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曹琍璇近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她不仅是宋美龄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而且是胡佛研究院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2003年,她进入胡佛开始审阅宋子文档案;2004年,“两蒋日记”落户胡佛,她作为特别四人小组成员,最先看到全部蒋介石日记;而且迄今为止,她是仅有的几个看过蒋经国日记的人。她眼中看到的蒋宋家族,是什么样的?
■ 宋子文,没有对不起国家
《看历史》:蒋、宋、孔档案公开以后,史学界对这几个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宋曹琍璇:当我们两岸各说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可是一直到宋的档案出来、蒋的档案出来、孔的档案出来,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证明了一些事情,他们才发现,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三个档案开放以后,造成了很多“黑天鹅效应”。这个“黑天鹅效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显得惊讶。学者的态度是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他的专业,如果他这一辈子,都是写一些假的,他将被别人评论什么?
《看历史》:档案公开后,外界对宋子文的负面评价似乎也少了。
宋曹琍璇:陆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登报纸说,宋子文自己的外贸公司有贷款3亿,结果全国哗然。总共的外汇额度才有5亿,宋家跟孔家拿掉3亿,那还得了。他们就去查,结果查出来以后,发现是小数点的错误,陆铿就叫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启事,说是小数点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可是后来呢,陆铿还是说,他没有错,是因为受到了压力。
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谎言。香港郑会欣教授写了一个论文,拿给我看。他说在宋的档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宋把公文都拿出来呈报给蒋介石看,孔宋两个外贸公司才300多万,内容是跟海外购买军备、购买布匹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产业已经没有在生产了,所以很多东西都从外面运进来,两家一共是300万。宋的档案很好,批文都有复制留下来。郑会欣博士拿了这些资料以后就写了那篇论文,在2008年发表的,证明了陆铿当时讲的是不实在的。
《看历史》:在档案里面,您看到的宋子文呢?
宋曹琍璇: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知道宋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绝对可以全部开放。也是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才有了信心。在看蒋介石日记时候,他里面骂宋子文卖国卖党、违背革命原则,他把宋骂得狗血淋头,我都留下来。这没问题啊,去对照宋的档案,去看嘛,为什么这天骂宋骂得这么厉害,去看宋这一天的档案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对照的,大部分都是要钱不给,蒋介石要钱他不给。没办法,然后蒋要印钞票,宋说不能印钞票,宋是懂金融的,蒋是军人嘛,对这他不懂。宋说不能够印钞票,这还得了啊。蒋每次骂宋,看宋的档案对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在宋子文的档案里面,有一封信,我们看了都在笑。他说那时候,廖仲恺要钱,蒋介石要钱,他说我中国银行就这么一点钱,如果你们都要钱,你们都拿走,我中国银行就关门,不做了。吴景平教授出的《宋子文画传》,以及有照片的《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是我们宋家给的一些照片,里面有外国记者访问宋子文时画的一幅漫画:在一个上坡的路上,宋子文一个手撑住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一个手往上推,然后说我受不了了。
■ 宋美龄,人们应该看重这位女性
《看历史》:在蒋宋家族的重要成员里面,您是见过宋美龄的,她给您的印象如何?
宋曹琍璇:我嫁到宋家,耳朵听到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内容)。我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也不敢问。可是你眼睛看到,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说为什么姑妈吃饭那么简单,穿衣服那么朴素。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夫人到了美国,砍掉了她所有这些医生、护士的人数。大姐(孔令仪——笔者注)告诉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姑妈的所有首饰都是她妈妈(宋霭龄)的,她可以随便用。那我才知道,蒋夫人是不买首饰的,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讲究的不是一种物质的享受。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人家都说我们贪污?我们钱到哪儿去了?
《看历史》:当了解到一些历史之后,您对宋美龄的评价呢?
