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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有句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麻烦。”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将这一至理名言演绎得淋漓尽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改革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周小川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这一改革主张当即引发了全球热议,美国、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评论。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改革?中国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国际货币体系是关于汇率规定、国际收支调节和储备资产供应等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制度,其特点是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输出输入,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机制。从19世纪70年代至1929年大危机之前,是金本位盛行的时代。金本位制按各国货币与黄金的联系程度,可以分为: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44国代表商讨重建货币制度,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宗旨、决定框架及运行机制,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因诞生地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固定汇率,本质是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值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客观上要求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增加,这只能靠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流出美国来实现,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形成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国际储备多元化,除美元之外,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成为各国央行储备资产;浮动汇率制合法化,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形成了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多种货币调节机制。牙买加体系摆脱了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国际储备多元化,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货币供应和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是,浮动汇率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汇率变化难以预测也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调节机制多样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
国际货币体系看似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安排,又能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后工业化和虚拟化,使得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其背后的支撑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贸易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快速攀升到2007年的8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寅吃卯粮,消费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源、商品与劳务,旺盛的消费需求造就了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奇迹。如果不借助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不可能维系这种过度消费促使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帮助美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个奇迹。其机理是,美国以贸易逆差的方式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其他国家卖出产品和资源得到美元又被用来投资于美国的债券等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项目流回美国。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但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可以创造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可以说,正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造就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模式,而无节制的消费模式正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非常明显,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虽然欧元、日元与英镑也能部分分享国际货币的特权),国际经济活动产生了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比,正逐步在滑落,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25%,美国国际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但美元目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为64%,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充当国际经济贸易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GDP占比为6%,中国国际贸易额占比约为8%,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几乎是零。没有反映各经济体实力消长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种不对称、一种失衡。中国要进入大国行列,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有人建议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放到改革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中讨论,试图通过IMF增资,扩大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来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优势仍相当明显。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IMF份额和发言权最多的5个国家,中国列第六位,印度列第十二位,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分别达到17.7%和1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规定,重大问题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须要85%的票数通过,美国现有的投票权确保其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中国在IMF的话语权不可能占多大比重。
关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斯蒂格利茨等人2006年就提议:使储备资产的积累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比如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样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周小川行长也认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经常产生矛盾,“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因而,类似超主权储备货币的SDR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但是,SDR只是等值于美元的“纸黄金”, 只是记账单位,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单位,无法用于贸易结算,加上其实质会淡化美元地位,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存在一定冲突,这些都决定了SDR短期内很难成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民币的使用与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一样在国际上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充当国际经济贸易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亦即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达成这一目标绝非一日之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理论上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的第一阶段,是本币在一般国际经济交易中被广泛用来计价结算。可喜的是,去年底中国政府正式决定: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今年4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些举措表明,人民币开启了其区域化进程。在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后,不断扩大其活动范围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现实途径。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国际货币体系是关于汇率规定、国际收支调节和储备资产供应等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制度,其特点是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输出输入,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机制。从19世纪70年代至1929年大危机之前,是金本位盛行的时代。金本位制按各国货币与黄金的联系程度,可以分为: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44国代表商讨重建货币制度,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宗旨、决定框架及运行机制,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因诞生地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固定汇率,本质是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值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客观上要求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增加,这只能靠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流出美国来实现,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形成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国际储备多元化,除美元之外,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成为各国央行储备资产;浮动汇率制合法化,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形成了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多种货币调节机制。牙买加体系摆脱了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国际储备多元化,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货币供应和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是,浮动汇率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汇率变化难以预测也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调节机制多样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
国际货币体系看似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安排,又能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后工业化和虚拟化,使得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其背后的支撑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贸易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快速攀升到2007年的8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寅吃卯粮,消费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源、商品与劳务,旺盛的消费需求造就了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奇迹。如果不借助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不可能维系这种过度消费促使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帮助美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个奇迹。其机理是,美国以贸易逆差的方式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其他国家卖出产品和资源得到美元又被用来投资于美国的债券等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项目流回美国。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但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可以创造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可以说,正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造就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模式,而无节制的消费模式正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非常明显,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虽然欧元、日元与英镑也能部分分享国际货币的特权),国际经济活动产生了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比,正逐步在滑落,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25%,美国国际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但美元目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为64%,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充当国际经济贸易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GDP占比为6%,中国国际贸易额占比约为8%,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几乎是零。没有反映各经济体实力消长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种不对称、一种失衡。中国要进入大国行列,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有人建议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放到改革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中讨论,试图通过IMF增资,扩大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来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优势仍相当明显。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IMF份额和发言权最多的5个国家,中国列第六位,印度列第十二位,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分别达到17.7%和1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规定,重大问题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须要85%的票数通过,美国现有的投票权确保其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中国在IMF的话语权不可能占多大比重。
关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斯蒂格利茨等人2006年就提议:使储备资产的积累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比如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样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周小川行长也认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经常产生矛盾,“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因而,类似超主权储备货币的SDR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但是,SDR只是等值于美元的“纸黄金”, 只是记账单位,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单位,无法用于贸易结算,加上其实质会淡化美元地位,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存在一定冲突,这些都决定了SDR短期内很难成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民币的使用与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一样在国际上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充当国际经济贸易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亦即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达成这一目标绝非一日之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理论上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的第一阶段,是本币在一般国际经济交易中被广泛用来计价结算。可喜的是,去年底中国政府正式决定: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今年4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些举措表明,人民币开启了其区域化进程。在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后,不断扩大其活动范围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