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都是因为那个电话。陶金走出办公楼，走过操场边上的网球场，阳光直泻，毫无遮挡，一时间他感到头昏眼花。那人是她吗？听声音好像是的。可电话挂得太快，他甚至没来得及反应，耳朵里就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此刻，路边场地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丝风。阳光猛烈、嘈杂，网球场上的红色塑胶场地好像要被晒化了。有一刹那，陶金甚至产生了错觉，那个电话是真的吗？是不是午睡时做的梦？耳边反复回荡着这几个字：福安路，古城墙。
接到那个电话的瞬间，他就想到她。因为那个声音。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声音依然没变。干净、纯粹，略带忧伤。其实他很少想她，几乎忘了她。
街面上，车辆往来稀疏，两边店铺门口空空荡荡。一个女人撑着遮阳伞孤零零地站在对面公交站台上。陶金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急切，离那个声音所约定的时间还早。推开“雕刻时光”咖啡馆的蓝色木门，陶金像往常那样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他对这地方颇为熟悉，常常光顾。他在那窗边坐了一会儿，便有身材高挑、穿着酒红套裙的领班娉婷而来。
陶老师，小洁不在我们这里做了。陶金点点头。领班又说，她跳槽了。人往高处走，那个地方比这里好，让她去吧。领班微笑着说完这些话，好像是在安慰他。陶金仍是点头。领班轻盈地鞠了一躬，走开了。他之所以经常到这地方来，一是离学校近，二是因为那个叫小洁的女服务员。一个陌生人能了解并记住他的喜好，给了他一种贵宾般的礼遇和感动。他自己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连学生的名字都记不住，常常张冠李戴，闹笑话。近几年尤甚，好像老母亲的痴呆症都提前传到他这里来了。
陶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有一位胖姑娘站在面前，双手交叉放在下腹部，笑意盈盈地望着他。一份烫金菜单搁在橡木桌上，示意他可以先看。陶金的手微微抖动着，眼神游移不定。胖姑娘努嘴一笑，仍示意他看菜单。姑娘的玫色口红已经化开，唇部显得异常肥厚，有种热乎感。
陶金点了一份焦糖玛奇朵，却没有要抹茶或酸奶慕斯。要是在之前他肯定会点，不是抹茶口味，就是酸奶口味。请问先生还需要别的吗？胖姑娘望着桌上那原封不动的烫金菜单，讪讪地问道。陶金皱了皱眉，快速瞥了那胖姑娘一眼。不需要了，谢谢，陶金说。胖姑娘将菜单收回，大大咧咧地朝服务台方向走去。本能告诉陶金这个姑娘不可能记住什么，她绝不是那种容易上心的人。人群中有些人别人说什么，马上就能记住，可这个姑娘不是。
咖啡端上桌，陶金尝了一口，这才想起忘了交代焦糖浆不需要搁两大勺，一勺半就够了。这些小洁都知道，可这个姑娘不知道。等候咖啡变凉的间隙，陶金环顾四周，墙上所悬的达利的油画作品《记忆的永恒》一片灰蒙。荒凉的海湾上，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像柔软的面饼那样耷拉下来。木制护墙板裂隙处藏污纳垢。枝形吊灯蒙尘暗淡。循环音乐里正播放着卡兰·卡彭特的Yesterday Once More。
此刻，那个声音又回到他的脑海，而名字始终无法想起。挂断电话后，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想起来，好几次只差那么一点点了。一种随时可能想起什么来的感觉让他抓狂。记忆力的衰退是近几年的事，其实只是记不住名字，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问题。陶金暗自忧惧这只是开始，值得庆幸的是他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份难堪不会让更多人知道。而他的妻子朱冬女三年前就从一家医院的内科诊室里退下来，如今在海南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明确表示不打算回到这个夏天闷热如炉、冬天阴冷难捱的鬼地方受罪。一家人只在过年时团聚。而去年除夕，全家第一次分開过。朱冬女留在海南，他在家中照顾患重感冒的寡母，她的老年痴呆症已然到了晚期，常把他认作死去的弟弟。他以为母亲想弟弟了，可表面看来，母亲神情平淡，一如既往，并不知道那个叫陶秀的人已经不在人世多年；也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陶秀何许人也。
你回来了，每次回家母亲都是这一句。他的名字很少被母亲提及。有好几次，他差点想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
母亲叫陶秀是在一个夜里。上厕所发现拖鞋不见，哇哇大叫。陶金听闻响动，急急钻出被窝下床疾奔过去，帮她将鞋子从床底之下移出。谢谢你啊，陶秀。从那之后，陶秀这个名字时不时地从她的嘴里冒出来。有时候是喃喃自语时，有时候是需要帮助时。母亲那种随意而谨慎的语气，让陶金以为她并没有完全丧失掉记忆，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
从“雕刻时光”咖啡馆出来，陶金沿着少年路往前，身体忽儿移至树荫底下，忽儿从那树底下钻出。他的身躯在日影和光亮之间缓慢地移动。路边杂货铺门口有人贩卖太阳镜，小女孩蹲在树底下逗引蚂蚁，一位肤色深黝的男子嘴里喊着什么口号快速从他身旁骑过，这些都没有引起陶金的注意。
几个星期前，陶金收到云南女孩杜樱的信。这名农家女是学院里分派给他的资助对象。多年来，除了给她寄各类学习及生活用品，他们还通信。最近的信里，女孩谈到职校毕业后打算回乡种植花卉。她喜欢花，在种满薰衣草或勿忘我的花田上工作是她的梦想。信末，女孩宣布下次要送他一份世上最珍贵的礼物，以此感谢多年来的解囊相助。看到“珍贵”和“礼物”这些字眼，陶金一阵苦笑。这个世上，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对他来说可称是“珍贵的礼物”呢。
