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徐半尺”来雅誉徐邦达先生，称赞他见解独到、火眼金睛。而在他自己看来，鉴定其实只在于“心”。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烂熟于心，才能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他常说，“鉴定是一门科学”，寓意其中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累积，更需要实事求是、坦诚磊落的人品。
　　建立体系
　　作为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的宗师之一、“故宫学派”的巨擘，徐邦达的最大成就就是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他的著作《古书画伪讹考辨》是学习书画鉴定的必读教材，而《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更是每一位书画行家必备的工具书。
　　研习美术史的人都知道，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的基础。1960年到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书画鉴定课都由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讲授，其中，徐邦达先生讲授的时间段最长，从魏晋一直讲到清代。正是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出了第一批中国美术史专业人才，到今天他们也都成为了专家。
　　20世纪是书画鉴定作为现代学科确立的时代，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相关代表性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珩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另一部就是徐老《古书画鉴定概论》。在书画鉴定上引进考古类型学的办法，是徐邦达最早实践提出来的，他把可信的真迹作为依据，从用笔、用墨入手，包括一些重要的书画家不同时期的标准，用来作为鉴定的比较基础。
　　“徐先生的鉴定，关注的主要方面是书画本身，次要的是作者本人和他人的题跋、纸卷材料等等，把笔墨确定为鉴定的最主要依据，这是张珩先生没有专门特殊强调的。徐先生深化了张珩先生提出来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通过看作品，把握它的形式风格，用比较的方法确定一件作品。此外还要查阅文献，作相关内容细节的一些考证，增加鉴定研究的说服力，作出鉴定上的论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曾这样评价徐先生的鉴定。
　　抢救国宝
　　1953年11月，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正式对外开放，共计展出了500多件作品，其中宋元作品160件，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在筹备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挑选展品、安排展品的顺序和整个文字说明这些工作全是由徐邦达一个人完成的，用故宫博物院原陈列部绘画组组长许忠陵的话来形容：“整个过程，我们只是跟着徐先生打打下手。”
　　“绘画馆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展出历代名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工作都是由徐先生亲自来做，亲自规划，亲自挑选展品，安排展品。经过若干年以后，组里的同志在徐先生的指导帮助下，逐渐熟悉了业务，这些工作才开始由大家来做，徐先生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面，但是我们做完了以后，撰写的说明最后也要经过徐先生审查核实。”许忠陵说。
　　可以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筹备、建设是徐邦达在书画鉴定领域中尽情遨游、挥洒的平台，而他也为此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现在我们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必然少不了《五牛图》、《王方庆万岁通天帖》、《韩熙载夜宴图》等，殊不知，这些绝代佳作，也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得以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为了尽快丰富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收藏，徐邦达经常往返各地，与同事踏访了全国80%以上的县城。短短几年时间，便收集到无数件古书画珍品，使故宫绘画馆藏品初具规模。
　　对于国家文物，只要看到或者听说其下落，徐邦达都会随时记着，动员可用的一切力量，相当认真。上海美术馆原副馆长丁羲元对此印象尤为深刻：“有一次我跟他反映，沈周的《西山观雨图》在溥仪逃走的时候被两个卫兵拿去分了，一个人拿画的前半部分，后来收到故宫了；另一个人拿后面的题跋被东北大学于校长买去，后来带到美国，卖给了一个美国医生，我刚好认识这个人。徐老让我想办法找一下，看看图片，能不能动员他，把这个给故宫。我动员了三五年，后来对方同意了，我拿过来，经过院方审查，也给徐老看了，故宫接收，听说已经裱在一起了。”
　　据粗略统计，徐邦达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全部经过他的鉴定，全国但凡有中国书画的文博单位，都曾留下过徐先生的足迹。
　　令业内一致称道的是，徐邦达最擅长“沙里淘金”。他曾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里发现了国宝级珍品、唐代书法家怀素的《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次等文物”中淘到了国家一级文物、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
