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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创造的《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一部经典的悲剧，关于该剧的主题意蕴，历来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雷雨》的诞生是源于作者对时代呼喊的响应，《雷雨》的内核则源于作者对运命叩询的思考。悲剧是什么？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雷雨》所呈现的故事中，曹禺以一种极端的夏日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被抑压的愤懑，毁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一切难以言喻、难以言明的人和事，都在阴沉、郁热的氛围中走向毁灭。
首先，是爱情的幻灭。无论是三十年前周朴园与梅侍萍两情相悦的爱情，还是三十年后周萍和四凤相互依存的爱情，或是周萍与蘩漪纠缠不清的爱情，甚至是周朴园与蘩漪的婚姻，鲁贵和侍萍的组合，周冲对四凤的追求……剧中的几组爱情均惨淡收场。但是爱情本身是纯粹、美好的，恰如但丁所言“爱情使人心的憧憬升华到至善之境”，也如查曼普所说“爱神是万物的第二个太阳，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会春意盎然”。
周朴园的爱情世界极其苍白，他前后有两任妻子，一位是“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一位是幽居楼上如同“活死人”的蘩漪，但是两段婚姻都未给他带来些许温存。彭斯把没有爱情的人生比作是“没有黎明的长夜”，也因如此，周朴园特别珍惜自己和侍萍的爱情过往，他把那位年轻、贤惠、规矩的梅小姐放在心尖，并把这份记忆作为清冷婚姻生活中的安抚和慰藉。阅读《雷雨》时，常常有人争论“周朴园是否爱侍萍”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周朴园是爱侍萍的。因为相爱，他会不顾身份和“下等人”侍萍孕育了两个孩子，会在搬家后还保留侍萍喜欢的家具，会三十年如一日地记住侍萍的生日、习惯，会珍藏侍萍的照片和她修补过的衬衣……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周朴园近乎偏执的怀念是虚伪的做作，他的确有真情的投入，但是，当真实的鲁侍萍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表现出丝毫重逢的喜悦，而是不加掩饰地展露了自己的惶恐。侍萍对周朴园说了两次“你不要怕”，他害怕什么？三十年前，周朴园“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他势必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和良知的鞭挞，但现在的周朴园是“社会上的好人物”，相比害怕失去爱情和爱人，他更害怕失去体面和威严。所以，面对死而复生的侍萍，他严厉地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他笃定侍萍是带着恨意来敲诈他、报复他，于是，他给出了自许慷慨的解决方法：辞退鲁贵、四凤和大海，“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莎士比亚认为“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周朴园对侍萍的爱，一开始就充满了权衡和取舍，他持续三十年的自我感动式的纪念，之前有多真挚，之后就有多虚伪。而曹禺正是用这些幻灭的爱情故事告诉读者：爱情救不了周朴园，也救不了蘩漪和周萍，不管爱情是何种形式（自由的、包办的、明净的、阴郁的），都无法抗衡既定的悲剧命运，即使是周冲那自带浪漫和理想光环的爱情，也被扼杀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其次，是亲情的破裂。曹禺在《雷雨》中塑造了两个家庭，共八个主要人物，在高度集中的时空背景下，在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中，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缓缓展开。木村久一认为“家庭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而《雷雨》中的家庭却充盈着压抑、无奈和悲伤。
鲁家的家长鲁贵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他好赌成性、趋炎附势、贪婪无厌，连女儿都直言“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在他身上，底层小市民狡黠鄙俗的品性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鲁家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鲁贵看不起侍萍的清高，侍萍瞧不上鲁贵的市侩，四凤和大海互不理解。高尔基说“婚姻是两个人精神的结合”，但鲁贵和侍萍的精神世界是撕裂的，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势必有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四凤选择了顺从，大海选择了逃离。
周家的家长周朴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他遵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治家之道，要求妻儿下属必须服从他的指令。所以，他当众强迫繁漪喝药，“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他不允许任何人僭越，面对反击自己的大海，即便知道这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也能冷漠地将大海开除;面对维护自己的周萍，他说的是“没有你的话”“不许多说话”;面对提出异议的周冲，他怒喝“你少多嘴，出去！”周朴园用“虚伪的亲切”维系着家庭秩序的井然，在他看來，“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事实上，他的三个儿子，周萍恨他，“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并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忤逆了他;周冲恨他，周冲逐渐发现父亲才是母亲的病原，但他无法改变现局，只能以一种疏远的方式背叛了他;鲁大海也恨他，大海唾弃他是“只认识洋钱的结合”，是“不要脸的董事长”，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反抗了他。四个年轻人同样承受着命运的摆弄：兄妹相恋，兄弟相厌，然后在雷雨之夜，有罪的人、无辜的人，一同奔赴灭亡。
