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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发现父亲的秘密和逐步揭露“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分析《变化之前》中新女性“我”逐渐认清父权的伪善软弱、勘破父权的血腥与残忍，与旧女性代表的传统观念碰撞的过程，“我”最终通过改变自我，实现自身的成长。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 《变化之前》 父权 女性成长
艾丽丝·门罗是当代加拿大文学的重要代言人，并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生活中的平凡女子为主人公，描写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和艰难等。《变化之前》是艾丽丝·门罗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中的一篇，女主人公“我”未婚先育，生下孩子送人，和未婚夫分手后回到了家中。恋爱、生育经验让她逐渐悟出了做医生的父亲秘密生活的真相，在帮助父亲完成一次非法堕胎后，出于复杂的心理，她告诉了父亲自己未婚先育的事实，导致父亲中风去世。小说把对父亲秘密生活的发现和“我”的成长联系起来，揭露了父权制的软弱与伪善，展示了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
一、伪善软弱的父权
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父亲是作为权威出现的，他会对年幼的女儿造成一种影响。“以康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父女关系包含两层关系，即父亲对女儿、女儿对父亲的认知、情感与行為”a。 《变化之前》追溯了“我”和父亲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我”童年时，父女关系一度比较亲密，父亲会用奇怪的打招呼方式跟“我”说话，而“我”会假装用小女娃娃的声音回答他，“我”和父亲还一起朗诵童谣，但当“我”在游戏的兴奋中，忘记了父女的等级关系，直呼父亲“所罗门·格伦迪”到第四、五次时，父亲变脸喝住了“我”，强调“我可是你父亲”b。父亲对“我”既亲近，又贬抑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返家，他不屑于且不乐意和“我”谈论电视辩论，反对“我”改变家中的一切，认为“我”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开车回家，认为“我”是因为“神经歇菜”而回家逃避现实，但也让“我”帮助他完成堕胎手术，给“我”留下生存必备的启动资金。父亲对自身在家庭中权威地位的强调，让“我”和父亲的关系变得隔膜，再加上他的神秘职业，让“我”只能通过想象力加工偷窥得到的一鳞半爪的信息去认识世界，“我”偷看并仰慕来父亲诊所的夫人们所着的华丽装束，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的西部女郎，沉浸在自己编纂歌谣的世界里，这种浪漫主义性格显然影响了后来“我”和未婚夫的相处模式。
“我”的未婚夫罗宾是神学院的一名哲学教师，在得知“我”怀孕以后，他拒绝和“我”结婚，因为和一个怀孕的女性结婚会让他丢掉神学院的饭碗。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所指出的那样，“维护父权的伦理专横地要求未婚妻交到丈夫手上时必须是处女”c，罗宾对“我”“循循善诱”，告诫“我”未婚生子会遭到世人的耻笑，“不要低估人性的邪恶”。他要求“我”去堕胎，甚至不敢冒险帮“我”去打听堕胎的事情。门罗给“我”的未婚夫取名罗宾，把儿童的昵称用作成年男子的名字，暗示出他的幼稚与不成熟。
《变化之前》这篇小说情节的核心是堕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堕胎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分析，“认为女性通过生儿育女实现生理命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女性的生育职能却受到意志的控制”d。父权制认为堕胎是令人厌恶的犯罪、是不体面的，普遍禁止堕胎，但介于堕胎能给男性提供巨大的便利，实际上，父权社会又默许堕胎，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帮女性堕胎多年才没有被揭发。父亲的行为实际上为处于不利处境的女性解决了麻烦，但这不能理解为他对堕胎女性怀有怜悯之心，单纯的“我”并未看破个中猫腻，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的感激之情试图和父亲讨论堕胎的合法性，结果被父亲大声呵斥，不准“我”在家中再提堕胎一词。有意思的是，门罗让父亲在“我”坦白自己曾怀孕生子时中风，为读者留下了父亲为何中风的想象空间，这种暧昧不明，使得男权社会的强大难免遭受读者的质疑。
