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界元老 陈铎
　　1985年建议春晚搞“全国各省大联播”
　　1983年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时，一个银发飘逸、大气儒雅、风度翩翩的主持人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时年43岁的陈铎，中国电视剧的拓荒者之一，中央电视台初创时期的元老。
　　三十年过去了，陈铎至今活跃在主持人岗位上，全国各地的大型活动中也屡见他的身影，那头银发依然飘逸，那双眼睛依然饱含着激情，那舒缓的语调依然亲和，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既温文尔雅又抑扬顿挫……
　　陈铎说自己这一辈子改行多，提意见多，发明创造多，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基于那个年代共有的一种责任心和钻研精神，加上他从小就爱琢磨。
　　他提过“背景投影”的设想。把图都画好了，想解决早期电视剧由于经费少、人员少，不可能经常出外景的问题，比如把天山的景色拍下来，在直播电视剧时，演员就可以在这个提前拍摄的“外景”下表演。但当时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持，陈铎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1972年，陈铎参观一个国外产品展览，看到了珠光银幕，这种银幕可以反射光，其实就是做活动背景用的。“那时候人们很自律，但有时也容易束缚自己。为了节约用电，我还发明过‘节电自动踏板’，站在上面工作，电路自动接通，不工作了，人一下来，就自动断电。”
　　几年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老同志一起聚会，有人回忆起，当年，如果不是陈铎编制出三套电视剧制作工艺流程，由此申请到资金，购买了设备，电视剧制作中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立呢。
　　早在1985年，陈铎就建议春节晚会应该搞“全国各省大联播”，而不是由央视一家独办。
　　“1985年，我就建议春节晚会可以搞全国各省大联播，也用笔名在内部发表过文章。这样可以把资源最大程度地整台起来，一晚上可以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地方土特产，而且形成良性循环，比如这次春晚上海节目差，领导、演员能坐得住吗？肯定要找原因，找差距，一努力抓，第二年质量就会上去。一个省十分钟节目，300分钟足够了。而且还可以避免各种暗箱操作，谁还敢接红包？观众需要的，和我们应该做到的，难免有差距，但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当年，陈铎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时，就曾提出县一级不宜办电视，转播就可以周为投资大，设备更新快，得不偿失，如果再安排些地方官的三亲六故，质量更是无法保证，过了很多年，四级办电视的弊病终于暴露出来。
　　对主持人大赛的评判标准，陈铎也提出过自己不同的意见。“鞠萍是我推荐的，说些话不会被人说什么，比如她的节目类型决定了收视率肯定高，她也得了很多奖，因为孩子、父母、爷爷奶奶都要看。但有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错，两人怎么比较？起点就不一样。”
　　配音以前是边看边对口型，在为巴基斯坦一部影片配音时，陈铎利用他懂技术的优势，发明了“听”口型。“他们说话很随意，看口型根本看不过来，于是我创造了听口型，一边听影片的原声，—边在本子上标上音节的长短，录的时候，我就不用对着镜头，而是看着本子上的标注，很容易就做到准确。因为我懂技术，钻研过录音技术，录像机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把输出线给我，我听原声，录像带宽哪，一条原声带放着，一条现在的声音录进去，听着原声，就等于看口型了。录《话说运河》时，解说词量大，现场嘈杂，我就让编辑说，我听完重复，口型有了，回去再配音，也是因为我懂技术。”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陈铎提意见的“毛病”更厉害了，他的提案、信息反映都很多。当年取消夏时制的提案也是出自他手……
　　歌唱家 成方圆
　　难忘远离喧嚣的春节旅行
　　提及春节，对于成方圆来说，曾经的记忆几乎都与春节晚会有关。成方圆曾经是央视春晚的元老和常客，她于1986在央视春晚上怀抱吉他演唱《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不但引领了内地的吉他演唱热潮，而且也成为内地原创音乐风潮的开拓者。成方圆其后还曾于1991年和1996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先后演唱了《共同的世界》、《童年》等歌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的春节，成方圆几乎都是在晚会舞台上度过的，而近些年的她却更多地选择远离喧嚣，更多的时间选择旅行和音乐与摄影的创作。