曹禺虽然说自己“没有显明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潜意识中，他仍借《雷雨》对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关系发起了冲击。“我想通过一个家庭的毁灭，表达自己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主宰斗争的是命运，但命运究竟是什么，年轻的曹禺说不清。因此，他转而以汹涌的感情去揭露家庭隐藏的缺点和失败，宣泄自己无处安放的愤怒与怅惘。
再次，是信仰的迷失。克莱尔曾称“人是为了某种信仰而活着”，信仰是什么？巴金说信仰是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泰戈尔说信仰是触着曙光而讴歌的飞鸟。在剧本中，曹禺坦率地表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和社会人对信仰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冲和鲁大海站立在性格的两端，代表着曹禺对信仰的憧憬和探索，前者是一种温和的坚持，后者是一种激进的觅寻。
周冲是整部《雷雨》中最明亮的角色，“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周冲的身上有曹禺自我性格的投影：同样青春洋溢的年纪，同样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样对世间充满了善意与期待。四凤固然也是美的，但四凤的明媚更多是出自一个十八岁少女原始的、质朴的、新鲜的品性。周冲却不同，他从象牙塔里走来，带着堂吉诃德式的孤勇，“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无边的理想航驶去”。周冲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尊重，这何尝不是刚过弱冠之年的曹禺的信仰？在沉闷的氛围中，周冲和曹禺为自己和家国描绘了一个朦胧的、抽象的、渺茫的蓝图，但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挥舞着铁锤敲碎了他们的梦，“他痛苦地感受到现实的丑恶，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曹禺用周冲的悲剧向观众展示天地间的粗恶和残忍：温和的坚持宛如一串串五彩的肥皂泡，一根现实的铁针便可逐个点破，顿时，生命化为了空影。 鲁大海是剧中的一场“雷雨”，作为一名“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他带着一腔愤怒上场，和矿场的董事长谈判。他有丰富的底层生活阅历，他明白资本家惯用的手段，因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朴园忽软忽硬的态度只是在拖延时间去收买他人;他知晓资本运营的关键，所以会说“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和剧中其它人物相比，鲁大海已经觉醒，“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可是，他和周冲一样，都将世界想的过于简单，因此，他轻易地就被自己信任的同盟背叛和出卖，甚至周朴园都在嘲讽他的稚嫩和鲁莽，“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创作《雷雨》时，曹禺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他并不熟悉工人这一群体，故而他笔下的大海略显单薄。但从剧本的主旨来看，大海必不可少，是他撕开了资本华美的面纱，暴露出周朴园们贪婪冷酷的本性;也是他寻觅出一条激进的抗争之路，虽然这条路依旧是坎坷的、模糊的，还失败了。曹禺用大海的故事告诉读者：这条路不好走，但这条路可以走。
曹禺在谈及写作意图时，曾表示自己是想反抗的，因为他长久地陷于家庭的昏暗和社会的腐朽，又不甘心那般模棱、苟且地活着，于是，他以笔为矛，为己发声，“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不管愿意与否，一个作家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作品，也逃脱不出时代的影响，或是反映时代，或是反对时代，或是跟进时代。我们研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关文学作品，譬如戴望舒的《雨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徐志摩的《再別康桥》、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不难看出，失望、恐惧和忧愁笼罩着同时代的新青年们。朱自清在《哪里走》一文中深刻剖析了这种复杂的心绪：“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退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如何才能解决这惶惶然？经学典籍中没有明确的答案，西方模式也不够作为示范，以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曹禺顺应了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毁灭的方式来寻求重生。同时，他也隐约感受到了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或许是源于他目睹过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或许是源于他结识过的某位棱角分明的工人，于是，他认真倾听个体的呻吟和社会的呼唤，大胆地塑造了鲁大海这一角色，并将大海、四凤和侍萍结合在一起，喊出了奴隶者的不满和愤懑。正因如此，《雷雨》获得了时代的支撑点，拥有了超越作家创作预期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雷雨》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但又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家庭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揭露，爱情的幻灭、亲情的破裂、信仰的迷失，最后都指向了对命运的叩询。细读《雷雨》，我们不难发现这部话剧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它与《俄狄浦斯王》《希波吕托斯》等作品一样，“让人的举止行为面对一个为人所无法洞悉的、使人即使怀着最善良的愿望仍要归于失败的某种力量或原则所控制的世界”，也正如曹禺所说的，“《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作为一名亲历者、观察者、同情者和记录者，曹禺谨慎地对西方悲剧传统进行吸收、移植和改造，再敏锐地抓住生活中的素材，用细腻又感人的笔墨，构建了《雷雨》源于真实又高于真实的精神世界，引导读者和观众在唏嘘感慨之余去做更为复杂更为深邃的思考：鲁侍萍口中“不公平的命”到底是什么，个体该如何抗衡变幻无常的命运，情感怎样才能在悲剧中得到净化和升华。正因如此，《雷雨》获得了文学的着力点，拥有了超越同时代读者的接受水平的审美价值。所以，命运的叩询和时代的呼喊，让曹禺创造了《雷雨》，也创造了伟大和永恒。
