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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10点，教育部介绍教育收费和治理教育乱收费有关情况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教育部新楼二层报告厅举行，会议由发言人王旭明主持。
六天之后，教育部2006年第三场“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也将举行。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每月25日(逢节假日顺延)定时定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原有的专题发布会亦并行不辍。
公安部、卫生部和教育部一起，成为被要求定时定点发布新闻的国家部委，频率都是每月一次。此前，有这种“待遇”的部委只有外交部。
人们对于“定时定点”新闻发布的深刻记忆，除了外交部每周亮相两次、西装领带一丝不苟的发言人，还包括2003年SARS期间为期两个月、每天下午4点准时发布的疫情通报。
国务院新闻办蔡武主任指出，三部委定时定点发布新闻，意味着对三级发言人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也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这三个与重大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部门，早已为公众持续关注，特别是教育部和卫生部，由于相关政策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近来频发的重大新闻事件，成为公众信息需求的焦点所在。
定时定点带来压力
工作量剧增，压力剧增，工作要求剧增——谈起2006年开始实施的“定时定点”新闻发布工作，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口气连说了三个“剧增”。
“其实是‘三定’：‘定时、定点、定人’。”王旭明对记者解释说，“其他的新闻发布会是由我来主持，别人来讲，而‘定时定点’的是由我来讲。这样一来，工作量大大增加了。”
目前王旭明仍然兼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但是每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新闻发布工作上，“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且没有节假日。”
和王旭明一样，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同样面临着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难度的加大。他说，过去他还分管了不少别的工作，现在是集中精力在做新闻发布工作。“可以说，在新闻发布以及相关工作上投入的精力整个占到了我的总工作量的八成。”
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会，与以往的专题发布会不同的是，记者可以就感兴趣的问题任意提问，不必限于主办部委确定的主题。
1月10日，在卫生部举行的第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毛群安代表卫生部发布了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国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第二是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中要强化责任追究制度。
20分钟的发布环节结束过后，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平价医院，第二个问题是艾滋病防治，第三个问题是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第四个问题是万名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第五个问题是禽流感，第六个问题又是艾滋病防治，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和平价医院。
“这种新闻发布形式对于媒体来说是司空见惯，但是对于我们发言人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这种新闻发布的方式，要求我们对本部门的工作信息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及时、更加全面，对民众和媒体对信息的需求，大家关注的热点在哪里，也要了解得更为及时。”毛群安说，“很多话题都具有连续性，好比第一次发布会上的平价医院，直到现在都还是热点。”
2月25日，教育部举行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王旭明在发布新闻之前专门花了五分钟时间回答在第一次例行发布会上没能够完满回答的记者提问。
“压力确实很大。”王旭明对本刊记者说，“以前的专题发布会，记者只能提和专题内容相关的问题，因为是新闻发言人主持，相关司局负责人发布，问别的问题也回答不了。现在的例行发布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记者都能提。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因为工作需要，王旭明已经养成了每天浏览报纸和“五大网”的习惯。他指着办公室茶几上堆得高高的几大摞报纸，对记者强调说，这些再忙也要看完。
而毛群安不仅自己浏览各种信息，还聘请了中介公司帮忙。他从身后的办公柜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厚厚的稿纸，告诉记者，中介公司不仅会帮他搜集整理跟卫生相关的各种资讯和动向，还会整理出网民的各种意见以提供参考。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部里领导和同事的很多支持。我们还邀请了传播学专家，对我们的发布会做点评，以便改进。下个礼拜我要召开一个媒体座谈会，想听听媒体朋友们的想法，发布会有什么毛病，应该怎么改进。已经举办了三次了，也该总结总结了。”毛群安说。
“疾风骤雨式的攻击”
“我现在正在经受着一次疾风骤雨式的攻击。”王旭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3月6日，媒体上出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一段言论，主要观点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消费，而很多人不考虑自身经济和智力实力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正是构成“上学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
文章放到网上，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言论中将就学与逛市场买东西相提并论，将名牌高校与昂贵衣服作比，激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批评的声音中夹杂着不少针对王旭明个人的谩骂。
“有的批评已经不是就题论题了。”王旭明伸手翻了翻办公桌上的一摞信件，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接到很多信，有的就说什么‘你该下地狱’，‘你去死吧’之类的，还有人举报我的地址，威胁恫吓。”
说到这里，王旭明的手机响了，接电话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说着“谢谢”。挂上电话后，王旭明举着手机对记者说，“正好这个电话就是对我表示支持的，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很多朋友熟人打电话表示关心，也有劝慰的。”
王旭明向记者解释说，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和媒体记者沟通情况的场合下，因为是私下和记者沟通交流，他的表述并不很严格、很圆满，选择例子也不是很恰当。
“就是这样一次通气会，不录音的非正式谈话，记者却把我讲的一段话记下来了，没有经过我本人核实就发出去了。”王旭明说，“后来我及时联系到这个记者，说这个不准确，记者也表示歉意，文章也拿下来了，我也在随后的发布会上做了正式的说明，但是很多网民已经看到了，转载了，许多不满就发泄到了我的身上。”
