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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晚清浅绛彩瓷画师汪友棠绘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荷塘清趣图纹盖缸。
汪友棠是浅绛彩瓷发展到中晚期的一位重要画师，作品后世流传众多，涉及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类题材。其虽师出浅绛彩瓷鼻祖程门门下，画艺在中后期浅绛彩瓷画师中亦堪称卓尔不群，但囿于中晚期整个浅绛彩瓷创作处于日落斜阳般每况愈下的大背景，其瓷作的水平往往良莠不齐，落于俗套者不在少数。那么，汪氏的此件作品水平如何呢？
且来欣赏其上所绘之画面。
缸身——塘中绿萍点点，水草丰茂；迎风摇曳的怒放荷花与嫩翠荷叶下，一对款款游弋的戏水鸳鸯，相互间顾盼流连，你侬我侬，令水面泛起阵阵涟漪。特别有趣的是，画师笔下的鸳鸯对儿，在形象上并未遵循雄比雌靓的自然法则，施彩几乎同样靓丽，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凸显用鸳鸯譬喻“一对”佳人的寓意。
缸盖——用浓淡有致的绿彩钩染出的一丛荷叶中，生出一粉红一粉白两枝芙蕖；粉红那朵，就着缸盖表面的弧度，探身而下，恰与缸底的那朵荷花遥相呼应，颇显画师匠心；一只“红襟翠翰两参差”（唐陆龟蒙《翠碧鸟》句）的翠鸟，正振翅高飞，许是发现了隐匿在田田荷叶下的美味鱼儿，瞬间便要擘波而下。
将上下两处画面作合并欣赏，正应了李白在《长干行·其二》中写道的那样：“鸳鸯绿蒲上，翡翠锦屏中。”
毋庸置疑，这虽然是汪氏在一件论年份已属晚期、论器形则归于实用器的物件上的走笔，但其清新雅致的画面和艳而不俗的设色足以表明，这可以算作画师的一件用心之作。
众所周知，在浅绛彩瓷的收藏中，一件器物上所绘画面的意境高下是评判其艺术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就此而言，这件盖缸至少可以免于归入“老普”之列。然而，其更令我爱不释手的原因，却是画师在缸身另一面配题的一句诗文——“黄金碾畔绿尘飞”。
网考可知，此句出自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亦有版本作“紫玉瓯心雪涛起”）
多么富于诗意的描写！“黄金碾”、“碧玉瓯”、“绿尘飞”、“翠涛起”，材质贵重的茶具和超凡脱俗的烹茶画面直叫人浮想联翩。这样的诗文配题实际上已明确了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品茗有关，至于是用以贮放茶叶还是直接用为饮器，目前尚存争议。但依我之见，用这种敞口且密闭性不够好的器皿储存茶叶，实在有违茶叶应当避潮存放的生活常识；此外，我亦曾不止一次见到完整状态下的此类器物还配有一荷叶卷边的底托，料想其功用并不只为悦目，当等同于常见的三件套茶盏之底托，乃为避免滚水冲泡下缸壁烫手而特设之拿取处，所以，个人更倾向于其为饮器，而非贮器。
如果说这件器物因为配题诗文与器物本身用途的切合而具有了对晚清时代先人们生活起居进行考据的史料价值，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句诗文中提到的“黄金碾”和“绿尘飞”两种意象，还牵扯出一段庶几已为今人遗忘的更为久远的历史——宋人点茶之风。
我们今天在遍布街头巷尾的奶茶店中，大抵都可以找到标注为“抹茶”口味的饮品；盛夏时节，人们大量消费的各种冰淇淋和雪糕中，也都少不了“抹茶”的身影；就连来自遥远的德意志、售价令人咋舌的冰淇淋贵族——哈根达斯，也备有抹茶口味供食客选择。见怪不怪之余，很少有人关注“抹茶”这一按照现代汉语语法而言颇有些不知所云的词语的由来。
如果有人告诉你，“抹茶”一词来自日语，是日人对研磨至极细的绿茶粉的称谓；该词从日本传入台湾后，继而传入中国大陆，那么很遗憾，这种貌似正确的解释实际上很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因为“抹茶”的真正起源恰恰是在中国。
“抹茶”，通“末茶”，意指研磨至极细的上等茶粉，其兴起于唐而鼎盛于宋。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介绍“饼茶”的制作工艺时第一次提到了“末茶”。所谓“饼茶”，即将刚刚采摘的新鲜茶叶放入短甑蒸煮，随即用杵将蒸过的鲜叶捣碎，再用模具做成像铜钱一样大小的茶饼；做好的饼茶被串起来烘干后，裹以薄纸保存，有客来时，用榔头将饼茶击碎，再用茶碾碾成细碎粉末，然后用箩（一种双层筛子）过筛成“末茶”。饮用时，先用罐烧水，再将适量末茶放入罐中搅拌，当水烧到茶汤起沫时，分而饮用。