作为神学院教师的罗宾，日常在讲台上宣扬父权社会的哲学和道德，作为医生的父亲则应用男权社会的科技工具进行实践操作，他们一起维护着父权社会伤害女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父亲也好，罗宾也罢，以及在小说中出现的没有姓名的男性们，男性这一性别群体在小说中道貌岸然却外强中干，他们贪婪、自私、虚伪、懦弱：父亲非法堕胎谋取暴利以供养地下情妇巴里夫人，却在听到女儿未婚生育后中风而死，罗宾为保饭碗要求未婚妻堕胎，跪在地上去寻找被“我”一气之下扔掉的钻戒，尊严扫地，颜面尽失，在重大事件面前毫无担当。罗宾和父亲实际上是一类人，他们虚伪又懦弱。
二、残忍嗜血的父权
“由于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男性和女性会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女性在其内在性方面有着更多的体验，他们有着男性无法接近的生存体验：月经、怀孕、堕胎、生育和哺乳”e。 《变化之前》的主人公“我”原本是一个天真单纯、对父权文化高度认同的女性，“我”从小没有母亲，身边也没有女性朋友，“我”与外部世界好像隔着一层面纱，无法做出真实的判断，正如父亲所说的，“教育太多，常识太少”（变，293）。“我”懂得不少书本知识，可以和父亲以及罗宾谈论历史、哲学、宗教等知识，但却分辨不出陌生男子性骚扰话语，猜不出父亲的秘密工作，相信偷偷来的夫人们都是来打维他命针的。但这份天真在“我”怀孕、生子后发生了变化，罗宾却用父权社会的常识来说服“我”打掉孩子，协商未果后弃“我”于不顾，轻松地抽身而去，让“我”独自承担产子（堕胎）的伤痛，“我”在难产临近死亡的边缘时，勘破了男权社会的残忍嗜血。
《变化之前》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文本。在以往的男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中，对女性生产的描写仅停留在表面，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对吉娣生产时的描述仅是尖叫、惨叫、哀号和扭曲的面庞，“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尖叫……”f 《变化之前》则通过“我”辅助父亲完成堕胎手术的情节设置，详细描写了堕胎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过程：“在他身边铺白布的桌子上，分散地摆着一系列竿子，全都同样的长度，口径由细到粗。这些就是他要用上的，一个接一个地，用来打开、拉伸宫颈。”（变，297）“我举着它，等他用一种有点像精巧的厨房刀具似的东西刮女孩的子宫……现在子宫里扑通扑通地涌出酒色凝结物和血水，里面包含了胎儿。”（变，299）用竿子撑开，用刀子刮，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深红色、即将被无情地冲下马桶的胎儿，门罗对女性堕胎场景描写的力度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大胆的、直观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描写让女性在堕胎（生产）时遭遇的巨大痛苦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眼前。在描写堕胎这一血腥的场景时，门罗还不忘描写手术台上女性的服装——“她上半身穿戴整齐，穿一件深蓝色对襟羊毛衫和一件白外套，领子上缀着花边……”（变，295）这就是“我”童年时躲在灌木丛中偷窥到的衣着精致的夫人们血淋淋的秘密，现实和“我”幼稚无知的童年想象的巨大差异进一步揭露了父权制的伪善与残忍。 和罗宾一样，玛德莱娜的丈夫在她堕胎时同样没有在她身边；在巴里夫人因伤请假的日子里，打电话来找父亲的都是女人。父亲去世后，打电话希望父亲能帮忙堕胎的也是母亲，男性把妻子（未婚妻）遗弃在手术台上让她们独自承担堕胎（产子）的伤痛，自己则遁地消失、无影无踪。很难想象有哪种遗弃比死亡的威胁和犯罪、羞耻的威胁相混杂的遗弃更可怕的了。玛德莱娜在手术台上“抖个不停，虽然诊室里并不冷”（变，295）。是出于对疼痛的恐惧而发抖还是因为要“谋杀”一个尚未成型的孩子受到内心的谴责和折磨而发抖，或者都有之。“无论是堕胎还是产子，都会对女性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g。而主人公“我”也正是因为经历了独自产子的疼痛，不再纠结爱情与生活谁更重要的问题，认清了父权社会的伪善和懦弱、残忍与嗜血，认为“其实死与生，就像最喜欢什么电影一样，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概念。”（变，298-299）
三、旧思想的没落和新女性的崛起
