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首届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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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6月,美国文摘类杂志《美国评论之评论》以“中国的首届世博会”为题,介绍了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博览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中国的首届世博会”,就是距今整整一个世纪的“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也是中国首次由政府举办的大型博览会,时人称“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
  
  两江总督端方是主要发起人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为推销商品、开拓市场而举办的博览会也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南洋劝业会的倡议由来已久。清末,许多出使欧美的大臣目睹西方工业文明的发达和进步,深为国家的落后而扼腕长叹。与此相应,效仿西方施行商品竞赛,决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南洋劝业会的举行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其提议由来已久,但最早由南洋华侨首倡。1904年,南洋华侨张振勋回国来到北京,捐银20万两。慈禧太后召见了张振勋,听取他细述南洋工商业如何发达。张振勋建议清政府开办一次大规模的博览会,以开阔国人视野,繁荣经济。慈禧太后听后深表赞许,立即下令着手筹办。但是由于清廷官员守旧等种种原因,筹办工作进展缓慢。
  后来促成南洋劝业会举办的,是掌握行政资源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端方在晚清政坛上占有重要位置,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懂经济,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高级官员,1898年被光绪委以农工商总局督理的重任。1904年,端方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伊始,就将不相统属、分歧复杂的支应局、筹防局、筹款局合并起来,组成江南财政总局,采用了先进的财务管理制度,开国内之先河。
  1905年底,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前往欧美、日本考察政治。端方在出访期间,除了考察各国政治外,还注意留心各国的博览会。在归国途中,端方和他的助手、南洋新兵督练陈琪在出国考察期间,先后参观了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意大利米兰世界博览会等,对博览会的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认识。
  建议在江宁举办博览会的首倡者,为时任江宁公园办事处主事的道员陈琪。1908年3月,端方指示江宁公园办事处筹办一个植物赛会院,研究植物和农学,装点“新政”门面。时任江宁公园办事处主事的道员陈琪趁机联合另一名道员严其章给端方上文,认为如果仅展示植物花卉,于国计民生并无大益,不如就江宁公园地界,举办一次国内博览会,“合农工商品蔚成巨观”,“求农工商业之勃兴”。端方阅后立即表示赞同,批曰:“赛会一事,于工艺影响最大。中国风气虽渐开通,工艺程度尚浅,自宜仿照日本办法,先专就国内物品罗列比赛。”他还表示:“事关富强本计,自应由官实力提倡”,通过“官商合力维持,共图公益”。确实,举办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如果得不到朝廷支持和官方的相助,单靠商家的力量必然会勉为其难。
  不久,陈琪向端方递交了《公园办事处会详稿》,全面阐述了博览会方案,提出了筹办博览会的五大原则:宗旨宜纯、范围宜小、体制宜崇、褒奖宜优、筹备宜速。端方对陈琪提出的方案颇为赞赏,作出批示:“所称最要关键五端,深得赛会纲领,应准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按期筹备开办。”端方以陈琪《公园办事处会详稿》为基础,拟定了创办南洋劝业会的奏折,正式发起了南洋劝业会。
  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还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1908年12月7日,端方会同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合奏请朝廷于江宁举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奏为江宁省城拟设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拟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暂避博览会之名,俾免竭蹶之虑”,“惟此次赛会本旨系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端方在奏文中,说明西方各国无不以赛会促其实业发达,中国急需仿行西法开设赛会。端方奏请举办南洋劝业会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各国和日本学习,在劝业奖竞争中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1909年,端方又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进一步阐明举办劝业会的目的——“正赖鼓舞全国实业之进步”,即发展工商业。其最终目标,则是为了使贫弱的中国臻于富强。在他看来,“富强之策,必以实业发达为要图”。因此,端方极力赞成和促成南洋劝业会的召开,希望通过此次盛会,实现国家富强。
  
