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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1月13日，《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的作者、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之女许燕吉走完了她的曲折一生，当天恰好是她81岁的生日。《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许燕吉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这本人生自传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许燕吉作为名门之女，幼年流落西南，青年锒铛入狱，壮年嫁作农妇，一生坎坷，四处漂泊，却不失本心。
“曾经风高浪急历千苦，依然心平气和对全生。”这是许燕吉的哥哥周苓仲老人为许燕吉亲笔题写的挽联，这两句话可以看做是对许燕吉老人一生的高度概括。按照许燕吉的遗愿，她的遗体将捐赠给医学，老人用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再次坚守她的人生信念：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此，我们特摘编了这篇发表于2010年的稿件，以表达我们对老人的敬重。
深色的毛线帽、臃肿的大棉袄、笑眯眯的圆脸庞，在南京玄武湖畔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记者见到了77岁（2010年）的许燕吉，她朴实憨厚的模样和邻家老奶奶毫无二致。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位老人家身上会藏着那么多“传奇”。她是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小女儿，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曾经因“反革命罪”坐了六年牢，她与不识字的文盲丈夫携手走过36年婚姻路……
对于这一切，许燕吉的说法是：“我很坦然，觉得是命该如此。”在回忆往事时，她平静的语调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幸福童年
随父亲去世戛然而止
1933年初冬的北京，燕京大学许地山教授家里格外拥挤忙碌，他的夫人周俟松刚刚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许燕吉。这一年，四十岁的许地山在文坛上已经颇负盛名，是和茅盾、叶圣陶齐名的大作家。
1935年，许地山因为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致，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了。经过胡适的推荐，香港大学向许地山发出了聘书。许燕吉跟着父母来到了香港，她的人生记忆是从香港开始的。“我们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住在我家，我爸爸还邀请徐悲鸿先生到香港办过画展。”
1941年8月4日中午，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了许燕吉。“这天中午，爸爸在午睡时猝死，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抢救。”8岁的许燕吉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日本人占领下的香港，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粮食都被日本人弄走了，很多人饿死。为了糊口，朋友介绍我妈妈去日本人的卫生课任职。在那里，妈妈看到收尸队的报表，港九两处一天收过900多具！收尸队员告诉妈妈，头天看，那人还有一口气没收，第二天一看，身上被割得红鲜鲜的——被饿人吃了！自那以后，剩一口气的他们也收，省得那人再挨刀割。”
在香港的生活难以继续下去，周俟松决定带着家人回内地。这个出生于湖南名门望族之家的千金小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们乘一个小轮船在惊涛骇浪中渡海到了湛江，后辗转到湖南衡阳。长沙会战开始后，我们一家又去了桂林。在桂林，妈妈遇到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她们原先在北京就认识。郭女士请妈妈去她办的学校教书，妈妈兴冲冲去了，可是接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妈妈受不了那个气，就扭头出来了。”
周俟松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先后历经五省七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家人终于到了南京定居。
她被打成“反革命”后
丈夫提出离婚
定居南京后，许燕吉一家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生活稳定了下来后，我进了莫愁路上的教会学校明德女中，在那里读完初三和高一。后来因为学费太贵，我又转入金銮巷的三女中。”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周俟松暂时失业了。“这时候，爸爸的老朋友徐悲鸿帮了我们大忙。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女儿徐静斐，当时在南京市教委工作，她介绍妈妈到南京五中工作。后来妈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到了1950年，许燕吉该考大学了。“以前在香港时，爸爸有个朋友，是个英国人。他家里有很大的农场，里面有马、牛、驴等动物，还养了蜜蜂，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非常喜欢。而且当时我认为咱们是农业大国，学农兴国，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华北大学农学院。”
在大学里，许燕吉谈恋爱了。男孩是她的同学，比她大3岁，性格有点腼腆。1954年毕业时，许燕吉向组织上说明了恋爱关系。组织上尊重他们的意愿，把他们一起分配到了石家庄。许燕吉到了河北省农业试验站（注：后改为河北省农科院）当技术员，男朋友则在专区畜牧兽医站工作。不久后，两个相爱的人结婚了。
满腔热情的许燕吉勤奋地工作，并一次次得到奖励。然而，1955年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把她卷了进去，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到了1958年，正在怀孕的她被开除了公职，在家戴罪待产。
