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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早的记忆
3月10日,侥幸活了下来
我的记忆始于1945年3月10日深夜。空袭引发的大火映红了天空,奶奶、妈妈、姐姐和我戴着防空头巾,用婴儿车推着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过了地藏菩萨,冲向附近小学的地下防空洞。我们幸运而偶然地活了下来。和我们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间太小,从最里面的位置开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们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还能呼吸到从门缝进来的稀薄空气,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团的人们拖出防空洞时,全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烧焦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这就是“东京大空袭”。那一夜的经历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刚过4岁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从空袭开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扑灭的短短8个小时里,约有10万人失去了生命。死亡人数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日军根本无法抵御美军的轰炸。334架B-29轰炸机,在1500至3000米的低空,大摇大摆地飞进东京上空。东京市民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暴露在美军面前。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军详细且高效的空袭计划。美军首先划定了东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在边界投下燃烧弹形成火墙。这样后边的飞行队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志准确地轰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却被火墙堵住了生路。很多人以为跑到水边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跑去。对岸的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跑过来,人们在桥上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这时美军抛下燃烧弹,造成了一场人间惨剧。我很长时间都不敢接近这座言问桥,直到现在,大桥两端的桥柱上还残留着黑黢黢的印迹,那是当时在火中丧生的人们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据说逃到防空洞时,母亲曾经绝望地说:“我们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这儿吧。”姐姐听了非常难过,不甘心就那么死掉。而从结果看来,母亲误打误撞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指挥这次空袭的美军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将,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将德国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而日本政府后来竟然为他颁发了勋章。
2 不再信任“国家”
艰难穿过命运之门
防空洞里那么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他们一定以为越靠里面越安全。我们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过是因为来得晚,已经挤不进去了。当时老百姓对于防空洞可能导致窒息的危险实在是一无所知。后来我才知道,在德国,政府早就教育民众在防空洞避难时,要警惕窒息危险。进入防空洞后,应该在相当于地板、人的腰部和头部的3个高度分别点燃灯火,如果最高处的灯火熄灭,就要立即开启换气装置。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告诉民众待在防空洞里可能有窒息的危险,还要求民众“遇到燃烧弹起火要立即扑灭”。美军在东京大空袭中使用的燃烧弹具有与在越南战争中用来烧毁森林的凝固汽油弹同等的威力。果冻状燃料的燃烧温度可以高达1000摄氏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扑灭。
3月10日的这次经历,是我不再信任所谓“国家”的原点。当极端的危机降临在老百姓头上时,国家并没有救助我们,甚至连危机的到来都没有告诉我们。对国家的疑问还不止这些。后来我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苏联攻入德国时,为了保护被波兰从本土隔离的东普鲁士地区居民免遭苏军凌虐,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派出全部海军舰队将当地居民尽数救出。而日本是怎样做的呢?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对于已经做好战败准备的国家来说,其军队最紧要的任務就是保护进攻地区和被占领地区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开欧洲战争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如何拼死做到这一点的。而日本,无论国家还是军队对于这种战败国的国际常识都不了解……对于在决战阶段迎击登陆美军之际,应该如何处置前来避难的无辜百姓这个实际问题,据说日本陆军中央参谋给出的回答竟是:“没办法,轧死他们继续前进。”此外,战后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以后,日本为何还要继续战争?最近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战争的指挥者们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投降的决定才一拖再拖。5月以后,为了胜利无望的战争而被迫卖命的士兵们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坚守在绝望的战 场!
我幸运地没有在3月10日变成烧焦的尸体,也没有成为失去双亲的孤儿(如果只剩下自己,我一定也会像其他战争孤儿一样,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过街通道里徘徊度日)。后来我也没有被征兵,活着迎来了“战后70年”。这些偶然的幸运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运之门开开合合的瞬间,艰难地穿过那些缝隙。
3 赢得战争为最终目的
1940年前后,改革派官僚改变了日本
就在我们险些死于防空洞那年的5年前,一群被称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试图改变日本。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将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战争服务。他们为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基础。所谓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伪满洲国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群官僚,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其理念是对产业实行国家统治。他们认为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奉献,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许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事实上,岸的目标是建设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岸信介们所信奉的思想当时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德国是“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纳粹)”获得了政权;就连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权的新政派也接二连三地抛出了政府主导型政策。岸信介们在对产业实行国家统治的同时,对金融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为企业提供资 金。
当极端的危机降临在老百姓头上时,国家并没有救助我们,甚至连危机的到来都没有告诉我 们。
1940年,税收财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首先通过导入源泉征收制度强化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法人税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税种,从而改变了日本过去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直接向制造业等现代经济部门征税。按照新的制度,税收不经过地方政府直接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拨款给地方的模式初步形 成。
此外,农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也取得进一步进展。中央政府于1942年制定了《粮食管理法》。该法规定,佃农将粮食缴纳到国家,国家付款给农民,农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缴付地租。通过这项法令,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农村的状况大为改观。
上述这些改革,均以赢得战争胜利为最终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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