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9年是中国犀角雕刻艺术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英国学者Jan Chapman女士和华人收藏家霍满棠先生所撰写的两部犀角雕巨著先后问世。Chapman担任爱尔兰切斯特·比棣图书馆(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远东藏品主管长达25年之久，《中国犀角雕刻艺术》(《The Art of RhinocerosHorn Carving in China》)一书是在广泛收集世界范围内，主要是欧美公私犀角雕藏品信息的基础上撰写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最深入因而也最重要的中国犀角雕艺术专著。巧合的是，在《中国犀角雕刻珍赏》这部书中，霍先生同样与读者分享其25年来研究中国犀角雕刻艺术的心得。通过这两本书，切斯特·比棣图书馆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宗中国犀角器收藏的事实，从此广为人知。
切斯特·比棣图书馆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利菲河南岸老城区的都柏林城堡内，为一栋新老合体的建筑。该馆虽占地面积不大，但收藏丰富，包括手稿、印刷品、善本书籍、绘画和一些装饰艺术品，涵盖亚洲、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三大文明板块，均为A1fred Chester Beatty爵士(1875 1968年)的私人收藏。Chester Beatty爵士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生于纽约，一位矿业工程师。他逝世后，遵遗嘱将其毕生的收藏捐给了祖国爱尔兰，
今年4月间，在火山灰肆虐欧洲天空的间歇里，我有幸前往爱尔兰，观摩了这批重要犀角珍藏中的部分作品。与我同行的是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凌利中先生和文化交流办的同仁徐立艺小姐。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将上海博物馆展出于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古代书画撤运回国。与此同时，凌兄还将参加一个在图书馆举行的中国书画学术研讨会，而我则受上博工艺部领导包艳丽老师的推荐和委托，顺便考察一下这批重要的犀角器珍藏。
图书馆长Michael Ryan博士和新任远东藏品主管助理Laura Muldowney女士对我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款待。基于双方在馆际交流中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的要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馆方安排我们在图书馆装潢典雅别致的图书室里提看藏品。说其别致，是因为天花板装饰着纯粹中国风格的彩绘藻井，系从切斯特·比棣爵士在伦敦的旧居拆卸过来安装的。当年爵士醉心于东方艺术，遂让人在自己的居所里仿造颐和园的风格制作了这套藻井天花。爵士逝后，藻井也作为遗赠的一部分来到了爱尔兰。
切斯特·比棣爵士终生保持着对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工艺美术的兴趣，对中国绘画的关注则始于1917年的亚洲之行。在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中，包括有900多件鼻烟壶、250件手卷和册页、三卷永乐大典、一些瓷器、漆器、服饰、唐卡、佛像与家具，以及200多件犀角器。上个世纪初，西方还鲜有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犀角雕艺术，而根据档案记录，至迟从1917年开始，爵士已致力于完善他的犀角器收藏。在当时他给其日本代理人的信件中，已作出了犀角杯若非精品则一概不收的明确指示。最终，他的中国犀角器收藏达到了令人惊羡的219件之巨。这批犀角器以犀角杯为主，包括了已知的全部15种风格样式，其中22件带有款识或铭文。