对于女性来说，母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女儿对母亲有着天生的依赖。但随着女儿的逐渐成长，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复杂。“母亲可以是创造性生命之树、艺术的源泉，也可以是代表旧文化旧思想的、古板的魔鬼”h。 门罗曾说，关于她母亲的素材是她一生的中心素材，而母女关系的主题则让她深深着迷。在门罗的诸多小说中，母女代际关系或是新旧女性之间关系常常表现为女儿（新女性）反抗母亲（旧女性）这个压迫的主体，摒弃旧女性观念、思想，对新女性的时代进行展望。
在《变化之前》中，巴里夫人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她看似“我”家里的女佣，父亲诊室的助手，但和普通家庭中的女佣不同的是，她和主人同桌吃饭，为了维护巴里夫人的尊严，父亲甚至对“我”大声呵斥。因此，完全可以把巴里夫人视为“我”的代理母亲。和童话中狠毒的继母类似，巴里夫人会抓住一切机会离间“我”和父亲的关系，一方面，她会把“我”对家中物品摆放做的哪怕是一点点变动都去告诉父亲，暗示“我”挑战了父亲的权威，“B夫人看到我在干啥，一个字也没跟我说，径直跑去叫来老爸”（变，280）；另一方面，她故意让“我”明白父亲在开小黑诊所，非法为女性堕胎，让“我”对父亲的德行产生疑问。
和所有传统的女性一样，巴里夫人依附父权并且以此为生，她没有对知识和广大世界的好奇心，不羡慕懂得奇怪知识或者会一门外语的人，爱看电视上的无聊广告，仰慕玩牌高手和织毛衣高手，她染发取悦男性，总是呆在厨房里等着父亲叫她。巴里夫人处理现实事务时尖刻、精明、贪婪、狠毒：她对洗衣店伙计横加挑剔，把“我”家的维修工作交给自己的侄儿，为非法堕胎的父亲工作以谋求不为人知的好处。父亲去世后，留下十分有限的财产，而她却买了一辆崭新的小汽车。显然，巴里夫人并非良善之辈，她以自己的智力和父权社会的规则博弈，最终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巴里夫人是那种父权作品中常见的邪恶女性，门罗充分展示了她的双重性，一方面，她与父权制规则博弈，尽量谋求生存资本，似乎站在父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她不能生育，仇恨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对她们堕胎过程中承受的痛苦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敌视一切新事务，最终选择依附侄子保障晚年生活。
与巴里夫人形成对比的是作为新女性的“我”。门罗通过一系列琐事的差异与冲突来表现“我”和巴里夫人的对立。“我”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大事，巴里夫人则是一位家政工作者，司职清洁、手工，巴里夫人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当“我”试图打扫作为伪善父权象征的父親诊室时，遭到了巴里夫人的阻拦。此外，还有喝什么样的咖啡，看什么电视节目等等细节，但最主要的对比，集中体现在对待女性“堕胎”和金钱的态度上。和巴里夫人幸灾乐祸甚至包含敌意的态度不同，“我”对女性堕胎充满了感同身受的同情，并且深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父权社会；在帮助父亲完成堕胎手术的时候，“我”放弃了父亲教给“我”的固定住马德莱娜的膝盖的做法，为了让马德莱娜好受一些，“我冒险地从她的另一只膝盖上松开手，碰碰她的手。我吃惊地发现，她飞快地、猛力地攥住它，揉着我的手指。总归有点用处了”（变，298）。对于父亲通过堕胎积攒的钱财，“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慷慨地把父亲遗产中的五千美元，拿出四千美元送给巴里夫人，而巴里夫人则不但平时多有索取，得到不少横财，对于这四千美元也毫不犹豫地收下，显得极其贪婪。
“我”和巴里夫人的差异与冲突，表现了门罗对于女性代际关系的思考，作为新女性代表的“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有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而以巴里夫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旧女性却缺乏性别意识，依旧以取悦男性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不惜打压自己的同类。在《变化之前》中，门罗通过对“我”将四千美元的支票送给巴里夫人后感到轻松自由的心理，表现出新女性与旧女性的绝裂，轻松上路的决心。
四、结语
在《变化之前》中，门罗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叙述了主人公“我”由女孩到少女到未婚生子女性的过程。通过对小说中“我”从小全然相信父权社会的各种谎言到认清父权社会的伪善与懦弱，用“我”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及马德莱娜所代表的广大女性受害者来揭露父权的残忍与嗜血，制造“我”的新思想和巴里夫人所代表的旧女性的、传统的思想的冲突碰撞，门罗试图让女性明白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遭受父权社会打压、被迫做出牺牲的困境，但是只要女性能够牢牢把握自己的女性身份，勇于改变自己，敢于对当下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做出反抗，女性新时代的曙光必会到来。
