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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也是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耕地面积约有1.6亿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87%，有一半国土已开垦为耕地，全国有近7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即便如此，食品匮乏依然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印度期望一场以科技和市场化为驱动力的新绿色革命，根本改变印度农业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
近日，印度巴巴原子研究中心（BARC）主任Sekhar Basu表示，“未来绿色革命应该始于核科学，它可以提供能够抵御干旱、虫灾和盐度的种子，并提高产量。”但这毕竟只是研究人员对未来的一种预估，具体要如何走？各方还有待时日取得共识。
86岁的印度人谷恰兰·辛·卡卡特还记得20世纪发生在印度的一次最严重的饥荒。1943年，4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此后20年，印度必须每年进口数百万吨谷物以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旱，民不聊生。当时，美国育种专家博·伯劳格和印度研究人员合作，将他的高产麦种引入了印度旁遮普邦，这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色革命”。
1968年，印度农学家报告称，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与传统品种相比，产量可提高至原先5至10倍。那年3月，“绿色革命”一词诞生，特指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促升粮食产量。
当时，卡卡特是旁遮普邦主管农业的官员。到1970年，农民付出同样的劳动已经可以获得相当于原来3倍的收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盈余的粮食。”卡卡特说，“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以腾出教室放置收获的麦子。”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很多人认为，“绿色革命”转变了上世纪前半时期的全球饥荒局面，并拯救了大约100万个生命。在这一时期里，印度经历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
在粮食危机的阴影下，印度政府把加快发展农业作为一个重点。农业部受命制定一项农业发展新战略并于1965年9月向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国家开发委员会提出一个题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战略和计划》的方案。这个由英·甘地总理授意制定的新战略最明显的特点是，它同以往尼赫鲁所主张的“土改、合作加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老战略的决裂，它绕过了农村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种姓关系的难题，致力于引进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
新战略综合了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机构和福特基金会及印度国内专家们所提出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中推广使用优良品种以及相应的配套技术，增加农业投入，选择一些土地耕种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实施现代农业技术一揽子计划。按照新战略的具体规定，印度要在1971年以前使全国12%的良田采用高产品种，实施特别集约的耕种计划，使粮食总产量从1964～1965年度的9000万吨提高到1970～1971年度的1.25亿吨，即增产38%。
这场以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种为开始标志的绿色革命大约持续了10年。在这场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有三个：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业投入和改善配套服务，如强化在水利、能源、种籽、化肥和信贷方面的支持力度；实施刺激并保持农业生产和消费的配套公共政策，如决定对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由国营粮食公司进行收购和储存。
从1966年度到1976年度，印度粮食总产量从7235万吨增至12103万吨，增幅达67.28%。从1977年起，印度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并一直保有2000万吨的储备粮。1978年以后，印度连续三年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尽管净出口额很少。1987年印度遭受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由于政府掌握的储备粮达到2360万吨，虽然当年因粮食配售和赈灾用去了2200万吨储备粮，但在补进收购的粮食后，到1988年初政府仍保有1401万吨储备粮。1991年初，印度储备粮再次回升到1910万吨。
“绿色革命”的奇迹如今在印度旁遮普邦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已基本停止，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骤降。成千上万亩的耕地成了盐碱地、泡水地。40多年的密集灌溉、施肥、使用农药，极大地破坏了旁遮普邦的土壤，也伤害了那里的居民，这里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在尘土飞扬的不提瓦拉村，留着飘逸长须、头戴蓝色长巾的村长老贾格瑟·辛说：“医生说，我们这里的癌症可能是水质不好引起的，我们这里的水被农药污染了，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喝这些毒水。”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癌症病例肯定是由农药引发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旁遮普邦农民的血液中、地下水中、蔬菜里、甚至母乳中都检测出了长期不能分解的农药。因为从马尔瓦区坐火车到比卡内尔癌症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所以那趟火车被叫做“癌症快车”。政府很重视这一现象，花了一大笔资金为受害最重的村庄兴建逆渗透水处理厂。