福安路是一条整洁、安静的柏油路。这些年，别处都在整修、拓宽，大兴土木，唯有这里没有太大改变。这路，还是那么窄小、局促。因为毗邻东湖，树木比别处更显葱郁、繁茂，湿漉漉的，水汽淋漓。陶金最后一次来这里还是五六年前，去派出所更换二代身份证，一个下雨天打车过来，完事后匆忙离开。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那几年，他经常走在这条路上。那时候，他还年轻，不过三十几岁。刚刚买了新房，欠了许多钱。他的妻子还在原先的单位上班。他忽然全都想起来了。刚才电话里那个声音说福安路和城墙的时候，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恍然大悟。
那是一段轰烈而短暂的行医生涯。他把广告登在报纸夹缝里，豆腐干似的一小块。电线杆及闹市区的白粉墙上也有它们的踪迹，那是他雇人张贴的。作为临床理论教师，学校偶尔也派他去附属医院上班，每周一两次，相当于客串。他总觉得与医院里的人格格不入，每次去都只为了完成考核任务。 这边的广告零星铺散出去后，慢慢地，他的客厅成了小诊所，黄昏前后病人们络绎抵达。最忙的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他专治一种疑难症，有一定治愈率，却不作任何担保。好在医生不必向病人解释诊治原则，他不过是几种进口抗生素联合使用，双管或三管齐下，一般人很难搞到，但他有亲戚在那个药品代理公司做头头。
那些年进进出出的病人太多，有些连续来一两个月，哪一天忽然不来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一天，陶金的妻子朱冬女发现客厅茶几上一对陶制虎皮鹦鹉不见了一只，这是一位多年好友去非洲旅行回来送给他们的纪念品，俩人都异常珍视。肯定是哪个病人顺手牵羊拿走的！朱冬女气吼吼地叫道。
一旦想到这些病人恶作剧背后的动机，陶金内心的愧疚感即刻减少许多。没错，他的药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万能的药。可为了钱，他来者不拒。
他只对那个女人说过，你的病我治不了。女人幽幽地望着他，说，我知道。她当然不知道。在福安路光线昏暗的公寓楼上，那个女人的家里，陶金决定不再给她注射多种抗生素，猛烈的药性对这个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女人是种摧残。她从不上门，每次都是陶金出诊。当然，在诊金上她向来很大方，也不在乎。
一路上，陶金使劲想那女人的名字却一无所获。随即，一张苍白瘦削、颧骨高耸的脸浮现于陶金的脑海。女人穿一件宽大的墨绿连衫裙，裙摆垂荡至脚踝上方，一头卷发披散在肩，从屋的这头走到那头，啪嗒啪嗒的拖鞋声，动作迟慢，举止娇弱，好像一阵风刮来就会随之飘走。
你应该出去透透气。
我一个没有气的人，要透什么气呢，女人说。
我陪你逛逛吧，在家里待久了不好。
要逛，就在福安路上逛，女人说。
女人说话的样子像叹息。陶金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尽管她的脸已经很清晰了，可她的名字仍无影无踪，无可捕捉。
这次，她是回来探亲，还是永久地留下？那么多年了，她可是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回想当年，每个周三下午，陶金都没有课。他就在那个下午陪女人逛福安路。他们仔仔细细地逛遍那条路上的每个角落。一处清代某学者的故居，大门开在僻静处，门扉两侧摆放着石狮子，左侧雄狮两爪之间的绣球滑落不见，右侧雌狮的眼珠子被剜碎裂；另一处是一座无主的宅院，环堵萧然，窗棂、门板瘫倒在地，院中荒草离离。除了这两处他们没进去过，其他如某幼儿园栅栏前、某消防站门口、某处逼仄的转角，他们都曾长久地逗留过。
陶金忽然想起一个地方，那正是他此行的必经之路。在那里，或许能将女人遗忘已久的名字重新打捞上来也未可知。如此想着，他万分急迫，恨不得马上飞奔过去。不多久，他已站在福安路69号门口。眼前所见与记忆中的很不同。陶金一阵惶惑，感觉走错了地方。进门处，一块崭新的黄石上刻着朱红毛体“英雄园”三个大字，周围休憩花坛上遍植各色菊花，肥硕而艳丽，远远看着就像是假的。花坛两侧植有成排龙柏。灰色花岗石一直铺向陵园深处，直抵那座白色纪念碑脚下。
他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直闯直撞地往前走。在纪念碑后面，他找到了那些名字，王今天、郭玉停、卜森林、于乃义、许丹池、陈英雄……它们还在。他的手指在最后一个名字上抚过，往事忽然变得鲜活，向着陶金流淌而来。
当年，女人穿着墨绿绸裙的身体清风般飘过一座座墓碑，她的目光在碑石上流连，凝望，似乎在寻找什么蛛丝马迹。可阴冷的碑石上除了隐隐生长的青苔，什么也没有。角落里有一座新墓，上面的墨汁还新鲜。女人蹲下身子，用脸庞去贴近它。他眼前浮现出女人苔藓一样湿漉而清新的眼睛。
现在，那个男人的名字仍刻在上面。这二十几年来，不断有新的添加进来。陈英雄，英雄……這真是一个让人倍感痛心的名字。那个女人说，是那个名字害了他，命该如此啊。
那是个冬夜，市郊一家纺织厂起火，他们赶去救火。
当初，她想不通一个怕火的人，为什么要进这个行当；更想不通的是，当现场人员都已疏离，火势也得以控制，为什么他还第二次进入火场。这么多年过去，不知她想通了没有。
陶金四顾张望，没有墓地，没有碑石，什么都没有。周围绿树成荫，松柏流翠，水泥路面通向里面的花园，那里还是树，到处都是树。有人在树下打太极拳，音乐轻盈，他们的动作也轻逸、飘忽。一个男人打着电话走过他身边。一个推婴儿车的中年女人回头望了他一眼。没想到，墓地成了公园。或许只有当清明前后这里才会变得庄重起来。陶金上学的时候就被老师们领着来过这里，排着长队，人人手持一朵白菊花，将它献于英雄墓前，鞠躬告别。回去后将这些写进作文里，好像每年的这一祭奠行为只为了增加写作素材，是枯燥的学校生活的点缀，而与真正的悼念无关。他当然没有因此记住任何一个英雄的名字。
现在，就连那个女人的名字也变得模糊了，好像它成了一片绿叶消失在整座森林中。陶金眼前闪现出女人蹲在墓碑前的情景。女人的目光在碑上流连，上面刻着那个人的生卒年月，两个日子挨得太近，中间那一横杠，是被挤压的薄薄的一生。