毛群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也是他的最大困惑。因为担心媒体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发布内容的思路，以至于传达出去的信息不够准确，毛群安总是希望能够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和媒体进行沟通，以帮助记者理解。
“所以我的发言中实际上包含发布和沟通两个部分。但是，哪些话是代表部门发布的，哪些话是代表我个人和记者沟通的，如果不能区分好，就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毛群安不无担心地说，“要是记者不能很好区分，把沟通的内容当成了发布的内容，就会出现分歧，造成误读。”
毛群安认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多了，就会让发言人在和媒体的沟通上有所忌 惮。
“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虽然都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就是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公众传播信息。”毛群安正在积极寻求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尽量避免信息发布中的误读。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将代表部门的发言和与媒体沟通的部分做一个明确的区分，“这应该是可行的”。
经历了这一场“事故”的王旭明，仍然表示自己宁愿冒一定的风险，也要摒弃照本宣科，要将文件化在自己的语言里。“我认为这才是新闻发言人尽职尽责了。”
新闻发言人是“摆设”?
3月10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就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问题向大会提交了提案，发出了“新闻发言人不要是‘摆设”的呼吁。
冯世良指出，在一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上就是“摆设”，不但常常拒绝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也很少举办新闻通气会。某些部门对外公布的新闻发言人电话长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冯世良在提案中呼吁各级政府全面启动例行的新闻通气会制度，并且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对此，国新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表示，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是要说都是摆设，就有点极端了。”
他认为，在我们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刚刚起步，时间还不是太久，要整齐划一地都做得很好不太可能。“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进步当中改进。”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尽管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着20余年的历史，但它真正为老百姓所熟悉，还是从2003年的“SARS”开始的。而正是“SARS”，让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2003年9月和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66个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正式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
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此举被学者解读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鲜明信号。
一年后，国新办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等三个部委从2006年开始推行“定时定点”发布新闻的例会模式，成为引起媒体关注的又一个较大的举措。
尽管如此，对近几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仍然抱有十分冷静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的明智之举，背后折射出的理念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操作权实际还是在政府手里，“采访难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另有专家分析，新闻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难以界定，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信息垄断或者失语症。
“的确，现在我们的新闻发布基本上是政府在自我约束。但是，我认为并不能说在制度上完全没有明确要求，”毛群安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程序上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要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聋子的耳朵”，首先要求新闻发言人“态度要端正，不能够应付社会，应付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与制度配套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我国政府政务信息透明公开的实质性进步。
“必须要有责任制，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东西来规定，事实证明谁当时隐瞒了，就必须要追究他的责任，否则这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王旭明对学者们呼吁和期待的问责制度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在其他制度没有建立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单独来探讨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
“一个制度设计不是单向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较之问责制度，我认为更基本的是新闻发言人的基本条件的保障制度。现在还不到问责制度建立的时候。与新闻发言人配套的工作班子健全吗?足以支撑新闻发言人来履行职责吗?如果班子不足以支撑，那么你问责要问谁的责?”他说。
王旭明认为，目前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全国而言，远远没有达到健全完善的地步，因此，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制度，较之问责制度的建立，更是当务之急。
汪兴明告诉记者，国新办人事局从2003年起一直负责对中央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迄今为止，已经直接组织了4350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但是，目前的培训仍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汪兴明告诉记者，目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常规的“入门教育”。因为“2003年9月定下的‘两年半到三年时间完成初级培训’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初级的普及工作，随后再开办一些专题方面的提高班。培训计划目前正在设计过程中。”汪兴明对本刊记者说。
