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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企业家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阶层裂痕赫然生成，并已难以弥合。
1924年，短暂的和平在这一年被扣’破了，军阀们再次开战。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战火居然烧到了商业繁荣、过去数十年里一直没有重大战乱的江浙一带。
张作霖入关后，粗暴对待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们对北洋军阀终于彻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据多年的国民党再次成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孙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国是，不料，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病逝于北京，合作不了了之。
士商时代的终结
1924年，在产：业经济方面，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日本势力仍然强劲，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重负，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在经济寒流到来的时候，民族工业抵抗风险能力的赢弱毕现无遗。与同在上海的英资、日资企业相比，本土纱厂的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流动资金太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水涨船高，而危机到来时，则会率先出局。从数据来看。就在纱厂危机期间，英资怡和纱厂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的年度利润率也高达25％。华资的华丰、宝成等大厂相继被日商兼并。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白银，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白银，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它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达2119万元之巨，十余年中，所围海堤三次被特大台风袭毁，垦牧项目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上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竞饱受煎熬。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劳工阶层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
在1924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供、住房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雇佣童工的现象非常常见……”
因此，反抗性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企业家阶层对工人也非常的不重视，其最多也是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如虞洽卿与他的“短档朋友”们，或荣德生之创办“工人自治区”。即便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主要活动于士绅、官吏、知识分子、军人乃至华侨之中。
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组党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专门机关成立后，马上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其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同时还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刊物和工人学校唤醒工人的自主意识。它像手术刀一样，一下子把工人阶层从众多的社会集团中切割了出来。
安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摇篮”，到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977人，其中安源路矿就有270多人，占了将近1／3。同时，工人运动的全国性联盟及行动纲领也渐渐形成了。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劳动立法的4项原则：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补习教育。文件中还提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的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具体要求。这些严密的组织与纲领的形成，让中国 的工人运动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在张国焘、李立三以及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各地的矿场、棉纺厂、印刷厂及铁路公司出现了数百个工会。
工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事件。在这场冲突中，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杀，35名工人被杀，伤者不计其数。
1924年2月7日，铁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
企业家阶层的尴尬处境
面对工人阶层的这种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反应是不知所措。在上海发生了一起更为惊人的大事件。在这次日后被定名为“五卅运动”的事件中，虞洽卿们终于意识到，阶级决裂已经无可避免。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学生在租界的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半个月前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
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36岁的李立三出任委员长，比他大一岁的刘少奇为总务主任。总工会决定联合学界、商界，发动全市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其后数日，万人上街游行，租界宣布戒严，租界内禁止三人以上结队行走，装甲车上架着机关枪日日巡街，恐怖笼罩上海滩。风暴迅速席卷全国，6月2日，广州数万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3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4日，南京亦出现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民众及知识阶层对日本侵略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不满被彻底引爆。
惨案爆发时，虞洽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沪，随即召开总商会的对策会。他定下的策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缩小事态，平息风波”。
然而，第二天一大清晨，虞洽卿上街劝说，遭到集会人员围堵，在部属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才脱身，长衫在推搡中被撕破。当夜，虞宅再次被炸弹袭击，后门的一角和一段院墙被轰然震塌。
惊魂甫定，虞洽卿环视局势，终于发觉这一次的事态衍变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经验值”，一股庞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切割”着各个阶层，他的那些“短档朋友”现在已经完全地站到了对立面，这种对立，事涉“阶级”分野，而与“交情”无关。这似乎已经不是用过去“捣浆糊”的方式能够抚平的。更让他感到惊心的是，这种残酷的、不由分说的阶级切割还拥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惨案”后的数日内，几份由左翼文人和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纷纷创办，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办起《公理日报》，上海学联则创办《血潮日刊》，这些报刊对事态的进一步激化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布将统一领导这次群众运动，以往显赫无比的总商会被彻底排斥在外。联合会明确提出17项交涉条件，其中包括：取消戒严令，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惩凶，赔偿等。四天后，联合会召集了有20多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市民大会。上海的抗议活动得到全国公众的响应，南京、天津、济南、武汉等大城市都举行了类似活动，前后参与人数达1300万。
身处暴风眼的虞洽卿此时已是尴尬无比。他当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阶层在这次社会大风暴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反动化。就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17条”之后，总商会迅速组建“五卅事件委员会”，提出13条，其中删掉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6月11日晚，虞洽卿邀李立三到总商会对话洽商，李表示无法接受条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会”为由愤然退出。
6月19日，总商会与总工会继续紧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继续实行对美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筹款援助罢工工人”三个条件，虞洽卿一口答应。双方议定于6月26日全面复市，持续近一个月的五卅风波告一段落。在善后活动中，总商会发出《劝商界资助工人通函》，虞洽卿带头捐3万元，总募得款项300多万元。在中方坚持下。租界工部局偿付了死伤者的抚恤金，肇事的日本纱厂则同意，以上海总商会做担保，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
在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调人”的角色，不过、他显然已经有些力所不逮了。在这场空前的民众怒潮中，商会与工会的分歧与斗争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突然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这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阶级裂痕赫然生成，并已难以弥合。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虞洽卿们开始思考下述问题：企业家与革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将怎样与已经被组织和发动起来、并拥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工人阶层共处?是理性沟通，还是感性排斥，是和平妥协。还是暴力对立，他们的选择，在两年后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编辑 陈建光
