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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猜测着在1807年12月的柏林，这位德意志古典主义哲学家，登上演讲台，看着科学院圆形大厅里挤满的听众，他在想些什么呢。
他曾经一度活在理性王国，却以徒有理性之口号而横流民众之鲜血的法兰西共和国当做他自己的祖国。
他曾赞扬过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拿破仑。但当拿破仑终结了革命的暴乱，最终建立帝制并征战欧洲，却又被他视为暴君——天知道共和国送了多少人上断头台而拿破仑却给法兰西政治带来了稳固的秩序。
他要求一种世界主义，又在拿破仑力图征服欧洲实现一统并掠袭普鲁士时鼓动起极强烈的爱国心，以血力荐德意志。
他的演讲组成的这部反对拿破仑的爱国主义著作，反而在打败拿破仑以后被打入冷宫，他所阐释的爱国主义也在被普鲁士国王利用过以后被抛到九霄云外。直到1848～1849年民主革命废除了卡尔斯巴德协议以后，才再次编辑出版并流传国外。
在他的时代，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而他在这个演讲台上，从1807年12月13日到1808年3月20日所做的十四篇演讲，被公认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而载入史册。
他，是费希特;这部书，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国歌中如此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对于当时的费希特，大抵只需把中华，换做德意志。
一年前，纽伦堡出版家约·菲·帕尔姆刊印过一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的德国》的小册子，由于不愿坦白交代这本反法著作的作者姓名，已被拿破仑下令枪决。
当时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还驻扎着法国军队。甚至在他演讲的时刻，法国军队多次从旁列队经过，击鼓发出一种急迫的警告。在现场，也有闯进来的法国人对他行注目礼。甚至是普鲁士下级行政机构，由于害怕引起法国人的恼火给自己造成伤害，对他亦保持疑虑。
他没有沉默：“危难时刻正在逼迫我们，我们必须说出危难时刻要求我们说的话。”
“这个人保证说，他从他自身的直接经验中知道，像德意志人对祖国的爱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他了解这些东西的无限价值，唯独这种爱驱使他不顾一切危险，说出他已经说的和还将说的话。因为我们目前除了讲话，已一无所能，而且，甚至连讲话都受到种种阻碍，正在被弄得失去活力。”
“这些演讲的总目的在于给已被击溃和精疲力竭的人们注入勇气和希望，给深为悲痛的人宣示欢乐，引导他们轻松地、平安地度过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刻。”
这是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搏命直言的教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却在战胜的法国军队面前扶起德意志民族那面被敌人扳倒、践踏在地的旗帜的勇者。
但我无意将本文写成对费希特或他的著作的颂词。
在德意志民族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后，他的思想一度被法西斯借用来作为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理论来源。在日本，这部著作被编译并颁发给全国文教部门，用以论证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而在中国，它又一直被视为反对卖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宝书。在中日间那场侵略战争中，侵略方和抗击国都从同一部著作、同一种思想中汲取营养用来各自宣传、互相对抗。
它同时是侵略者的自白书与抗击者的自勉文。岂不绝乎。
费希特在这本书里，到底说了什么呢？
三点：核心，依托，说服。
费希特作此演讲，核心即在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为实现此目的，他提出的路径依托，是教育。同时，他给出的论证与说服，即在德意志民族的卓越独特性。
除去德意志民族性的个案特点，无疑，爱国主义与通过教育实现复兴这两部分，在任何一个近现代面临过救亡图存问题的国家中，都会有相当大的市场。
先看爱国主义。
费希特说：“在把我们的民族理解为一个永恒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永恒生活的保证以后，通过教育，把对祖国的真正的和万能的爱深深地、不可磨灭地建立在一切人的心中。”
对于何以必须爱国，费希特的论证是不充足的。其时所处情境的紧迫补充了他论证的不力。或者，某种意义上，是现实情境的紧迫，造成了这样论证的武断。当一个共同体被侵略、被打败，共同体中的成员的第一反应是对外的自卫，对内的抱团。
一个民族在其面临危机时，作为反应机制，个体成员中会自觉产生出一种共同体意识，来应对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