a 参见陈小萍：《父女关系对女儿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b 〔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杲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cd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 》，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第303页。
e 马小敏，《浅析〈千万别让她说话〉中独特女性体验》，载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9卷第5期，第79—81页。
f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81页。
g 〔美〕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毛路、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h 〔美〕路易斯·贝尼柯：《女人之间》，王来法、林然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参考文献：
[1] 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M].毛路，毛喻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M].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 路易斯·贝尼柯.女人之间[M].王来法，林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陈小萍.父女关系对女儿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4）.
[7] 马小敏.浅析《千万别让她说话》中独特女性体验[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作 者： 宋知超，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王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评论家，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 《变化之前》 父权 女性成长
艾丽丝·门罗是当代加拿大文学的重要代言人，并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生活中的平凡女子为主人公，描写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和艰难等。《变化之前》是艾丽丝·门罗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中的一篇，女主人公“我”未婚先育，生下孩子送人，和未婚夫分手后回到了家中。恋爱、生育经验让她逐渐悟出了做医生的父亲秘密生活的真相，在帮助父亲完成一次非法堕胎后，出于复杂的心理，她告诉了父亲自己未婚先育的事实，导致父亲中风去世。小说把对父亲秘密生活的发现和“我”的成长联系起来，揭露了父权制的软弱与伪善，展示了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
一、伪善软弱的父权
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父亲是作为权威出现的，他会对年幼的女儿造成一种影响。“以康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父女关系包含两层关系，即父亲对女儿、女儿对父亲的认知、情感与行為”a。 《变化之前》追溯了“我”和父亲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我”童年时，父女关系一度比较亲密，父亲会用奇怪的打招呼方式跟“我”说话，而“我”会假装用小女娃娃的声音回答他，“我”和父亲还一起朗诵童谣，但当“我”在游戏的兴奋中，忘记了父女的等级关系，直呼父亲“所罗门·格伦迪”到第四、五次时，父亲变脸喝住了“我”，强调“我可是你父亲”b。父亲对“我”既亲近，又贬抑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返家，他不屑于且不乐意和“我”谈论电视辩论，反对“我”改变家中的一切，认为“我”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开车回家，认为“我”是因为“神经歇菜”而回家逃避现实，但也让“我”帮助他完成堕胎手术，给“我”留下生存必备的启动资金。父亲对自身在家庭中权威地位的强调，让“我”和父亲的关系变得隔膜，再加上他的神秘职业，让“我”只能通过想象力加工偷窥得到的一鳞半爪的信息去认识世界，“我”偷看并仰慕来父亲诊所的夫人们所着的华丽装束，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的西部女郎，沉浸在自己编纂歌谣的世界里，这种浪漫主义性格显然影响了后来“我”和未婚夫的相处模式。
