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控制在利益和环境这两个方面各有一個大的难题：关于利益方面，对利益的控制是高度敏感的，需要充足的警惕、严格、负责任和讲求公允。好在现在法律的大棒挥舞地越来越有力，利益控制已经在法律和规范的框架内逐渐成熟。但即便如此，建设控制受到的最频繁的干扰，仍然来自随时都会躁动起来的利益。与失控的利益做斗争，是规划控制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关于环境方面，找不到景观环境的标准和方向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风貌的定位、城市的色彩、建筑的造型、雕塑的立意，等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很不同，而且在不断变化。这些不同的想法，最终由谁来定？怎么定？过去政府一把手的话语权很大，因为不懂却又“霸道”，替专业人员“干了活”，出了不少洋相。那么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是完全由专业人员来定算了呢？还是由全体市民投票表决呢？
　　规划决策内容的第四个层次是关于建设和建造的决策，也就是修建性规划层面的决策。修建性的规划多是针对具体地块或设施项目的规划，譬如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地块的建设规划、一条市政道路或一个公园的建设规划等。从政府角度看，建设规划决策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个是对商业性开发项目的修规方案的审批，一个是政府自己的公共开发项目的修规方案的编制。从规划师角度看，这两个层面的决策差别不大。他们不管项目的业主是谁，坚持的只是专业和规范。但从政府角度看则有很大的不同：政府一方面要监督别人（防止商业性方案对公共利益的侵占），还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编制公共项目建设方案以最大化呼应公共利益的诉求）。
　　这里重点讨论政府公共项目建设方案中的决策问题。这类决策常是非常现实的。政府搞公众建设项目，首先要考虑公共项目的社会反响问题（社会舆论），上这个项目社会认可度如何？项目方案是否符合社会的期待和口味？百姓是夸、是骂还是无关痛痒？其次要考虑公共效益的最大化问题（效用最大），要充分研究项目的功能以尽可能满足各类市民的需要，譬如，建一个公园要考虑不同年龄层的人们的休闲喜好，建一条道路要兼顾机动车和行人的便利性等；再次要考虑建造的成本尽可能节约（费用节约）。公共项目花的是百姓的钱，政府用这些钱时必须有种敬畏，让奢华和浪费与公共建设绝缘；最后要考虑实施的障碍（方案科学），譬如修路时的拆迁问题，修管道时与其他已有管道的打架问题，地质、地基状况不稳定问题等等，这些障碍如果处理不好、考虑不周，要么会使建设成本飙升，要么可能导致项目搁置。
　　上述决策的要求，对于规划设计专业人员来说多是不言而喻的，但对政府来说，过去做得好的并不多。事实上有些地方一直在做“事与愿违”的事情——设计一条主干道，动不动都搞成机动车双向八车道，百姓并没有从道路的宽度中得到多少实惠，也没有多少市民觉得道路搞得那么宽会好到哪里去，而修这样的路所多余占用的土地以及多花的路面铺装费用，则产生了巨大的浪费。这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巨大而空旷的广场、动辄几百亩的公园绿地、全河段的蓄水景观绿化，这样的做法，效用一般，费用惊人，百姓心里的感觉也很一般。作为政府，一方面天天头疼自己紧巴巴的腰包，一方面却又对公共工程如此得浪费，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了。这种 “勒紧裤袋做形象工程”、“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在行政的新常态下，可以休了。建设项目有一个特点，就是建了就难以毁掉。政府要有种对历史的敬畏——你搞的公共建设项目，搞好了，百姓和历史终归会予以认可，这个项目会变成你的一座丰碑；搞得不好了，后人会骂你，这个项目会成为你的耻辱柱。不管是丰碑还是耻辱柱，它都会长久地树立在那里，你想拔都拔不掉。
　　公共建设项目决策要尽快进入新常态，效用和节约是第一位的。实用、朴素和节俭，不仅不是丑事，反而会得到百姓的尊重。高品位、高档次等等各种各样的高大上的追求和做派，会成为政府的污点和包袱，而不是什么成绩和政绩。不要再干自己给自己挖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