此外，越来越昂贵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旁遮普邦农民的沉重负担，让很多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研究发现，1988～2006年，旁遮普邦接受统计的93个村子里就发生了1400多起农民自杀事件。据某些团体估计，旁遮普邦在那段时间的自杀人数共计为4万～6万。其中，很多人喝农药或者上吊。
“绿色革命带给我们的只有衰败。”贾贾尔村的退休教师加奈尔·辛说：“它毁了我们的土壤、环境、地下水，从前村子里有个市集，大家常聚在一起放松，很开心。现在，我们则是在医院聚会。政府为了使粮食增产，牺牲了旁遮普邦人民的健康。”
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知名土壤学教授拉坦·拉尔就是其中之一。他1963年毕业于旁遮普大学。他认为，大多数问题来源于滥用而不是正确采用“绿色革命”的技术，包括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灌溉。当地农民还清除田里剩下的所有作物，相当于把土里的养分都清走了。“我知道水质恶化和水位下降的问题。”拉尔说，“我们付出了饮用水的代价，但如若不这样，人们连命都保不住。”
早在1976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1963～1967年间和1971～1975年间南亚和东南亚的年均稻米产量增长率都低于1.5%，在其中几个国家中甚至低于1%。这是水田的稻米产量；在旱地农业产量方面同样没有什么突破。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世纪80年代亚洲稻米产量的增长速率急剧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年均2.6%的增长率下降到1981年的1.5%。这些结论都表明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绿色革命”的好处。自从引进了伯劳格开发的新品种，印度就没出现过饥荒，全世界的谷物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绿色革命”真能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吗？2008年，一项名为“国际农业知识科学与科技发展评估”的研究指出，过去30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并没有让世界上的穷人获得更多食物。因此，许多农学家和农民相信，解决目前的粮食危机得靠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进入瓶颈之后，如何推动农业发展再次成为印度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印度官方和学界著名人士一致认为，要实现“印度崛起”这一宏伟目标，首先必须解决农业增产的问题。
2005年月10月16日，被称为印度绿色革命之父的著名农学家斯瓦米纳坦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坦率承认：“农村的情况真是糟透了，如果我们不改善农业部门，整个国民经济将受到危害。”他呼吁在农村实行电子化革命，使农产品价格透明化，推广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多样化过程中对所有农产品进行“革命”。
2006年1月3日，辛格总理在印度科学大会第93届年会的开幕式上吁请科技界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指出，过去30年农民从科技贡献中已得到很多好处，但还有很多事要做。第一次绿色革命释放出来的技术和战略已经耗尽自己的能量，印度农业必须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
辛格认为，第一次绿色革命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对旱地农业没有好处；二是只对大农庄和大农户有利。因此，这一次绿色革命要特别关注旱地农业，而且要适应小农和边际农的需要。优良品质和科学技术推广的范围不仅包括粮食作物，还应当普及到非粮食作物、果蔬以及其他新的农产品种。第二次绿色革命应该同时对农业和农村制造业提供新技术，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了落实第二次绿色革命计划，斯瓦米纳坦建议把2006～2007年度定为印度农业振兴年，并提出一个堪称第二次绿色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了5项振兴印度农业的措施：
提升土地健康程度。由农业大学、研究所、农民科学中心、化肥公司、邦政府农业部和农民协会通力合作，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手段提高土地生产潜力。
改进水利管理体系。重视雨水的收集和储存，对雨水、地下水、河水等进行综合利用；对现有的水井、塘坝等各种水利设施进行全面维修；通过立法管理水资源分配。
改善农村信贷和保险。为了提高小农生产和避免农民频频自杀，政府将考虑改革农村信贷，对银行系统提供支持，使农作物贷款年利率降低到4%。中央和邦政府必须建立农业风险基金，为灾区农民提供援助。
推广生物和信息技术。在每一个村社选择一对男女青年，对他们进行新技术的专门培训，从而建立一支全国性农村科技队伍。
完善农产品市场。一个有保证和有利可图的市场是农业赖以生存和农民维持生计的关键。市场改革必须从生产计划开始，贯穿于种植—销售—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实际上，农业复兴的一个关键举措，是改变目前既剥削了农民也掠夺了农地的掠夺性农业发展方式。现在进行的集约耕种模式，不加区别地使用杀虫剂、化肥和杀菌剂，盲目使用地下水，从而让土地变得贫瘠，农民变得更穷困。集约耕种的长期效率没能得到体现。