可不知为什么，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于是许燕吉立即被逮捕，判了六年徒刑，要送去劳改。就在这时候，丈夫提出了离婚。
“他当时大概受不了政治压力，要离婚划清界限。我答应了，咱不能拖累人家。”
落难中好心人劝她：
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许燕吉服役的地方是河北的专区劳改队，从1958年到1964年，许燕吉在里面一住六年。这六年，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然而，外面的变化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劳改队。
“大概是1960年冬、1961年春的样子，我们监狱里曾经一天死了14个人。我在里面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别的犯人有什么事情都喜欢问我。有一次，一个女犯人对我说，她快要死了，这辈子肯定出不了监狱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自己得了干血痨，已经不来月经了。”
听了对方的话，许燕吉放心了。“那个时候，我们劳改队有一百多个妇女，来月经的只有一两个。我是学畜牧业的，对于这种现象完全了解。你想，对于生物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殖。那时候粮食极度缺乏，大家都没有吃的。为了保存能量活命，女人的月经自然就不来了。”于是，许燕吉安慰她说大家都没有月经，她才放松了点。 六年牢狱生活结束后，许燕吉自由了。可是许燕吉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妈妈当时是南京市立五中的副校长，还是全国先进工作者，我不能去连累她。”无处可去的许燕吉最后被安排到了石家庄第二监狱就业。后来，中央发了全国遣散人口的文件，许燕吉被遣送到距石家庄九十里的新乐县农村。在那里，民兵常常半夜三更踢开她的门，借着检查的名义训斥她。自由的日子反而比坐牢时还难挨，许燕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村民劝她：“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别人的劝说不无道理，可是头上还顶着“反革命”的帽子，谁敢娶她呢？
结婚就是过日子
不需要整天引经据典
1970年秋天，许燕吉回南京探亲。离开妈妈后，她取道赴陕西看望哥哥。哥哥从清华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陕西，当时正在马场当工人。哥哥同情妹妹的遭遇，也劝她赶紧找个人嫁了。
经人牵线，许燕吉认识了魏振德。“他家在武功县农村，比我大十岁，是个文盲。他前妻很早就去世了，还留下了一个九岁的儿子。”在敲定婚事以前，两人有过一段对话。“我跟他说，我成分不好，如果他儿子以后想参军，会受到影响。他说，他只想晚上到家有人给留个门，娃能有个馍吃就行，其他无所谓。”
1971年，38岁的女知识分子许燕吉落户陕西，和她的文盲丈夫结婚了。从此，天刚麻麻亮，村里的喇叭一响，他们就起床上工。忙碌一天，天黑才得回来。回家后，魏振德在灶台上掌勺，许燕吉就洗菜烧火当下手。一过几年，两人相安无事。
后来许燕吉常常会被人问及：“你没有绝望过吗？你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不般配吗？”
对于这个问题，许燕吉是这样回答的：“大概是遗传了爸爸的性格，我从小就是个乐观派，凡事往开了想。在嫁给老头儿以前，我结过婚，也生过孩子，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对这个婚姻的期望不高，嫁给他，就是为了能自食其力地生活。老头儿娶我，也是为了有人给他留个门，孩子有个妈。而且当时，我快四十了，他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对性的要求也都不高。我们说好了，各按各的法子过。他不改造我，我也不改造他。”
许燕吉不嫌老头没文化，“我们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引经据典。”在那个年代，文化多好像带来的都是麻烦。“有一次，农业社上午割了玉米，准备下午犁地种田。社里就把玉米秆分开成堆，写上各家的名字，让各家拉回去。老头儿不识字，他就坐在树下乘凉。我这个识字的人，就满地里找我们家的玉米秆子。”许燕吉笑着揶揄自己，她还告诉记者：“平时我叫他‘老头儿’，他叫我‘哎’。”
说起往事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在西北的黄土地上，许燕吉和她的农民丈夫坦坦然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再次改变了她的人生。
1979年开始给“右派”平反了，然而，窝在农村的许燕吉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村子老停电，没广播，也没报纸，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知道平反的消息，多亏了儿子的老师。”
“文革”结束后，继子上了高中，学校要求学英语。许燕吉赞成，她对儿子说，也不要学得多好，最起码26个字母要认全吧。儿子到了学校，不知怎么就和老师说起了这个事情。老师大惊——了不得了，一个农村妇女居然认得英语。儿子就把许燕吉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赶紧让你妈到学校来一趟。”
见到老师的情景，许燕吉一直清楚地记得：“那老师以前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学生，直接被打成右派的。他当时已经平反了。右派同情右派，老师让我抓紧落实政策。”
许燕吉赶到石家庄，单位那边也正要找她。单位查了许燕吉的材料，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理由是，曾经参加过天主教的青年会。而被平反的理由则是：天主教的青年会从来没被当成反革命组织。许燕吉丢掉的公职终于恢复了，被就地安置到武功县畜牧兽医站工作。知道许燕吉平反后，有人劝她和老魏“散伙”，另组家庭算了。许燕吉什么也不说，但她有自己的想法。
1981年，许燕吉被调到江苏省农科院，回到了母亲身边。1982年，在许燕吉的奔走下，丈夫魏振德带着儿子也落户南京了。“他没有技术，就在我们农科院当临时工。有一阵子，我们农科院因为科研需要养了一群羊，他就当上了羊倌。他那样子很特别，旱烟袋，大皮袄，一口陕西话，走到哪里人家都认识。所以，在我们农科院，他比我有名。”
