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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洋洋十八卷《余秋雨书系》出版，囊括了迄今为止余秋雨所写的全部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两部新作，《何谓文化》和《中国文脉》。一些读者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宣称“封笔”的余秋雨重新出山了？
对“封笔”之说，在余秋雨本人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没有打算过‘封笔’，”余秋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再讲一下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如果我们国家的盗版，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的作家就都不能再写下去了。’结果给记者写成了我要封笔。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反盗版的意义上谈这个问题的。”
曾几何时，余秋雨引发过很大的争议，“秋风秋雨愁煞人”，给人骂了那么久，他心里似乎总有那么点疙瘩：“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当然会有不同的爱好者人群，这太正常不过了。你可以喜欢这类，也可以喜欢那类，但是不喜欢就要骂，我不赞成。”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章先生去世之前，曾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没有抄袭他的《洪升年谱》。
“我和章先生并不相识，”余秋雨对本刊记者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不仅是作家富豪榜的常客，还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数年前，上海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2012年10月，“秋雨书院”又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当然，其间舆论既有支持鼓励，也有批评嘲笑。
或许因为这些年来遭遇的这么多情况，“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几位巨匠回答了“何谓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本书名叫《何谓文化》，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大？
余秋雨：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顺序是倒过来的：先有文稿，后有书名。
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何谓文化？”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台湾，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位五星级市长，当选的市长会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讲讲什么是文化。我也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一群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五位巨匠。
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谢晋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一点亮光。”
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大家想想，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而当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背影。我曾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会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基于同情，是出于仰望，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把一个精神混乱的漩涡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圣殿。这就是谢晋导演。
他去世的时候，我为他撰写了碑文，这篇碑文也被收录在了《何谓文化》里。就我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
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而在1976年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包括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呼唤大家 “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他先撤“棍子”，然后呼吁大家“说真话”。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位是黄佐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萧伯纳的学生。萧伯纳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文化大师。黄佐临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是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就从英国回来。在临走之前，黄佐临先生曾去找过萧伯纳，萧伯纳以为，黄佐临先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想留在英国而去找他的，但是黄佐临却是为了回国，并且在临别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国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这叫“赴国难”。
回国后，他居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在战争时期，文化人也可以表现出尊严。我觉得黄佐临很了不起，所以我书里写道：“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他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依然创作出那么好的艺术来。
1949年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写意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这是轰动世界戏剧界的成果，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想通过一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这些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这样的回答比起学术回答会不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周总理和章先生
《瞭望东方周刊》：书里还有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篇幅，作为一本诠释文化的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政治人物？
余秋雨：我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他是怎么在“文革”当中，在文化最混乱的时候，排除万难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十年的“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但是为什么兵马俑、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些对我们有着崇高意义的文物遗址都是在“文革”中被发现的？这都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是他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我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总理，但因为他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也将他加入了《何谓文化》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不是文化人的政治人物。 我还写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化人，这个人叫章培恒，是复旦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被日本的学者称为“继钱鍾书先生后，最重要的文史百科全书”。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职位，有名无权，老在报纸上被人骂来骂去的。在我挨骂的时候，中国文化人都是看热闹的多，但每次总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这人就是我并不认识的章培恒教授。他当时病得很重，还为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想感谢他。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关于他的章节就叫《欠君三拜》。因为我欠章培恒教授三鞠躬。
