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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马上要开幕了，生活在东京的吉永惠实还是一点奥运气氛都没感觉到。大街上几乎没有关于奥运会的宣传，只是在比赛场馆附近能看到一些五环旗，但也没人过去，毕竟这是一场无观众的奥运。而且此时，东京已进入第四次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期间为7月12日至8月22日，这意味着推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完整地被涵盖在了“紧急事态”中。
尽管日本政府已经一再承诺将举办安全的奥运会， 但随着奥运临近，各国人员相继入境，日本防疫压力不断增大。7月18日，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剩5天时，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公布，在入住奥运选手村的外国运动员代表团中，确诊了3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消息称，这三名确诊者是一位教练和两名由这位教练指导的运动员。自7月1日至18日，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已经确诊47名大会相关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据统计，参加此次奥运会、残奥会的海外选手及相关工作人员约6.8万人。
在如此局面下开办的奥运会使日本人感到焦虑，无论是公共卫生专家、商业领袖还是日本民众，都在奥运举办前夕发出激烈的反对声音。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天时，益普索（Ipsos）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对奥运会的兴趣处于历史最低点，只有22%的日本人支持按计划举办奥运会。在全球范围内，对奥运会的兴趣仅为46%。
身为医生的吉永惠实认为奥运会对于疫情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来她诊所就诊的病人，在闲谈中都流露出对疫情进一步暴发的担忧。
7月16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周之际，日本已经连续3天（14日至16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其中东京都连续3天新增确诊病例过千例。“按照目前新冠确诊病例的发展趋势，东京每天新增超过2000指日可待。” 吉永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日本国内舆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际奥委会（IOC）强烈的“既定举办”姿态。对于被夹在中间的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奥运会几乎成为一件穿上冷脱下更冷的湿棉袄，照常、取消、延期……没有一个方案能让所有人满意。而事到如今，东京奥运会已无退路。
史上最安静的奥运会
疫情中的奥运会开幕式，注定将是一个特殊的开幕式。由于执行防疫措施，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延长半个小时，但闭幕式将采取简化措施，比原计划缩短半个小时。开闭幕式的共同理念为“Moving Forward”（前进），蕴含“疫情中也要借助体育之力积极向前”之意。
除运动员之外，参加7月23日奥运会开幕式的相关人员将缩减至数百人，此前预计约为1万人。被允许参加开幕式的仅限国际奥委会的相关人员以及来自海外的重要人物，赞助商邀请的宾客也不被允许入内。
在观众入场政策上，东京奥组委一直不断调整方案。7月10日，东京奥组委宣布，在福岛举行的棒球和垒球比赛以及在札幌举行的足球比赛都将禁止观众入内。在此之前，东京地区以及周边三县（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所有场地的比赛也已决定闭门举行。至此，东京奥运会允许有现场观众的赛场只剩下三个：在宫城县、茨城县举行的足球比赛与在静冈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比赛。
为了活跃气氛，奥组委考虑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例如在看台布置跳舞机器人、放置印有观众人像的横幅和玩偶、直播观众观看比赛时的表情等。负责奥运会全程转播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计划引入观众鼓掌欢呼的声音系统，并在运动员家中配备摄像机和专业摄影团队，以捕捉运动员家人的现场反应。
被迫采取补救举措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卫生专家预计，到7月中旬，东京都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将会达到1400人。到东京奥运会开幕的7月23日，将会出现疫情的小高峰。如果不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8月上旬，东京都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将会超过4000人。
7月7日夜，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官邸召集厚生劳动大臣、经济再生大臣、奥运担当大臣等举行紧急磋商，确定了在东京都再次实施紧急状态的方针。
7月8日晚，日本政府、东京都、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五方商议，决定首都圈1都3县空场办赛，持续已久的“有无观众”争论最终落下定音。
