
十一月五日，卖马两疋，直十五贯钱，本十贯，今八贯；本九贯，今七贯。路间饲马，有多烦，仍卖了。
后者已离开汴京，在通往五台山的郑州地界，除了因不胜其烦而急于出手外，外乡与首都的价差也是一个因素。这里还透露了一点北宋税制与税法的信息，无意中得之，一乐也。设想一下，如果一個轿夫每天在剡县与天台之间抬轿，奔忙两年，还不够在汴京买一匹马的。物以稀为贵吧，北宋长期积弱，是否与这一战略物资的严重匮乏有关？
北宋佛教生态
《参天台五台山记》毕竟是一个僧人的日记，记载最详细也最有价值的自然是有关北宋时期佛教的信息。
从该日记中，我们能看到北宋时期佛教繁盛的大概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对域外的影响持续而深刻，成寻等人经历“此间辛苦，不可宣尽”，“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等的艰辛，渡海来参天台五台山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熙宁五年十二月底，成寻等参五台山回汴京后，复有如下记载：
从中印度摩竭提国到来，经廿二年云云，见其容貌，最可云奇特。同见中天竺僧二人、五天竺西北丈夫国僧二人。中天（竺）两人从陆地西蕃来……丈夫二人从南海来，着广州，今月着当院。
由此可见，虽然大规模遣唐使成为历史，但文化的惯性不可小觑，中国佛教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辐射力。
二是僧众数量庞大，佛寺规模宏伟，日记浓墨重彩地记载了沿途许多佛寺：五年四月廿四日，载“（杭州）龙华宝乘寺《金刚经》会，廿三、四、五三个日斋，每日二千人云云”，同月廿九日，先后记杭州兴教寺、净慈寺格局，皆甚齐整，并谓后者“寺内三町许，重重堂廊，敢以无隙，以造石敷地，面如涂漆”；次年五月廿六日，参杭州天竺寺，见“寺主房百余人学问天台教”；五年九月十日，“参（镇江）金山寺，一名浮玉岛。江中孤绝山也，不令女人入山。看经院内，八十余人各居经，先读一切经。泛海楼内，有等身释迦像，如今日见第一庄严寺也”；十一月十三日，记潞州开元寺，“辰时，道俗男女数千人来拜，施钱香等”；又如对扬州寿宁寺、龙兴寺、江苏盱眙普照王寺、汴京启圣禅院、大相国寺等，还有如郑州灵显王庙这样的民间宗教场所，都不吝笔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至于对此行目的地天台和五台山诸寺，记录就更加详尽细致，极有参考价值。
三是士民的佛学修养普遍较高，对佛教中人的态度也甚为友好。日记中反复出现沿途热烈的迎送场面，以及“尽善穷美，珍果肴膳，种种不可记尽”的款待画面，熙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在代州界，日记有如下记载：
卯一点，大卿被送粥。同四点，被送路食：馂馅五十、心饼五十、粮饼五十、作饭五十、法酒二瓶。辰一点，门前马铺十疋来，马铺十人如例为担人。
从中可见，除了缺少沿途各接待点名目繁多的水果外，接待可谓体贴周到。
此前八月八日，在浙江剡县，“知县国博、仙尉、秘书监务奉职三人县官来，点茶汤”，地方上主要官员都来迎候了。接下来一段对话颇有禅机，也很能反映当时地方官员的佛学修养：
知县问云：“见佛无定处，何遥礼圣迹？”答云：“法界皆道场，见佛无定处，佛种从缘起，是故礼圣迹。”感喜不少。笔言问答，重重也。长老入夜淡柿持来，笔言问答，数刻退归。
看来成寻此行到剡，在当时也算是这个浙中古县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六年五月十四日，在苏州，日记有如下记载：“行堂浴，沐浴，浴主不取僧钱，最道心者也。”浴主不取僧钱，看得出来，成寻很享受这一特权，尽管他不缺钱。又如，五年三月十三日，成寻一干人在天台，“至陈七叔家，休息，诸人吃茶。虽与钱，家主不取”，从中也可见当时市井社会对僧人乃至佛教的正面态度。 中国佛教的唯识宗（又名法相宗，因为弘法道场在西安大慈恩寺，所以又名慈恩宗）肇始于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大兴于其门人窥基（632—682），然而，辉煌不过百年，唯识宗在此宗殿军智周（668—723）圆寂后走向衰落。而宋代唯识宗的传承，我国本土传世文献虽然偶尔有所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在成寻日记中，有三处明确记载，在熙宁六年二月廿八日的日记中云：
入夜，三藏有请，即参向，储种种珍菓，有酒茶。北地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赞》由被告示，小僧问：“《摄释》《镜水抄》有无？”答无由，给以契丹僧作《诠明抄》，释《玄赞》书也者。三藏问：“八解脱大小乘观差别？”以天台义答了 。
以上对话中提及的《玄赞》，作者窥基，他以唯识宗的立场注解《法华经》，故名《法华经玄赞》，简称《玄赞》；《摄释》，系《法华经玄赞摄释》的简称，作者智周，师从窥基的弟子慧沼，得慈恩宗嫡传；《镜水抄》，即《法华经玄赞要集》，作者晚唐栖复，因其驻锡镜水寺，故又名《镜水抄》；《诠明抄》，全称作《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抄》，作者是辽代无碍大师诠晓（又名诠明），该书全本已经散佚，1974年在应县木塔中发现卷二、卷六。《摄释》《镜水抄》《诠明抄》三书都是对窥基《法华经玄赞》的疏解，所谓“释《玄赞》书也者”，皆为唯识宗的重要论疏。成寻读过《玄赞》，便问三藏是否有《摄释》和《镜水抄》，三藏说没有，但给了一部同样是解释《玄赞》的近人著作《诠明抄》。由此可知，当时北方还有僧人在研习唯识学，而关于《玄赞》的几种注本中，《诠明抄》可能流通较广。
在熙宁六年三月三日的日记中说道：“诸大乘师当时名僧等也。以笔言问答诸宗人人也。花（华）严宗二人师号耆年，有智人也。法相宗人人亦以高僧等也。北地无天台宗人，律宗理性宗多多也。”如此看来，其时与成寻笔谈的还有唯识宗的高僧大德。
在熙宁六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還载：“河北定州僧重智与三藏行者来拜，唯识宗人也。”这里又出现唯识宗的僧人。
凡此可见，唯识宗在当时并未消亡，北方一带仍有不少人传承、研习，成寻的以上记载可补本土史籍记载之不足，颇显珍贵。由于成寻该日记并非母语写作，其中存在一些不够规范的汉语词汇与语法，相关的佛学知识又属专门之学，这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成寻记述旅次涉及了许多历史地理信息，任何一位整理研究者都不可能尽得地利之便，因而若干相关问题尚待学界深入研究，譬如《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五年五月十二日条有以下文字：“辰三点，至同县（新昌）仙桂乡。亦土石，阿弥陀佛堂，寿昌寺僧正明知大师弟子行者性李建立。”校勘记中有编者按云：“亦，或‘赤’字。”事实是当时新昌县仙桂乡有一个赤土村，该村域内有一个石质的阿弥陀佛像供奉在佛堂中，叫石阿弥陀佛堂，是旧时浙东地方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佛堂向东通往沃洲与东岇山，向南通往天姥与天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石阿弥陀佛堂的地名，因为拗口而改成了小石佛寺。距小石佛寺南1500米处，即新昌南明街道仙桂行政村赤土自然村。
瑕不掩瑜，随着阅读与研究的深入，期待并相信该书极高的史料价值会越来越被重视，被发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