冷静来看，民族国家不过是我们自身现实生活的一个保障。它往往不可替代，但并非不能被替代。这个国家之外的社会构成与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并非不能适应——这种适应有相当的艰难需要克服。这也就是说，我在香港，会深刻自觉为大陆人;而在米沃什、昆德拉，即使有极其强烈民族意识自觉，仍然可将自身流放他乡。
那么，爱国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只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倾向，它是自足的，但经不起推敲。对于我，我将国家视为一种组织，一种秩序构成。如果对于作为典型秩序构成的法律，我都追问，恶法是否该被遵从;那么自然的，对于国家，我至少追问，暴虐的国家是否该被热爱。
作为一位崇尚理性的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如此轻易的服从于朴素的情感，或可归罪于时况的紧迫。
现实只来得及让人反应，让人来不及思考。可惜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理由：
危难时刻正在逼迫我们，我们必须想出危难时刻要求我们得出的思想。
再看教育手段。
费希特说：“大多数公民必须受到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而且为了确保这大多数人，必须在全体公民中设法进行这种教育。”
这里颇有“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互其中得乎其下”的智慧了。
他要求，“如果说迄今的教育顶多是要培养人的某种东西，那么，这种新的教育则是要培养人本身，并且决不是要像以往那样，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 看起来，费希特要求的是一种使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教育。背后如果有什么危险，似乎也还并不明显。
接下来，他认为：“任何教育都要给学子指出正义的事情，提醒他们忠于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能对它有更多的要求呢？他们是否愿意遵循这些劝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们不遵循它们，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拥有任何教育都不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自由意志。因此，为了更精确地阐明我所设想的新教育，我想对此回答说：以前的教育的首要错误，这种教育的软弱无能和毫无价值的明白供认，恰恰在于这么承认学子有自由意志，这么信赖学子们有自由意志。这是因为，以前的教育承认意志在教育发挥过一切最强有力的作用之后依然是自由的，即依然在善恶之间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也就是承认它既不可能，也不打算或希望培养意志和人本身——因为意志是人的真正根本——承认它认为这类培养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往往未能确实地影响人的道德判断，甚至并不实际的引导。它只是给出选择，并告知后果。而教育的目的不是给人自由，是引导人向善。所以他要求一种能取消人自由意志的教育，通过教育将好坏、善恶、正误的判断铭刻进受教育者的人格。
问题恰恰在于何者向善，我们对此存疑。所以教育只能选择给人自由——这是目前为止人类能做到的最好教育。引导人向善，那是宗教和信仰的工作。
一种倾向宗教和信仰的教育，我在其中看到的是洗脑的危险。以教育者的判断为受教育者的判断——而影响教育的权力在当权者手中。那么，最后推行出的教育是何模样不难猜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给出了极好的样板。
在复兴中费希特依托的主要是教育，但教育既然要推行，不能端赖民间，故也涉及到政府的作用。这里政府作用的观点并非主要，但亦折射出问题。
在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一代人，他要求国家在实施民族教育时应将学子与其家庭隔离开。亨·卢登对此作出批驳：“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绝不能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呢？”
学子的教育虽然貌似在学校中完成，但也离不开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历史上隔离教育手段确实被采取过，那是斯巴达的制度。人的培养就是为了充作城邦的战士，个体的教育即是机械的加工打磨。
但这还不是费希特主张的最严重的问题。亨·卢登在此，点出了关键——政府无正当授权而扩充权力、取消民众自由的问题。
