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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爱吃面，最爱吃面的非陕西人莫属。面食品类，陕西花样最多。陕西面食文化，可追溯到西周。在首届中国面食文化节上，饮食专家王明德说：“世界面条故乡在中国，中国面条故乡在陕西。”
在陕西寻找面的故事，不得不提三位名家：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贾平凹笔下，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展现了陕西传统的民俗风情。在许多作品中，贾平凹写到了陕西乡村百姓的日常饮食，尤其是面条。
贾平凹恨不得写尽陕西所有面条的种类，如《秦腔》中的捞面、浆水面、酸汤面，《高老庄》中的鸡蛋挂面，《过会》中的拉面、炉齿面、丢面、炸酱面、涎水面，《土门》中的糁糊汤面，《走三边》中的荞面拉面、豆片丢面，《关中论》中的渭南乒乓面、长安粘（音rán）面、兴平涎水面、岐山吊面、武功扯面、大荔拉面、三原削面，等等。
在《高兴》中，贾平凹就以笔下人物的口吻，如此表述：“我吃饭是讲究的。就说吃面吧，我不喜欢吃哨（臊）子面，也不喜欢吃油泼面，要吃在面条下到锅里了再和一些面糊再煮一些菜的那种糊涂面。糊涂面太简单了吧，不，面条的宽窄长短一定要标准，宽那么一指，长不超过四指，不能太薄，也不能过厚。面条下进锅，要一把旺火立即使水滚开，把面条能膨起来。再用凉水和面粉，包谷面粉，拿筷子迅速搅成糊糊，不能有小疙瘩，然后沿锅边将糊糊倒进去，又得不停地在锅里搅，以免面糊糊裹住了面条。然后是下菜，菜不能用刀切，用手拧。吃这种面条一定得配好调料，我就告诉石富，盐重一点，葱花剁碎，芫荽呢，还得芫荽，蒜捣成泥状，辣子油要汪，醋出头，白醋最好，如果有些韭花酱，味儿就尖了。”
一个“尖”字，用绝了，老陕对一碗面的追求淋漓尽致。谈起写作时习惯于用笔，而不是电脑，贾平凹也要以面条作喻：“我喜欢用笔写作，也习惯了。用电脑快，但一个作家一生能写多少字呢，写不了多少的，何况手擀面条总比机器压出来的面条好吃。”
《我是农民》大约是贾平凹最珍视的自传了，其中的《初中生活》篇讲述了父亲第一次带他到商镇的情景。他们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主人就是棣花街人，父亲和他聊天时，贾平凹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捞出的时间长，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
在《我不是个好儿子》一文中，贾平凹则更多地回忆了母亲。小时候，母亲管着一家人的吃和穿，白天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切红薯片，或纺线纳鞋底，在门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据贾平凹写，“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里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孩子们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就偷偷溜回家，盼着客人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通常锅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掺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掺和菜了。”
那时少粮缺柴，生活苦巴，但孩子们倒快活得要死，只是，“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贾平凹和弟弟合推磨棍子，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地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过箩，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磕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
“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窗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
张艺谋爱吃面。据张伟平说，生活中的张艺谋“一碗面条就行，现在也是，特别简单。”从五星级大酒店里的昂贵面条，到街头小餐馆里的便宜面条，张艺谋都爱吃，而且吃得热火朝天，似乎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
2006年，张艺谋的舅舅、当时75岁身在昆明的张廼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张艺谋童年时非常能吃苦，“那个年代非常贫苦，闹饥荒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一家人如果一顿饭能有一碗面条吃就是非常幸福的事了。有一次，他们家刚好煮好面条，他爸爸去叫他来吃饭，刚刚端起面条的张艺谋不小心就把面条打泼了撒了一地，被他父亲打了一巴掌。他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谁都哄不好。哭着就去睡了，半夜的时候，他姨妈就去看他。当时，他听到他姨妈要去看他，本来醒着的他却装睡，这孩子非常懂事，一点都不闹。”