宋代时，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点茶法”蔚然成风，并逐渐形成了“斗茶”的习俗。宋代大书法家、“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便在所著《茶录》中记述了宋人点茶、斗茶之法：把团茶击成小块，再碾成细末，筛出茶末，取两钱末放入烫好的茶盏，注入沸水，泛起汤花，品尝色、香、味，佳者为上。而上文提到的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全文共二百八十九字，则是现存关于宋人点茶、斗茶之风的最为详尽的文字描述。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得宋代茶学相较于唐代茶学，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并孕育出以末茶为主流的充满文人气息的茶道程式，使末茶由粗俗中脱颖而出，达到俭素、淡雅、自然、和谐的浪漫理想境界。
在茶具的使用方面，宋人以茶具的材质为使用者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故而穷极精巧。同样还是蔡襄，在《茶录》下篇的“论茶器”一文中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斗茶用具“茶椎、茶钤、茶匙、汤瓶”等均以黄金为上，次一些的则“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就连皇帝宋徽宗本人也在所著《大观茶论》一书中极力推崇金银茶具。1987年4月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一件唐代鎏金茶碾，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所谓的“黄金碾”进行直观了解。
“黄金碾”尚有实物可观，“绿尘飞”的情景却只能凭今人的想象去再现了。千年之后的我们，因了百多年前浅绛画师汪友棠的这次瓷上书写，心中该生出多少对宋人怡然自得的末茶会饮场景的憧憬和对其超凡脱俗人生境界的追慕！
可惜，自明代以来，末茶不再流行，而改用茶叶冲泡喝汤，弃置茶渣，中国的末茶历史遂告终结；而享誉世界的日本抹茶，实则是中国末茶随当年的遣唐使进入日本后，在日本发扬光大的产物。
有报道称，21世纪初，中国旅日学者将“抹茶”携归祖国，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抹茶企业，研制发明了多项抹茶设备，并取得专利，从此结束了“抹茶=日本”的历史，迎来中国抹茶第二春，引导中国抹茶走向世界。这样的宣传颇为令人好奇。不知应当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这里所说的“中国抹茶第二春”和“引导中国抹茶走向世界”？而这种好奇，实际上源于一个更为本质的疑虑：生活在当下浮躁社会圈中的中国人，真得还能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心平气和地品味“末茶”之韵吗？（责编：雨岚）
汪友棠是浅绛彩瓷发展到中晚期的一位重要画师，作品后世流传众多，涉及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类题材。其虽师出浅绛彩瓷鼻祖程门门下，画艺在中后期浅绛彩瓷画师中亦堪称卓尔不群，但囿于中晚期整个浅绛彩瓷创作处于日落斜阳般每况愈下的大背景，其瓷作的水平往往良莠不齐，落于俗套者不在少数。那么，汪氏的此件作品水平如何呢？
且来欣赏其上所绘之画面。
缸身——塘中绿萍点点，水草丰茂；迎风摇曳的怒放荷花与嫩翠荷叶下，一对款款游弋的戏水鸳鸯，相互间顾盼流连，你侬我侬，令水面泛起阵阵涟漪。特别有趣的是，画师笔下的鸳鸯对儿，在形象上并未遵循雄比雌靓的自然法则，施彩几乎同样靓丽，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凸显用鸳鸯譬喻“一对”佳人的寓意。
缸盖——用浓淡有致的绿彩钩染出的一丛荷叶中，生出一粉红一粉白两枝芙蕖；粉红那朵，就着缸盖表面的弧度，探身而下，恰与缸底的那朵荷花遥相呼应，颇显画师匠心；一只“红襟翠翰两参差”（唐陆龟蒙《翠碧鸟》句）的翠鸟，正振翅高飞，许是发现了隐匿在田田荷叶下的美味鱼儿，瞬间便要擘波而下。
将上下两处画面作合并欣赏，正应了李白在《长干行·其二》中写道的那样：“鸳鸯绿蒲上，翡翠锦屏中。”
毋庸置疑，这虽然是汪氏在一件论年份已属晚期、论器形则归于实用器的物件上的走笔，但其清新雅致的画面和艳而不俗的设色足以表明，这可以算作画师的一件用心之作。
众所周知，在浅绛彩瓷的收藏中，一件器物上所绘画面的意境高下是评判其艺术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就此而言，这件盖缸至少可以免于归入“老普”之列。然而，其更令我爱不释手的原因，却是画师在缸身另一面配题的一句诗文——“黄金碾畔绿尘飞”。
网考可知，此句出自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亦有版本作“紫玉瓯心雪涛起”）
多么富于诗意的描写！“黄金碾”、“碧玉瓯”、“绿尘飞”、“翠涛起”，材质贵重的茶具和超凡脱俗的烹茶画面直叫人浮想联翩。这样的诗文配题实际上已明确了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品茗有关，至于是用以贮放茶叶还是直接用为饮器，目前尚存争议。但依我之见，用这种敞口且密闭性不够好的器皿储存茶叶，实在有违茶叶应当避潮存放的生活常识；此外，我亦曾不止一次见到完整状态下的此类器物还配有一荷叶卷边的底托，料想其功用并不只为悦目，当等同于常见的三件套茶盏之底托，乃为避免滚水冲泡下缸壁烫手而特设之拿取处，所以，个人更倾向于其为饮器，而非贮器。