紧急事态下（如战时），政府的权力扩充，可以获得民众在一定范围内的容忍。但容忍不等于授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权力扩充到何种程度、持续到何种期限，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否则，人们在击退外族的威胁后，却会落入当权者的奴役。
甚至，在开始与外敌作战前，便已陷入此种奴役。甚至，正是因为陷入此种奴役，才开始与外敌作战——去侵略去征服去推翻。
法西斯已经为我提供了太好的案例。
该到结束的时刻了。
费希特，一个登上时代演讲台的讲者。
他说，“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同时丧失了深入地影响时代潮流、自由地决定其内容的能力。”但考虑到他的教育观念，似乎这里的主体是国家是民族是德意志，而不是具体而鲜活的个人。
人成为抽象集体概念的牺牲。
他说，“如果我们有可能，我们必须阻止人们为了激发起对天堂的更大渴望而把地球变成地狱。”他表达了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而这个民族在不久之后将两度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地狱泥沼。
是他的错吗？未必，他只是对自己的时代作出反应，对自己的热忱表示忠诚，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表达。即使在他的思虑中，有疏漏也有错误。他的反应是自发的，他的忠诚是诚恳的，他的表达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那么他没有错吗？也未必，思想的表达即有作用于现实的可能。应当承认，正是也仅是为了作用于现实，我们才表达思想。由此，对于思想所确实造成的影响、损害，发言者都负有责任。
没有可能的推脱。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世人”。
无论人思想得多么诚恳，都无法免除可能的错误。那为了避免错误，是否该将思考免除？
我想，不。错误是可以修正的。对于思想，无论褒贬，都不该有所有权的意思。人类从之前的思想者那里吸取营养，必也被之后的思想者汲取精华。即使是一个只为自身思考的人，他的思考也必受益于集体，并为集体所吸收。
诚恳的思考可能出错，那也是一种经验。
不懈呼告大声宣示思想的行为——这既表明思想者的骄傲，也表明他的责任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榜样。
先死者总是要为后死者踩雷的。
在时代的演讲台上，不同的人渐次登场，留下启迪或被遗忘，承受谴责或收获赞扬。这些于退场者而言，已经无甚相关。
意味在哪呢？意味，在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些思想，登台演讲。
（作者介绍：吴邹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他曾经一度活在理性王国，却以徒有理性之口号而横流民众之鲜血的法兰西共和国当做他自己的祖国。
他曾赞扬过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拿破仑。但当拿破仑终结了革命的暴乱，最终建立帝制并征战欧洲，却又被他视为暴君——天知道共和国送了多少人上断头台而拿破仑却给法兰西政治带来了稳固的秩序。
他要求一种世界主义，又在拿破仑力图征服欧洲实现一统并掠袭普鲁士时鼓动起极强烈的爱国心，以血力荐德意志。
他的演讲组成的这部反对拿破仑的爱国主义著作，反而在打败拿破仑以后被打入冷宫，他所阐释的爱国主义也在被普鲁士国王利用过以后被抛到九霄云外。直到1848～1849年民主革命废除了卡尔斯巴德协议以后，才再次编辑出版并流传国外。
在他的时代，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而他在这个演讲台上，从1807年12月13日到1808年3月20日所做的十四篇演讲，被公认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而载入史册。
他，是费希特;这部书，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国歌中如此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对于当时的费希特，大抵只需把中华，换做德意志。
一年前，纽伦堡出版家约·菲·帕尔姆刊印过一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的德国》的小册子，由于不愿坦白交代这本反法著作的作者姓名，已被拿破仑下令枪决。
当时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还驻扎着法国军队。甚至在他演讲的时刻，法国军队多次从旁列队经过，击鼓发出一种急迫的警告。在现场，也有闯进来的法国人对他行注目礼。甚至是普鲁士下级行政机构，由于害怕引起法国人的恼火给自己造成伤害，对他亦保持疑虑。
他没有沉默：“危难时刻正在逼迫我们，我们必须说出危难时刻要求我们说的话。”
“这个人保证说，他从他自身的直接经验中知道，像德意志人对祖国的爱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他了解这些东西的无限价值，唯独这种爱驱使他不顾一切危险，说出他已经说的和还将说的话。因为我们目前除了讲话，已一无所能，而且，甚至连讲话都受到种种阻碍，正在被弄得失去活力。”