陶金记得日报追踪报道过这个事件。或许，报纸上还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那些报纸早已无法寻觅了。
只有那些阶石还在，一级级通向上面，毗邻山崖一侧因加固了铁栅栏，让人无端地觉得安全。陶金好像看见那女人仍坐在阶石上，人人都在往上爬，只有她安然不动，高高在上的脸显得清冷、寡淡。上面是古城墙，站在城墙上可以看见灵江水，以及江边垂钓的人。
有一回，陶金指着那顶上说，你不上去看看吗？她“哦”了一声，目光仍在原地停滞。那些不断地从底下上来的人喘息着经过他们身边。他们的目标在上面。那些个闲暇无事的下午，陶金坐在烈士陵园的台阶上，而那个女人坐在他身边。时间好像灌满泥浆的河床。一度，陶金感到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结束。他无法回到妻子朱冬女身边，他们那个家成了牢笼，而他总有一天会窒息而死的。
女人告诉陶金，就算他不死，他们的日子也长不了，他一直想回北方老家去，而她不愿离开故乡。 是啊，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陶金说。
可有一天，女人还是离开了。福安路上的公寓人去楼空，他蹲在那道油漆剥离的铁门前，默默抽完一包烟，期间有一只硕大的黑鼠从上面楼道里奔窜而下，两相对照，惊惶而逃。天黑了，楼道变得更黑，他慢慢走下去，扶着栏杆，双腿颤抖着，几乎不能直立。他不敢相信事情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她已经不在了，像一阵青烟一样溜走了。
而那个北方男人的身体和名字怕是要永远地留在这里了。那几年，陶金在烈士陵园里四处瞎逛，兴致起时也会爬到古城墙上，默默站上半天，耗掉一些辰光。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望见远处的灵江水，水面泛着白光，船只在那上面悄无声息地滑过。后来，他把家搬到城市的另一头，就不再到这里来了。
他的遗忘如此之快，连自己也始料未及。生命中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也够他忙活的。之后，他当然也遇见过别的烦恼，但无一例外全都解决了。只要时间仍在流逝，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电话里那个声音说出福安路和古城墙这几个字的时候，陶金想，她回来了。除了她，还会有谁呢？
陶金举目四望，却不见她的身影。可能，就算她站在他面前，也认不出来了。他寻找着疑似她的面庞，如果来了，她肯定会到墓地找他。陶金发现镌刻着逝者名字的碑石几乎平躺于地，而略高于碑身的圆柱状矮松环伺左右，远远地根本看不见墓碑，而墓地周边，修剪成几何形体的植株密集排列着，让人们根本无法进入。他再次踮起脚尖，仍只看见灰黑色的、平躺着的大理石碑身紧贴地面。名字下边刻着生卒年月，有的则是一个问号，甚至两个。
不用说，这些逝者的名字尽管都被刻在坚固耐久的大理石碑身上，每年清明節也有那么多素不相识之人前来祭奠，可是他们早已彻底死去，遭人遗忘。记录他们英雄事件的书籍迟早会成为下一次造纸的原料，而那些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的报纸早被扔进故纸堆里，无人问津。任何对死亡的褒奖和装饰行为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那些刻在碑身上的名字，不过是一个个符号，与医院候诊室里滚动播放的患者姓名没有任何两样。
陶金绕过这块方形绿地，沿着阶石一格格攀爬而上。他感到行走的艰难，双腿像是注满了铅水，根本提不起来。
往事纷至沓来。有一年，陶金的客厅里来了一个女孩。她是所有病人中年龄最小的，短发，圆脸庞，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对大眼睛，黑亮、清澈。每次完事后出门，必要毕恭毕敬地喊一声，陶医生，再见。那是初秋，当女孩在客厅黑色真皮沙发上留下两个窄小汗湿的手印后离开，妻子朱冬女便跨出房门，手里拿着一瓶酒精棉球。“那女孩可真瘦啊，胳膊细得像根稻草，而脸那么白，眼睛那么大。”她边消毒，边问陶金女孩在哪里上学。
女孩没有上学，学校让她把病治好了再去。
有一天，陶金正收拾着注射用品，听见门外那女孩在问一个病人，“阿姨，你来这里打针多久了？去医院化验了吗？”
可她从来不问他“我的病到底能不能好”。谁都知道这病难治，可万一陶医生本事大将其治好了呢？概率肯定是存在的。每次注射完毕，女孩都要遵医嘱在那沙发上再坐好一会儿，好像非常害怕进针口在赶回去的路上再度出血至无法收场。
女孩家在很远的乡下，陶金替她在城里租了房子，与一个医学院的实习生同住。黄昏，女孩到他家里打针，“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来我这里治病的。”陶金告诫道。出租房在一个裁缝铺楼上。有一次，陶金路过那里，看见女孩蹲在楼下水泥地上搓洗衣服。肥皂水淌到脏兮兮的街面上，流入下水道。另有一次，陶金骑车路过那附近一家书店，意外发现她的身影在书架前伫立。
有一天，女孩母亲打电话来，问他医药费能不能月底再结。以前有过病人拖延药费，然后不声不响走掉的情况，他当然不能为她破例。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自己的精明，因为后来那个女孩果然悄悄回去了，连个招呼都没有打。
这些事情忽然浮现眼前，清清楚楚，让陶金一阵战栗。不要想了，都过去那么久了，忘了它们吧。其实，陶金已经忘了它们，如果不是这些陡峭的阶石。当年，那赁屋而住的女孩也在这些台阶上走过。她的同龄人都坐在教室里，而她却无所事事，有那么多时间需要打发。台阶很长，一直延升至山顶，古城墙就像一条苍老的巨龙，盘旋在山体之上，也像陶金手腕上的那道疤。
他终于爬了上去，脚步忽然变得轻飘起来，整个身体摇晃不安，极不适应这骤然而至的坦途。脚下青砖浸染出时间的青苔色，垛上弹痕依稀，墙体颜色古旧斑驳，无一处相同。远处，灵江水绸带似的一窄条，似乎随时可能飘忽而去。在他四周，游客们东张西望，不时按着快门，嘴里发出惊讶声，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陶金留意着每一个走过他身边的人，那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人，有可能是她的人。