首先，是爱情的幻灭。无论是三十年前周朴园与梅侍萍两情相悦的爱情，还是三十年后周萍和四凤相互依存的爱情，或是周萍与蘩漪纠缠不清的爱情，甚至是周朴园与蘩漪的婚姻，鲁贵和侍萍的组合，周冲对四凤的追求……剧中的几组爱情均惨淡收场。但是爱情本身是纯粹、美好的，恰如但丁所言“爱情使人心的憧憬升华到至善之境”，也如查曼普所说“爱神是万物的第二个太阳，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会春意盎然”。
周朴园的爱情世界极其苍白，他前后有两任妻子，一位是“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一位是幽居楼上如同“活死人”的蘩漪，但是两段婚姻都未给他带来些许温存。彭斯把没有爱情的人生比作是“没有黎明的长夜”，也因如此，周朴园特别珍惜自己和侍萍的爱情过往，他把那位年轻、贤惠、规矩的梅小姐放在心尖，并把这份记忆作为清冷婚姻生活中的安抚和慰藉。阅读《雷雨》时，常常有人争论“周朴园是否爱侍萍”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周朴园是爱侍萍的。因为相爱，他会不顾身份和“下等人”侍萍孕育了两个孩子，会在搬家后还保留侍萍喜欢的家具，会三十年如一日地记住侍萍的生日、习惯，会珍藏侍萍的照片和她修补过的衬衣……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周朴园近乎偏执的怀念是虚伪的做作，他的确有真情的投入，但是，当真实的鲁侍萍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表现出丝毫重逢的喜悦，而是不加掩饰地展露了自己的惶恐。侍萍对周朴园说了两次“你不要怕”，他害怕什么？三十年前，周朴园“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他势必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和良知的鞭挞，但现在的周朴园是“社会上的好人物”，相比害怕失去爱情和爱人，他更害怕失去体面和威严。所以，面对死而复生的侍萍，他严厉地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他笃定侍萍是带着恨意来敲诈他、报复他，于是，他给出了自许慷慨的解决方法：辞退鲁贵、四凤和大海，“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莎士比亚认为“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周朴园对侍萍的爱，一开始就充满了权衡和取舍，他持续三十年的自我感动式的纪念，之前有多真挚，之后就有多虚伪。而曹禺正是用这些幻灭的爱情故事告诉读者：爱情救不了周朴园，也救不了蘩漪和周萍，不管爱情是何种形式（自由的、包办的、明净的、阴郁的），都无法抗衡既定的悲剧命运，即使是周冲那自带浪漫和理想光环的爱情，也被扼杀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其次，是亲情的破裂。曹禺在《雷雨》中塑造了两个家庭，共八个主要人物，在高度集中的时空背景下，在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中，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缓缓展开。木村久一认为“家庭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而《雷雨》中的家庭却充盈着压抑、无奈和悲伤。
鲁家的家长鲁贵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他好赌成性、趋炎附势、贪婪无厌，连女儿都直言“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在他身上，底层小市民狡黠鄙俗的品性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鲁家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鲁贵看不起侍萍的清高，侍萍瞧不上鲁贵的市侩，四凤和大海互不理解。高尔基说“婚姻是两个人精神的结合”，但鲁贵和侍萍的精神世界是撕裂的，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势必有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四凤选择了顺从，大海选择了逃离。
周家的家长周朴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他遵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治家之道，要求妻儿下属必须服从他的指令。所以，他当众强迫繁漪喝药，“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他不允许任何人僭越，面对反击自己的大海，即便知道这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也能冷漠地将大海开除;面对维护自己的周萍，他说的是“没有你的话”“不许多说话”;面对提出异议的周冲，他怒喝“你少多嘴，出去！”周朴园用“虚伪的亲切”维系着家庭秩序的井然，在他看來，“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事实上，他的三个儿子，周萍恨他，“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并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忤逆了他;周冲恨他，周冲逐渐发现父亲才是母亲的病原，但他无法改变现局，只能以一种疏远的方式背叛了他;鲁大海也恨他，大海唾弃他是“只认识洋钱的结合”，是“不要脸的董事长”，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反抗了他。四个年轻人同样承受着命运的摆弄：兄妹相恋，兄弟相厌，然后在雷雨之夜，有罪的人、无辜的人，一同奔赴灭亡。
曹禺虽然说自己“没有显明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潜意识中，他仍借《雷雨》对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关系发起了冲击。“我想通过一个家庭的毁灭，表达自己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主宰斗争的是命运，但命运究竟是什么，年轻的曹禺说不清。因此，他转而以汹涌的感情去揭露家庭隐藏的缺点和失败，宣泄自己无处安放的愤怒与怅惘。