“这些演讲的总目的在于给已被击溃和精疲力竭的人们注入勇气和希望，给深为悲痛的人宣示欢乐，引导他们轻松地、平安地度过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刻。”
这是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搏命直言的教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却在战胜的法国军队面前扶起德意志民族那面被敌人扳倒、践踏在地的旗帜的勇者。
但我无意将本文写成对费希特或他的著作的颂词。
在德意志民族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后，他的思想一度被法西斯借用来作为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理论来源。在日本，这部著作被编译并颁发给全国文教部门，用以论证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而在中国，它又一直被视为反对卖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宝书。在中日间那场侵略战争中，侵略方和抗击国都从同一部著作、同一种思想中汲取营养用来各自宣传、互相对抗。
它同时是侵略者的自白书与抗击者的自勉文。岂不绝乎。
费希特在这本书里，到底说了什么呢？
三点：核心，依托，说服。
费希特作此演讲，核心即在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为实现此目的，他提出的路径依托，是教育。同时，他给出的论证与说服，即在德意志民族的卓越独特性。
除去德意志民族性的个案特点，无疑，爱国主义与通过教育实现复兴这两部分，在任何一个近现代面临过救亡图存问题的国家中，都会有相当大的市场。
先看爱国主义。
费希特说：“在把我们的民族理解为一个永恒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永恒生活的保证以后，通过教育，把对祖国的真正的和万能的爱深深地、不可磨灭地建立在一切人的心中。”
对于何以必须爱国，费希特的论证是不充足的。其时所处情境的紧迫补充了他论证的不力。或者，某种意义上，是现实情境的紧迫，造成了这样论证的武断。当一个共同体被侵略、被打败，共同体中的成员的第一反应是对外的自卫，对内的抱团。
一个民族在其面临危机时，作为反应机制，个体成员中会自觉产生出一种共同体意识，来应对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
冷静来看，民族国家不过是我们自身现实生活的一个保障。它往往不可替代，但并非不能被替代。这个国家之外的社会构成与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并非不能适应——这种适应有相当的艰难需要克服。这也就是说，我在香港，会深刻自觉为大陆人;而在米沃什、昆德拉，即使有极其强烈民族意识自觉，仍然可将自身流放他乡。
那么，爱国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只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倾向，它是自足的，但经不起推敲。对于我，我将国家视为一种组织，一种秩序构成。如果对于作为典型秩序构成的法律，我都追问，恶法是否该被遵从;那么自然的，对于国家，我至少追问，暴虐的国家是否该被热爱。
作为一位崇尚理性的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如此轻易的服从于朴素的情感，或可归罪于时况的紧迫。
现实只来得及让人反应，让人来不及思考。可惜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理由：
危难时刻正在逼迫我们，我们必须想出危难时刻要求我们得出的思想。
再看教育手段。
费希特说：“大多数公民必须受到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而且为了确保这大多数人，必须在全体公民中设法进行这种教育。”
这里颇有“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互其中得乎其下”的智慧了。
他要求，“如果说迄今的教育顶多是要培养人的某种东西，那么，这种新的教育则是要培养人本身，并且决不是要像以往那样，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 看起来，费希特要求的是一种使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教育。背后如果有什么危险，似乎也还并不明显。