在他心目中，她始终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连她的消失，也是如此。毫无预兆。他想像她在北方的日子——不知为什么，他认定她是去了那里——风沙扑面，气候干燥，她的皮肤也变得粗糙了吧。当然，她也可能变得强壮，换了一个人，不再弱柳扶风。
他觉得自己可能认不出她来。他认识的只是二十年前的她，黑白照片里的那个人，永远被定格，无法得到更新。
有一段时间，他的身边无人走过，好像这截城墙成了他的地盘，一个加长版的阁楼阳台。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他站在垛口处张望，似乎看见远处行走着她的身影。他决定不再走动，原地等她来。他等着。这等待的过程加重了他的焦灼，同时也让他好奇。他忽然觉得这一切极不真实，自己怎么会在这里，他等的那个人会来吗？似乎那个电话不是来自几个小时前，而是非常久远的事。
终于，一个头戴蓝色阔边帽的女人缓步而来，女人的半边脸被帽沿所遮，看不清楚。她白色裙衫飘逸，黑发垂荡，有种卓尔不群的风度，同时又暗示着少女时曾有过的幽闭岁月。女人在那个与他邻近的垛口处停下。她的脑袋恰好嵌进那个凹槽里，就像一幅画镶进画框里。陶金一直等着那女人转过头，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女人离开的时候，望了陶金一眼，她的泰然自若让他吃惊。女人帽沿所遮的脸庞白皙温润，那对明亮的大眼睛不可抑制地走向暗淡，却不曾完全消失掉它曾经的光芒。女人走远了，尚显窈窕的身影慢慢汇入黄昏的光影之中。无疑，女人会老去，优雅而与众不同地老去。人群中，这样的女人实属凤毛麟角。陶金一阵心悸。可有人永远没有机会变成凤凰身上的羽毛、麒麟头上的犄角。那个短发、圆脸、大眼睛的女孩，二十年前在他家客厅里出现过的女孩，她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治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女孩去医院抽血，拿来化验单给陶金看。其实不必陶金亲自看，那上面的数值、箭头都标得清清楚楚的。
女孩依然每天黄昏准时出现在陶金的客厅里。她越来越瘦，身板还是那么单薄，十七岁了，仍没有明显的发育迹象。
她不再说“陶医生再见”，而是每次出门前，将酒精棉球扔进垃圾桶里，悄悄将门带上，再轻手轻脚地下楼。
有时候，饭桌上，俩人会忽然说起她，在哪里吃饭，白天的时候做什么，以后怎么办啊。
这个病如果治不好，学校是不会要她的，陶金说。
其实，这些规定很没有道理，不是吗？她完全可以正常上学的，朱冬女说。
没办法，有些学校就是这么规定的。
……
女孩连续三天没来，陶金这才意识到并打电话给她母亲。学校已经同意女孩回去读书，只是她这个体质能上学吗？女孩的母亲在高兴之余也深感忧虑。陶金马上说，没事的，这个病只要平时注意休息不熬夜，上学是可以的。真的可以。让她去上吧。陶金很高兴，好像这也属于他多种抗生素联合治疗的成果之一。
半年之后，陶金从一个熟人口里获悉意外。有人在城市的道路上飙车，而女孩要急着横穿马路，把信投进对面的邮筒里。
也有人说是女孩的自行车不慎骑入轿车的车轮底下。
女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好难受啊。
微风袭来，暮色四起；城墙之上，游客寥寥。尖锐的刹车声也随之远去。陶金好似打了个盹，往事淡去，尘土与柏油混杂的气息也逐渐淡去。她不会来了，或许被什么事情耽搁了。或许一切只是他的错觉。总之，她不会来了。
陶金向城墙的豁口处走去。一级级，沉默的阶石在他脚下无尽地延伸，他完全失去了耐心，只想一步跨到底。回家。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到了晚上，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他和母亲了。那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老人，却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亲的人。
回家的公交车上，陶金想起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同时，他还想起弟弟陶秀。现在，这两个名字躺在一起了。弟弟是六岁那年走的。那年暑假，陶金拎着弟弟的凉鞋，赤脚从河埠头走回家。弟弟躺在门板上。姨母在张罗后事。母亲躲在房间里哭。李叔叔蹲在院子外面的土坑上抽烟。父亲还在从外地砖窑厂赶回家的路上。
那年暑假在陶金的记忆里一片阴冷惨淡。父亲把自己关在那个烟雾腾腾的房间里。母亲蹲在夏日酷热的田野上割草。兔子房里草叶堆积如山，一股惨烈的腐烂的草腥气，好似要从墙壁砖缝里渗透出去。弟弟出事的时候，母亲和李叔叔在屋子里聊兔毛多少钱一斤。那个李叔叔去过上海，给陶金吃过大白兔奶糖。
有一天，陶金问母亲李叔叔为什么不来了，那些大白兔奶糖呢？
陶金推开房门，看见母亲坐在饭桌前，右手撑着下巴，正在打盹。饭菜已经准备好，保姆走了。母亲听见响动，睁开眼睛，看看他，嘴唇翕动着。他一阵胆战，怕她说出那个名字。他不希望接下来的晚餐时间，被那个名字打搅。
母亲却说，茶几那边，有你的东西。说完这话，她难得地露出笑容。
陶金一脸狐疑。茶几上，放着一只鼓胀的包裹，寄自云南曲靖，是标准的易碎物品的过度包装。陶金从那个纸盒子里不停地往外掏东西，塑料气泡膜、报纸什么的，足足堆了一地。最后出现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纸盒子。是一粒粒种子，形状略长，深褐色，表面有纵脊状突起。
他摊开那张皱巴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陶老师：这是勿忘我种子。它的花语是：浓情厚谊，永远的回忆。我把它们寄给您，以此表达我的心意。我永遠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同样，请您也不要忘了我噢！祝您幸福！杜樱