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得过一个很重要的奖项，奖杯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骆驼。虽然不值钱，但是有个象征：你们都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当时发奖的时候，有20个人获奖，但是有10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家属来领奖的，当时走在最后的就是章培恒这头骆驼和我这头骆驼。
尽管我没有和他讲过话，但是我认为，这头骆驼在倒下前，将最后的热情转达给了另外一头骆驼。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即使有多么不好的环境，他也会发现自己的同类，而且把最后的热量，交付给他。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
解套还是靠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伟大的文化，也有自身的弊病，但恐怕都不如政治、制度的作用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这是不可比的两个内容，不要简单地比大小。政治和文化，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可比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忘记很多皇帝的名字，但谁忘得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他们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其实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政治千变万化，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不太容易改变。你看我们经过多少政治制度的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变化就更大了，但中国的文化变化却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重要，文化不重要，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的定义比较宽泛，有宽的定义，也有窄的定义，从宽的定义看，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因为无所不包，从窄的定义看，资源又基本被权力掌控……所以大家都在骂来骂去。这个套靠民间的力量如何解开？
余秋雨：我在书里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人类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我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30年来，跨国婚姻很多，但很多都离异了，离异的原因惊人的相同—文化差异。这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文化了。因为文化差异，可以和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外国人离婚。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文化，由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组成，这个真的和政府关系不是很大。
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缺少精神价值的重建，精神价值其实是靠我们自己来建立的，靠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一个报社、每一个网站自己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解套还得靠我们自己，文化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闪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风范的话，周边都会受到你的影响。
为什么前面我会讲到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文化风范让我们怀念不已。一个人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文化可以影响学生、朋友、子女……可以影响很多人，所以这些不一定要靠上面的号召，我们自己一点点地传播，包括靠我们的媒体人。我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靠上面的号召而做起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国民性”问题和中国文化的缺失？
余秋雨：这个是我在写《何谓文化》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们在讲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后变成集体人格的时候，鲁迅称之为“国民性”，鲁迅所解剖的“国民性”是以弊病为主。其实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他也在研究德国的国民性，也发现了德国国民性中的魔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比较多，但我们不能按照过去的写法，带着情绪，来骂自己的同胞。我走遍了世界各国，对其他国家的毛病也很清楚，我不忍心把全人类的毛病全拉到我们的祖先身上来。有的毛病是全人类的，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我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文化的几个毛病：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缺少公共意识。因为古代的君子对两个“ting”负责，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忠孝两全，忠是朝廷，孝是家庭，但他们没想到，在家庭与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的命题，中国文化对此却一直缺少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第二个是严重缺少实证意识。所以我们假货特别多、谣言特别多。假货、谣言在世界各国虽然都有，但不像在中国这样生生不息，无孔不入。
特别是谣言，中国文化无法提供辟谣的机制，一旦遭遇谣言，你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机制，你越想澄清就越麻烦，就是像脸越抹越黑。国外在经过科学主义时代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谣言，但不像我们这里这么疯狂。
第三点是中国的文化缺少法制意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在世界上也是武侠，是江湖，江湖是远离法律的地方，武侠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我们的英雄观念是和法律对着来的，这和我们现在的秩序也有关系。
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
《瞭望东方周刊》：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觉得他的获奖能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吗？
余秋雨：我个人觉得莫言先生得到诺贝尔奖真是一件可以庆祝的好事，因为在之前一段很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化上总有一种自卑的情绪，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的古代文化特别优秀，但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好像有些问题，而且外国人好像也是这么看我们。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其实是不错的。我提议在这段时间内，大家可以集中读一读当代文学当中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余华先生的作品……有很多。
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学会欢呼，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也不要骂。文学太丰富了，大家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骂，不可能所有的作家作品你都会喜欢。文学艺术都带有极大的风格化，我们要学会接受不喜欢的东西的存在，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学会赞扬。
我在《何谓文化》中就提到过，和台湾相比，就文化的人才、杰作来说，大陆肯定比台湾多；但现在文化的气氛、品行好像台湾更好一点。他们好在哪呢？就算政治斗争再激烈，报纸上的口水再严重，也不可能有人想到要去臭一臭余光中、白先勇这些作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宝贝，是精神支柱，谁会蠢得去糟蹋自己心中的宝贝呢？这一点，我们大陆真要学会。
问题出在哪呢？我们不敢骂官，对作家、歌唱家、演员骂起来感到特别痛快，其实这些人才需要我们特别保护，他们有缺点我们应该原谅。你说贝多芬、海明威有多少毛病？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的中国，那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如果没有贝多芬、海明威，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遗憾。
我们要借着外国人的目光对我们的当代文学增加几分尊敬，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再多读一点好书，在中国的媒体上学会赞扬，学会对文学艺术的高度宽容。因为任何一个高尚的民族都不可能糟蹋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对文学家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老居高临下地骂，不懂也不要去骂。政治是可以互相攻击的，文化艺术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了解，你不爱这个东西，是允许的。但是你要尊重他，因为他是艺术家。
