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功成名就与年事已高相结合之后，尤其是在文艺圈，很多人接触起来很不舒服，往往沟通不畅，甚至距离感很大，见面不如闻名，这是我作为文艺记者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切身感受。但是，音乐家吕远绝对是个例外，甚至说是我今年采访过的明星、名家中最让记者感动并难忘的一位。
　　对于熟悉并喜爱这半个多世纪华语歌曲的人来说，吕远这个名字可谓无处不在。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音乐家吕远这个名字可谓举足轻重。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中，吕远为歌坛奉献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作品，其中《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木棉花开火样红》、《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国之春》、《牡丹之歌》、《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美丽的传说》等歌曲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可以说，吕远是记者仰慕已久的采访对象，机缘巧合，得益于歌唱家柳石明的引见，记者得以在2014年完成了对吕远的独家专访。
　　若论吕远的精神特质，可能不同的人会从不同角度解读出很多。对于记者而言，平易、周到、平和、坦诚无疑是吕远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从电话先期联系到会面采访，这一感觉始终如一。
　　吕远老师家住京西，得知记者的出发地点在东四环，他非常贴心并细致地告诉记者要坐的公交车次及地铁换乘点。由于路途较远，记者提出采访时间可定在午后，吕远老师欣然同意，之后他提议记者可以稍早到一点，这样可以一起吃顿午饭，边吃边聊，由他请客。午饭席间，吕远老师不急于向记者讲述他的故事，而是不时提醒记者：“菜快凉了，赶快吃饭，采访的事没有吃饭重要，跑这么远的的路，多吃点儿。你不用管我，我腸胃不太好，吃的不多，你尽量多吃。”
　　近70年的乐坛生涯中，在每一个时代都以自己的才华为广大群众奉献出历久弥新的经典佳作，吕远因此被贺敬之赞誉为“人民音乐家”。无论是艺术成就、自身修养，或是阅历见识、艺德境界，吕远都当之无愧。技法圆熟，平和不失张力，喜爱吕远音乐的人都不难通过音符感知这一点。古语说文如其人，吕远亦是如此。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更关注人生恢弘，而忽略了细节琐事。其实，往往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才真正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风骨。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曾演唱过由吕远作曲的经典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主题曲，杨洪基曾说：“我觉得吕远老师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要钱，他给谁写曲子不说钱的事。他写了那么多的作品，应该是可以发大财的，可是他永远发不了财。有朋友买了一台洗衣机，洗衣机的按钮上面用的就是《泉水叮咚响》，当时我们就说吕远老师，这是一个版权问题！结果他却说：我做一个郑重声明，以后谁都可以用我的歌，没有版权问题。”
　　的确，“不爱钱”堪称是吕远艺术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谈及“钱”这个话题，吕远说：“我觉得利益不一定是数钱，利益是一种社会满足，大家满足了，我也很满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自我理解和要求，我不反对钱这种社会价值表现形式。面对某些唯利是图的社会现象，我们大家应有自己的标准，守住为社会服务的基本价值观。”
　　最近，京城文化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今京城各路文化人不是在赶往天津的高铁上，就是在天津大剧院的剧场里。”11月29日午后，笔者也“体验”了一把，从北京乘高铁赶赴天津，先是在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的安排下，独家采访了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老师，5点半又随乔榛老师到剧院后台化装、默词儿，近距离感受到一位老艺术家对艺术的一丝不苟、对观众的拳拳深情。当晚7点半，《开放——中国新诗百年音乐朗诵会》的大幕徐徐拉开……当这位曾为上干部影视作品配音、顽强抗癌三十年的古稀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停，缓缓却是坚定地走到舞台中央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掌声是给予一位真正勇士的最高奖赏。
　　从1985年到1999年，乔榛得过三次癌症，第三次已经转移到腰椎，3次手术仿佛走了三次鬼门关。2009年5月，乔榛又因患脑梗阻造成半侧面瘫，一度不能说话……痛苦的“放化疗”、漫长的康复期，相信许多人即使没有身患癌症、偏瘫的亲属也能想象一二。为了恢复身体机能，为了重返舞台，乔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康复锻炼，每天都要汗湿十几身衣服……但乔榛从没觉得这是罪、这是苦、这是难。在他心里，不能从事自己毕生热爱的“声音艺术”，才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乔榛才会在12年前录制央视《艺术人生》节目前禁不住在宾馆里痛哭失声，他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还可以和观众、听众见面，还可以再一次和老搭档丁建华一起对着屏幕配音……再将记忆回溯到44年前，当身处“文革荒漠”中的乔榛得知领导让他去上译厂为电影《红菱艳》配音时，他也曾痛哭失声——领导刚一宣布，他就跑到外面，躲在角落足足哭了半个钟头。乔榛也许不是为艺术而生，但他绝对可以算得上为艺术献身的人。
　　在乔榛的艺术生涯和生命历程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太太唐国妹。乔榛对笔者说：“没有我太太，我根本活不到今天！没有她就没有我！没有她的付出，我的艺术生命早就结束了！”“文革”开始后，乔榛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和知己——唐国妹，当年她是上海电影乐团的民乐演奏员，比乔榛小5岁。两人因对艺术的热爱而相知相识，1970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确定了恋爱关系。
　　作为配音演员，乔榛本身就是一位幕后英雄，因此唐国妹所付出的绝非等闲之事，尤其是乔榛曾两次出任上译厂厂长，第二次出任厂长更是在大病初愈之时，可以想见唐国妹心中的疼惜和压力有多少，她深知乔榛把艺术视作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她只有把自己辛劳、负重的身影埋藏得更深更远……采访结束后，笔者提出给两位老人拍一张合影，唐国妹竟说：我还是站在他后面吧……
　　关于一条围巾，有两个细节带给笔者深深的感动。采访时，唐国妹拿来一条丝质围巾，娴熟地为乔榛系上，又整理妥帖，她问笔者：“这样是不是更精神一些？”难怪乔榛说太太连手绢都要为他一丝不苟地熨烫、备好……
　　采访结束，我们一起乘车从宾馆到剧院，刚下车，唐国妹突然“惊呼”道：“坏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她，唐国妹连声说：“坏了，坏了，我忘记拿围巾了！”最终，唐国妹又返回宾馆专门去取乔榛的围巾……乔榛说：“太太经常对我讲：你不能歪歪扭扭地出去，你是公众人物！”
　　演出中，乔榛有一次朗诵完忘记拿挂在话筒架上的手杖，转身欲走，身体突然摇晃了一下，所幸脚站得很稳，才不致摔倒，连台下的观众都有些担心，后台的唐国妹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所以就不难理解“一条围巾”为什么会让唐国妹连声惊呼“坏了”，只要是有关乔榛的事，唐国妹没有不关心没有不紧张的。这也是乔榛所说的“没有她就没有我”的真实含意。
　　唐国妹老师非常善良、体贴，见笔者一直在后台采访，“猜到”笔者没有吃晚饭，特意用餐巾纸包了几个小点心送过来……
　　乔榛多次对笔者说：“我还想有所追求。我要为爱我的人活着。”在那个“新诗百年”的晚上，台上台下诗情浓郁。我既陶醉于新诗流淌的百年情怀，也陶醉于乔榛、唐国妹夫妇“一条围巾”那样平凡却浓烈的相知相携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