自从2020年3月30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东京残奥会推迟至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观众就成为奥运会最让人纠结的问題。
2020年9月4日，东京奥运会防疫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后，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透露，东京奥运会将尽量避免没有观众的情况出现。今年3月中旬，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一度传出东京奥组委预计将把入场观众人数的上限设定为场馆容量的50%。很快，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等五方举行会谈后就于3月20日正式宣布，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不接待国外观众。售出的门票通过每个国家的发行商全额退款，但同时出售的还有酒店住宿费和机票，退款时会有相应的手续费。
此后，是否需要完全空场比赛一直在被各方争论。6月中下旬共同社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40%的人认为“应空场举办”。6月21日东京结束第三次紧急事态，当天东京奥组委宣布，现场观赛人数上限为场馆容纳人数的50%，且不得超过1万人，同时表示若疫情恶化将进行调整。之后的半个月，东京确诊病例逐日增多，伴随着东京再次进入“紧急事态”，空场办赛在所难免。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桥本圣子为此向购买了观赛门票和开幕式、闭幕式门票的观众道歉说：“这是十分无奈和遗憾的结果。”
空场举办的决策使赛场相关安排面临大幅变动。原本7万人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接待观众，现在很多人将无须上岗。会场内的商店、观众用医务室、检测设备、安保人员、车辆安排等也不得不作出调整。
针对现场观众，东京奥组委6月23日发布了观赛指南，要求观众佩戴口罩，看完比赛后直接退场。入场时须测量体温，37.5℃以上的观众须二次测量，若仍为37.5℃以上则禁止入场。对于是否需要提前进行核酸检测，目前尚未明确。日本政府曾研究要求观众入场前提供近一周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检测费自己承担，已接种疫苗的提供接种证明，无须进行核酸检测。但这一提案激起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将控制感染扩大的责任转嫁给国民来承担。目前，在日本因个人需求在民营医院接受核酸检测，费用大概在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80元）。
步入会场的观众，途中不能饮食和谈笑，会场内全面禁止饮酒，禁止携带酒精饮料，禁止销售酒类。比赛期间，禁止大声加油助威，禁止与选手击掌、要签名、打招呼等，本届奥运会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安静的运动会。
“防疫气泡”
今年的奥运会颁奖，获奖运动员将自己从托盘中拿起奖牌，自己佩戴在脖子上。颁奖仪式也不会采取握手、拥抱等祝贺方式，奖牌获得者和颁奖仪式出席人员都要佩戴口罩。
针对选手、代表队工作人员、媒體等奥运会直接相关人员，日本采取的是当前国际赛事通用的方式“防疫气泡”——对相关人员进行严格的入境检查，限定活动区域，像泡泡一样包裹起来，隔断与外界的接触。
根据6月15日东京奥组委发布的第三版运动员防疫手册，7月1日之后，海外选手入境需提供96小时以内的两次核酸检测证明，为防止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团成员则需要连续7天的核酸检测证明。抵达日本境内机场后，须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入境后，选手每天要提交唾液样本，若为阳性，将转移至奥运村内的发热门诊采取鼻腔深处黏膜PCR检测。选手的活动范围限于住宿设施、训练场和比赛会场，不能前往观众席，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和外出观光。奥运村内要求人员尽量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拥抱、握手等物理接触。
比赛方面，因疫情原因也作了一些赛制及规则的调整。例如，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不允许运动员用手接触球台或对球吹气。
7月10日，国际奥委会公布了“东京奥运会竞技特别规则”，汇总了参赛选手或教练在奥运会期间新冠病毒检查结果呈阳性时的处理办法。例如，参赛选手或团队若因在检查中出现阳性而无法出场比赛，将不算“失去比赛资格”，而是视为“弃权”并保留之前的比赛成绩。进入总决赛的选手或团体如果“弃权”，可以获得银牌。
“防疫气泡”制度看起来严格，但具体操作时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却具有相当的弹性。近日，巴西奥运代表团成员下榻的日本酒店检测出员工集体感染新冠病毒事件，至少8人确诊，引起了人们对疫情在当地人和奥运工作人员及运动员之间传播的担忧。
7月11日，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席张小冬率领中国帆船帆板队抵达神奈川县江之岛之后，就与赛会方沟通了下榻酒店的防疫措施漏洞的问题。中国帆船帆板队单独居住在酒店的一层，但与观光客一同混杂使用大堂和酒店大门。根据奥组委发行的手册，一旦选手感染了新冠肺炎，将是自己的责任，会导致强制弃权。中国帆船帆板队运动员和普通观光客混杂居住，事实上并未进入“防疫气泡”获得保护。