他想笑。一种愉悦在身体里荡漾，难以名状，又转瞬即逝。他将纸条折了折，塞进口袋里，同时还有那包花籽。或许，明年，在他家的露台上，将开出那种浅蓝色的像星星一样的花朵。
想到这些，陶金抬起头，对着餐桌那边的母亲微笑。
接到那个电话的瞬间，他就想到她。因为那个声音。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声音依然没变。干净、纯粹，略带忧伤。其实他很少想她，几乎忘了她。
街面上，车辆往来稀疏，两边店铺门口空空荡荡。一个女人撑着遮阳伞孤零零地站在对面公交站台上。陶金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急切，离那个声音所约定的时间还早。推开“雕刻时光”咖啡馆的蓝色木门，陶金像往常那样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他对这地方颇为熟悉，常常光顾。他在那窗边坐了一会儿，便有身材高挑、穿着酒红套裙的领班娉婷而来。
陶老师，小洁不在我们这里做了。陶金点点头。领班又说，她跳槽了。人往高处走，那个地方比这里好，让她去吧。领班微笑着说完这些话，好像是在安慰他。陶金仍是点头。领班轻盈地鞠了一躬，走开了。他之所以经常到这地方来，一是离学校近，二是因为那个叫小洁的女服务员。一个陌生人能了解并记住他的喜好，给了他一种贵宾般的礼遇和感动。他自己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连学生的名字都记不住，常常张冠李戴，闹笑话。近几年尤甚，好像老母亲的痴呆症都提前传到他这里来了。
陶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有一位胖姑娘站在面前，双手交叉放在下腹部，笑意盈盈地望着他。一份烫金菜单搁在橡木桌上，示意他可以先看。陶金的手微微抖动着，眼神游移不定。胖姑娘努嘴一笑，仍示意他看菜单。姑娘的玫色口红已经化开，唇部显得异常肥厚，有种热乎感。
陶金点了一份焦糖玛奇朵，却没有要抹茶或酸奶慕斯。要是在之前他肯定会点，不是抹茶口味，就是酸奶口味。请问先生还需要别的吗？胖姑娘望着桌上那原封不动的烫金菜单，讪讪地问道。陶金皱了皱眉，快速瞥了那胖姑娘一眼。不需要了，谢谢，陶金说。胖姑娘将菜单收回，大大咧咧地朝服务台方向走去。本能告诉陶金这个姑娘不可能记住什么，她绝不是那种容易上心的人。人群中有些人别人说什么，马上就能记住，可这个姑娘不是。
咖啡端上桌，陶金尝了一口，这才想起忘了交代焦糖浆不需要搁两大勺，一勺半就够了。这些小洁都知道，可这个姑娘不知道。等候咖啡变凉的间隙，陶金环顾四周，墙上所悬的达利的油画作品《记忆的永恒》一片灰蒙。荒凉的海湾上，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像柔软的面饼那样耷拉下来。木制护墙板裂隙处藏污纳垢。枝形吊灯蒙尘暗淡。循环音乐里正播放着卡兰·卡彭特的Yesterday Once More。
此刻，那个声音又回到他的脑海，而名字始终无法想起。挂断电话后，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想起来，好几次只差那么一点点了。一种随时可能想起什么来的感觉让他抓狂。记忆力的衰退是近几年的事，其实只是记不住名字，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问题。陶金暗自忧惧这只是开始，值得庆幸的是他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份难堪不会让更多人知道。而他的妻子朱冬女三年前就从一家医院的内科诊室里退下来，如今在海南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明确表示不打算回到这个夏天闷热如炉、冬天阴冷难捱的鬼地方受罪。一家人只在过年时团聚。而去年除夕，全家第一次分開过。朱冬女留在海南，他在家中照顾患重感冒的寡母，她的老年痴呆症已然到了晚期，常把他认作死去的弟弟。他以为母亲想弟弟了，可表面看来，母亲神情平淡，一如既往，并不知道那个叫陶秀的人已经不在人世多年；也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陶秀何许人也。
你回来了，每次回家母亲都是这一句。他的名字很少被母亲提及。有好几次，他差点想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
母亲叫陶秀是在一个夜里。上厕所发现拖鞋不见，哇哇大叫。陶金听闻响动，急急钻出被窝下床疾奔过去，帮她将鞋子从床底之下移出。谢谢你啊，陶秀。从那之后，陶秀这个名字时不时地从她的嘴里冒出来。有时候是喃喃自语时，有时候是需要帮助时。母亲那种随意而谨慎的语气，让陶金以为她并没有完全丧失掉记忆，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
从“雕刻时光”咖啡馆出来，陶金沿着少年路往前，身体忽儿移至树荫底下，忽儿从那树底下钻出。他的身躯在日影和光亮之间缓慢地移动。路边杂货铺门口有人贩卖太阳镜，小女孩蹲在树底下逗引蚂蚁，一位肤色深黝的男子嘴里喊着什么口号快速从他身旁骑过，这些都没有引起陶金的注意。
几个星期前，陶金收到云南女孩杜樱的信。这名农家女是学院里分派给他的资助对象。多年来，除了给她寄各类学习及生活用品，他们还通信。最近的信里，女孩谈到职校毕业后打算回乡种植花卉。她喜欢花，在种满薰衣草或勿忘我的花田上工作是她的梦想。信末，女孩宣布下次要送他一份世上最珍贵的礼物，以此感谢多年来的解囊相助。看到“珍贵”和“礼物”这些字眼，陶金一阵苦笑。这个世上，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对他来说可称是“珍贵的礼物”呢。