在宣传《三枪》时，张艺谋透露自己也是做油泼辣子面的高手，“过去插过队，和面、擀面，像电影那种把面擀那么大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跳那个转面舞我可不成。”
说起来，《三枪》的英文名就是“一碗面条的简单故事”。
拍摄时，就是因为这几碗面，张艺谋发了大脾气。拍摄时，面已经煮好，葱花、香菜等各种调料也放好了，可到了往碗里放辣椒的时候，张导立刻叫停：那么多种辣椒面，为什么你们拿的颜色是最不红的一种？
张艺谋的坚持不无道理，其实这几碗面中最重要的就是辣椒。因为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西北，越是鲜红的辣椒，越能表现出人物那种浓烈、火爆的个性。而道具准备的辣椒面颜色发黄，对苛求细节的张艺谋来说，当然不满意。大家连忙按照张导的要求，去找辣椒面。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颜色鲜红的辣椒面，张导一看，这次的辣椒面，在颜色上达到了要求。然而当勺子把辣椒面放到碗中的时候，细心的张导又发现了新问题：磨得太细，一看就太假。要知道西北人个性粗犷豪放，怎么会吃这种磨得如此精细的辣椒面呢？ 有人拿了一把干辣椒出主意：集体拿刀剁，剁碎不就行了吗？事实上，用刀剁出来的根本达不到效果。无奈中，剧组赶紧派人，从地处沙漠的片场赶到城里专程购买辣椒面。待张导仔细一看，无论颜色还是粗细都是自己想要的，才真正满意了。
到最后影片播映时，《三枪》中的这场油泼面的戏，以及那段“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的陕西RAP，最终广受好评。看了《三枪》，不少观众的最大感受就是被赵本山吃的那碗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馋倒了。
一位在美国公共电台工作的记者说，“特别是做面条的那段最搞笑。”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是挺逗的，比如做面条那段就很搞笑。”
电影《白鹿原》中，在武举人家，麦客们蹲在地上端着大老碗吃大宽面，吃完饭操起乐器唱老腔，黑娃等人还再端着大老碗，继续吃着大宽面听戏，这些包含了陕西八大怪中的四大怪：一是老碗像盆子，即碗盆分不开；二是面条又宽又厚又长，即面条像裤带；三是喜欢蹲在地上吃饭，即板凳不坐蹲起来；四是秦腔吼起来。
吃面，是《白鹿原》中反复出现的场景，饰演黑娃的段奕宏被安排在各种地方吃面，麦地里、戏台上、窑洞里。“看段奕宏大口吃面的样子感觉很美味，也想吃。”很多南方观众看到影片中饰演黑娃的段奕宏蹲在地上，端着一个比脸还大的粗瓷海碗，长长的筷子伸进大碗捞起一根宽宽的面条，稀里哗啦地吃着陕西著名的油泼面，“立马馋得不行了，电影里吃得那个香啊，恨不能抢过来”。吃一碗面条，成为看完《白鹿原》的“后遗症”；甚至有网友盘点：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中，段奕宏一共吃了几碗面？
陈忠实至今只吃妻子亲手擀的面条和家蒸的馒头，理由是“买来的没有粮食的香味”。据他40余年的至交老友、陕西作家徐剑铭透露，“陈忠实在乡下老家一个人创作《白鹿原》时，每隔一段时间要从乡下赶到城里去背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
1988年，陈忠实用积攒的五六千元翻盖了白鹿原上的祖屋，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着手完成《白鹿原》。在此之前，他每月挣六七十块钱，只要家里尚有白米白面，他的心中就很满足。那几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回到祖居小屋，随身行李中必然有一袋妻子准备的手擀面和半成品菜肉，均已切好拌好，下锅即熟，好像行军打仗的粮草。在陈忠实的自述中，可以想见他吃面的心情：“我一个人住在祖居的屋院，自己烧水煮面条，自己捅火炉取暖。我可以到灞河沙滩上漫步，伏天就在河水里洗涮汗斑；或者走上屋后白鹿原的北坡，享受顺坡而下的清风，那清风里变化着各种野花的香味。我又有接通地脉的踏实感觉。”
陈忠实的印象中，有一碗面条只能用“从容”来形容。那是农历1991年腊月25日的下午，“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一书中，陈忠实描述了自己这一刻的感觉，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
随后，陈忠实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我走下门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不过，很快就没有知觉了。”坐在河堤临水的一条石坝上，陈忠实点燃一支烟，“不记得坐了多久，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潮起，真想对着原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没有跳起来吼出来。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一丛菅草，顿时火苗哗哗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哔哔吧吧的响声，我被烟熏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那一刻，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