日本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后，迅速冲到了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日本的热搜榜榜首，日本网民一边倒地支持张小冬的看法，认为日本政府和奥组委的赛事防疫对策“太糟糕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奥运会的态度。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日本国内关于推迟或取消奥运会的呼声就一直存在。民调数据显示，反对举办奥运会的民众最多时几乎达到了80%。7月15日，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律师宇都宫健儿向东京都政府递交了签名和要求不举办奥运的请愿书，他已在线征集到45万人份签名。
与日本国内舆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际奥委会强烈的“既定举办”姿态。7月1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尽管出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但取消东京奥运会已不是一种选择。在一个多月前的5月25日，日本呼吁取消奥运的声音最强烈时，巴赫就曾向在线上举行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论坛发表视频寄语时说，在新冠疫情的严峻舆论环境中，东京奥运“正在推进最后冲刺阶段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单项体育联合会已举办国际大赛“给东京奥运带来自信，因为这些证明了能在确保所有人健康的同时成功举办大规模国际体育赛事”。5月21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也表示，紧急事态宣言下也可以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最资深委员庞德甚至在英国报纸上使用世界最终战争之意的“世界末日”一词，称“只要不是无法预见的世界末日（那样的情况），就将实施”。 就在5月巴赫表态的同一日，美国传染病专家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就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新冠疫情对策发表文章，认为国际奥委会推动奥运会举办“并非基于最佳的科学性依据”“停办可能是最安全选项”。
日本医学界的担心更为具体。日本医生联盟负责人上山直人5月27日发出警告：举办奥运会非常危险，因为届时将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抵达日本，“在多个地方发现的变异病毒都将集中在东京”，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东京奥运毒株”。5月14日，由6000位医生构成的东京医师协会向首相菅义伟递交了公开信，呼吁取消东京奥运会，理由是担心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在日本，大多数急症护理综合医院都把重点放在提供急诊和住院治疗服务上，而不是门诊服务，就诊先从私人诊所开始。据东京奥组委估算，奥运会每天最多需要230名医生、310名护士，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各地方的医疗体制紧张，疫苗接种也需要人手，确保服务奥运会的医护人员成为一大难题。例如茨城县看护协会在奥运会决定延期前曾答应协调41名护士，但奥运延期后减到了13人。
举办奥运会将挤占原本就并不充足的医疗资源，夏季来临，医院还将增加治疗中暑的热衰竭病人的额外负担。东京医师协会在公开信中说，假使奥运会导致日本国内死亡人数增加，那么“日本自己将承担最大的责任”。
国际奥委会不顾民意和医学专家意见坚决举办奥运不动摇的姿态，触怒了对疫情蔓延感到不安并对长期避免外出生活抱有不满的日本国民的感情。7月9日，奥委会主席巴赫前脚刚到东京开始访问，示威者就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外，高呼“不再举办奥运会”和“回家”的口号。6月2日，在迎来奥运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东京奥组委透露，参与运营的约八万名奥运志愿者中，已约有一万名退出。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承认，“对感染新冠的担心无疑是一个理由”。
日本的政界尤其是地方政界，在疫情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下，也有不少声音表达对奥运的担心。5月24日，日本东京都多摩地区的地方议员等132人，向首相菅义伟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发送了反对在新冠疫情下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并要求停办的请愿书。
“办与不办都是地狱”
尽管面临民意的反对，但日本政府和日本奥组委始终没有屈从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一直坚称奥运会一定会安全举办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5月10日的日本国会听证会上，尽管称政府“不会把奥运会放在第一位”，但他补充说，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国际奥委会。
美国奥委会前首席法务官、美国JAMS仲裁事务所仲裁员杰弗里·奔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国际奥委会与奥运主办城市的合同中，有一条针对取消举办奥运会的规定称，国际奥委会是唯一有权取消奥运会的机构，而不是主办城市。也就是说，反对奥运的民意再高，无论东京奥组委还是日本政府都无权作出取消奥运会的决定。
合同中，除战争或内乱等因素外，取消奥运会还有一个理由——“国际奥委会有合理理由相信，参赛选手的安全将因某种原因受到严重威胁”。但如今，国际奥委会似乎并未将新冠疫情视为这样的威胁。