再次，是信仰的迷失。克莱尔曾称“人是为了某种信仰而活着”，信仰是什么？巴金说信仰是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泰戈尔说信仰是触着曙光而讴歌的飞鸟。在剧本中，曹禺坦率地表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和社会人对信仰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冲和鲁大海站立在性格的两端，代表着曹禺对信仰的憧憬和探索，前者是一种温和的坚持，后者是一种激进的觅寻。
周冲是整部《雷雨》中最明亮的角色，“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周冲的身上有曹禺自我性格的投影：同样青春洋溢的年纪，同样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样对世间充满了善意与期待。四凤固然也是美的，但四凤的明媚更多是出自一个十八岁少女原始的、质朴的、新鲜的品性。周冲却不同，他从象牙塔里走来，带着堂吉诃德式的孤勇，“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无边的理想航驶去”。周冲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尊重，这何尝不是刚过弱冠之年的曹禺的信仰？在沉闷的氛围中，周冲和曹禺为自己和家国描绘了一个朦胧的、抽象的、渺茫的蓝图，但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挥舞着铁锤敲碎了他们的梦，“他痛苦地感受到现实的丑恶，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曹禺用周冲的悲剧向观众展示天地间的粗恶和残忍：温和的坚持宛如一串串五彩的肥皂泡，一根现实的铁针便可逐个点破，顿时，生命化为了空影。 鲁大海是剧中的一场“雷雨”，作为一名“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他带着一腔愤怒上场，和矿场的董事长谈判。他有丰富的底层生活阅历，他明白资本家惯用的手段，因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朴园忽软忽硬的态度只是在拖延时间去收买他人;他知晓资本运营的关键，所以会说“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和剧中其它人物相比，鲁大海已经觉醒，“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可是，他和周冲一样，都将世界想的过于简单，因此，他轻易地就被自己信任的同盟背叛和出卖，甚至周朴园都在嘲讽他的稚嫩和鲁莽，“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创作《雷雨》时，曹禺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他并不熟悉工人这一群体，故而他笔下的大海略显单薄。但从剧本的主旨来看，大海必不可少，是他撕开了资本华美的面纱，暴露出周朴园们贪婪冷酷的本性;也是他寻觅出一条激进的抗争之路，虽然这条路依旧是坎坷的、模糊的，还失败了。曹禺用大海的故事告诉读者：这条路不好走，但这条路可以走。
曹禺在谈及写作意图时，曾表示自己是想反抗的，因为他长久地陷于家庭的昏暗和社会的腐朽，又不甘心那般模棱、苟且地活着，于是，他以笔为矛，为己发声，“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不管愿意与否，一个作家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作品，也逃脱不出时代的影响，或是反映时代，或是反对时代，或是跟进时代。我们研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关文学作品，譬如戴望舒的《雨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徐志摩的《再別康桥》、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不难看出，失望、恐惧和忧愁笼罩着同时代的新青年们。朱自清在《哪里走》一文中深刻剖析了这种复杂的心绪：“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退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如何才能解决这惶惶然？经学典籍中没有明确的答案，西方模式也不够作为示范，以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曹禺顺应了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毁灭的方式来寻求重生。同时，他也隐约感受到了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或许是源于他目睹过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或许是源于他结识过的某位棱角分明的工人，于是，他认真倾听个体的呻吟和社会的呼唤，大胆地塑造了鲁大海这一角色，并将大海、四凤和侍萍结合在一起，喊出了奴隶者的不满和愤懑。正因如此，《雷雨》获得了时代的支撑点，拥有了超越作家创作预期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雷雨》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但又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家庭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揭露，爱情的幻灭、亲情的破裂、信仰的迷失，最后都指向了对命运的叩询。细读《雷雨》，我们不难发现这部话剧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它与《俄狄浦斯王》《希波吕托斯》等作品一样，“让人的举止行为面对一个为人所无法洞悉的、使人即使怀着最善良的愿望仍要归于失败的某种力量或原则所控制的世界”，也正如曹禺所说的，“《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作为一名亲历者、观察者、同情者和记录者，曹禺谨慎地对西方悲剧传统进行吸收、移植和改造，再敏锐地抓住生活中的素材，用细腻又感人的笔墨，构建了《雷雨》源于真实又高于真实的精神世界，引导读者和观众在唏嘘感慨之余去做更为复杂更为深邃的思考：鲁侍萍口中“不公平的命”到底是什么，个体该如何抗衡变幻无常的命运，情感怎样才能在悲剧中得到净化和升华。正因如此，《雷雨》获得了文学的着力点，拥有了超越同时代读者的接受水平的审美价值。所以，命运的叩询和时代的呼喊，让曹禺创造了《雷雨》，也创造了伟大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