对“封笔”之说，在余秋雨本人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没有打算过‘封笔’，”余秋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再讲一下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如果我们国家的盗版，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的作家就都不能再写下去了。’结果给记者写成了我要封笔。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反盗版的意义上谈这个问题的。”
曾几何时，余秋雨引发过很大的争议，“秋风秋雨愁煞人”，给人骂了那么久，他心里似乎总有那么点疙瘩：“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当然会有不同的爱好者人群，这太正常不过了。你可以喜欢这类，也可以喜欢那类，但是不喜欢就要骂，我不赞成。”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章先生去世之前，曾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没有抄袭他的《洪升年谱》。
“我和章先生并不相识，”余秋雨对本刊记者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不仅是作家富豪榜的常客，还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数年前，上海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2012年10月，“秋雨书院”又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当然，其间舆论既有支持鼓励，也有批评嘲笑。
或许因为这些年来遭遇的这么多情况，“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几位巨匠回答了“何谓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本书名叫《何谓文化》，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大？
余秋雨：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顺序是倒过来的：先有文稿，后有书名。
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何谓文化？”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台湾，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位五星级市长，当选的市长会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讲讲什么是文化。我也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一群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五位巨匠。
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谢晋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一点亮光。”
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大家想想，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而当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背影。我曾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会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基于同情，是出于仰望，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把一个精神混乱的漩涡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圣殿。这就是谢晋导演。
他去世的时候，我为他撰写了碑文，这篇碑文也被收录在了《何谓文化》里。就我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
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而在1976年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包括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呼唤大家 “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他先撤“棍子”，然后呼吁大家“说真话”。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位是黄佐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萧伯纳的学生。萧伯纳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文化大师。黄佐临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是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就从英国回来。在临走之前，黄佐临先生曾去找过萧伯纳，萧伯纳以为，黄佐临先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想留在英国而去找他的，但是黄佐临却是为了回国，并且在临别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国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这叫“赴国难”。
回国后，他居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在战争时期，文化人也可以表现出尊严。我觉得黄佐临很了不起，所以我书里写道：“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他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依然创作出那么好的艺术来。
1949年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写意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这是轰动世界戏剧界的成果，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想通过一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这些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这样的回答比起学术回答会不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周总理和章先生
《瞭望东方周刊》：书里还有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篇幅，作为一本诠释文化的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政治人物？
余秋雨：我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他是怎么在“文革”当中，在文化最混乱的时候，排除万难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十年的“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但是为什么兵马俑、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些对我们有着崇高意义的文物遗址都是在“文革”中被发现的？这都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是他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我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总理，但因为他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也将他加入了《何谓文化》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不是文化人的政治人物。 我还写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化人，这个人叫章培恒，是复旦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被日本的学者称为“继钱鍾书先生后，最重要的文史百科全书”。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职位，有名无权，老在报纸上被人骂来骂去的。在我挨骂的时候，中国文化人都是看热闹的多，但每次总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这人就是我并不认识的章培恒教授。他当时病得很重，还为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想感谢他。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关于他的章节就叫《欠君三拜》。因为我欠章培恒教授三鞠躬。
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得过一个很重要的奖项，奖杯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骆驼。虽然不值钱，但是有个象征：你们都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当时发奖的时候，有20个人获奖，但是有10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家属来领奖的，当时走在最后的就是章培恒这头骆驼和我这头骆驼。