福安路是一条整洁、安静的柏油路。这些年，别处都在整修、拓宽，大兴土木，唯有这里没有太大改变。这路，还是那么窄小、局促。因为毗邻东湖，树木比别处更显葱郁、繁茂，湿漉漉的，水汽淋漓。陶金最后一次来这里还是五六年前，去派出所更换二代身份证，一个下雨天打车过来，完事后匆忙离开。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那几年，他经常走在这条路上。那时候，他还年轻，不过三十几岁。刚刚买了新房，欠了许多钱。他的妻子还在原先的单位上班。他忽然全都想起来了。刚才电话里那个声音说福安路和城墙的时候，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恍然大悟。
那是一段轰烈而短暂的行医生涯。他把广告登在报纸夹缝里，豆腐干似的一小块。电线杆及闹市区的白粉墙上也有它们的踪迹，那是他雇人张贴的。作为临床理论教师，学校偶尔也派他去附属医院上班，每周一两次，相当于客串。他总觉得与医院里的人格格不入，每次去都只为了完成考核任务。 这边的广告零星铺散出去后，慢慢地，他的客厅成了小诊所，黄昏前后病人们络绎抵达。最忙的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他专治一种疑难症，有一定治愈率，却不作任何担保。好在医生不必向病人解释诊治原则，他不过是几种进口抗生素联合使用，双管或三管齐下，一般人很难搞到，但他有亲戚在那个药品代理公司做头头。
那些年进进出出的病人太多，有些连续来一两个月，哪一天忽然不来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一天，陶金的妻子朱冬女发现客厅茶几上一对陶制虎皮鹦鹉不见了一只，这是一位多年好友去非洲旅行回来送给他们的纪念品，俩人都异常珍视。肯定是哪个病人顺手牵羊拿走的！朱冬女气吼吼地叫道。
一旦想到这些病人恶作剧背后的动机，陶金内心的愧疚感即刻减少许多。没错，他的药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万能的药。可为了钱，他来者不拒。
他只对那个女人说过，你的病我治不了。女人幽幽地望着他，说，我知道。她当然不知道。在福安路光线昏暗的公寓楼上，那个女人的家里，陶金决定不再给她注射多种抗生素，猛烈的药性对这个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女人是种摧残。她从不上门，每次都是陶金出诊。当然，在诊金上她向来很大方，也不在乎。
一路上，陶金使劲想那女人的名字却一无所获。随即，一张苍白瘦削、颧骨高耸的脸浮现于陶金的脑海。女人穿一件宽大的墨绿连衫裙，裙摆垂荡至脚踝上方，一头卷发披散在肩，从屋的这头走到那头，啪嗒啪嗒的拖鞋声，动作迟慢，举止娇弱，好像一阵风刮来就会随之飘走。
你应该出去透透气。
我一个没有气的人，要透什么气呢，女人说。
我陪你逛逛吧，在家里待久了不好。
要逛，就在福安路上逛，女人说。
女人说话的样子像叹息。陶金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尽管她的脸已经很清晰了，可她的名字仍无影无踪，无可捕捉。
这次，她是回来探亲，还是永久地留下？那么多年了，她可是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回想当年，每个周三下午，陶金都没有课。他就在那个下午陪女人逛福安路。他们仔仔细细地逛遍那条路上的每个角落。一处清代某学者的故居，大门开在僻静处，门扉两侧摆放着石狮子，左侧雄狮两爪之间的绣球滑落不见，右侧雌狮的眼珠子被剜碎裂；另一处是一座无主的宅院，环堵萧然，窗棂、门板瘫倒在地，院中荒草离离。除了这两处他们没进去过，其他如某幼儿园栅栏前、某消防站门口、某处逼仄的转角，他们都曾长久地逗留过。
陶金忽然想起一个地方，那正是他此行的必经之路。在那里，或许能将女人遗忘已久的名字重新打捞上来也未可知。如此想着，他万分急迫，恨不得马上飞奔过去。不多久，他已站在福安路69号门口。眼前所见与记忆中的很不同。陶金一阵惶惑，感觉走错了地方。进门处，一块崭新的黄石上刻着朱红毛体“英雄园”三个大字，周围休憩花坛上遍植各色菊花，肥硕而艳丽，远远看着就像是假的。花坛两侧植有成排龙柏。灰色花岗石一直铺向陵园深处，直抵那座白色纪念碑脚下。
他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直闯直撞地往前走。在纪念碑后面，他找到了那些名字，王今天、郭玉停、卜森林、于乃义、许丹池、陈英雄……它们还在。他的手指在最后一个名字上抚过，往事忽然变得鲜活，向着陶金流淌而来。
当年，女人穿着墨绿绸裙的身体清风般飘过一座座墓碑，她的目光在碑石上流连，凝望，似乎在寻找什么蛛丝马迹。可阴冷的碑石上除了隐隐生长的青苔，什么也没有。角落里有一座新墓，上面的墨汁还新鲜。女人蹲下身子，用脸庞去贴近它。他眼前浮现出女人苔藓一样湿漉而清新的眼睛。
现在，那个男人的名字仍刻在上面。这二十几年来，不断有新的添加进来。陈英雄，英雄……這真是一个让人倍感痛心的名字。那个女人说，是那个名字害了他，命该如此啊。
那是个冬夜，市郊一家纺织厂起火，他们赶去救火。
当初，她想不通一个怕火的人，为什么要进这个行当；更想不通的是，当现场人员都已疏离，火势也得以控制，为什么他还第二次进入火场。这么多年过去，不知她想通了没有。
陶金四顾张望，没有墓地，没有碑石，什么都没有。周围绿树成荫，松柏流翠，水泥路面通向里面的花园，那里还是树，到处都是树。有人在树下打太极拳，音乐轻盈，他们的动作也轻逸、飘忽。一个男人打着电话走过他身边。一个推婴儿车的中年女人回头望了他一眼。没想到，墓地成了公园。或许只有当清明前后这里才会变得庄重起来。陶金上学的时候就被老师们领着来过这里，排着长队，人人手持一朵白菊花，将它献于英雄墓前，鞠躬告别。回去后将这些写进作文里，好像每年的这一祭奠行为只为了增加写作素材，是枯燥的学校生活的点缀，而与真正的悼念无关。他当然没有因此记住任何一个英雄的名字。
现在，就连那个女人的名字也变得模糊了，好像它成了一片绿叶消失在整座森林中。陶金眼前闪现出女人蹲在墓碑前的情景。女人的目光在碑上流连，上面刻着那个人的生卒年月，两个日子挨得太近，中间那一横杠，是被挤压的薄薄的一生。
陶金记得日报追踪报道过这个事件。或许，报纸上还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那些报纸早已无法寻觅了。
只有那些阶石还在，一级级通向上面，毗邻山崖一侧因加固了铁栅栏，让人无端地觉得安全。陶金好像看见那女人仍坐在阶石上，人人都在往上爬，只有她安然不动，高高在上的脸显得清冷、寡淡。上面是古城墙，站在城墙上可以看见灵江水，以及江边垂钓的人。