宋曹琍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一位女性,关键是她是否真的做了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她为了中国的女性,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所做的事情。她把很多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引进到中国来。抗战的时候,她认为女人要对社会负责,女人要在男人在打仗的时候,负起后方的责任,所以发起了整个中国的女权运动。她一直到处演讲。在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女性给她写的信,几乎有2万多封。这些信藏在台北妇联会的地下室里面,一直没有公开。曾经有几封被检出来,登在台湾早期的妇女杂志上面。现在我跟吴景平老师两个人正在搜集《宋美龄及她的时代》的一个史料画传。吴老师这次去,在杂志里面找到了那几封,看到后非常感动。
2003年,蒋夫人在纽约去世,那个时侯太突然了。孔令仪就说,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不要办了,就随便把家人弄来就算了。我就抗议说,姐姐,不行!为什么?蒋夫人虽然是我们的姑妈,是你的姨妈,但她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绝对不能草率。
《看历史》:吴景平教授现在是宋家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权威的学者,那他对宋美龄是怎么看的呢?
宋曹琍璇:吴老师是在大陆长大的一个学者,他的印象里宋美龄应该是比较奢华的。这次我带他到官邸里面去,看到蒋夫人住的地方、蒋夫人的衣橱。他说,就这么小啊?我说对啊,(如果像传闻那样)她一天做一件旗袍,她一定有几万件旗袍,那你觉得她放哪里?吴老师就笑。
然后我就说,你看她的床,你看蒋公的书房,我说是不是够简朴?他说,我觉得应该说是简陋。我就跟他讲,那个时代,他们是卧薪尝胆,他的心态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上,他要的是怎样的能够雪耻,在蒋介石的日记上,每天的都写着雪耻两个字,那个时侯雪耻很重要。
■ 蒋介石,知行合一与基督教信仰
《看历史》:有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娶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是这样么?
宋曹琍璇:我们先讲,蒋公学阳明理学。早期时候他在私塾念书,他的老师都是浙江人,浙江是以阳明理学为重的一个省份,他也是非常地遵行阳明理学。阳明理学是讲知行合一,他是知而行的一个人,那他不知的时候,他常常不会坚持去行。
当时他要追宋美龄的时候,到了日本,宋母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家庭,你必须信这个。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我也没念过,我念完再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后来他就开始念《圣经》。他是一讲出的话一定做的人。
你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看《圣经》的步骤是非常慢的,偶尔看看,今天看一下《孙子兵法》,明天看一段《圣经》。他说,今天读《圣经》一节或几章,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是随便看的。他跟蒋夫人1927年结婚,结婚以后,宋美龄为了让他了解她的信仰,就把她在《圣经》研读班的那些资料拿来交给他。她说我自己都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被妈妈逼得信耶稣的,现在为了蒋公,我就重新把那个时侯的笔记本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读,这对我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蒋夫人就觉得蒋介石是非常认真地在学习。
1930年的时候,宋母生病,他就在日记上说,宋母病重,我为了要安慰她,回馈她,报答她对我的爱心,我决定受洗。他当时受洗,也当然是因为结婚这两三年蒋夫人带他学习,加深了了解。可是他受洗的一个动机,却是为了感恩,为了感恩宋母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栽培。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她高兴,所以他在家里就受洗了。
你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此每天看圣经,日记里面就开始了,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圣经》里面讲哪一段话,然后今天读经怎么样,今天祷告怎么样,今天聚会怎么样……这就表示这个人是蛮有诚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看历史》:他的信仰是虔诚的么?