“我”的未婚夫罗宾是神学院的一名哲学教师，在得知“我”怀孕以后，他拒绝和“我”结婚，因为和一个怀孕的女性结婚会让他丢掉神学院的饭碗。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所指出的那样，“维护父权的伦理专横地要求未婚妻交到丈夫手上时必须是处女”c，罗宾对“我”“循循善诱”，告诫“我”未婚生子会遭到世人的耻笑，“不要低估人性的邪恶”。他要求“我”去堕胎，甚至不敢冒险帮“我”去打听堕胎的事情。门罗给“我”的未婚夫取名罗宾，把儿童的昵称用作成年男子的名字，暗示出他的幼稚与不成熟。
《变化之前》这篇小说情节的核心是堕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堕胎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分析，“认为女性通过生儿育女实现生理命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女性的生育职能却受到意志的控制”d。父权制认为堕胎是令人厌恶的犯罪、是不体面的，普遍禁止堕胎，但介于堕胎能给男性提供巨大的便利，实际上，父权社会又默许堕胎，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帮女性堕胎多年才没有被揭发。父亲的行为实际上为处于不利处境的女性解决了麻烦，但这不能理解为他对堕胎女性怀有怜悯之心，单纯的“我”并未看破个中猫腻，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的感激之情试图和父亲讨论堕胎的合法性，结果被父亲大声呵斥，不准“我”在家中再提堕胎一词。有意思的是，门罗让父亲在“我”坦白自己曾怀孕生子时中风，为读者留下了父亲为何中风的想象空间，这种暧昧不明，使得男权社会的强大难免遭受读者的质疑。
作为神学院教师的罗宾，日常在讲台上宣扬父权社会的哲学和道德，作为医生的父亲则应用男权社会的科技工具进行实践操作，他们一起维护着父权社会伤害女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父亲也好，罗宾也罢，以及在小说中出现的没有姓名的男性们，男性这一性别群体在小说中道貌岸然却外强中干，他们贪婪、自私、虚伪、懦弱：父亲非法堕胎谋取暴利以供养地下情妇巴里夫人，却在听到女儿未婚生育后中风而死，罗宾为保饭碗要求未婚妻堕胎，跪在地上去寻找被“我”一气之下扔掉的钻戒，尊严扫地，颜面尽失，在重大事件面前毫无担当。罗宾和父亲实际上是一类人，他们虚伪又懦弱。
二、残忍嗜血的父权
“由于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男性和女性会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女性在其内在性方面有着更多的体验，他们有着男性无法接近的生存体验：月经、怀孕、堕胎、生育和哺乳”e。 《变化之前》的主人公“我”原本是一个天真单纯、对父权文化高度认同的女性，“我”从小没有母亲，身边也没有女性朋友，“我”与外部世界好像隔着一层面纱，无法做出真实的判断，正如父亲所说的，“教育太多，常识太少”（变，293）。“我”懂得不少书本知识，可以和父亲以及罗宾谈论历史、哲学、宗教等知识，但却分辨不出陌生男子性骚扰话语，猜不出父亲的秘密工作，相信偷偷来的夫人们都是来打维他命针的。但这份天真在“我”怀孕、生子后发生了变化，罗宾却用父权社会的常识来说服“我”打掉孩子，协商未果后弃“我”于不顾，轻松地抽身而去，让“我”独自承担产子（堕胎）的伤痛，“我”在难产临近死亡的边缘时，勘破了男权社会的残忍嗜血。
《变化之前》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文本。在以往的男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中，对女性生产的描写仅停留在表面，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对吉娣生产时的描述仅是尖叫、惨叫、哀号和扭曲的面庞，“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尖叫……”f 《变化之前》则通过“我”辅助父亲完成堕胎手术的情节设置，详细描写了堕胎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过程：“在他身边铺白布的桌子上，分散地摆着一系列竿子，全都同样的长度，口径由细到粗。这些就是他要用上的，一个接一个地，用来打开、拉伸宫颈。”（变，297）“我举着它，等他用一种有点像精巧的厨房刀具似的东西刮女孩的子宫……现在子宫里扑通扑通地涌出酒色凝结物和血水，里面包含了胎儿。”