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陈忠实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一碗面条。陈忠实说：“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
在陕西寻找面的故事，不得不提三位名家：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贾平凹笔下，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展现了陕西传统的民俗风情。在许多作品中，贾平凹写到了陕西乡村百姓的日常饮食，尤其是面条。
贾平凹恨不得写尽陕西所有面条的种类，如《秦腔》中的捞面、浆水面、酸汤面，《高老庄》中的鸡蛋挂面，《过会》中的拉面、炉齿面、丢面、炸酱面、涎水面，《土门》中的糁糊汤面，《走三边》中的荞面拉面、豆片丢面，《关中论》中的渭南乒乓面、长安粘（音rán）面、兴平涎水面、岐山吊面、武功扯面、大荔拉面、三原削面，等等。
在《高兴》中，贾平凹就以笔下人物的口吻，如此表述：“我吃饭是讲究的。就说吃面吧，我不喜欢吃哨（臊）子面，也不喜欢吃油泼面，要吃在面条下到锅里了再和一些面糊再煮一些菜的那种糊涂面。糊涂面太简单了吧，不，面条的宽窄长短一定要标准，宽那么一指，长不超过四指，不能太薄，也不能过厚。面条下进锅，要一把旺火立即使水滚开，把面条能膨起来。再用凉水和面粉，包谷面粉，拿筷子迅速搅成糊糊，不能有小疙瘩，然后沿锅边将糊糊倒进去，又得不停地在锅里搅，以免面糊糊裹住了面条。然后是下菜，菜不能用刀切，用手拧。吃这种面条一定得配好调料，我就告诉石富，盐重一点，葱花剁碎，芫荽呢，还得芫荽，蒜捣成泥状，辣子油要汪，醋出头，白醋最好，如果有些韭花酱，味儿就尖了。”
一个“尖”字，用绝了，老陕对一碗面的追求淋漓尽致。谈起写作时习惯于用笔，而不是电脑，贾平凹也要以面条作喻：“我喜欢用笔写作，也习惯了。用电脑快，但一个作家一生能写多少字呢，写不了多少的，何况手擀面条总比机器压出来的面条好吃。”
《我是农民》大约是贾平凹最珍视的自传了，其中的《初中生活》篇讲述了父亲第一次带他到商镇的情景。他们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主人就是棣花街人，父亲和他聊天时，贾平凹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捞出的时间长，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
在《我不是个好儿子》一文中，贾平凹则更多地回忆了母亲。小时候，母亲管着一家人的吃和穿，白天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切红薯片，或纺线纳鞋底，在门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据贾平凹写，“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里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孩子们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就偷偷溜回家，盼着客人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通常锅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掺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掺和菜了。”
那时少粮缺柴，生活苦巴，但孩子们倒快活得要死，只是，“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贾平凹和弟弟合推磨棍子，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地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过箩，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磕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
“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窗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
张艺谋爱吃面。据张伟平说，生活中的张艺谋“一碗面条就行，现在也是，特别简单。”从五星级大酒店里的昂贵面条，到街头小餐馆里的便宜面条，张艺谋都爱吃，而且吃得热火朝天，似乎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
2006年，张艺谋的舅舅、当时75岁身在昆明的张廼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张艺谋童年时非常能吃苦，“那个年代非常贫苦，闹饥荒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一家人如果一顿饭能有一碗面条吃就是非常幸福的事了。有一次，他们家刚好煮好面条，他爸爸去叫他来吃饭，刚刚端起面条的张艺谋不小心就把面条打泼了撒了一地，被他父亲打了一巴掌。他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谁都哄不好。哭着就去睡了，半夜的时候，他姨妈就去看他。当时，他听到他姨妈要去看他，本来醒着的他却装睡，这孩子非常懂事，一点都不闹。”
在宣传《三枪》时，张艺谋透露自己也是做油泼辣子面的高手，“过去插过队，和面、擀面，像电影那种把面擀那么大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跳那个转面舞我可不成。”