宋曹琍璇: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也念过神学院,我看他基督教的成长,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了一些书,就是基督信仰的书跟黑格尔的辨证论,当他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对他冲击很大的。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信仰有挣扎。
在1939年,他突然开窍。虽然之前他有去查经,有去聚会,有去做礼拜,什么都有,因为他从小是信佛的,他妈妈信佛的嘛,他的信仰里面还常常会掺杂一些佛教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以为的信仰是很好玩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就是上帝,我们要天人合一,耶稣就是天人合一,他想了一大堆的道理,比如儒家的孔子讲些什么,认为儒家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他前面讲的一大堆话,我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胡说八道,是他自己的一个假想跟幻想,他就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要了解,却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按照他已知的东西做了切入点,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到了39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
我觉得他信仰的清晰,对于他后来49年失败后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49年那段时间,蒋介石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相继自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他就常常在想,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自杀了。
基督徒认为神是他的主宰,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抢夺了神在我自身上的主权,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的,主权在神手里,你凭什么自杀。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在日记里面写,如果不是神要我负担起中华民族的这个使命,我情愿死掉。在后来,在48、49、50年那些时间,日记里随便翻翻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
人总要面子,他从45年的顶峰,四大强国的领袖,那种光环那种荣耀当中,突然一下子掉了90%的江山,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人的面子总挂不住,可是他那个时候谦卑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在这里等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求神拿掉他的耻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刹那之间变得怎么样,他那时候失控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蒋的日记里面,看到信仰对他多重要。而且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姻的逼迫而信的,他不是那种人。当蒋介石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全然地投入,而且他信得非常清楚。
《看历史》:抗战时,汪精卫号称奉了委员长的命,或者达成了默契,跟日本和谈,但蒋一直没有松口,认为汪就是汉奸、卖国贼,日记里面他对汪怎么评价?
宋曹琍璇:非常不好,从一开始就不好,他认为汪摇摆,觉得汪不坚定。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对汪就已经非常不满意。那个时候汪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就开始对汪不满意,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错误的。汪后来要跟日本人妥协,很多人都说蒋也讲求和谈,其实蒋从来不愿意和谈。他在日记里面写,今天我们跟日本人和谈,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跟对方和谈,对方是比较强的,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到时候说不定又来赔款什么的。如果我们得胜了,再来跟他和谈,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在日记里面有一句,说胜而不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
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信,文告、广播给日本人,希望他们能够醒来,不要来侵略,在东亚彼此相邻的俩个国家,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他说我拒绝和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占优势,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会受屈辱。所以他决定是一定要打,可是要打,他希望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制裁进到我们国家来,帮助我们。
■ 蒋经国,一位内心感性的人
《看历史》:您所看到的蒋经国日记里面,他的形象与您之前所知的形象有什么不同么?
宋曹琍璇:开始审阅蒋介石日记时,日记受损得很厉害,所以胡佛就先给我看了一些蒋经国的日记。
看到蒋经国日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在每一篇日记里面,经常看到他对家乡、对父亲、对母亲的思念。不管看到树也好,看到山也好,看到风景也好,他都想到他溪口的老家。他在日记里面就说,我是游子,真的是牵挂我的家乡。听说“文革”的时候,把他的家里破坏得怎么样,他就说,我是个不肖子孙,都没有资格去返乡,去修复。他又说,父亲对他的期盼,他实在压力很大,他不想当“总统”,他说我愿意做一介农夫,日出而耕,日入而息,那样至少我还有休息的时间。你看到日记里面,常常写午夜一时约谁来谈,半夜一点钟把人家叫到“总统府”来谈话,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给我的日记是从1980年开始,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看前面的。我倒要看看在1975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结果是,(他)每一天都在哭泣中。我就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上面那么严谨的、很理智的一个人,经国的日记是十分感性的。
《看历史》: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呢?
宋曹琍璇:我是看过,我也知道,但他的日记还没有开放。我就不谈他的日记里怎么写。
从外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趋势,逼得他不得不开。我觉得他也认知了,这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走的一步。经国是知道,那个时候可以开,绝对没有问题,他对他自己有信心。因为“十大建设”,他对整个台湾的贡献。虽然民进党后来否认,可是台湾从那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屿,能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真的不容易啊。在七十年代石油涨价的时候,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台湾一路窜上来,那是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开党禁也好,开所有的报禁也好,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他父亲一直对他有期盼。他认为,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很多人认为,经国先生在台湾的表现了不起,其实我觉得都是蒋介石已经布好局,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建设,他都尽量一直在保持,都要继续。所以经国在日记里面对父亲的这种怀念,对家乡的情结,与对中国整个大陆的一个使命感,是非常浓厚的。他对家里面的人的要求特别的严厉,他会骂家里面的人,骂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公开。他的日记会不会公开,还在研讨当中,因为他的日记里面有太多私人的事情。■
■ 宋子文,没有对不起国家
《看历史》:蒋、宋、孔档案公开以后,史学界对这几个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宋曹琍璇:当我们两岸各说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可是一直到宋的档案出来、蒋的档案出来、孔的档案出来,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证明了一些事情,他们才发现,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三个档案开放以后,造成了很多“黑天鹅效应”。这个“黑天鹅效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显得惊讶。学者的态度是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他的专业,如果他这一辈子,都是写一些假的,他将被别人评论什么?