接下来，他认为：“任何教育都要给学子指出正义的事情，提醒他们忠于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能对它有更多的要求呢？他们是否愿意遵循这些劝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们不遵循它们，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拥有任何教育都不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自由意志。因此，为了更精确地阐明我所设想的新教育，我想对此回答说：以前的教育的首要错误，这种教育的软弱无能和毫无价值的明白供认，恰恰在于这么承认学子有自由意志，这么信赖学子们有自由意志。这是因为，以前的教育承认意志在教育发挥过一切最强有力的作用之后依然是自由的，即依然在善恶之间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也就是承认它既不可能，也不打算或希望培养意志和人本身——因为意志是人的真正根本——承认它认为这类培养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往往未能确实地影响人的道德判断，甚至并不实际的引导。它只是给出选择，并告知后果。而教育的目的不是给人自由，是引导人向善。所以他要求一种能取消人自由意志的教育，通过教育将好坏、善恶、正误的判断铭刻进受教育者的人格。
问题恰恰在于何者向善，我们对此存疑。所以教育只能选择给人自由——这是目前为止人类能做到的最好教育。引导人向善，那是宗教和信仰的工作。
一种倾向宗教和信仰的教育，我在其中看到的是洗脑的危险。以教育者的判断为受教育者的判断——而影响教育的权力在当权者手中。那么，最后推行出的教育是何模样不难猜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给出了极好的样板。
在复兴中费希特依托的主要是教育，但教育既然要推行，不能端赖民间，故也涉及到政府的作用。这里政府作用的观点并非主要，但亦折射出问题。
在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一代人，他要求国家在实施民族教育时应将学子与其家庭隔离开。亨·卢登对此作出批驳：“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绝不能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呢？”
学子的教育虽然貌似在学校中完成，但也离不开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历史上隔离教育手段确实被采取过，那是斯巴达的制度。人的培养就是为了充作城邦的战士，个体的教育即是机械的加工打磨。
但这还不是费希特主张的最严重的问题。亨·卢登在此，点出了关键——政府无正当授权而扩充权力、取消民众自由的问题。
紧急事态下（如战时），政府的权力扩充，可以获得民众在一定范围内的容忍。但容忍不等于授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权力扩充到何种程度、持续到何种期限，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否则，人们在击退外族的威胁后，却会落入当权者的奴役。
甚至，在开始与外敌作战前，便已陷入此种奴役。甚至，正是因为陷入此种奴役，才开始与外敌作战——去侵略去征服去推翻。
法西斯已经为我提供了太好的案例。
该到结束的时刻了。
费希特，一个登上时代演讲台的讲者。
他说，“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同时丧失了深入地影响时代潮流、自由地决定其内容的能力。”但考虑到他的教育观念，似乎这里的主体是国家是民族是德意志，而不是具体而鲜活的个人。
人成为抽象集体概念的牺牲。
他说，“如果我们有可能，我们必须阻止人们为了激发起对天堂的更大渴望而把地球变成地狱。”他表达了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而这个民族在不久之后将两度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地狱泥沼。
是他的错吗？未必，他只是对自己的时代作出反应，对自己的热忱表示忠诚，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表达。即使在他的思虑中，有疏漏也有错误。他的反应是自发的，他的忠诚是诚恳的，他的表达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那么他没有错吗？也未必，思想的表达即有作用于现实的可能。应当承认，正是也仅是为了作用于现实，我们才表达思想。由此，对于思想所确实造成的影响、损害，发言者都负有责任。
没有可能的推脱。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世人”。
无论人思想得多么诚恳，都无法免除可能的错误。那为了避免错误，是否该将思考免除？
我想，不。错误是可以修正的。对于思想，无论褒贬，都不该有所有权的意思。人类从之前的思想者那里吸取营养，必也被之后的思想者汲取精华。即使是一个只为自身思考的人，他的思考也必受益于集体，并为集体所吸收。
诚恳的思考可能出错，那也是一种经验。
不懈呼告大声宣示思想的行为——这既表明思想者的骄傲，也表明他的责任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榜样。
先死者总是要为后死者踩雷的。
在时代的演讲台上，不同的人渐次登场，留下启迪或被遗忘，承受谴责或收获赞扬。这些于退场者而言，已经无甚相关。
意味在哪呢？意味，在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些思想，登台演讲。
（作者介绍：吴邹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