Chapman在《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书中使用了其中的72件展开论述，至于全部的藏品，似乎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整理。Laura Muldowney女士向我展示了藏品的原始档案，那是厚厚一函纸色泛黄的文件。尽管已发表的藏品毫无疑问能够代表切斯特·比棣图书馆馆藏犀角器的水准与特色，但我仍然非常希望这位研究亚洲陶瓷的美国学者，能够致力于整理和公布图书馆全部的犀角器收藏。
我这次看到的近三十件犀角杯，均为《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上已发表的作品。虽然没有得到现场拍摄藏品细部的允许，但好在能与书中一一对应，结合笔记与现场印象，实物便如在目前了。尽管远不如当年霍满棠先生应邀遍阅二百多件珍藏那般的荣幸，却也可说是获益匪浅。有数件制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在造型和雕工方面，要么十分精彩，要么风格独特，可说是犀角杯中的珍品。另外要说明的是所观犀杯的质地基本上是亚洲犀角，除一件叶形笔舔貌似非洲犀角外，未见到具有明确广角特征的作品。
在全世界已知的十余件“文枢”款犀角杯中，有3件为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藏品，其中一件因为有着干支纪年而特别地重要。这件山水人物杯在杯身近口缘的山石上，以阴文行书小字镌刻“戊戌夏仿五峰笔，文枢”。周文枢是明末清初人，戊戌系于1658年是恰当的。文枢的犀杯制作多以山水人物图为主题，由此我们可以确认17世纪中叶山水主题犀角工艺的面貌。此杯雕刻特别细腻，着重刻画不同种类的树木，山石的皴法表达十分自然，水波纹细劲流畅，显示出作者在山水画方面的较高修养。从山水树石在表现技巧的精到程度和整个装饰画面所具有的诗情画意来看，文枢的作品达到了同类题材的高峰。“五峰”是明代后期苏州画家文伯仁的号，可以说，吴门画派细润清雅的画风、严谨的树石穿插布局技巧、引人入胜的空间处理手法和讲求“生意”的意境追求，确实在文枢的犀雕作品上得到了体现。
天然形光素犀角杯浆皮十分老旧，形、质均佳，古意盎然，一望而知为朱明故物。犀杯口内一侧有阴刻隶书铭文：“产黄支，标赤理，中圣心，寿君子。门生蒋仁锡敬献”。蒋仁锡，陕西临汾人，康熙己卯(1699)进士，是当时朝廷重臣、诗坛盟主渔洋山人王士祯(1634～1711)的门生。此杯应为蒋生献给王士祯的寿礼，“中圣心”云云，显然是赞颂自己的恩师与圣上“心有灵犀”而颇得帝宠，十分切合当时王氏的身份与境遇。
菊石杯的雕工很精湛，菊花雕刻得精细而有神气。值得重视的是石纹的处理，这种以纵向线条为主的石纹，最初运用在天然形犀角杯的修琢上，显得若石若角，富有天趣。看似随意，其实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不是寻常匠师能下手的。杯上有阳文隶书铭：“为爱陶彭泽，年来漫举觞。丁亥清和”，方章形款：“瑞之”。此件犀杯具有康熙、雍正年问作品的风味，Pall Moss将“丁亥”系于1647年，笔者以为此器看作1707年间的作舳似更切合。瑞士仇大雄先生原藏一件“瑞之”款夔龙纹犀杯，款识干支为丁丑，霍氏《中国犀角雕刻珍赏》中收入，系于1697年。传世带“瑞之”款识的制作尚有具明代古拙粗简‘路风格的，其款识真伪令人起疑。