《看历史》:档案公开后,外界对宋子文的负面评价似乎也少了。
宋曹琍璇:陆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登报纸说,宋子文自己的外贸公司有贷款3亿,结果全国哗然。总共的外汇额度才有5亿,宋家跟孔家拿掉3亿,那还得了。他们就去查,结果查出来以后,发现是小数点的错误,陆铿就叫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启事,说是小数点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可是后来呢,陆铿还是说,他没有错,是因为受到了压力。
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谎言。香港郑会欣教授写了一个论文,拿给我看。他说在宋的档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宋把公文都拿出来呈报给蒋介石看,孔宋两个外贸公司才300多万,内容是跟海外购买军备、购买布匹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产业已经没有在生产了,所以很多东西都从外面运进来,两家一共是300万。宋的档案很好,批文都有复制留下来。郑会欣博士拿了这些资料以后就写了那篇论文,在2008年发表的,证明了陆铿当时讲的是不实在的。
《看历史》:在档案里面,您看到的宋子文呢?
宋曹琍璇: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知道宋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绝对可以全部开放。也是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才有了信心。在看蒋介石日记时候,他里面骂宋子文卖国卖党、违背革命原则,他把宋骂得狗血淋头,我都留下来。这没问题啊,去对照宋的档案,去看嘛,为什么这天骂宋骂得这么厉害,去看宋这一天的档案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对照的,大部分都是要钱不给,蒋介石要钱他不给。没办法,然后蒋要印钞票,宋说不能印钞票,宋是懂金融的,蒋是军人嘛,对这他不懂。宋说不能够印钞票,这还得了啊。蒋每次骂宋,看宋的档案对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在宋子文的档案里面,有一封信,我们看了都在笑。他说那时候,廖仲恺要钱,蒋介石要钱,他说我中国银行就这么一点钱,如果你们都要钱,你们都拿走,我中国银行就关门,不做了。吴景平教授出的《宋子文画传》,以及有照片的《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是我们宋家给的一些照片,里面有外国记者访问宋子文时画的一幅漫画:在一个上坡的路上,宋子文一个手撑住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一个手往上推,然后说我受不了了。
■ 宋美龄,人们应该看重这位女性
《看历史》:在蒋宋家族的重要成员里面,您是见过宋美龄的,她给您的印象如何?
宋曹琍璇:我嫁到宋家,耳朵听到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内容)。我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也不敢问。可是你眼睛看到,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说为什么姑妈吃饭那么简单,穿衣服那么朴素。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夫人到了美国,砍掉了她所有这些医生、护士的人数。大姐(孔令仪——笔者注)告诉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姑妈的所有首饰都是她妈妈(宋霭龄)的,她可以随便用。那我才知道,蒋夫人是不买首饰的,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讲究的不是一种物质的享受。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人家都说我们贪污?我们钱到哪儿去了?
《看历史》:当了解到一些历史之后,您对宋美龄的评价呢?