1924年，短暂的和平在这一年被扣’破了，军阀们再次开战。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战火居然烧到了商业繁荣、过去数十年里一直没有重大战乱的江浙一带。
张作霖入关后，粗暴对待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们对北洋军阀终于彻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据多年的国民党再次成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孙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国是，不料，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病逝于北京，合作不了了之。
士商时代的终结
1924年，在产：业经济方面，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日本势力仍然强劲，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重负，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在经济寒流到来的时候，民族工业抵抗风险能力的赢弱毕现无遗。与同在上海的英资、日资企业相比，本土纱厂的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流动资金太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水涨船高，而危机到来时，则会率先出局。从数据来看。就在纱厂危机期间，英资怡和纱厂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的年度利润率也高达25％。华资的华丰、宝成等大厂相继被日商兼并。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白银，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白银，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它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达2119万元之巨，十余年中，所围海堤三次被特大台风袭毁，垦牧项目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上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竞饱受煎熬。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劳工阶层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
在1924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供、住房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雇佣童工的现象非常常见……”
因此，反抗性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企业家阶层对工人也非常的不重视，其最多也是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如虞洽卿与他的“短档朋友”们，或荣德生之创办“工人自治区”。即便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主要活动于士绅、官吏、知识分子、军人乃至华侨之中。
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组党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专门机关成立后，马上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其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同时还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刊物和工人学校唤醒工人的自主意识。它像手术刀一样，一下子把工人阶层从众多的社会集团中切割了出来。
安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摇篮”，到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977人，其中安源路矿就有270多人，占了将近1／3。同时，工人运动的全国性联盟及行动纲领也渐渐形成了。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劳动立法的4项原则：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补习教育。文件中还提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的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具体要求。这些严密的组织与纲领的形成，让中国 的工人运动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在张国焘、李立三以及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各地的矿场、棉纺厂、印刷厂及铁路公司出现了数百个工会。
工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事件。在这场冲突中，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杀，35名工人被杀，伤者不计其数。
1924年2月7日，铁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
企业家阶层的尴尬处境
面对工人阶层的这种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反应是不知所措。在上海发生了一起更为惊人的大事件。在这次日后被定名为“五卅运动”的事件中，虞洽卿们终于意识到，阶级决裂已经无可避免。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学生在租界的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半个月前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
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36岁的李立三出任委员长，比他大一岁的刘少奇为总务主任。总工会决定联合学界、商界，发动全市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其后数日，万人上街游行，租界宣布戒严，租界内禁止三人以上结队行走，装甲车上架着机关枪日日巡街，恐怖笼罩上海滩。风暴迅速席卷全国，6月2日，广州数万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3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4日，南京亦出现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民众及知识阶层对日本侵略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不满被彻底引爆。
惨案爆发时，虞洽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沪，随即召开总商会的对策会。他定下的策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缩小事态，平息风波”。
然而，第二天一大清晨，虞洽卿上街劝说，遭到集会人员围堵，在部属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才脱身，长衫在推搡中被撕破。当夜，虞宅再次被炸弹袭击，后门的一角和一段院墙被轰然震塌。
惊魂甫定，虞洽卿环视局势，终于发觉这一次的事态衍变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经验值”，一股庞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切割”着各个阶层，他的那些“短档朋友”现在已经完全地站到了对立面，这种对立，事涉“阶级”分野，而与“交情”无关。这似乎已经不是用过去“捣浆糊”的方式能够抚平的。更让他感到惊心的是，这种残酷的、不由分说的阶级切割还拥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惨案”后的数日内，几份由左翼文人和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纷纷创办，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办起《公理日报》，上海学联则创办《血潮日刊》，这些报刊对事态的进一步激化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布将统一领导这次群众运动，以往显赫无比的总商会被彻底排斥在外。联合会明确提出17项交涉条件，其中包括：取消戒严令，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惩凶，赔偿等。四天后，联合会召集了有20多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市民大会。上海的抗议活动得到全国公众的响应，南京、天津、济南、武汉等大城市都举行了类似活动，前后参与人数达1300万。
身处暴风眼的虞洽卿此时已是尴尬无比。他当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阶层在这次社会大风暴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反动化。就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17条”之后，总商会迅速组建“五卅事件委员会”，提出13条，其中删掉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6月11日晚，虞洽卿邀李立三到总商会对话洽商，李表示无法接受条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会”为由愤然退出。
6月19日，总商会与总工会继续紧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继续实行对美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筹款援助罢工工人”三个条件，虞洽卿一口答应。双方议定于6月26日全面复市，持续近一个月的五卅风波告一段落。在善后活动中，总商会发出《劝商界资助工人通函》，虞洽卿带头捐3万元，总募得款项300多万元。在中方坚持下。租界工部局偿付了死伤者的抚恤金，肇事的日本纱厂则同意，以上海总商会做担保，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
在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调人”的角色，不过、他显然已经有些力所不逮了。在这场空前的民众怒潮中，商会与工会的分歧与斗争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突然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这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阶级裂痕赫然生成，并已难以弥合。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虞洽卿们开始思考下述问题：企业家与革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们将怎样与已经被组织和发动起来、并拥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工人阶层共处?是理性沟通，还是感性排斥，是和平妥协。还是暴力对立，他们的选择，在两年后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编辑 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