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银行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其原版与改写版,是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建立与争论的焦点。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具有凸显效应、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具有语境敏感性。认知聚焦效应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心理学基础;广义语境主义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知识论基础。对知识归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基金项目】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项目号：14ZDB01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银行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其原版与改写版,是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建立与争论的焦点。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具有凸显效应、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具有语境敏感性。认知聚焦效应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心理学基础;广义语境主义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知识论基础。对知识归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他文献
国内叙事学在西方影响下偏于形式论，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对象当成解剖桌上冰冷的尸体，然而叙事本身是有温度的，为此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观点，把叙事的起点提到语言尚未正式形成之前，听取人类学家对早期讲故事行为的种种解释，看到叙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梳毛，可视为一种具有“前叙事”性质的沟通，其目的在干形成相互忠诚的盟友。继之而起的八卦则有更浓的叙事与结盟意味，主要作用在于把拥有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进同一张社会网络之中，其舆论监督功能亦不可小觑。促进叙事能力发育的还有夜话以及与其相伴随的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
“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对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时代任务给出了有力论证。但贯穿于这个框架中的进步论，却存在着简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既无力防止激进主义和物质主义，又相当轻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传统的重要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秩序的重建，由“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的四重奏所构成的思想框架，已然表明其差异互动的关系，恰好体现着现代人的角色多重性、和周围世界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体现着当代中国也是当代世界的思想界的合理生态，使我们能够以更具现实性也更有想象力的思考和探
传统经验主义的信条是：一切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并且经验能够作为知识确证的“法庭”。但在当代分析哲学那里，这种信条经历着双重的挑战。“反‘所予’论”否定感觉所予能够作为经验知识的基础，一致主义则否认知觉能够确证信念。麦克道威尔提出了“理由空间”的概念，用以“在一致主义与所予的神话之间做出选择”，以解决经验论哲学所陷入的困境。他把“理由空间”界定为“概念空间”，视之为一种规范性的东西。然而，“理由空间”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内容等，似乎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规定。“理由空间”在结构上应当包括“能力”、知识（概
道德史上的精神断裂可以表述为：从“超验伦理的世界构造”到“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尼采的谱系学审查揭示了这一断裂。超验伦理用神的世界压制并反对人的世界，立足于宗教形而上学对世俗道德的敌视。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在生活史层面，通过异乡人的生存悖论和身体转向的伦理经验，表现为以欲望的伦理、个体化的道德、物化的文明为基本标识的形态架构。在伦理从超验构造到经验谋划的形态转变过程中，无根基的异乡人如何面对四面受敌的道德？一种道德辩证法基础上的“伦理的和解”，是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的可能出路。
“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是当代生态批评与批评理论领域内的新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视角中，自然被剥夺了其物质形态而成为一种人类话语的构建；而在基要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视野中，文化过程则被简单地归入自然主义诸多假设之内。文化生态学试图折中二者的立场，它着眼于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并非试图将一方还原为另外一方。文学被视为一种文化形式，通过它可以富有成效地探讨这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文学为现代文明的批判性自我反思提供了场所，同时也为创造性的文化自我更新提供了资源。这不仅是一个主题定向或内容问题，
商品（服务）特征主要指商品或服务供应的资产专用性和测量困难性。近年来，随着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提出，以“商品（服务）特征”为核心变量的府际合作成为区域治理研究的热点。借鉴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中国情境下，针对区域协作治理进行有关“商品（服务）特征”的测量，探索其对区域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促进区域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与规范化发展，将成为未来区域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尽管与戏剧结缘较早，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汪曾祺在戏剧活动中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主要来源于戏剧演出的形式感。50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无法施展的苦闷中，在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焦虑中，汪曾祺偶然借用戏曲这一文体形式，隐秘地宣泄心理焦虑，寻求自我疗救。接踵而至的非常遭遇，既强化了汪曾祺对紧张与焦虑的体验，也将其创作戏曲以自我疗救的偶然举动强化为某种心理定势。心理宣泄与自我疗救，不仅是打开汪曾祺戏曲创作动机的密钥，也是解读汪曾祺创作与时代关系的必经之道，更是深入认识汪曾祺的重要线索。
从伍廷芳与美国代理国务卿希尔的庚子密谈记录可知,伍廷芳曾向美方率先提出惩办清朝顽固守旧势力的总后台慈禧太后与载漪等,并为张荫桓等开明官员昭雪的建议,希望美国政府在议和环节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该密谈促使美国政府在议和过程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伍廷芳的政治立场固然悖于外交常规,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伍廷芳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惩处而不是维护本国最高统治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折射出近代外交伦理转变的某些闪光点。伍廷芳已完成了从朝廷使臣到国家公使的角色转换。只有充分注意到伍廷芳在庚子前后对
洛克将人们获得自身心智状态知识的内省视为内感觉,以此平行于获得外在世界知识的知觉,这样就可以消解认识主体心智及其知识的特殊性。这一理论创见被当代内感觉论者阿姆斯特朗与莱肯所继承,他们将内感觉描述为认识主体对自身心智的扫描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与它形成的认识状态（信念）之间建立外在主义的确证关系。内感觉论的反对者如休梅克、莫兰等人分别提出内感觉论面临的自盲性与非对称性困难,不过内感觉论自身的理论空间与张力能够回应这些质疑,且这些反驳力量也因为他们对理性的预设和过强的承诺而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