宋曹琍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一位女性,关键是她是否真的做了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她为了中国的女性,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所做的事情。她把很多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引进到中国来。抗战的时候,她认为女人要对社会负责,女人要在男人在打仗的时候,负起后方的责任,所以发起了整个中国的女权运动。她一直到处演讲。在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女性给她写的信,几乎有2万多封。这些信藏在台北妇联会的地下室里面,一直没有公开。曾经有几封被检出来,登在台湾早期的妇女杂志上面。现在我跟吴景平老师两个人正在搜集《宋美龄及她的时代》的一个史料画传。吴老师这次去,在杂志里面找到了那几封,看到后非常感动。
2003年,蒋夫人在纽约去世,那个时侯太突然了。孔令仪就说,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不要办了,就随便把家人弄来就算了。我就抗议说,姐姐,不行!为什么?蒋夫人虽然是我们的姑妈,是你的姨妈,但她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绝对不能草率。
《看历史》:吴景平教授现在是宋家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权威的学者,那他对宋美龄是怎么看的呢?
宋曹琍璇:吴老师是在大陆长大的一个学者,他的印象里宋美龄应该是比较奢华的。这次我带他到官邸里面去,看到蒋夫人住的地方、蒋夫人的衣橱。他说,就这么小啊?我说对啊,(如果像传闻那样)她一天做一件旗袍,她一定有几万件旗袍,那你觉得她放哪里?吴老师就笑。
然后我就说,你看她的床,你看蒋公的书房,我说是不是够简朴?他说,我觉得应该说是简陋。我就跟他讲,那个时代,他们是卧薪尝胆,他的心态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上,他要的是怎样的能够雪耻,在蒋介石的日记上,每天的都写着雪耻两个字,那个时侯雪耻很重要。
■ 蒋介石,知行合一与基督教信仰
《看历史》:有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娶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是这样么?
宋曹琍璇:我们先讲,蒋公学阳明理学。早期时候他在私塾念书,他的老师都是浙江人,浙江是以阳明理学为重的一个省份,他也是非常地遵行阳明理学。阳明理学是讲知行合一,他是知而行的一个人,那他不知的时候,他常常不会坚持去行。
当时他要追宋美龄的时候,到了日本,宋母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家庭,你必须信这个。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我也没念过,我念完再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后来他就开始念《圣经》。他是一讲出的话一定做的人。
你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看《圣经》的步骤是非常慢的,偶尔看看,今天看一下《孙子兵法》,明天看一段《圣经》。他说,今天读《圣经》一节或几章,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是随便看的。他跟蒋夫人1927年结婚,结婚以后,宋美龄为了让他了解她的信仰,就把她在《圣经》研读班的那些资料拿来交给他。她说我自己都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被妈妈逼得信耶稣的,现在为了蒋公,我就重新把那个时侯的笔记本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读,这对我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蒋夫人就觉得蒋介石是非常认真地在学习。
1930年的时候,宋母生病,他就在日记上说,宋母病重,我为了要安慰她,回馈她,报答她对我的爱心,我决定受洗。他当时受洗,也当然是因为结婚这两三年蒋夫人带他学习,加深了了解。可是他受洗的一个动机,却是为了感恩,为了感恩宋母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栽培。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她高兴,所以他在家里就受洗了。
你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此每天看圣经,日记里面就开始了,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圣经》里面讲哪一段话,然后今天读经怎么样,今天祷告怎么样,今天聚会怎么样……这就表示这个人是蛮有诚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看历史》:他的信仰是虔诚的么?