　　近几年，成方圆先后出版音乐影像概念专辑《一路风情》，同时她去年也在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同时举办了个人摄影大展。谈及摄影，就不能不谈旅行，近些年来，成方圆的艺术创作与“走在路上”息息相关。
　　近些年来，成方圆的摄影作品几乎都是旅行路上积累的成果。成方圆说：“我其实没有很刻意的去把摄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是说这么多年自己独自旅行，或者出去访问演出，去了差不多40几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开始是留影，渐渐的就不满足了，希望去拍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也是大量的积累之后的精选，出了这样一个摄影集，摄影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也是审美的一种形式，也非常需要灵感，其实我也没有学过美术跟摄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希望用另外一种角度把它给记录下来，这种东西更多的是本能的反应。摄影对我来说是音乐之外的爱好跟补充。有些东西在音乐中是无法表达的，通过摄影用一个画面来表达。我觉得旅行永远没头儿，阿根廷、巴西我都去过三次了，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以前演出我特别爱出国，甭管哪儿，都长见识。”
　　在成方圆的旅行经历中，大前年春节独自去南极应该是她最为难忘的一次经历。谈及那次南极之旅，她说：“之前偶然有人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有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就是一艘游轮，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买船票，我们国内有旅行社代理这项业务。时间刚好是春节前，这是我们演员最忙也是最挣钱的时候，但我觉得跟去南极相比，这些都可以放弃，挣钱为什么啊，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从报名、填体检表、签约到出发整整准备了半年时间，会列一个装备单子作为参考，主要做好保暖和防水，因为每次登陆都要从大船转到冲锋艇上，一个浪头打过来身上就全湿了。另外就是给你一段考虑时间，确定自己是不是一时冲动，日程和时间能不能保证。那次去南极来回20天左右，从北京飞到巴黎，巴黎转机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过了一夜再到地球最南端的城市乌兹怀亚，从那上船到南极。其实在南极的时间只有十一二天，其中还有四天是在晕船状态。其实很多人不去南极是过不了晕船这一关，因为要穿越‘魔鬼西风带’，有些人都报名了，最后郡放弃了。那种颠簸和平时坐船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经常感觉船要翻了，站不起来，晕，吐，两天吃不了饭，非常难受。虽然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过南极的景色，但真正踏上那个地方还是感觉太壮观了。” 　　除了用摄影来记录旅途之外，成方圆对于旅行的意义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说：“其实指望一次旅行就改变你的人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会给你很多启迪，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自己的生活，在南极我经常站在船上发呆，看茫茫大海，看冰山，在那个情境下想一些事情就不一样了。经过了两天惊涛骇浪，冰天雪地，觉得以前的生活突然和我隔绝了，曾经让我牵挂着的很多事情一下子离我那么遥远，这种感觉特别美好。”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蒋大为
　　30年前，桃花盛开在春晚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是中国最早把西洋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结合并形成自己独特演唱风格的歌唱家之一；他是国内最早尝试将民族唱法推向市场的人，在众多民族歌手中，他又第一个在中国内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而且是没有任何赞助、全靠票房收入来平衡收支……而超过这一切成就、真正令笔者动容和感喟的是，在他的心中，永远有一块“桃花盛开的地方”，那是对妻子、对师友、对帮助过他的人的真正的爱和感激，那么纯净，那么浪漫，那么美好……