杰弗里·奔斯认为，日本政府不太可能违背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的举办意愿。尽管日本国内有如此多的人反对举办奥运会，取消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经济损失，这将是世界运动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损失，而国际奥委会和日本奥组委的相關保险只能赔付其中一小部分。
的确，奥运会取消是日本无法承受之重。为了2020年奥运会，东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据美国《时代周刊》计算，东京奥运会预计耗资250亿美元（约2.7万亿日元），这几乎是最初计划的4倍。按日本媒体分析，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成本至少增加25亿美元（约2700亿日元）。激增的成本主要源于防疫措施以及与赞助商的重新谈判。
曾经，日本对于奥运会的“回报”非常乐观。日本东京都政府估算过，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带来总计达32万亿日元左右经济效益。但如今，靠销售门票预估可以获得的900亿日元（约9亿美元）的收入已经锐减到了几十亿日元，赞助商在场馆周边的推销活动，周边地区的观光、餐饮、住宿、用车等需求皆成泡影。
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空场举办对经济收入影响不大，因为本届奥运媒体转播商的报道覆盖量将高于往届。尤其在美国和欧洲，电视和数字平台上进行转播时长预估将达到创纪录的7000小时和4000小时。因此，只要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高额转播费就能在国际奥委会的口袋中落袋为安。这笔电视转播费用，在合同中规定主要属于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无关。
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在今年3月曾公开一份报告，计算出东京奥运会如果只接待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损失金额约为1.63万亿日元。如果奥运会全程空场举行，那么经济损失将达约2.4万亿日元。仅是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日本就已经损失了约6408亿日元，对于日本，所谓的“奥运效应”正逐渐丧失。从目前看来，别说收益，收回成本都是个很大的难题。
日本上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是在1964年，当时被视为“二战”后日本崛起的重要契机，奥运不仅带动了基建、交通、家电和旅游等相关产业，还使日本向全世界展示了技术高水平、民众高素质的国家形象，帮助日本一定程度走出了战败的阴影。1964年的奥运会，是日本人心目中国家重生的开始。
在 “小集团”林立的自民党内部，作为什么“硬核”背景都没有的菅义伟，最大的“政治靠山”就是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因此，二阶俊博的表态被路透社形容为一枚“炸弹”，引发社交媒体的讨论热潮，登上了当天的推特热搜。由于引发了舆情，二阶俊博很快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解释了他的立场。说他“希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成功，但与此同时，对于奥运会无论如何都会举办的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荷兰莱顿大学日本问题专家柴田さお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日美联合声明包含了台海的内容，二阶作为日本最“亲华”的政治家之一，选择在菅义伟前往美国与拜登会见的当天公开表达对举办奥运会的担忧，也可能是想向菅义伟施加压力，促使他不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二阶俊博和菅义伟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是二阶公然表达对举办奥运会的担忧的因素之一。
今年9月末，本届自民党总裁的任期结束，届时将进行党内换届选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前任总裁安倍晋三先前都对菅义伟的连任表示支持。然而，由于日本新冠疫情形势恶化，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
5月14日，日本乐天集团董事长兼社长三木谷浩史在美国CNN电视台采访中，形容在新冠疫情下举办东京奥运是“自杀行为”。对于日本政府的防疫举措，他评论说“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也就能得2分”。这是迄今为止商界领袖表达的对奥运乃至对菅义伟内阁最强烈反对的声音。就在前一天，日本首富、软银集团董事长兼社长孙正义也在CNBC电视台采访中表示对东京奥运“非常担心”。
进入5月中下旬后，《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多家日本媒体都在社评中分析，9月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自民党内部意见存在分歧，对菅义伟的评价发生变化，或有一股势力希望菅义伟下台。
6月初，一些政界人士对《朝日新闻》透露，菅义伟政府可能将在東京奥运会与残奥会结束之后，提前举行大选，以表明他推进举办奥运会的决心。如果奥运会导致日本疫情失控，菅义伟将提前下台。但是，一旦举办完成，只要不出太大的岔子，民众对菅义伟政府的评价就不会低。
日本媒体将奥运会称为菅义伟的一场豪赌。一旦在逆境中完成了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舆论将会如何评价菅义伟，答案将很清晰，正如数字担当大臣平井卓也在5月23日所说的那样：“日本将是第一个开创在全球疫情环境下举办奥运会的典范国家。”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