在看过的犀杯中，笔者最欣赏的是一件花尊荷叶杯。作品巧妙地将常见的荷叶杯与仿古铜器杯这两大犀杯造型系统进行了对接。同样手法的作品，哈佛大学博物馆与苏格兰达勒姆东方博物馆也有收藏，但雕工与意境差之远甚。切斯特·比棣图 书馆的这件花尊荷叶杯，在气格上神似陈白阳的《商尊白莲图》。围绕荷叶一周的，有荷花、山茶、菊花、芙蓉、梅花，造型洗练、刀法概括，极富生气。尊的造型古朴庄重；上面的浮雕纹饰也处理得很到位，精细而平淡。整件作品用材得法，比例匀称，繁简相宜，是难得一见的犀杯佳构。Chapman将插花的青铜器形认作是觚，有失准确。该馆出版的综合性介绍画册中，犀角器插图也是选此一件，真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不知基于何种理由，馆方将其断代为18～19世纪的作品。
馆藏槎杯有4件，Chapman在书中为说明槎杯的制作工艺，特地选用了一件残器，本该端坐于花间的人物缺失了。拿出给我看的正是这件槎杯，不知道另外3件究竟如何。残缺处已经仔细打磨修饰，丝毫不影响欣赏。从造型上来说，这件槎杯非常优美，槎腹开膛处和槎首的线形毫不夸张，修短台度，这一点恰是许多槎杯的不足之处。因为槎杯较之一般犀杯，在造型设计上受原材角形的限制更大。
鱼化龙杯一侧为鱼跃于洲，一侧为龙飞于天，寓“鱼龙变化”之意，也是科举时代文入最喜爱的题材。芝兰杯雕琢精美，线条柔和，磨工细腻，别有一种文雅之气。海兽杯纹饰奇谲，应龙、海马、海十等神兽出没波涛间，又有蜃气化作楼台，刀法方中带圆，劲健雄肆，也是一件精品。覆莲荷叶杯以仰叶为杯，覆莲为底，两茎粗梗一苞一叶形成双柄，在同类样式的犀杯中，此件器型殊为周正，节奏明朗，允称佳制。
福禄寿三星大碗，或称之为洗也无不妥，尺寸较大，口径阔处为19.3厘米。画意俚俗，人物造型稚，底有阴刻楷书乾隆“御笔”《福禄寿三星赞》。此器为典型清中晚期民间做工，底镌书法亦与乾隆真笔不类，《赞》文系杂凑《五经》成句而来，不载于乾隆御制两集。Chapman以之为康熙时期的制品，恐怕是将镌字看作乾隆真笔了。
八仙庆寿杯所雕八仙与寿星绕杯壁一周排列，造型全同于明晚期之象牙圆雕，人物之间无呼应，衣纹简古，刀法劲朗。类似的作品也见于霍氏松竹堂收藏，但尺寸较小，时代特征也不如此件鲜明。
山水大杯刻画巨浸围城、舟楫群泊的场面，气势不凡，或即表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诗境。另一件山水大杯意境与之相似，但水纹的表现却迥异。前者有长江滚滚波涛万里之势，后者为洞庭潋滟晴光万倾之景。以巨柯为双柄，依然是惯用的手法。
三足鼎的造型祖述商代之扁足圆鼎，也是明代开始流行的仿古鼎式之一。在口缘并双耳之仰面而非立面装饰回纹的做法，好像比较少见。鼎底有阳文方章形款：胡悟生制。chapman将“悟”误识为“思”，“胡思生”之名遂为流传，今随带予以纠正。
其余多件之观感，不能一一尽述。随文所附的插图，基本籽这次看过的犀杯包括进去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图片均采自《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一书。由于时间和联络渠道方面的原因，尚未能取得使用图片的授权，希望得到权利持有人的谅解。
赏犀之余，Laura取出两大盒鼻烟壶请我们鉴赏，还提出三册《永乐大典》以满足我们“开眼界”的要求。轻轻揭开明黄绢的封面，眼前朱墨灿然，纸白如新，不敢相信是五百年前旧物。虽是嘉靖复写本，但其中一卷在字体上还保持着永乐时期流行的沈度体台阁书风。复陪凌利中兄细读了数件手卷和册页。凌兄是书画鉴定的行家，自不免又为馆方修正了若干舛误之处。对面四五个欧人围首一日本绘卷议论不休，我本以为是《源氏物语绘卷》一类流行作品，看看却又不像，有市井之喧阗而无宫闱之幽雅。一问之下，方知是《酒饭论绘卷》，一件关于食品与生活的作品，难怪老外看得带劲。此段与犀雕无涉，附笔及之，聊志经历而已。
翌日赴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他们的开放式库房里，亦见有数件犀角杯。想来欧美公私收藏之中国犀角雕刻，未为我们了解的还不知凡几。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带有款识和铭文的制作，这对于建立科学的犀角器断代标准尤其重要。由于文字的障碍，西方学者常常不能作出正确的释读和理解，即在Jan chapman的书中，此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失误。