（变，299）用竿子撑开，用刀子刮，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深红色、即将被无情地冲下马桶的胎儿，门罗对女性堕胎场景描写的力度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大胆的、直观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描写让女性在堕胎（生产）时遭遇的巨大痛苦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眼前。在描写堕胎这一血腥的场景时，门罗还不忘描写手术台上女性的服装——“她上半身穿戴整齐，穿一件深蓝色对襟羊毛衫和一件白外套，领子上缀着花边……”（变，295）这就是“我”童年时躲在灌木丛中偷窥到的衣着精致的夫人们血淋淋的秘密，现实和“我”幼稚无知的童年想象的巨大差异进一步揭露了父权制的伪善与残忍。 和罗宾一样，玛德莱娜的丈夫在她堕胎时同样没有在她身边；在巴里夫人因伤请假的日子里，打电话来找父亲的都是女人。父亲去世后，打电话希望父亲能帮忙堕胎的也是母亲，男性把妻子（未婚妻）遗弃在手术台上让她们独自承担堕胎（产子）的伤痛，自己则遁地消失、无影无踪。很难想象有哪种遗弃比死亡的威胁和犯罪、羞耻的威胁相混杂的遗弃更可怕的了。玛德莱娜在手术台上“抖个不停，虽然诊室里并不冷”（变，295）。是出于对疼痛的恐惧而发抖还是因为要“谋杀”一个尚未成型的孩子受到内心的谴责和折磨而发抖，或者都有之。“无论是堕胎还是产子，都会对女性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g。而主人公“我”也正是因为经历了独自产子的疼痛，不再纠结爱情与生活谁更重要的问题，认清了父权社会的伪善和懦弱、残忍与嗜血，认为“其实死与生，就像最喜欢什么电影一样，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概念。”（变，298-299）
三、旧思想的没落和新女性的崛起
对于女性来说，母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女儿对母亲有着天生的依赖。但随着女儿的逐渐成长，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复杂。“母亲可以是创造性生命之树、艺术的源泉，也可以是代表旧文化旧思想的、古板的魔鬼”h。 门罗曾说，关于她母亲的素材是她一生的中心素材，而母女关系的主题则让她深深着迷。在门罗的诸多小说中，母女代际关系或是新旧女性之间关系常常表现为女儿（新女性）反抗母亲（旧女性）这个压迫的主体，摒弃旧女性观念、思想，对新女性的时代进行展望。
在《变化之前》中，巴里夫人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她看似“我”家里的女佣，父亲诊室的助手，但和普通家庭中的女佣不同的是，她和主人同桌吃饭，为了维护巴里夫人的尊严，父亲甚至对“我”大声呵斥。因此，完全可以把巴里夫人视为“我”的代理母亲。和童话中狠毒的继母类似，巴里夫人会抓住一切机会离间“我”和父亲的关系，一方面，她会把“我”对家中物品摆放做的哪怕是一点点变动都去告诉父亲，暗示“我”挑战了父亲的权威，“B夫人看到我在干啥，一个字也没跟我说，径直跑去叫来老爸”（变，280）；另一方面，她故意让“我”明白父亲在开小黑诊所，非法为女性堕胎，让“我”对父亲的德行产生疑问。
和所有传统的女性一样，巴里夫人依附父权并且以此为生，她没有对知识和广大世界的好奇心，不羡慕懂得奇怪知识或者会一门外语的人，爱看电视上的无聊广告，仰慕玩牌高手和织毛衣高手，她染发取悦男性，总是呆在厨房里等着父亲叫她。巴里夫人处理现实事务时尖刻、精明、贪婪、狠毒：她对洗衣店伙计横加挑剔，把“我”家的维修工作交给自己的侄儿，为非法堕胎的父亲工作以谋求不为人知的好处。父亲去世后，留下十分有限的财产，而她却买了一辆崭新的小汽车。显然，巴里夫人并非良善之辈，她以自己的智力和父权社会的规则博弈，最终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巴里夫人是那种父权作品中常见的邪恶女性，门罗充分展示了她的双重性，一方面，她与父权制规则博弈，尽量谋求生存资本，似乎站在父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她不能生育，仇恨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对她们堕胎过程中承受的痛苦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敌视一切新事务，最终选择依附侄子保障晚年生活。