从2004年开始，印度政府开始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核心是借助全面的现代科技进步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因此也被批评者认为是“科技决定论”。可以看到，目前科技进步已经不是唯一的推动力，农业市场化、农产品商品化等新举措，有望根治印度农业积贫积弱的顽疾。
近日，印度巴巴原子研究中心（BARC）主任Sekhar Basu表示，“未来绿色革命应该始于核科学，它可以提供能够抵御干旱、虫灾和盐度的种子，并提高产量。”但这毕竟只是研究人员对未来的一种预估，具体要如何走？各方还有待时日取得共识。
86岁的印度人谷恰兰·辛·卡卡特还记得20世纪发生在印度的一次最严重的饥荒。1943年，4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此后20年，印度必须每年进口数百万吨谷物以解决吃饭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旱，民不聊生。当时，美国育种专家博·伯劳格和印度研究人员合作，将他的高产麦种引入了印度旁遮普邦，这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色革命”。
1968年，印度农学家报告称，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与传统品种相比，产量可提高至原先5至10倍。那年3月，“绿色革命”一词诞生，特指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促升粮食产量。
当时，卡卡特是旁遮普邦主管农业的官员。到1970年，农民付出同样的劳动已经可以获得相当于原来3倍的收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盈余的粮食。”卡卡特说，“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以腾出教室放置收获的麦子。”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很多人认为，“绿色革命”转变了上世纪前半时期的全球饥荒局面，并拯救了大约100万个生命。在这一时期里，印度经历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
在粮食危机的阴影下，印度政府把加快发展农业作为一个重点。农业部受命制定一项农业发展新战略并于1965年9月向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国家开发委员会提出一个题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战略和计划》的方案。这个由英·甘地总理授意制定的新战略最明显的特点是，它同以往尼赫鲁所主张的“土改、合作加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老战略的决裂，它绕过了农村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种姓关系的难题，致力于引进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
新战略综合了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机构和福特基金会及印度国内专家们所提出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中推广使用优良品种以及相应的配套技术，增加农业投入，选择一些土地耕种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实施现代农业技术一揽子计划。按照新战略的具体规定，印度要在1971年以前使全国12%的良田采用高产品种，实施特别集约的耕种计划，使粮食总产量从1964～1965年度的9000万吨提高到1970～1971年度的1.25亿吨，即增产38%。
这场以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种为开始标志的绿色革命大约持续了10年。在这场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有三个：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业投入和改善配套服务，如强化在水利、能源、种籽、化肥和信贷方面的支持力度；实施刺激并保持农业生产和消费的配套公共政策，如决定对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由国营粮食公司进行收购和储存。
从1966年度到1976年度，印度粮食总产量从7235万吨增至12103万吨，增幅达67.28%。从1977年起，印度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并一直保有2000万吨的储备粮。1978年以后，印度连续三年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尽管净出口额很少。1987年印度遭受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由于政府掌握的储备粮达到2360万吨，虽然当年因粮食配售和赈灾用去了2200万吨储备粮，但在补进收购的粮食后，到1988年初政府仍保有1401万吨储备粮。1991年初，印度储备粮再次回升到1910万吨。
“绿色革命”的奇迹如今在印度旁遮普邦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产量的增长趋势已基本停止，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骤降。成千上万亩的耕地成了盐碱地、泡水地。40多年的密集灌溉、施肥、使用农药，极大地破坏了旁遮普邦的土壤，也伤害了那里的居民，这里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在尘土飞扬的不提瓦拉村，留着飘逸长须、头戴蓝色长巾的村长老贾格瑟·辛说：“医生说，我们这里的癌症可能是水质不好引起的，我们这里的水被农药污染了，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只能喝这些毒水。”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癌症病例肯定是由农药引发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旁遮普邦农民的血液中、地下水中、蔬菜里、甚至母乳中都检测出了长期不能分解的农药。因为从马尔瓦区坐火车到比卡内尔癌症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所以那趟火车被叫做“癌症快车”。政府很重视这一现象，花了一大笔资金为受害最重的村庄兴建逆渗透水处理厂。