在都柏林愉快地工作和游历了8天后，我们乘机离开了这个美丽的绿岛之国。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未久，即听闻爱尔兰的空域又因火山灰重行关闭，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此后归国的行程。5月6日的清晨，东海的阳光洒满停机坪，与我们这些普通乘客同机抵达的，除了一箱珍贵无比的书画，据说还有一位前来世博观礼的某国元首。当飞机还在纤尘不染的云端翱翔时，我就不由突发奇想：即便只是把玩过这些具有辟尘、辟水、辟暑、辟寒神奇灵通的犀角，火山灰那万丈红尘竟然也无奈我何了。
切斯特·比棣图书馆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利菲河南岸老城区的都柏林城堡内，为一栋新老合体的建筑。该馆虽占地面积不大，但收藏丰富，包括手稿、印刷品、善本书籍、绘画和一些装饰艺术品，涵盖亚洲、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三大文明板块，均为A1fred Chester Beatty爵士(1875 1968年)的私人收藏。Chester Beatty爵士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生于纽约，一位矿业工程师。他逝世后，遵遗嘱将其毕生的收藏捐给了祖国爱尔兰，
今年4月间，在火山灰肆虐欧洲天空的间歇里，我有幸前往爱尔兰，观摩了这批重要犀角珍藏中的部分作品。与我同行的是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凌利中先生和文化交流办的同仁徐立艺小姐。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将上海博物馆展出于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古代书画撤运回国。与此同时，凌兄还将参加一个在图书馆举行的中国书画学术研讨会，而我则受上博工艺部领导包艳丽老师的推荐和委托，顺便考察一下这批重要的犀角器珍藏。
图书馆长Michael Ryan博士和新任远东藏品主管助理Laura Muldowney女士对我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款待。基于双方在馆际交流中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的要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馆方安排我们在图书馆装潢典雅别致的图书室里提看藏品。说其别致，是因为天花板装饰着纯粹中国风格的彩绘藻井，系从切斯特·比棣爵士在伦敦的旧居拆卸过来安装的。当年爵士醉心于东方艺术，遂让人在自己的居所里仿造颐和园的风格制作了这套藻井天花。爵士逝后，藻井也作为遗赠的一部分来到了爱尔兰。
切斯特·比棣爵士终生保持着对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工艺美术的兴趣，对中国绘画的关注则始于1917年的亚洲之行。在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中，包括有900多件鼻烟壶、250件手卷和册页、三卷永乐大典、一些瓷器、漆器、服饰、唐卡、佛像与家具，以及200多件犀角器。上个世纪初，西方还鲜有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犀角雕艺术，而根据档案记录，至迟从1917年开始，爵士已致力于完善他的犀角器收藏。在当时他给其日本代理人的信件中，已作出了犀角杯若非精品则一概不收的明确指示。最终，他的中国犀角器收藏达到了令人惊羡的219件之巨。这批犀角器以犀角杯为主，包括了已知的全部15种风格样式，其中22件带有款识或铭文。