与巴里夫人形成对比的是作为新女性的“我”。门罗通过一系列琐事的差异与冲突来表现“我”和巴里夫人的对立。“我”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大事，巴里夫人则是一位家政工作者，司职清洁、手工，巴里夫人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当“我”试图打扫作为伪善父权象征的父親诊室时，遭到了巴里夫人的阻拦。此外，还有喝什么样的咖啡，看什么电视节目等等细节，但最主要的对比，集中体现在对待女性“堕胎”和金钱的态度上。和巴里夫人幸灾乐祸甚至包含敌意的态度不同，“我”对女性堕胎充满了感同身受的同情，并且深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父权社会；在帮助父亲完成堕胎手术的时候，“我”放弃了父亲教给“我”的固定住马德莱娜的膝盖的做法，为了让马德莱娜好受一些，“我冒险地从她的另一只膝盖上松开手，碰碰她的手。我吃惊地发现，她飞快地、猛力地攥住它，揉着我的手指。总归有点用处了”（变，298）。对于父亲通过堕胎积攒的钱财，“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慷慨地把父亲遗产中的五千美元，拿出四千美元送给巴里夫人，而巴里夫人则不但平时多有索取，得到不少横财，对于这四千美元也毫不犹豫地收下，显得极其贪婪。
“我”和巴里夫人的差异与冲突，表现了门罗对于女性代际关系的思考，作为新女性代表的“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有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而以巴里夫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旧女性却缺乏性别意识，依旧以取悦男性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不惜打压自己的同类。在《变化之前》中，门罗通过对“我”将四千美元的支票送给巴里夫人后感到轻松自由的心理，表现出新女性与旧女性的绝裂，轻松上路的决心。
四、结语
在《变化之前》中，门罗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叙述了主人公“我”由女孩到少女到未婚生子女性的过程。通过对小说中“我”从小全然相信父权社会的各种谎言到认清父权社会的伪善与懦弱，用“我”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及马德莱娜所代表的广大女性受害者来揭露父权的残忍与嗜血，制造“我”的新思想和巴里夫人所代表的旧女性的、传统的思想的冲突碰撞，门罗试图让女性明白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遭受父权社会打压、被迫做出牺牲的困境，但是只要女性能够牢牢把握自己的女性身份，勇于改变自己，敢于对当下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做出反抗，女性新时代的曙光必会到来。
a 参见陈小萍：《父女关系对女儿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b 〔加〕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杲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cd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 》，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第303页。
e 马小敏，《浅析〈千万别让她说话〉中独特女性体验》，载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9卷第5期，第79—81页。
f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81页。
g 〔美〕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毛路、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h 〔美〕路易斯·贝尼柯：《女人之间》，王来法、林然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参考文献：
[1] 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M].毛路，毛喻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M].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 路易斯·贝尼柯.女人之间[M].王来法，林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陈小萍.父女关系对女儿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4）.
[7] 马小敏.浅析《千万别让她说话》中独特女性体验[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作 者： 宋知超，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王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评论家，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