  集南洋侨商之力,劝百业进步为谋
  南洋劝业会的筹办机构为劝业会事务所,陈琪任坐办,设有文牍科、会计科、陈列科、庶务科、评议科等职能办事机构,办事机构共40余人。端方又在上海成立了董事会,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董事会所选董事13人,如江浙商界巨头张謇、虞洽卿等人,大多为江浙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具体负责筹款及征集各省农工商界赛品等事务。
  端方决定劝业会为官商合办,即政府与民营企业界共同举办。1909年3月6日,端方又促请各省督抚筹设各省出品协会,赞助南洋劝业会盛举。在劝业会章程上,商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照顾:采用股份制,官商各半,避免了官府以股份占多数欺压控制商人资本的可能。清政府对参赛的商人给予经济上的特殊照顾,免除参赛产品的厘税。在是否免除参赛产品的厘税问题上,曾有过一段争论。但在端方的努力下,清政府专门颁布了《税务处颁发赛品沿途免征及场内分别征免办法章程》,以鼓励更多商人参加南洋劝业会。
  1909年5月,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职务由两广总督张人骏接替。1909年8月28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举办南洋劝业会,任命张人骏为劝业会会长,专任筹备该会一切进行事宜。在清廷督促下,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出品协会、协赞会、物产会,负责收集各省之参展物品。1910年2月13日,南洋劝业会会场竣工。
  至于会名冠以“南洋”之名,皆因端方和张人骏均兼任南洋大臣,加上在会场内专设暨南馆,陈列南洋侨商产品,并派员赴南洋“招集商股”,广邀南洋华侨与会。而“劝业”两字,则出之于光绪年间洋务派和维新人士之口。“劝工”、“劝商”、“劝业”成为改革和维新的举措之一,在当时是振兴国家的一种进步思潮。“劝业”有提倡和奖励实业之意。端方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初次举办,应“暂避博览之名”,“劝业”则有“劝百业之进步”之意,“南洋劝业会”就此得名。
  为争取华侨回国参赛,劝业会事务所采取了谨慎而周密的宣传和鼓动措施。侨胞心系祖国,深悉劝业会与祖国实业休戚相关,因此南洋侨商对劝业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劝业会原准备筹集经费50万元,后经考察,决定追加20万元,由官商各认35万元。商股主要由沪宁商人和南洋华侨认购,侨商负担会股7万多元,使劝业会经费问题得到解决。劝业会开幕时,有外国人预备以6000元买第一号入场券,最终由侨商梁祖禄出银1万元承买下来。华侨实业家、南洋巨商张振勋担任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办理广东出品事宜。
  在海内外华人的支持下,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开幕式在江宁会场的议事厅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了典礼。开幕式首先由劝业会审查长、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宣述圣旨,接着是劝业会会长张人骏致开幕词,随后是劝业会董事长严子钧报告劝业会经费及工程概况,劝业会坐办陈琪报告本会筹备执行情况。接着,农工商部特派员、陆军部海军部代表、地方长官代表、侨商代表江苏咨议局议长、宁属各学派代表先后致词祝贺。可以说,各界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南洋劝业会的重视程度。
  南洋劝业会正式开幕之前,端方已调任直隶总督。1909年农历九月末,清廷在东陵为病逝的慈禧太后举行了“奉安大典”。然而采访这次活动的摄影师及相关人员遭到了清政府毫不留情的拘捕。事发后不久,端方被革职查办。但南洋劝业会能得以举行并由此产生令人瞩目的社会影响,却是与端方的努力分不开的。
  
  劝业会规模号称五千年所未有
  南洋劝业会主会场设在江宁公园内,在今三牌楼、丁家桥一带,场内建筑气势恢宏,风格各异。会场中心是一座四方形三层塔式楼房,占地700余亩,为劝业会议事大厅,四周分布着几十座不同类型的展馆。场内建筑设计除中式外,还仿建英、法、德、意、荷兰等各式房屋40余座。劝业会大门处搭有牌楼、喷水池、纪念塔,能观看会场全景和江宁全城。
  南洋劝业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号称五千年所未有。共设34个馆,展馆横向按省区设置有:云贵馆、四川馆、山东馆、直隶馆、浙江馆、福建馆、江西馆、安徽馆、广东馆、湖南馆、湖北馆、东三省馆,山(西)陕(西)馆、河南馆、京徽馆和暨南馆,后者陈列爪哇、三宝珑、新加坡、泅水(今印尼苏腊巴亚)和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等地南洋侨商概况及其产品,并放映南洋实影画片。纵向按物(行)业设置有:农业馆、武备馆、教育馆、美术馆、卫生馆、机械通运馆、工艺馆、第一参考馆、第二参考馆等。其中第一参考馆陈列德国、美国产品;第二参考馆陈列英国、日本产品。取名参考,以表观摩借鉴之意。另有几个地方和行业相结合的专馆,如金陵缎业馆、景德镇瓷业馆、博山瓷业馆、广东教育馆和兰铸馆(后改称第二武备馆,专事陈列上海江南制造局所产枪炮等武器)等。所有展品分24类,囊括了教育艺术、农林渔猎、工业交通、科学卫生、海陆武备等方方面面。劝业会各展馆在布局、结构上也各具特色。有的以园林取胜,有的以宫殿称雄,有的精小玲珑,有的外形壮观,有的金碧辉煌,有的雅淡素净,有中式也有西式,可谓争奇斗艳,竞相媲美。