　　以德服人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一代鉴定宗师，徐邦达并不羞于“否定”，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在他心中一切只凭事实来说话。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和徐老有着多年交情。董国强说，徐老在鉴定界以严谨著称，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国家某单位购入一件“宋人书札”，数年后经过研究他认为是赝品，于是在其著述中记述了这次“走眼”的经历，以警后学。此等襟怀，绝非一般人所具备。
　　跟徐老接触过的人无一不认为，他是一个坦率的人。著名书画鉴定家、徐老的得意门生萧平曾与徐邦达一起参观过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一次真假画展览，“看到中间有一张沈周的画，画得比较工整，沈周大画集里面印出来了。徐先生跟我讲，这张画是20世纪60年代他买回来的，当时定为一级文物，后来越看越觉得有问题，最后将它定为仿品。我觉得这个精神太可贵了，一位老师跟学生讲自己买错东西，而且是这个学生完全不知底细的时候，这是非常少有的。”对于徐老的严谨、坦诚，萧平至今仍深感敬佩。
　　保驾护航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开始起步，徐邦达先生也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做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1994年，富有开放创新精神的徐邦达为年轻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敲响了第一槌。
　　中国嘉德董事总裁王雁南曾这样回忆道：“嘉德第一场拍卖会准备了近一年时间，那段日子里，这样一个年轻公司和一群热情的年轻人，找到当时已是鉴定界泰斗的徐老求教，是徐老用他渊博的学识和严谨认真的态度，帮助我们甄别藏品，并亲自敲响了嘉德第一槌。”
　　2000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怀素的《食鱼帖》，拿到这幅作品后，时任中国嘉德古代书画部经理的胡妍妍第一时间想到要请教的就是徐老。1978年，徐老在青岛市博物馆的“次等文物”中发现了此《食鱼帖》，青岛市博物馆将此帖重新装裱。后落实政策，此帖退还给了原藏家。时隔22年，徐老一打开手卷，刚刚露出一行字，立即说：“食鱼帖”。胡妍妍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拍卖还是个新生事物，不免有人对此心存疑虑，徐老全然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我们拿画给他看，他该赞的赞，该否的否，遇见稀罕的精品，第一想到了就是故宫，往往还亲自写信推荐。回想起来，石涛的《高呼与可》、隋人的《出师颂》、朱熹的《春雨帖》等国宝级书画珍品都是在徐老的呼吁下，顺利入藏故宫。在新的文物艺术品交易环境中，他勇于担当，果断地抓住机会，为国家宝库增添了财富。”
　　在艺术品市场上，徐老的鉴定可谓金字招牌。董国强认为，藏家对徐老鉴定意见的信赖超过很多民国甚至清代鉴定名家。“一方面，他在鉴定方面的真才实学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他对待鉴定的严肃，他生性耿直，及至暮年也是‘书生气’十足。他不会因人情所动，更不会因利益而屈笔伪题。所以，在拍卖市场上，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过的作品大受藏家欢迎。”
　　众人眼里的徐邦达
　　徐老逝世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应，业内诸多人士纷纷通过各种媒介对徐老的逝世表达了哀悼之情。
　　徐老的长寿因为他人瘦心清，一生任凭天塌下来也不挡吃喝，不挡睡觉，不挡研究书画。这些年看不见徐老露面了，知道的都是他的书画大展，宾朋满座；专著面世，春华秋实。人活一生，终有百年，徐老仙逝虽早有预料，但消息到来之时还是觉得突然，怅然若失。过去我只听说没见过仙风道骨，直到遇见徐老才有确切的感受。 著名收藏家 马未都
　　人若长寿必须像徐先生那样工作与兴趣高度统一，愉快无止境，工作永不停。成就很显著，精神很满足。徐邦达先生去世结束了一个传奇式的鉴定时代。他的鉴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对的一言九鼎。徐先生之后不会有谁，会有谁们？将来我们一个团队的人能解答一个人高水平的质问就很不容易了。今后的鉴定有可能转入“多对一”的时代。 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 刘尚勇
　　
　　徐先生的辞世是一个令人痛惜的不可估量的损失。1994年春季，富有开放创新精神的徐邦达先生为年轻的中国嘉德敲响了第一槌。20年来，徐先生为中国文物拍卖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无人替代。为了弘扬先生的崇高品格和治学精神，2010年，中国嘉德在徐邦达先生100年华诞之际，出资100万元，并每年增资20万元，正式设立了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以期激励年轻后学，永传先生业绩。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寇勤
　　徐老在生活中别看是一个小老头，好像一阵风就能吹走一样的人，但精神上是非常丰富的，他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一个人，谈美食，他很有诗情，也很有自己的生活上的追求，也很讲究生活的情趣，生活得怡然自得，他的生活风貌跟他在学术上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老人。
　　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甘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