　　1969年底，蒋大为和爱人一起调到吉林省森林警察文工团。1970年，蒋大为创作并演唱了歌曲《采伐工人心向党》，当即轰动了东三省，电台每天都播他的歌，北京的一些演出单位、吉林省歌舞团都要调他，可政委坚决不放，有一次，蒋大为问政委为什么不让他走，政委说：“我让你走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政治和艺术上都很成熟的人，我不希望你随随便便地走。”有了政委这句话，蒋大为安心了。1971年，电台经常播放的《战地新歌》第一辑中有蒋大为两首歌：《我送报刊走得忙》、《拖拉机手之歌》。1974年，蒋大为又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青松岭》唱主题曲……可以说，《战地新歌》中的两首歌和《青松岭》主题曲奠定了蒋大为后来进北京的基础。
　　到北京后唱的几首歌，就像蒋大为歌唱事业的几个里程碑一样。1979年，演唱自己创作的《骏马奔驰保边疆》；同年底，到日本访问，带回《北国之春》；次年，“丢”了《甜蜜的事业》，“捡”回《牡丹之歌》；1981年，在沈阳第一次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又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唱响全国；1985年凭借一首《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继续在民歌舞台上独领风骚……
　　“我的几首传唱不衰的歌曲都跟春节有着难解之缘。1978年年底，东方歌舞团把我借走，到东南亚演出，当时是在国外过的春节，听使馆说国内跳舞了，我们问什么舞？说可以跳交际舞。回来以后，接到通知，不要解散，等待命令，不久，我就随中央民族歌舞团到广西中越战争前线慰问演出。在东南亚演出时，我们唱的都是传统民歌，像《康定情歌》，可到前线再唱这些爱情歌曲，我们都觉得不太合适。从南宁下火车后，我一路上听他们介绍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很受感染，于是顺手写了《骏马奔驰保边疆》，我在‘森警’时，编制在‘内蒙古’，有基层连队和骑马挎枪的生活经验，加上插队也在‘内蒙古’，对蒙古族音乐很熟悉，正好拿来一用。歌写好后，拉着手风琴一唱，很轰动，这首歌后来成为部队演出的经典歌曲……1978年底，我录完吕远老师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的主题歌，就出国了。后来《甜蜜的事业》被指定为1979年三八节献礼片，吕远老师觉得改革开放了，歌曲也应该现代一些，于是对歌曲进行‘改版’，在前奏中加进了夏威夷吉他。可这时我还在国外，回不来，最后只好由别人唱了。回国后，吕远老师一直为我惋惜，不过他说：我还有一首歌，肯定给你唱。这就是《牡丹之歌》。我等于是丢了一首又捡回了一首。可以说，《牡丹之歌》使全国观众记住了我的名字。1980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作者到北京办事，找到我，说有一首歌，很适合我唱，她给我一哼唱。我当即决定把它留住，我原以为是一首新歌。1981年，东北三省春节晚会在沈阳举办，得到邀请后，我跟爱人一商量，决定就唱这首歌。没想到在体育馆一开口，一万多名观众就连鼓掌带欢呼，我以为唱错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首歌在沈阳已经唱了四年了，大家很熟悉，所以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从此我就把它作为保留歌曲。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终于响遍全国。《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也不是我首唱的，央视试播的时候，观众对演唱有些意见，离开播还有一周的时候，我正在为7集电视剧《林海雪原》录歌，借的是《西游记》的录音时间，当时《西游记》的音乐编辑正在为谁来唱犯愁呢，想让我试一试，最后他们把我试唱的版本缩混后送给导演杨洁，她一听眼泪就下来了……这首歌已经脱离了电视剧本身，成为时代的某种印记和励志的人格化的作品，就像《牡丹之歌》的歌词：有人说你娇媚，哪知你曾历尽贫寒……很多人唱起这首歌，就跟唱自己的经历一样。”
　　1993年在洛杉矶的一次华人聚会上，蒋大为演唱《敢问路在何方》之前说，今天唱这首歌有两个意义：一是佩服你们从遥远的东方到美国取经；二是希望你们取得真经，报效国家。在座的华人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流下热泪，洛杉矶一家华人报纸全文刊登了这番话，文章标题是：《蒋大为说的比唱的好》。其实，每一个人，包括蒋大为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踏平坎坷成大道。
　　朱军
　　年三十陪全国人民过年