六天之后，教育部2006年第三场“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也将举行。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每月25日(逢节假日顺延)定时定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原有的专题发布会亦并行不辍。
公安部、卫生部和教育部一起，成为被要求定时定点发布新闻的国家部委，频率都是每月一次。此前，有这种“待遇”的部委只有外交部。
人们对于“定时定点”新闻发布的深刻记忆，除了外交部每周亮相两次、西装领带一丝不苟的发言人，还包括2003年SARS期间为期两个月、每天下午4点准时发布的疫情通报。
国务院新闻办蔡武主任指出，三部委定时定点发布新闻，意味着对三级发言人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也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这三个与重大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部门，早已为公众持续关注，特别是教育部和卫生部，由于相关政策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近来频发的重大新闻事件，成为公众信息需求的焦点所在。
定时定点带来压力
工作量剧增，压力剧增，工作要求剧增——谈起2006年开始实施的“定时定点”新闻发布工作，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口气连说了三个“剧增”。
“其实是‘三定’：‘定时、定点、定人’。”王旭明对记者解释说，“其他的新闻发布会是由我来主持，别人来讲，而‘定时定点’的是由我来讲。这样一来，工作量大大增加了。”
目前王旭明仍然兼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但是每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新闻发布工作上，“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且没有节假日。”
和王旭明一样，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同样面临着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难度的加大。他说，过去他还分管了不少别的工作，现在是集中精力在做新闻发布工作。“可以说，在新闻发布以及相关工作上投入的精力整个占到了我的总工作量的八成。”
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会，与以往的专题发布会不同的是，记者可以就感兴趣的问题任意提问，不必限于主办部委确定的主题。
1月10日，在卫生部举行的第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毛群安代表卫生部发布了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国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第二是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中要强化责任追究制度。
20分钟的发布环节结束过后，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平价医院，第二个问题是艾滋病防治，第三个问题是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第四个问题是万名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第五个问题是禽流感，第六个问题又是艾滋病防治，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和平价医院。
“这种新闻发布形式对于媒体来说是司空见惯，但是对于我们发言人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这种新闻发布的方式，要求我们对本部门的工作信息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及时、更加全面，对民众和媒体对信息的需求，大家关注的热点在哪里，也要了解得更为及时。”毛群安说，“很多话题都具有连续性，好比第一次发布会上的平价医院，直到现在都还是热点。”
2月25日，教育部举行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王旭明在发布新闻之前专门花了五分钟时间回答在第一次例行发布会上没能够完满回答的记者提问。
“压力确实很大。”王旭明对本刊记者说，“以前的专题发布会，记者只能提和专题内容相关的问题，因为是新闻发言人主持，相关司局负责人发布，问别的问题也回答不了。现在的例行发布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记者都能提。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因为工作需要，王旭明已经养成了每天浏览报纸和“五大网”的习惯。他指着办公室茶几上堆得高高的几大摞报纸，对记者强调说，这些再忙也要看完。
而毛群安不仅自己浏览各种信息，还聘请了中介公司帮忙。他从身后的办公柜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厚厚的稿纸，告诉记者，中介公司不仅会帮他搜集整理跟卫生相关的各种资讯和动向，还会整理出网民的各种意见以提供参考。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部里领导和同事的很多支持。我们还邀请了传播学专家，对我们的发布会做点评，以便改进。下个礼拜我要召开一个媒体座谈会，想听听媒体朋友们的想法，发布会有什么毛病，应该怎么改进。已经举办了三次了，也该总结总结了。”毛群安说。
“疾风骤雨式的攻击”
“我现在正在经受着一次疾风骤雨式的攻击。”王旭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3月6日，媒体上出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一段言论，主要观点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消费，而很多人不考虑自身经济和智力实力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正是构成“上学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
文章放到网上，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言论中将就学与逛市场买东西相提并论，将名牌高校与昂贵衣服作比，激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批评的声音中夹杂着不少针对王旭明个人的谩骂。
“有的批评已经不是就题论题了。”王旭明伸手翻了翻办公桌上的一摞信件，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接到很多信，有的就说什么‘你该下地狱’，‘你去死吧’之类的，还有人举报我的地址，威胁恫吓。”
说到这里，王旭明的手机响了，接电话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说着“谢谢”。挂上电话后，王旭明举着手机对记者说，“正好这个电话就是对我表示支持的，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很多朋友熟人打电话表示关心，也有劝慰的。”
王旭明向记者解释说，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和媒体记者沟通情况的场合下，因为是私下和记者沟通交流，他的表述并不很严格、很圆满，选择例子也不是很恰当。
“就是这样一次通气会，不录音的非正式谈话，记者却把我讲的一段话记下来了，没有经过我本人核实就发出去了。”王旭明说，“后来我及时联系到这个记者，说这个不准确，记者也表示歉意，文章也拿下来了，我也在随后的发布会上做了正式的说明，但是很多网民已经看到了，转载了，许多不满就发泄到了我的身上。”