有一回，陶金指着那顶上说，你不上去看看吗？她“哦”了一声，目光仍在原地停滞。那些不断地从底下上来的人喘息着经过他们身边。他们的目标在上面。那些个闲暇无事的下午，陶金坐在烈士陵园的台阶上，而那个女人坐在他身边。时间好像灌满泥浆的河床。一度，陶金感到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结束。他无法回到妻子朱冬女身边，他们那个家成了牢笼，而他总有一天会窒息而死的。
女人告诉陶金，就算他不死，他们的日子也长不了，他一直想回北方老家去，而她不愿离开故乡。 是啊，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陶金说。
可有一天，女人还是离开了。福安路上的公寓人去楼空，他蹲在那道油漆剥离的铁门前，默默抽完一包烟，期间有一只硕大的黑鼠从上面楼道里奔窜而下，两相对照，惊惶而逃。天黑了，楼道变得更黑，他慢慢走下去，扶着栏杆，双腿颤抖着，几乎不能直立。他不敢相信事情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她已经不在了，像一阵青烟一样溜走了。
而那个北方男人的身体和名字怕是要永远地留在这里了。那几年，陶金在烈士陵园里四处瞎逛，兴致起时也会爬到古城墙上，默默站上半天，耗掉一些辰光。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望见远处的灵江水，水面泛着白光，船只在那上面悄无声息地滑过。后来，他把家搬到城市的另一头，就不再到这里来了。
他的遗忘如此之快，连自己也始料未及。生命中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也够他忙活的。之后，他当然也遇见过别的烦恼，但无一例外全都解决了。只要时间仍在流逝，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电话里那个声音说出福安路和古城墙这几个字的时候，陶金想，她回来了。除了她，还会有谁呢？
陶金举目四望，却不见她的身影。可能，就算她站在他面前，也认不出来了。他寻找着疑似她的面庞，如果来了，她肯定会到墓地找他。陶金发现镌刻着逝者名字的碑石几乎平躺于地，而略高于碑身的圆柱状矮松环伺左右，远远地根本看不见墓碑，而墓地周边，修剪成几何形体的植株密集排列着，让人们根本无法进入。他再次踮起脚尖，仍只看见灰黑色的、平躺着的大理石碑身紧贴地面。名字下边刻着生卒年月，有的则是一个问号，甚至两个。
不用说，这些逝者的名字尽管都被刻在坚固耐久的大理石碑身上，每年清明節也有那么多素不相识之人前来祭奠，可是他们早已彻底死去，遭人遗忘。记录他们英雄事件的书籍迟早会成为下一次造纸的原料，而那些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的报纸早被扔进故纸堆里，无人问津。任何对死亡的褒奖和装饰行为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那些刻在碑身上的名字，不过是一个个符号，与医院候诊室里滚动播放的患者姓名没有任何两样。
陶金绕过这块方形绿地，沿着阶石一格格攀爬而上。他感到行走的艰难，双腿像是注满了铅水，根本提不起来。
往事纷至沓来。有一年，陶金的客厅里来了一个女孩。她是所有病人中年龄最小的，短发，圆脸庞，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对大眼睛，黑亮、清澈。每次完事后出门，必要毕恭毕敬地喊一声，陶医生，再见。那是初秋，当女孩在客厅黑色真皮沙发上留下两个窄小汗湿的手印后离开，妻子朱冬女便跨出房门，手里拿着一瓶酒精棉球。“那女孩可真瘦啊，胳膊细得像根稻草，而脸那么白，眼睛那么大。”她边消毒，边问陶金女孩在哪里上学。
女孩没有上学，学校让她把病治好了再去。
有一天，陶金正收拾着注射用品，听见门外那女孩在问一个病人，“阿姨，你来这里打针多久了？去医院化验了吗？”
可她从来不问他“我的病到底能不能好”。谁都知道这病难治，可万一陶医生本事大将其治好了呢？概率肯定是存在的。每次注射完毕，女孩都要遵医嘱在那沙发上再坐好一会儿，好像非常害怕进针口在赶回去的路上再度出血至无法收场。
女孩家在很远的乡下，陶金替她在城里租了房子，与一个医学院的实习生同住。黄昏，女孩到他家里打针，“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来我这里治病的。”陶金告诫道。出租房在一个裁缝铺楼上。有一次，陶金路过那里，看见女孩蹲在楼下水泥地上搓洗衣服。肥皂水淌到脏兮兮的街面上，流入下水道。另有一次，陶金骑车路过那附近一家书店，意外发现她的身影在书架前伫立。
有一天，女孩母亲打电话来，问他医药费能不能月底再结。以前有过病人拖延药费，然后不声不响走掉的情况，他当然不能为她破例。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自己的精明，因为后来那个女孩果然悄悄回去了，连个招呼都没有打。
这些事情忽然浮现眼前，清清楚楚，让陶金一阵战栗。不要想了，都过去那么久了，忘了它们吧。其实，陶金已经忘了它们，如果不是这些陡峭的阶石。当年，那赁屋而住的女孩也在这些台阶上走过。她的同龄人都坐在教室里，而她却无所事事，有那么多时间需要打发。台阶很长，一直延升至山顶，古城墙就像一条苍老的巨龙，盘旋在山体之上，也像陶金手腕上的那道疤。
他终于爬了上去，脚步忽然变得轻飘起来，整个身体摇晃不安，极不适应这骤然而至的坦途。脚下青砖浸染出时间的青苔色，垛上弹痕依稀，墙体颜色古旧斑驳，无一处相同。远处，灵江水绸带似的一窄条，似乎随时可能飘忽而去。在他四周，游客们东张西望，不时按着快门，嘴里发出惊讶声，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陶金留意着每一个走过他身边的人，那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人，有可能是她的人。
在他心目中，她始终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连她的消失，也是如此。毫无预兆。他想像她在北方的日子——不知为什么，他认定她是去了那里——风沙扑面，气候干燥，她的皮肤也变得粗糙了吧。当然，她也可能变得强壮，换了一个人，不再弱柳扶风。