　　母亲去世后朋友陪他过节
　　已经经历17个“零点时刻”的央视名嘴朱军也有17年不回家过除夕的经历，可以说在春晚大餐中，朱军像当初的倪萍和赵忠祥，成了一道观众喜爱的风景，在这17年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发生，也有很多事故和纰漏，除了当事者还有谁能记忆深刻呢？
　　真性情的朱军不仅“骗”了别人的眼泪，他自己也经常在节目中流下男儿泪，在一年春晚上他和好朋友冯巩合作的小品《笑谈人生》更是真情流露泪水涟涟。朱军说其实在春晚直播前，自己彩排了十几回，起初他还担心真正演出能不能流出泪水：“春晚那天我绝对是真哭，虽然此前已经排练彩排了无数次。因为那些事确实是压在我心里很久的事，在一个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我终于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讲了出来，就凭这种讲出真心话的勇气，我想我也对得起我在天堂的父母了。”其实想让朱军哭不难，触碰到他心中最柔弱的部分他都可能会哭，甚至连看电影《山楂树之恋》他都会入戏，他说哭对于他来说只是内心情绪的一种表达。 　　朱军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的父母，父母也是他心中柔软的地方：“我的父亲是1999年去世的，母亲是2000年去世的。其实，我父亲去世之前，母亲身体很好。因为父亲的离开，母亲的身体也很快垮了。那段时间，是我最难调整、接受的时间。我还记得，母亲去世的当天，我要主持一台中纪委的晚会。”
　　2000年12月《艺术人生》开播，节目播出前的工作量非常大。2000年6月底朱军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8月初送回了兰州。从8月到12月，他几乎一个星期飞一次兰州，母亲去世当天，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时，他呆坐在沙发上，虽然之前一直做着母亲随时可能离去的心理准备，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没想到自己竟然没能陪在母亲身边。他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跪下磕了一个头，号啕大哭。
　　2001年春碗至今朱军都很难忘，那一年母亲去世，《艺术人生》开播，他记得通常春晚直播完是0：40左右，那天晚上朱军到家后大概凌晨1点半，在楼下一看，家里灯是黑的，“心里就挺不高兴的，也不等我回来就睡了。”朱军手里拎着一堆春晚主持节目的衣服，刚在门厅凳子上坐下换鞋，灯亮了，十几个好朋友在家，菜摆好了，酒也打开了，在那等着他回来吃年夜饭。“我心里特别明白，他们是担心我那年春节难受，因为我母亲刚去世。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些朋友谁也没互相通知要来我这。”朋友们一看零点钟声敲完了，春晚快结束了，从北京各地往朱军家奔，“这份情谊我一直记着。”
　　喝了三五杯酒后，朱军去了趟卫生间，进去快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老婆谭梅进去一看，他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朱军对每年春晚的劳累刻骨铭心。春晚一遍一遍地彩排，一遍一遍地修改，在直播过程当中，都在不停地改。
　　朱军跟冯巩是好哥们，他们也合作了3年小品，有一年演的《跟着媳妇当保姆》，到最后登台时，他们演出的本子是108稿。“冯巩一到那个时候就跟魔怔了一样，不停地改，我有时都担心他崩了。”
　　朱军偶尔会做个梦，“说直播了，话筒找不着了。”有时，睡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蹦起来，穿上衣服就往外窜，以为是晚上六七点，8点那边就直播了。
　　至今朱军都记得当年老师说的话：“大晚会要像小晚会一样去做，你要松弛。小晚会要像大晚会一样去做，你要认真对待。做人也是这样，今天演出特别成功，火了，从侧幕条下来之后，你应该耷拉着脑袋，贴着墙根走。演出要是演砸了，到了后台应该大声地问管后勤的那个人，没有宵夜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十几年来尽管朱军的工作一直绷得很紧，但他仍旧不失眠，自嘲属于吃得饱睡得着的那类。
