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自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秋天的一个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家里没盐吃了。
　　当局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我拔猪草使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小心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镇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双庙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绛帐镇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大地方的火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小干部模样——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
　　几乎快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身看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噗通噗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那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没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那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攥住布兜，麻利地解开口袋，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那张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工，宛如天仙。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老师说要去参观扶眉战役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高年级同学扛着红旗，我们一溜儿跟在后面，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馍，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饥渴。到了烈士墓前，才觉口渴，打开地上的水龙头咕嘟咕嘟狂喝了一气。返程路上，肚子咕咕叫唤，河里的水，岸边的青草，河边的树，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双腿含含糊糊迈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终于下决心买一块面包吃。平日里，路过供销社门口，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嘴馋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的分泌出来，但一直忍住，今天我想遂了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握住面包离开供销社，一路走到高家学校操场，见四下无人，我才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啊呀，尽管只是一小口，但香酥的面包立马让我迷醉：面包，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起初，我要尽量延长享受美味的时间，但长久饥渴的味觉，不容许我一小口一小口的满足，越吃越急迫，最后索性张开饕餮大嘴一口吞了下去。
　　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这天，我在坡口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就立刻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路上，我痛苦地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母亲忙碌一天，天未亮即起来，暮色四合方收工，一日三次劳作，也就像母鸡下了一只不大不小的蛋。生产队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我家的那只来杭鸡，平日里隔天产一只蛋，心情好的时候，每天拱出一只热乎乎的蛋。
　　转眼就要过年了。偶尔会有一只鞭炮炸响，那声音异常好听，年就在跟前。过完年我又长了一岁，那时我盼望一夜长大，好帮母亲一把，哪怕每天只挣四分工——半只鸡蛋的报酬也好，我至少能像母鸡那样有用了。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有一次，我梦见路上躺了无数枚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钅][崩]。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桀骜不驯的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这便是我对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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