  场内外广设商店,金石古玩书画、陶瓷玻璃器皿、中西药、化妆品、工艺品、漆器、绸缎布匹及成衣、南北货、各地土产乃至理发照相一应俱全。会场外围还铺设轻便的小铁路,花十枚铜元就可坐上火车环游会场一周。会场内有马车、人推车,可随时雇用漫游。会场西北特地修筑一条平坦宽阔的马路,直通场内,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被命名为“劝业路”。此外,还办了《劝业日报》和“劝业银行”。“劝业”成为当时一个时髦词汇。为了扩大这次展览会的影响,清政府还特地在南京玄武门附近举行了一次全国运动会,当时称之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展会筹办期间,为扩大影响,南洋劝业会事务所曾通过南洋大臣向邮传部呈请发行纪念邮票。南洋劝业会最终虽因“未足称国家大典”而未获准发行纪念邮票,但其使用纪念邮戳、印制纪念明信片之事,在集邮风气未开的清末,均为首创之举,为我国早期邮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由于当时中国重工业尚不发达,展品多为琳琅满目的轻工、农副、工艺、美术等产品,较全面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及市场经济的新兴和发展。有文献载:“浙江馆以陈列丝织品为主,也展出绍兴老酒(获展会银牌奖)、金华火腿、杭州剪刀、天竺筷及锡器、雨伞、纸扇、铜器、锡箔、竹制用具等。湖北馆除其特产外,还有一座仿制的‘黄冈竹楼’。广东馆的许多玻璃制品,引人瞩目。当时,玻璃器皿非常罕见,人们视其珍宝而围观欣赏。广东馆还展出一张海外引进的玻璃桌,晶亮溜滑,惹人喜爱。虽劝业会规定不能抚摸展品,但一些学生不仅看了又看,还摸了又摸,久久不肯离去。此外,福建的漆器、江西的瓷器……均琳琅满目,引人入胜。”开展的6个多月里,近代实业家荣德生曾连去参观三次,说道:“地场大,各省有馆,一次看不了,全国物产有朝气。”
  劝业会在当时属于创举,因而审查评奖工作十分审慎。清廷选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担任劝业会审查总长,负责审查及授予褒状证书。南洋劝业会是对清末“新政”成绩的一次总检阅。在审查总长杨士琦主持下,对参展物品认真“审查性质,分别等第,给以奖章,以示奖励”。最后评选出一等奖66件,二等奖214件,三等奖428件,四等奖1218件,五等奖3345件。这些获奖产品大多是我国传统产品。在获一等奖的66种产品中,以农产品丝、茶、工艺品之染织类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水产、畜牧各占一二。机械工业品不仅寥若晨星,而且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去甚远,不足以“炫耀于人而为商战之利器”。
  
  南洋劝业会享誉世界
  在南洋劝业会举办的6个月期间,各种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前往观摩者达20多万人次。此次南洋劝业会,美、日两国都派出了一定规模的代表团前来观摩。
  较早来华的外国代表团是日本。日本代表团方面由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率领,自马关出发,经满洲、北京、汉口等处,然后前赴南洋劝业会。日本实业界发表观感指出:“首先值得一说的是教育馆的展品,中国创办新式小学校仅过四五年,但男女学生制作的东西有足堪叹服者。其次是汉阳铁厂的产品,萍乡产品的模型,是博览会上的重要成果,足以在世界上夸耀一番”。在考察了工艺馆后,日本实业界认为,清朝工业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由手工业、家庭工业逐渐向工厂机械工业发展。在观看了教育馆后,日本实业界指出,中国实业教育较为进步,尤其是制图、制作过程;其次为师范教育,原因是在华的日本教习与归国的留日学生的协助。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还不成熟,尚处于萌芽阶段。此外,日本实业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虽然表面上学习了日本文化,实际上未输入精神的根基。
  美国代表团来华较迟。据当年7月29日的《申报》报道,太平洋沿岸美国各商团预备来宁参观劝业会场。虽然美国代表团在南洋劝业会开展后一个多月才来,但是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却远远超过日本代表团。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中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时人认为,中国能够禁烟,是美国首先发起的。而且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生专用款,这些都赢得了国人的好感。当美国代表团远在日本横滨时,中国政府就派出电报局总办唐露园前往日本欢迎,并陪同到沪,还承诺美国代表团坐车免费。
  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于1910年11月29日闭幕。在展览期间定购的商品开始交易,成交额约数千万元。照事前估计,劝业会赢利虽不会很多,但少许盈余还是会有的。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由于劝业会经营不善,造成数十万元的亏空。经过多方努力,官方亏欠由清政府饬令度支部报销。至于商业亏欠,则由南洋侨商张煜南慷慨解囊,出资10万元填补。
  南洋劝业会与当时西方的博览会相比规模不算大,但是它对于数千年来习惯于逛集市、庙会的中国人来说,让他们“荡心骇目,大开眼界”。不少参观者在观后发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的感慨。报界在报道南洋劝业会时,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喻此次盛会为“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商品之大广告场也,输运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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