　　当然准备再充分，出错也是难免的：“春晚把猴年说成羊年了，那是确实错了。那次很难受。春晚结束后，我半路上给导演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导演对不起。导演给我回一条信息说，没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回去好好过年吧。我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错了就错了，我会坦然面对，虽然这个坦然的过程也会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中国人都说羊年是不吉利的，但我特别不愿意冤枉那只羊，因为我在羊年获了好多奖，虽然它在最后几秒钟别了我一个大跟头，我说这其实可能是老天用这么一种方式提醒我，正所谓你得意的时候，应该淡然。那一年其实也没有特别狂，但我说得有点二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家里人平常都给朱军挑毛病，那一年没有一个人主动跟他说这个事。兰州的哥哥、姐姐给他打电话也没说。“后来我自己憋不住了，给我大哥打电话，他安慰我说，‘没事，我身边朋友还说呢，因为你说错了，我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有过失误之后，朱军做事的时候会更小心，他说会把相关的问题想得稍微细一点。
　　2007年春晚的“黑色三分钟”直到现在还被人解读着。后来导演规定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交给朱军一个人，这既是信任也是责任：“还有传言说去年我们大打出手，这怎么可能呢？李咏、张泽群、周涛、董卿、朱迅、刘芳菲……我们私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彼此非常认同，否则在舞台上合作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时大家都为了救场，结果就又乱了。现场有一个主持人负责的话，好也是你，坏也是你，就一个人担，至少不会乱。每年导演会特意交代一声，说你们说完零点时刻的词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朱军你负责。”
　　著名演员石小满：过年是一道回家的命令
　　“爆竹声中一岁除”，当除夕那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穿入云霄时，年终于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而来。
　　著名演员石小满出生于北京一个演艺氛围浓厚的家庭。他说：“每到除夕，我就会想起父亲很多朴素的教诲……”石小满的父亲石羽是一位著名的导演与表演艺术家，在话剧界享有盛名，曾被誉为“体验派”表演艺术的先驱、代表人物。他回忆说，“我父亲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和长辈都很疼爱他，但他们各有自己的事。当时太祖父的作坊有三四个师傅在帮工。父亲特懂事，称年岁大的为‘爷爷’，年轻的为‘大爷’，因此那些帮工们很喜欢他。在帮工们干活的时候，我父亲总爱跟着他们，串来串去，看他们怎么干，心里老想搭把手；休息时，瞧他们喝茶、玩牌，特好奇。他觉得每个人的相貌不同，个性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副好心肠。父亲总是东看看、西瞅瞅，乐趣无穷。作坊旁有个车棚，住着八九个车夫。地方不大，屋子放着洋车，人睡在阁楼上，这些人也都把我父亲当成自己的孩子爱护。没事时，我父亲依在他们身上，看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白天的遭遇：什么警察打耳光啦，小偷从车脚垫下抢钱啦，还有军人坐车不给钱还抽鞭子啦……有时兴奋了，他们也哼哼‘初一十五庙门开……’的小调。尤其是到了过年过节，父亲和他们就玩得最开心。我看到过父亲在他的的回忆录里曾多次用最饱满的文字来写这些帮工们的生活，写与他们过年过节时的快乐。我每每读此，心里总是特别温暖
　　父亲一上学就参加了学校的演出。到他三四年级时就能自编自演了。有一次，他们学校迎新年，他们学校举办了特别隆重的迎新年文艺演出。我父亲上台表演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两个衙役出差捡个银锭，都说自己先看到的，争吵起来。回衙求县长明断。结果，三说两说，银锭归了县老爷，两个衙役傻眼了……这个节目让在小礼堂里观看的同学们看了都非常过瘾，拍起巴掌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可我父亲却纹丝不动……有一年临近新年，父亲回到家和亲人们过节，感觉特无聊时，他忽然发现街坊有对老夫妇开办了一个小小‘家庭影院’，这下好了，每当夜幕降临，父亲就去那看电影了。那个时候，放的都是卓别林的无声短片。一日两场，收费几文。观众多邻里少年，看得分外开心，那戏谑警察的机智表现，那羞答答善良心地的流露，令我父亲心醉。当时，父亲的叔叔是位教体育和音乐的老师，他经常带着我父亲到游艺园涨园、陶园、大罗天），电影院（大光明、上平安）、茶社（劝业场茶楼、北洋茶社）听戏、看电影、欣赏杂耍，还常带着他去听小型的音乐会。这好比一扇扇小窗户都打开了：什么杨小楼、梅兰芳、刘宝全、雍剑臣、常连安、小蘑菇、高五姑、白玉霜、王汉伦、肖英、陆克、卓别林，米盖罗尼，秀兰·邓波儿……虽巧妙不同，却五色缤纷，引人入胜。父亲年龄稍大，兴趣更浓。他将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去影院、剧场，或去三不管的地摊，鸟市的说书棚，饱览各样艺术。