说起来，《三枪》的英文名就是“一碗面条的简单故事”。
拍摄时，就是因为这几碗面，张艺谋发了大脾气。拍摄时，面已经煮好，葱花、香菜等各种调料也放好了，可到了往碗里放辣椒的时候，张导立刻叫停：那么多种辣椒面，为什么你们拿的颜色是最不红的一种？
张艺谋的坚持不无道理，其实这几碗面中最重要的就是辣椒。因为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西北，越是鲜红的辣椒，越能表现出人物那种浓烈、火爆的个性。而道具准备的辣椒面颜色发黄，对苛求细节的张艺谋来说，当然不满意。大家连忙按照张导的要求，去找辣椒面。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颜色鲜红的辣椒面，张导一看，这次的辣椒面，在颜色上达到了要求。然而当勺子把辣椒面放到碗中的时候，细心的张导又发现了新问题：磨得太细，一看就太假。要知道西北人个性粗犷豪放，怎么会吃这种磨得如此精细的辣椒面呢？ 有人拿了一把干辣椒出主意：集体拿刀剁，剁碎不就行了吗？事实上，用刀剁出来的根本达不到效果。无奈中，剧组赶紧派人，从地处沙漠的片场赶到城里专程购买辣椒面。待张导仔细一看，无论颜色还是粗细都是自己想要的，才真正满意了。
到最后影片播映时，《三枪》中的这场油泼面的戏，以及那段“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的陕西RAP，最终广受好评。看了《三枪》，不少观众的最大感受就是被赵本山吃的那碗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馋倒了。
一位在美国公共电台工作的记者说，“特别是做面条的那段最搞笑。”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是挺逗的，比如做面条那段就很搞笑。”
电影《白鹿原》中，在武举人家，麦客们蹲在地上端着大老碗吃大宽面，吃完饭操起乐器唱老腔，黑娃等人还再端着大老碗，继续吃着大宽面听戏，这些包含了陕西八大怪中的四大怪：一是老碗像盆子，即碗盆分不开；二是面条又宽又厚又长，即面条像裤带；三是喜欢蹲在地上吃饭，即板凳不坐蹲起来；四是秦腔吼起来。
吃面，是《白鹿原》中反复出现的场景，饰演黑娃的段奕宏被安排在各种地方吃面，麦地里、戏台上、窑洞里。“看段奕宏大口吃面的样子感觉很美味，也想吃。”很多南方观众看到影片中饰演黑娃的段奕宏蹲在地上，端着一个比脸还大的粗瓷海碗，长长的筷子伸进大碗捞起一根宽宽的面条，稀里哗啦地吃着陕西著名的油泼面，“立马馋得不行了，电影里吃得那个香啊，恨不能抢过来”。吃一碗面条，成为看完《白鹿原》的“后遗症”；甚至有网友盘点：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中，段奕宏一共吃了几碗面？
陈忠实至今只吃妻子亲手擀的面条和家蒸的馒头，理由是“买来的没有粮食的香味”。据他40余年的至交老友、陕西作家徐剑铭透露，“陈忠实在乡下老家一个人创作《白鹿原》时，每隔一段时间要从乡下赶到城里去背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
1988年，陈忠实用积攒的五六千元翻盖了白鹿原上的祖屋，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着手完成《白鹿原》。在此之前，他每月挣六七十块钱，只要家里尚有白米白面，他的心中就很满足。那几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回到祖居小屋，随身行李中必然有一袋妻子准备的手擀面和半成品菜肉，均已切好拌好，下锅即熟，好像行军打仗的粮草。在陈忠实的自述中，可以想见他吃面的心情：“我一个人住在祖居的屋院，自己烧水煮面条，自己捅火炉取暖。我可以到灞河沙滩上漫步，伏天就在河水里洗涮汗斑；或者走上屋后白鹿原的北坡，享受顺坡而下的清风，那清风里变化着各种野花的香味。我又有接通地脉的踏实感觉。”
陈忠实的印象中，有一碗面条只能用“从容”来形容。那是农历1991年腊月25日的下午，“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一书中，陈忠实描述了自己这一刻的感觉，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
随后，陈忠实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我走下门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不过，很快就没有知觉了。”坐在河堤临水的一条石坝上，陈忠实点燃一支烟，“不记得坐了多久，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潮起，真想对着原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没有跳起来吼出来。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一丛菅草，顿时火苗哗哗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哔哔吧吧的响声，我被烟熏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那一刻，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
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陈忠实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一碗面条。陈忠实说：“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