如果说这件器物因为配题诗文与器物本身用途的切合而具有了对晚清时代先人们生活起居进行考据的史料价值，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句诗文中提到的“黄金碾”和“绿尘飞”两种意象，还牵扯出一段庶几已为今人遗忘的更为久远的历史——宋人点茶之风。
我们今天在遍布街头巷尾的奶茶店中，大抵都可以找到标注为“抹茶”口味的饮品；盛夏时节，人们大量消费的各种冰淇淋和雪糕中，也都少不了“抹茶”的身影；就连来自遥远的德意志、售价令人咋舌的冰淇淋贵族——哈根达斯，也备有抹茶口味供食客选择。见怪不怪之余，很少有人关注“抹茶”这一按照现代汉语语法而言颇有些不知所云的词语的由来。
如果有人告诉你，“抹茶”一词来自日语，是日人对研磨至极细的绿茶粉的称谓；该词从日本传入台湾后，继而传入中国大陆，那么很遗憾，这种貌似正确的解释实际上很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因为“抹茶”的真正起源恰恰是在中国。
“抹茶”，通“末茶”，意指研磨至极细的上等茶粉，其兴起于唐而鼎盛于宋。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介绍“饼茶”的制作工艺时第一次提到了“末茶”。所谓“饼茶”，即将刚刚采摘的新鲜茶叶放入短甑蒸煮，随即用杵将蒸过的鲜叶捣碎，再用模具做成像铜钱一样大小的茶饼；做好的饼茶被串起来烘干后，裹以薄纸保存，有客来时，用榔头将饼茶击碎，再用茶碾碾成细碎粉末，然后用箩（一种双层筛子）过筛成“末茶”。饮用时，先用罐烧水，再将适量末茶放入罐中搅拌，当水烧到茶汤起沫时，分而饮用。
宋代时，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点茶法”蔚然成风，并逐渐形成了“斗茶”的习俗。宋代大书法家、“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便在所著《茶录》中记述了宋人点茶、斗茶之法：把团茶击成小块，再碾成细末，筛出茶末，取两钱末放入烫好的茶盏，注入沸水，泛起汤花，品尝色、香、味，佳者为上。而上文提到的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全文共二百八十九字，则是现存关于宋人点茶、斗茶之风的最为详尽的文字描述。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得宋代茶学相较于唐代茶学，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并孕育出以末茶为主流的充满文人气息的茶道程式，使末茶由粗俗中脱颖而出，达到俭素、淡雅、自然、和谐的浪漫理想境界。
在茶具的使用方面，宋人以茶具的材质为使用者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故而穷极精巧。同样还是蔡襄，在《茶录》下篇的“论茶器”一文中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斗茶用具“茶椎、茶钤、茶匙、汤瓶”等均以黄金为上，次一些的则“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就连皇帝宋徽宗本人也在所著《大观茶论》一书中极力推崇金银茶具。1987年4月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一件唐代鎏金茶碾，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所谓的“黄金碾”进行直观了解。
“黄金碾”尚有实物可观，“绿尘飞”的情景却只能凭今人的想象去再现了。千年之后的我们，因了百多年前浅绛画师汪友棠的这次瓷上书写，心中该生出多少对宋人怡然自得的末茶会饮场景的憧憬和对其超凡脱俗人生境界的追慕！
可惜，自明代以来，末茶不再流行，而改用茶叶冲泡喝汤，弃置茶渣，中国的末茶历史遂告终结；而享誉世界的日本抹茶，实则是中国末茶随当年的遣唐使进入日本后，在日本发扬光大的产物。
有报道称，21世纪初，中国旅日学者将“抹茶”携归祖国，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抹茶企业，研制发明了多项抹茶设备，并取得专利，从此结束了“抹茶=日本”的历史，迎来中国抹茶第二春，引导中国抹茶走向世界。这样的宣传颇为令人好奇。不知应当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这里所说的“中国抹茶第二春”和“引导中国抹茶走向世界”？而这种好奇，实际上源于一个更为本质的疑虑：生活在当下浮躁社会圈中的中国人，真得还能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心平气和地品味“末茶”之韵吗？（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