日积月累，父亲因此看了不少中外名片，虽不明个中深意，却对某些动人情节、细腻表演，留下了较深印象。父亲是我人生的楷模，其中最重要的—个就是敬业。到我三四岁时，记忆里的父亲很忙，好像只有过年了才和我们一家人团聚。那时，青年艺术剧院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当话剧里有孩子的时候，就会从剧院的孩子里面找，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很有一些参加过话剧演出的，我们家就有哥哥（石冼）、姐姐（小恬）、二哥（小禾）。1958年底59年初，话剧《娜拉》中娜拉的三个孩子（张茁、宁和、石小恬）因为年龄大了，就换上了白梅、石小禾跟我，这就让我们从看话剧变成了演话剧，导演金山和剧中的演员，给我们讲剧情，带我们走地位，一演就是几十场……春节到了，我们也没有歇，天天在舞台上演出……” 　　“文革”期间，石小满作为知青，下乡到了黑龙江农场。他说：“当时我也就十几岁，大哥和大姐已经上班了，我父亲却被关进去了，二姐去陕西插队，二哥到黑龙江兵团，我走时，只有妈妈和特意在单位请了假的大姐来送我，她们就把我送到学校拉我们去火车站的车前，流着眼泪离开了……下过乡的都知道，在农村除了干活，其他就没有人管了，可以说，地里的、场院的活我都干遍了。”谈起那段日子，石小满却不感后悔。他说，“刚去东北的第一年我特别想回北京，想家。但我在那儿过的第一个农历年很有意思。因为是在农村，生活非常俭朴，但过年那天却吃上了炖菜，肉不多，但特别香。为了庆祝新年，我感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加入了我们农场的宣传队，说相声，快板书，山东快书，小话剧，吹圆号，小号，还连编带导的。”文艺生活非常丰富，也让他一时间忘却了不能回家过年的酸楚。1976年，石小满又一次改变了人生命运，他入伍了，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第38军114师当了一名文艺兵，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到了部队也是什么都干，除了那些在农场演出曲艺，话剧外，还参加小合唱，居然还跳起了舞啦！每年快到过年了，我们就必须下部队慰问演出，而且次数也非常多，或到很艰苦偏远的山区去演出，装台卸台也都是大家一起干。”
　　在部队摸爬滚打的6年里，石小满也参加了电影的拍摄。“那是1978年，谢添导演托我哥（他也是北影厂的）转告我，陶金导演（我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要看看我现在的摸样，谢导就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加了一个小角色——小豆，把我从部队借出来去了广东，后来我参加了陶金导演的《姊妹俩》，到了1981年还拍了电影《路漫漫》、《会鹿儿》以及电视剧《虾球传》。”从此，他再次回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表演世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剧大行其道后，石小满频频亮相荧屏，他参演了很多的热剧，如《三国演义》、《粉墨奇冤》、《东周列国》、《大收藏家》、《康熙微服私访》、《聊斋先生》、《天下第一家》等多部热剧，一直活跃至今。如今，他几乎所有的角色自己都尝试过了。“演戏是我的生命，过年是一道回家的命令，无论走得再远，我们总是走不出亲情的召唤和父母的牵挂。不管回家的路有多远，春运的车票有多难买，归途的天气多么冷，都难以阻挡我们回家的脚步。回家过年不需要理由。父母在哪里，亲情和幸福就在哪里！”
　　台湾演员刘德凯：那年快过春节时去火车站采访
　　许多人更乐于叫他“费云帆”——走过琼瑶编织的《一帘幽梦》，刘德凯几乎成为几代女性的梦中情人。而红了许久之后，如今的他成了北京街头随意碰到的热心人，有求必应，不厌其烦……
　　刘德凯1953年生于台湾，一家人住在军人大院。
　　“我从小就在逆境中成长，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逆境。我们那儿管军人家属住的地方叫眷村，我属于比较‘异类’的，因为眷村里70%以上是台湾人，我虽然在台湾出生，可受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从小就懂得不忘本，我母亲是地道的北京人，我是在家里吃炸酱面长大的，你让我怎么忘本？”
　　上大学，刘德凯学的是新闻，在报社做过两年摄影记者，曾因拍摄照片被抓进警察局。他回忆起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和文字记者去拥挤异常的火车站采访，看到一个人带着四五个孩子来赶火车，有个警察见那人把孩子塞进车窗，就非常蛮横地用皮带狠狠地抽他，刘德凯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恼羞成怒的警察于是把刘德凯带到警局……回到报社，刘德凯将照片冲洗出来交给采访主任，主任却把照片撕碎，说：“你怎么还冲洗这张照片？”刘德凯走过去，把照片撕得更碎，扔到主任的脸上，结果，刘德凯被开除了。后来刘德凯进入演艺圈，先做副导演、导演，那时，《教父》的导演科波拉，还有斯坦利·库布里克，是他最崇拜的偶像。过了两三年，刘德凯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琼瑶御用小生之一，琼瑶评价说：刘德凯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演戏很有特色。