Chapman在《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书中使用了其中的72件展开论述，至于全部的藏品，似乎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整理。Laura Muldowney女士向我展示了藏品的原始档案，那是厚厚一函纸色泛黄的文件。尽管已发表的藏品毫无疑问能够代表切斯特·比棣图书馆馆藏犀角器的水准与特色，但我仍然非常希望这位研究亚洲陶瓷的美国学者，能够致力于整理和公布图书馆全部的犀角器收藏。
我这次看到的近三十件犀角杯，均为《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上已发表的作品。虽然没有得到现场拍摄藏品细部的允许，但好在能与书中一一对应，结合笔记与现场印象，实物便如在目前了。尽管远不如当年霍满棠先生应邀遍阅二百多件珍藏那般的荣幸，却也可说是获益匪浅。有数件制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在造型和雕工方面，要么十分精彩，要么风格独特，可说是犀角杯中的珍品。另外要说明的是所观犀杯的质地基本上是亚洲犀角，除一件叶形笔舔貌似非洲犀角外，未见到具有明确广角特征的作品。
在全世界已知的十余件“文枢”款犀角杯中，有3件为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藏品，其中一件因为有着干支纪年而特别地重要。这件山水人物杯在杯身近口缘的山石上，以阴文行书小字镌刻“戊戌夏仿五峰笔，文枢”。周文枢是明末清初人，戊戌系于1658年是恰当的。文枢的犀杯制作多以山水人物图为主题，由此我们可以确认17世纪中叶山水主题犀角工艺的面貌。此杯雕刻特别细腻，着重刻画不同种类的树木，山石的皴法表达十分自然，水波纹细劲流畅，显示出作者在山水画方面的较高修养。从山水树石在表现技巧的精到程度和整个装饰画面所具有的诗情画意来看，文枢的作品达到了同类题材的高峰。“五峰”是明代后期苏州画家文伯仁的号，可以说，吴门画派细润清雅的画风、严谨的树石穿插布局技巧、引人入胜的空间处理手法和讲求“生意”的意境追求，确实在文枢的犀雕作品上得到了体现。
天然形光素犀角杯浆皮十分老旧，形、质均佳，古意盎然，一望而知为朱明故物。犀杯口内一侧有阴刻隶书铭文：“产黄支，标赤理，中圣心，寿君子。门生蒋仁锡敬献”。蒋仁锡，陕西临汾人，康熙己卯(1699)进士，是当时朝廷重臣、诗坛盟主渔洋山人王士祯(1634～1711)的门生。此杯应为蒋生献给王士祯的寿礼，“中圣心”云云，显然是赞颂自己的恩师与圣上“心有灵犀”而颇得帝宠，十分切合当时王氏的身份与境遇。
菊石杯的雕工很精湛，菊花雕刻得精细而有神气。值得重视的是石纹的处理，这种以纵向线条为主的石纹，最初运用在天然形犀角杯的修琢上，显得若石若角，富有天趣。看似随意，其实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不是寻常匠师能下手的。杯上有阳文隶书铭：“为爱陶彭泽，年来漫举觞。丁亥清和”，方章形款：“瑞之”。此件犀杯具有康熙、雍正年问作品的风味，Pall Moss将“丁亥”系于1647年，笔者以为此器看作1707年间的作舳似更切合。瑞士仇大雄先生原藏一件“瑞之”款夔龙纹犀杯，款识干支为丁丑，霍氏《中国犀角雕刻珍赏》中收入，系于1697年。传世带“瑞之”款识的制作尚有具明代古拙粗简‘路风格的，其款识真伪令人起疑。
在看过的犀杯中，笔者最欣赏的是一件花尊荷叶杯。作品巧妙地将常见的荷叶杯与仿古铜器杯这两大犀杯造型系统进行了对接。同样手法的作品，哈佛大学博物馆与苏格兰达勒姆东方博物馆也有收藏，但雕工与意境差之远甚。切斯特·比棣图 书馆的这件花尊荷叶杯，在气格上神似陈白阳的《商尊白莲图》。围绕荷叶一周的，有荷花、山茶、菊花、芙蓉、梅花，造型洗练、刀法概括，极富生气。尊的造型古朴庄重；上面的浮雕纹饰也处理得很到位，精细而平淡。整件作品用材得法，比例匀称，繁简相宜，是难得一见的犀杯佳构。Chapman将插花的青铜器形认作是觚，有失准确。该馆出版的综合性介绍画册中，犀角器插图也是选此一件，真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不知基于何种理由，馆方将其断代为18～19世纪的作品。
馆藏槎杯有4件，Chapman在书中为说明槎杯的制作工艺，特地选用了一件残器，本该端坐于花间的人物缺失了。拿出给我看的正是这件槎杯，不知道另外3件究竟如何。残缺处已经仔细打磨修饰，丝毫不影响欣赏。从造型上来说，这件槎杯非常优美，槎腹开膛处和槎首的线形毫不夸张，修短台度，这一点恰是许多槎杯的不足之处。因为槎杯较之一般犀杯，在造型设计上受原材角形的限制更大。