尽管我没有和他讲过话，但是我认为，这头骆驼在倒下前，将最后的热情转达给了另外一头骆驼。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即使有多么不好的环境，他也会发现自己的同类，而且把最后的热量，交付给他。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
解套还是靠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伟大的文化，也有自身的弊病，但恐怕都不如政治、制度的作用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这是不可比的两个内容，不要简单地比大小。政治和文化，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可比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忘记很多皇帝的名字，但谁忘得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他们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其实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政治千变万化，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不太容易改变。你看我们经过多少政治制度的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变化就更大了，但中国的文化变化却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重要，文化不重要，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的定义比较宽泛，有宽的定义，也有窄的定义，从宽的定义看，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因为无所不包，从窄的定义看，资源又基本被权力掌控……所以大家都在骂来骂去。这个套靠民间的力量如何解开？
余秋雨：我在书里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人类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我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30年来，跨国婚姻很多，但很多都离异了，离异的原因惊人的相同—文化差异。这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文化了。因为文化差异，可以和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外国人离婚。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文化，由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组成，这个真的和政府关系不是很大。
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缺少精神价值的重建，精神价值其实是靠我们自己来建立的，靠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一个报社、每一个网站自己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解套还得靠我们自己，文化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闪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风范的话，周边都会受到你的影响。
为什么前面我会讲到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文化风范让我们怀念不已。一个人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文化可以影响学生、朋友、子女……可以影响很多人，所以这些不一定要靠上面的号召，我们自己一点点地传播，包括靠我们的媒体人。我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靠上面的号召而做起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国民性”问题和中国文化的缺失？
余秋雨：这个是我在写《何谓文化》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们在讲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后变成集体人格的时候，鲁迅称之为“国民性”，鲁迅所解剖的“国民性”是以弊病为主。其实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他也在研究德国的国民性，也发现了德国国民性中的魔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比较多，但我们不能按照过去的写法，带着情绪，来骂自己的同胞。我走遍了世界各国，对其他国家的毛病也很清楚，我不忍心把全人类的毛病全拉到我们的祖先身上来。有的毛病是全人类的，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我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文化的几个毛病：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缺少公共意识。因为古代的君子对两个“ting”负责，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忠孝两全，忠是朝廷，孝是家庭，但他们没想到，在家庭与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的命题，中国文化对此却一直缺少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第二个是严重缺少实证意识。所以我们假货特别多、谣言特别多。假货、谣言在世界各国虽然都有，但不像在中国这样生生不息，无孔不入。
特别是谣言，中国文化无法提供辟谣的机制，一旦遭遇谣言，你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机制，你越想澄清就越麻烦，就是像脸越抹越黑。国外在经过科学主义时代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谣言，但不像我们这里这么疯狂。
第三点是中国的文化缺少法制意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在世界上也是武侠，是江湖，江湖是远离法律的地方，武侠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我们的英雄观念是和法律对着来的，这和我们现在的秩序也有关系。
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
《瞭望东方周刊》：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觉得他的获奖能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吗？
余秋雨：我个人觉得莫言先生得到诺贝尔奖真是一件可以庆祝的好事，因为在之前一段很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化上总有一种自卑的情绪，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的古代文化特别优秀，但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好像有些问题，而且外国人好像也是这么看我们。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其实是不错的。我提议在这段时间内，大家可以集中读一读当代文学当中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余华先生的作品……有很多。
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学会欢呼，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也不要骂。文学太丰富了，大家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骂，不可能所有的作家作品你都会喜欢。文学艺术都带有极大的风格化，我们要学会接受不喜欢的东西的存在，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学会赞扬。
我在《何谓文化》中就提到过，和台湾相比，就文化的人才、杰作来说，大陆肯定比台湾多；但现在文化的气氛、品行好像台湾更好一点。他们好在哪呢？就算政治斗争再激烈，报纸上的口水再严重，也不可能有人想到要去臭一臭余光中、白先勇这些作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宝贝，是精神支柱，谁会蠢得去糟蹋自己心中的宝贝呢？这一点，我们大陆真要学会。
问题出在哪呢？我们不敢骂官，对作家、歌唱家、演员骂起来感到特别痛快，其实这些人才需要我们特别保护，他们有缺点我们应该原谅。你说贝多芬、海明威有多少毛病？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的中国，那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如果没有贝多芬、海明威，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遗憾。
我们要借着外国人的目光对我们的当代文学增加几分尊敬，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再多读一点好书，在中国的媒体上学会赞扬，学会对文学艺术的高度宽容。因为任何一个高尚的民族都不可能糟蹋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对文学家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老居高临下地骂，不懂也不要去骂。政治是可以互相攻击的，文化艺术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了解，你不爱这个东西，是允许的。但是你要尊重他，因为他是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