此外，越来越昂贵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旁遮普邦农民的沉重负担，让很多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研究发现，1988～2006年，旁遮普邦接受统计的93个村子里就发生了1400多起农民自杀事件。据某些团体估计，旁遮普邦在那段时间的自杀人数共计为4万～6万。其中，很多人喝农药或者上吊。
“绿色革命带给我们的只有衰败。”贾贾尔村的退休教师加奈尔·辛说：“它毁了我们的土壤、环境、地下水，从前村子里有个市集，大家常聚在一起放松，很开心。现在，我们则是在医院聚会。政府为了使粮食增产，牺牲了旁遮普邦人民的健康。”
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知名土壤学教授拉坦·拉尔就是其中之一。他1963年毕业于旁遮普大学。他认为，大多数问题来源于滥用而不是正确采用“绿色革命”的技术，包括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过度灌溉。当地农民还清除田里剩下的所有作物，相当于把土里的养分都清走了。“我知道水质恶化和水位下降的问题。”拉尔说，“我们付出了饮用水的代价，但如若不这样，人们连命都保不住。”
早在1976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1963～1967年间和1971～1975年间南亚和东南亚的年均稻米产量增长率都低于1.5%，在其中几个国家中甚至低于1%。这是水田的稻米产量；在旱地农业产量方面同样没有什么突破。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世纪80年代亚洲稻米产量的增长速率急剧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年均2.6%的增长率下降到1981年的1.5%。这些结论都表明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绿色革命”的好处。自从引进了伯劳格开发的新品种，印度就没出现过饥荒，全世界的谷物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绿色革命”真能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吗？2008年，一项名为“国际农业知识科学与科技发展评估”的研究指出，过去30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并没有让世界上的穷人获得更多食物。因此，许多农学家和农民相信，解决目前的粮食危机得靠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进入瓶颈之后，如何推动农业发展再次成为印度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印度官方和学界著名人士一致认为，要实现“印度崛起”这一宏伟目标，首先必须解决农业增产的问题。
2005年月10月16日，被称为印度绿色革命之父的著名农学家斯瓦米纳坦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坦率承认：“农村的情况真是糟透了，如果我们不改善农业部门，整个国民经济将受到危害。”他呼吁在农村实行电子化革命，使农产品价格透明化，推广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多样化过程中对所有农产品进行“革命”。
2006年1月3日，辛格总理在印度科学大会第93届年会的开幕式上吁请科技界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指出，过去30年农民从科技贡献中已得到很多好处，但还有很多事要做。第一次绿色革命释放出来的技术和战略已经耗尽自己的能量，印度农业必须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
辛格认为，第一次绿色革命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对旱地农业没有好处；二是只对大农庄和大农户有利。因此，这一次绿色革命要特别关注旱地农业，而且要适应小农和边际农的需要。优良品质和科学技术推广的范围不仅包括粮食作物，还应当普及到非粮食作物、果蔬以及其他新的农产品种。第二次绿色革命应该同时对农业和农村制造业提供新技术，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了落实第二次绿色革命计划，斯瓦米纳坦建议把2006～2007年度定为印度农业振兴年，并提出一个堪称第二次绿色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了5项振兴印度农业的措施：
提升土地健康程度。由农业大学、研究所、农民科学中心、化肥公司、邦政府农业部和农民协会通力合作，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手段提高土地生产潜力。
改进水利管理体系。重视雨水的收集和储存，对雨水、地下水、河水等进行综合利用；对现有的水井、塘坝等各种水利设施进行全面维修；通过立法管理水资源分配。
改善农村信贷和保险。为了提高小农生产和避免农民频频自杀，政府将考虑改革农村信贷，对银行系统提供支持，使农作物贷款年利率降低到4%。中央和邦政府必须建立农业风险基金，为灾区农民提供援助。
推广生物和信息技术。在每一个村社选择一对男女青年，对他们进行新技术的专门培训，从而建立一支全国性农村科技队伍。
完善农产品市场。一个有保证和有利可图的市场是农业赖以生存和农民维持生计的关键。市场改革必须从生产计划开始，贯穿于种植—销售—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实际上，农业复兴的一个关键举措，是改变目前既剥削了农民也掠夺了农地的掠夺性农业发展方式。现在进行的集约耕种模式，不加区别地使用杀虫剂、化肥和杀菌剂，盲目使用地下水，从而让土地变得贫瘠，农民变得更穷困。集约耕种的长期效率没能得到体现。
从2004年开始，印度政府开始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核心是借助全面的现代科技进步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因此也被批评者认为是“科技决定论”。可以看到，目前科技进步已经不是唯一的推动力，农业市场化、农产品商品化等新举措，有望根治印度农业积贫积弱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