毛群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也是他的最大困惑。因为担心媒体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发布内容的思路，以至于传达出去的信息不够准确，毛群安总是希望能够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和媒体进行沟通，以帮助记者理解。
“所以我的发言中实际上包含发布和沟通两个部分。但是，哪些话是代表部门发布的，哪些话是代表我个人和记者沟通的，如果不能区分好，就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毛群安不无担心地说，“要是记者不能很好区分，把沟通的内容当成了发布的内容，就会出现分歧，造成误读。”
毛群安认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多了，就会让发言人在和媒体的沟通上有所忌 惮。
“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虽然都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就是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公众传播信息。”毛群安正在积极寻求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尽量避免信息发布中的误读。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将代表部门的发言和与媒体沟通的部分做一个明确的区分，“这应该是可行的”。
经历了这一场“事故”的王旭明，仍然表示自己宁愿冒一定的风险，也要摒弃照本宣科，要将文件化在自己的语言里。“我认为这才是新闻发言人尽职尽责了。”
新闻发言人是“摆设”?
3月10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就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问题向大会提交了提案，发出了“新闻发言人不要是‘摆设”的呼吁。
冯世良指出，在一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上就是“摆设”，不但常常拒绝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也很少举办新闻通气会。某些部门对外公布的新闻发言人电话长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冯世良在提案中呼吁各级政府全面启动例行的新闻通气会制度，并且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对此，国新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表示，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是要说都是摆设，就有点极端了。”
他认为，在我们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刚刚起步，时间还不是太久，要整齐划一地都做得很好不太可能。“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进步当中改进。”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尽管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着20余年的历史，但它真正为老百姓所熟悉，还是从2003年的“SARS”开始的。而正是“SARS”，让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2003年9月和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66个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正式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
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此举被学者解读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鲜明信号。
一年后，国新办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等三个部委从2006年开始推行“定时定点”发布新闻的例会模式，成为引起媒体关注的又一个较大的举措。
尽管如此，对近几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仍然抱有十分冷静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的明智之举，背后折射出的理念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操作权实际还是在政府手里，“采访难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另有专家分析，新闻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难以界定，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信息垄断或者失语症。
“的确，现在我们的新闻发布基本上是政府在自我约束。但是，我认为并不能说在制度上完全没有明确要求，”毛群安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程序上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要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聋子的耳朵”，首先要求新闻发言人“态度要端正，不能够应付社会，应付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与制度配套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我国政府政务信息透明公开的实质性进步。
“必须要有责任制，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东西来规定，事实证明谁当时隐瞒了，就必须要追究他的责任，否则这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王旭明对学者们呼吁和期待的问责制度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在其他制度没有建立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单独来探讨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
“一个制度设计不是单向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较之问责制度，我认为更基本的是新闻发言人的基本条件的保障制度。现在还不到问责制度建立的时候。与新闻发言人配套的工作班子健全吗?足以支撑新闻发言人来履行职责吗?如果班子不足以支撑，那么你问责要问谁的责?”他说。
王旭明认为，目前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全国而言，远远没有达到健全完善的地步，因此，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制度，较之问责制度的建立，更是当务之急。
汪兴明告诉记者，国新办人事局从2003年起一直负责对中央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迄今为止，已经直接组织了4350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但是，目前的培训仍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汪兴明告诉记者，目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常规的“入门教育”。因为“2003年9月定下的‘两年半到三年时间完成初级培训’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初级的普及工作，随后再开办一些专题方面的提高班。培训计划目前正在设计过程中。”汪兴明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