鱼化龙杯一侧为鱼跃于洲，一侧为龙飞于天，寓“鱼龙变化”之意，也是科举时代文入最喜爱的题材。芝兰杯雕琢精美，线条柔和，磨工细腻，别有一种文雅之气。海兽杯纹饰奇谲，应龙、海马、海十等神兽出没波涛间，又有蜃气化作楼台，刀法方中带圆，劲健雄肆，也是一件精品。覆莲荷叶杯以仰叶为杯，覆莲为底，两茎粗梗一苞一叶形成双柄，在同类样式的犀杯中，此件器型殊为周正，节奏明朗，允称佳制。
福禄寿三星大碗，或称之为洗也无不妥，尺寸较大，口径阔处为19.3厘米。画意俚俗，人物造型稚，底有阴刻楷书乾隆“御笔”《福禄寿三星赞》。此器为典型清中晚期民间做工，底镌书法亦与乾隆真笔不类，《赞》文系杂凑《五经》成句而来，不载于乾隆御制两集。Chapman以之为康熙时期的制品，恐怕是将镌字看作乾隆真笔了。
八仙庆寿杯所雕八仙与寿星绕杯壁一周排列，造型全同于明晚期之象牙圆雕，人物之间无呼应，衣纹简古，刀法劲朗。类似的作品也见于霍氏松竹堂收藏，但尺寸较小，时代特征也不如此件鲜明。
山水大杯刻画巨浸围城、舟楫群泊的场面，气势不凡，或即表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诗境。另一件山水大杯意境与之相似，但水纹的表现却迥异。前者有长江滚滚波涛万里之势，后者为洞庭潋滟晴光万倾之景。以巨柯为双柄，依然是惯用的手法。
三足鼎的造型祖述商代之扁足圆鼎，也是明代开始流行的仿古鼎式之一。在口缘并双耳之仰面而非立面装饰回纹的做法，好像比较少见。鼎底有阳文方章形款：胡悟生制。chapman将“悟”误识为“思”，“胡思生”之名遂为流传，今随带予以纠正。
其余多件之观感，不能一一尽述。随文所附的插图，基本籽这次看过的犀杯包括进去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图片均采自《中国犀角雕刻艺术》一书。由于时间和联络渠道方面的原因，尚未能取得使用图片的授权，希望得到权利持有人的谅解。
赏犀之余，Laura取出两大盒鼻烟壶请我们鉴赏，还提出三册《永乐大典》以满足我们“开眼界”的要求。轻轻揭开明黄绢的封面，眼前朱墨灿然，纸白如新，不敢相信是五百年前旧物。虽是嘉靖复写本，但其中一卷在字体上还保持着永乐时期流行的沈度体台阁书风。复陪凌利中兄细读了数件手卷和册页。凌兄是书画鉴定的行家，自不免又为馆方修正了若干舛误之处。对面四五个欧人围首一日本绘卷议论不休，我本以为是《源氏物语绘卷》一类流行作品，看看却又不像，有市井之喧阗而无宫闱之幽雅。一问之下，方知是《酒饭论绘卷》，一件关于食品与生活的作品，难怪老外看得带劲。此段与犀雕无涉，附笔及之，聊志经历而已。
翌日赴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他们的开放式库房里，亦见有数件犀角杯。想来欧美公私收藏之中国犀角雕刻，未为我们了解的还不知凡几。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带有款识和铭文的制作，这对于建立科学的犀角器断代标准尤其重要。由于文字的障碍，西方学者常常不能作出正确的释读和理解，即在Jan chapman的书中，此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失误。
在都柏林愉快地工作和游历了8天后，我们乘机离开了这个美丽的绿岛之国。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未久，即听闻爱尔兰的空域又因火山灰重行关闭，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此后归国的行程。5月6日的清晨，东海的阳光洒满停机坪，与我们这些普通乘客同机抵达的，除了一箱珍贵无比的书画，据说还有一位前来世博观礼的某国元首。当飞机还在纤尘不染的云端翱翔时，我就不由突发奇想：即便只是把玩过这些具有辟尘、辟水、辟暑、辟寒神奇灵通的犀角，火山灰那万丈红尘竟然也无奈我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