他觉得自己可能认不出她来。他认识的只是二十年前的她，黑白照片里的那个人，永远被定格，无法得到更新。
有一段时间，他的身边无人走过，好像这截城墙成了他的地盘，一个加长版的阁楼阳台。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他站在垛口处张望，似乎看见远处行走着她的身影。他决定不再走动，原地等她来。他等着。这等待的过程加重了他的焦灼，同时也让他好奇。他忽然觉得这一切极不真实，自己怎么会在这里，他等的那个人会来吗？似乎那个电话不是来自几个小时前，而是非常久远的事。
终于，一个头戴蓝色阔边帽的女人缓步而来，女人的半边脸被帽沿所遮，看不清楚。她白色裙衫飘逸，黑发垂荡，有种卓尔不群的风度，同时又暗示着少女时曾有过的幽闭岁月。女人在那个与他邻近的垛口处停下。她的脑袋恰好嵌进那个凹槽里，就像一幅画镶进画框里。陶金一直等着那女人转过头，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女人离开的时候，望了陶金一眼，她的泰然自若让他吃惊。女人帽沿所遮的脸庞白皙温润，那对明亮的大眼睛不可抑制地走向暗淡，却不曾完全消失掉它曾经的光芒。女人走远了，尚显窈窕的身影慢慢汇入黄昏的光影之中。无疑，女人会老去，优雅而与众不同地老去。人群中，这样的女人实属凤毛麟角。陶金一阵心悸。可有人永远没有机会变成凤凰身上的羽毛、麒麟头上的犄角。那个短发、圆脸、大眼睛的女孩，二十年前在他家客厅里出现过的女孩，她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治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女孩去医院抽血，拿来化验单给陶金看。其实不必陶金亲自看，那上面的数值、箭头都标得清清楚楚的。
女孩依然每天黄昏准时出现在陶金的客厅里。她越来越瘦，身板还是那么单薄，十七岁了，仍没有明显的发育迹象。
她不再说“陶医生再见”，而是每次出门前，将酒精棉球扔进垃圾桶里，悄悄将门带上，再轻手轻脚地下楼。
有时候，饭桌上，俩人会忽然说起她，在哪里吃饭，白天的时候做什么，以后怎么办啊。
这个病如果治不好，学校是不会要她的，陶金说。
其实，这些规定很没有道理，不是吗？她完全可以正常上学的，朱冬女说。
没办法，有些学校就是这么规定的。
……
女孩连续三天没来，陶金这才意识到并打电话给她母亲。学校已经同意女孩回去读书，只是她这个体质能上学吗？女孩的母亲在高兴之余也深感忧虑。陶金马上说，没事的，这个病只要平时注意休息不熬夜，上学是可以的。真的可以。让她去上吧。陶金很高兴，好像这也属于他多种抗生素联合治疗的成果之一。
半年之后，陶金从一个熟人口里获悉意外。有人在城市的道路上飙车，而女孩要急着横穿马路，把信投进对面的邮筒里。
也有人说是女孩的自行车不慎骑入轿车的车轮底下。
女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好难受啊。
微风袭来，暮色四起；城墙之上，游客寥寥。尖锐的刹车声也随之远去。陶金好似打了个盹，往事淡去，尘土与柏油混杂的气息也逐渐淡去。她不会来了，或许被什么事情耽搁了。或许一切只是他的错觉。总之，她不会来了。
陶金向城墙的豁口处走去。一级级，沉默的阶石在他脚下无尽地延伸，他完全失去了耐心，只想一步跨到底。回家。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到了晚上，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他和母亲了。那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老人，却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亲的人。
回家的公交车上，陶金想起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同时，他还想起弟弟陶秀。现在，这两个名字躺在一起了。弟弟是六岁那年走的。那年暑假，陶金拎着弟弟的凉鞋，赤脚从河埠头走回家。弟弟躺在门板上。姨母在张罗后事。母亲躲在房间里哭。李叔叔蹲在院子外面的土坑上抽烟。父亲还在从外地砖窑厂赶回家的路上。
那年暑假在陶金的记忆里一片阴冷惨淡。父亲把自己关在那个烟雾腾腾的房间里。母亲蹲在夏日酷热的田野上割草。兔子房里草叶堆积如山，一股惨烈的腐烂的草腥气，好似要从墙壁砖缝里渗透出去。弟弟出事的时候，母亲和李叔叔在屋子里聊兔毛多少钱一斤。那个李叔叔去过上海，给陶金吃过大白兔奶糖。
有一天，陶金问母亲李叔叔为什么不来了，那些大白兔奶糖呢？
陶金推开房门，看见母亲坐在饭桌前，右手撑着下巴，正在打盹。饭菜已经准备好，保姆走了。母亲听见响动，睁开眼睛，看看他，嘴唇翕动着。他一阵胆战，怕她说出那个名字。他不希望接下来的晚餐时间，被那个名字打搅。
母亲却说，茶几那边，有你的东西。说完这话，她难得地露出笑容。
陶金一脸狐疑。茶几上，放着一只鼓胀的包裹，寄自云南曲靖，是标准的易碎物品的过度包装。陶金从那个纸盒子里不停地往外掏东西，塑料气泡膜、报纸什么的，足足堆了一地。最后出现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纸盒子。是一粒粒种子，形状略长，深褐色，表面有纵脊状突起。
他摊开那张皱巴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陶老师：这是勿忘我种子。它的花语是：浓情厚谊，永远的回忆。我把它们寄给您，以此表达我的心意。我永遠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同样，请您也不要忘了我噢！祝您幸福！杜樱
他想笑。一种愉悦在身体里荡漾，难以名状，又转瞬即逝。他将纸条折了折，塞进口袋里，同时还有那包花籽。或许，明年，在他家的露台上，将开出那种浅蓝色的像星星一样的花朵。
想到这些，陶金抬起头，对着餐桌那边的母亲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