宋曹琍璇: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也念过神学院,我看他基督教的成长,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了一些书,就是基督信仰的书跟黑格尔的辨证论,当他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对他冲击很大的。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信仰有挣扎。
在1939年,他突然开窍。虽然之前他有去查经,有去聚会,有去做礼拜,什么都有,因为他从小是信佛的,他妈妈信佛的嘛,他的信仰里面还常常会掺杂一些佛教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以为的信仰是很好玩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就是上帝,我们要天人合一,耶稣就是天人合一,他想了一大堆的道理,比如儒家的孔子讲些什么,认为儒家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他前面讲的一大堆话,我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胡说八道,是他自己的一个假想跟幻想,他就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要了解,却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按照他已知的东西做了切入点,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到了39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
我觉得他信仰的清晰,对于他后来49年失败后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49年那段时间,蒋介石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相继自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他就常常在想,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自杀了。
基督徒认为神是他的主宰,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抢夺了神在我自身上的主权,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的,主权在神手里,你凭什么自杀。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在日记里面写,如果不是神要我负担起中华民族的这个使命,我情愿死掉。在后来,在48、49、50年那些时间,日记里随便翻翻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
人总要面子,他从45年的顶峰,四大强国的领袖,那种光环那种荣耀当中,突然一下子掉了90%的江山,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人的面子总挂不住,可是他那个时候谦卑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在这里等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求神拿掉他的耻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刹那之间变得怎么样,他那时候失控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蒋的日记里面,看到信仰对他多重要。而且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姻的逼迫而信的,他不是那种人。当蒋介石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全然地投入,而且他信得非常清楚。
《看历史》:抗战时,汪精卫号称奉了委员长的命,或者达成了默契,跟日本和谈,但蒋一直没有松口,认为汪就是汉奸、卖国贼,日记里面他对汪怎么评价?
宋曹琍璇:非常不好,从一开始就不好,他认为汪摇摆,觉得汪不坚定。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对汪就已经非常不满意。那个时候汪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就开始对汪不满意,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错误的。汪后来要跟日本人妥协,很多人都说蒋也讲求和谈,其实蒋从来不愿意和谈。他在日记里面写,今天我们跟日本人和谈,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跟对方和谈,对方是比较强的,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到时候说不定又来赔款什么的。如果我们得胜了,再来跟他和谈,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在日记里面有一句,说胜而不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
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信,文告、广播给日本人,希望他们能够醒来,不要来侵略,在东亚彼此相邻的俩个国家,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他说我拒绝和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占优势,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会受屈辱。所以他决定是一定要打,可是要打,他希望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制裁进到我们国家来,帮助我们。
■ 蒋经国,一位内心感性的人
《看历史》:您所看到的蒋经国日记里面,他的形象与您之前所知的形象有什么不同么?
宋曹琍璇:开始审阅蒋介石日记时,日记受损得很厉害,所以胡佛就先给我看了一些蒋经国的日记。
看到蒋经国日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在每一篇日记里面,经常看到他对家乡、对父亲、对母亲的思念。不管看到树也好,看到山也好,看到风景也好,他都想到他溪口的老家。他在日记里面就说,我是游子,真的是牵挂我的家乡。听说“文革”的时候,把他的家里破坏得怎么样,他就说,我是个不肖子孙,都没有资格去返乡,去修复。他又说,父亲对他的期盼,他实在压力很大,他不想当“总统”,他说我愿意做一介农夫,日出而耕,日入而息,那样至少我还有休息的时间。你看到日记里面,常常写午夜一时约谁来谈,半夜一点钟把人家叫到“总统府”来谈话,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给我的日记是从1980年开始,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看前面的。我倒要看看在1975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结果是,(他)每一天都在哭泣中。我就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上面那么严谨的、很理智的一个人,经国的日记是十分感性的。
《看历史》: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呢?
宋曹琍璇:我是看过,我也知道,但他的日记还没有开放。我就不谈他的日记里怎么写。
从外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趋势,逼得他不得不开。我觉得他也认知了,这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走的一步。经国是知道,那个时候可以开,绝对没有问题,他对他自己有信心。因为“十大建设”,他对整个台湾的贡献。虽然民进党后来否认,可是台湾从那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屿,能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真的不容易啊。在七十年代石油涨价的时候,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台湾一路窜上来,那是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开党禁也好,开所有的报禁也好,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他父亲一直对他有期盼。他认为,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很多人认为,经国先生在台湾的表现了不起,其实我觉得都是蒋介石已经布好局,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建设,他都尽量一直在保持,都要继续。所以经国在日记里面对父亲的这种怀念,对家乡的情结,与对中国整个大陆的一个使命感,是非常浓厚的。他对家里面的人的要求特别的严厉,他会骂家里面的人,骂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公开。他的日记会不会公开,还在研讨当中,因为他的日记里面有太多私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