　　北京女孩牛莉：习惯了春节不休息
　　自从主演了热播剧《空镜子》中孙丽一角，牛莉几乎成了平民戏的代言人，而这位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在走人影视圈之前却是个专业运动员，她说自己早习惯了春节不休息，无论是当运动员，还是当演员，无论是拍影视剧，还是上春晚演小品……牛莉出生于运动员世家，12岁进入花样游泳队，1986年获得全国第一届女子花样游泳团体冠军，15岁转入八一射击队，与王义夫及李对红做过队友，1990年获得全军射击冠军。
　　牛莉的母亲曾是女子步枪运动员，人选过国家队，在北京队当过射击教练。妈妈带运动员训练时，小牛莉常常坐在旁边看，耳濡目染中对射击产生了兴趣。上初中的—个暑假，妈妈联系好射击队的一个教练，让牛莉去学枪。射击运动既劳力又劳心，但从小就很要强的牛莉训练刻苦、用心，仅半年就夺得北京青少年手枪比赛的冠军，后来进了广州军区队。入队不久，牛莉就改练五四式军用手枪。这种手枪又大又沉，抖动幅度大，子弹也很重，后坐力非常强。牛莉每天穿着迷彩服，站在荒野里日晒雨淋地苦练，不到一年，牛莉参加全军比赛，50米靶30发子弹慢射，她打了280多环，夺得冠军。
　　艰苦的体育训练，赋予牛莉豪爽的性格和永远向上奔的冲劲儿，但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伤病，牛莉有很严重的颈椎病，笔者看到她不停地变换坐姿，偶尔摇晃头和肩膀。“那会儿，从早晨8点取枪一直练到11点，就是这一种姿势，”说着话，牛莉慢慢抬起右臂，眯着眼，用手比画出手枪射击的架式，“可以闭着眼举枪，凭感觉，准星缺口一定会在那个位置。”
　　提起弃武从文的从艺初衷，牛莉带点顽皮地说：“其实在做演员之前，我有很多无意识的准备，比如在运动队时我就特爱表现自己，经常是看完一部戏，就在宿舍里给队友模仿演员的表演。后来队友见了我都说你就应该做这一行。”那段难忘的运动生涯，为牛莉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把训练和比赛时的刻苦、专注用在演好每一个角色上，不过，在这条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演艺路上，她也曾备尝辛酸、苦涩，甚至直言很长时间都处于一种失落的情绪中。“在《空镜子》之前我拍过很多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时候也没有经纪公司为你包装、做一做，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是好事，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小角色，从最底层积累经验。直到开始拍摄时，杨亚洲导演才给我打电话，说《空镜子》里的孙丽很适合我。我有股什么都不论的劲儿。既然导演说我适合，那我就一定要演好！”
　　《空镜子》在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所造成的巨大声势把牛莉一夜之间推到了全国观众面前，而且这股角色认同感的余热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堆和“孙丽”类似的角色纷纷找上门来。
　　“这是好事，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许多历史戏不找我。但我觉得各种尝试都是财富，包括那年上春节晚会演小品《洗脚》，虽然很多人说这很难。但我去了，尽管演得不能说很好，但我了解了那种氛围，有了新的体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我特希望冲出某种限制，让投资商、导演、观众能更多地了解我。不过，有时也想，现在已经不错了，顺其自然吧。做自己想做并且能做的事也挺好的，不要苛求，当初《空镜子》来得不也是我没想到的吗，也许老了也达不成自己的某些愿望，但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
　　牛莉是地道的北京女孩，你如果对她有误解，她会想办法解释给你听，外表难以接近，实则大大咧咧，看似精明，有时又挺没主意。
　　说实话，牛莉不太像一个演员。她缺少一种演员化的东西，我甚至觉得她在家里缺少足够的“关注”，因为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也没有家里人告诉她，他们以她为骄傲。牛莉的锋芒丢在了外面，丢给了她的人物。正如她所主演的那些平民戏一样，她只是一个生长在平民家的普通北京女孩，看着扎手，其实身上的刺儿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