许燕吉劝丈夫学认字，丈夫不肯，许燕吉就激他：“你看你，连‘男’‘女’都分不清，万一上茅房走错了，人家还以为你老流氓呢！”老魏不服气了：“我咋不认识，‘女’字不就这样吗？”老魏把两只胳膊交叉，往胸口一比划。认字的事就此打住了。
2007年，老魏去世了。儿子不放心许燕吉一个人住，几经劝说后，许燕吉搬离农科院的宿舍，和儿子、儿媳、小孙女住到了一起。
现在，许燕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上。肃静的方格纸，漂亮的蝇头小楷，许燕吉的回忆录已经写了大半。“我希望有一天能出版，书名就叫《麻花人生》。”
在许燕吉的麻花人生里，老魏是重要的篇章，那一章的味道苦中有甜。
（摘自《现代快报》）
今年1月13日，《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的作者、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之女许燕吉走完了她的曲折一生，当天恰好是她81岁的生日。《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许燕吉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这本人生自传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许燕吉作为名门之女，幼年流落西南，青年锒铛入狱，壮年嫁作农妇，一生坎坷，四处漂泊，却不失本心。
“曾经风高浪急历千苦，依然心平气和对全生。”这是许燕吉的哥哥周苓仲老人为许燕吉亲笔题写的挽联，这两句话可以看做是对许燕吉老人一生的高度概括。按照许燕吉的遗愿，她的遗体将捐赠给医学，老人用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再次坚守她的人生信念：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此，我们特摘编了这篇发表于2010年的稿件，以表达我们对老人的敬重。
深色的毛线帽、臃肿的大棉袄、笑眯眯的圆脸庞，在南京玄武湖畔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记者见到了77岁（2010年）的许燕吉，她朴实憨厚的模样和邻家老奶奶毫无二致。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位老人家身上会藏着那么多“传奇”。她是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小女儿，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曾经因“反革命罪”坐了六年牢，她与不识字的文盲丈夫携手走过36年婚姻路……
对于这一切，许燕吉的说法是：“我很坦然，觉得是命该如此。”在回忆往事时，她平静的语调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幸福童年
随父亲去世戛然而止
1933年初冬的北京，燕京大学许地山教授家里格外拥挤忙碌，他的夫人周俟松刚刚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许燕吉。这一年，四十岁的许地山在文坛上已经颇负盛名，是和茅盾、叶圣陶齐名的大作家。
1935年，许地山因为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致，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了。经过胡适的推荐，香港大学向许地山发出了聘书。许燕吉跟着父母来到了香港，她的人生记忆是从香港开始的。“我们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住在我家，我爸爸还邀请徐悲鸿先生到香港办过画展。”
1941年8月4日中午，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了许燕吉。“这天中午，爸爸在午睡时猝死，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抢救。”8岁的许燕吉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日本人占领下的香港，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粮食都被日本人弄走了，很多人饿死。为了糊口，朋友介绍我妈妈去日本人的卫生课任职。在那里，妈妈看到收尸队的报表，港九两处一天收过900多具！收尸队员告诉妈妈，头天看，那人还有一口气没收，第二天一看，身上被割得红鲜鲜的——被饿人吃了！自那以后，剩一口气的他们也收，省得那人再挨刀割。”
在香港的生活难以继续下去，周俟松决定带着家人回内地。这个出生于湖南名门望族之家的千金小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们乘一个小轮船在惊涛骇浪中渡海到了湛江，后辗转到湖南衡阳。长沙会战开始后，我们一家又去了桂林。在桂林，妈妈遇到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她们原先在北京就认识。郭女士请妈妈去她办的学校教书，妈妈兴冲冲去了，可是接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妈妈受不了那个气，就扭头出来了。”
周俟松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先后历经五省七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家人终于到了南京定居。
她被打成“反革命”后
丈夫提出离婚
定居南京后，许燕吉一家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生活稳定了下来后，我进了莫愁路上的教会学校明德女中，在那里读完初三和高一。后来因为学费太贵，我又转入金銮巷的三女中。”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周俟松暂时失业了。“这时候，爸爸的老朋友徐悲鸿帮了我们大忙。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女儿徐静斐，当时在南京市教委工作，她介绍妈妈到南京五中工作。后来妈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到了1950年，许燕吉该考大学了。“以前在香港时，爸爸有个朋友，是个英国人。他家里有很大的农场，里面有马、牛、驴等动物，还养了蜜蜂，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非常喜欢。而且当时我认为咱们是农业大国，学农兴国，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华北大学农学院。”
在大学里，许燕吉谈恋爱了。男孩是她的同学，比她大3岁，性格有点腼腆。1954年毕业时，许燕吉向组织上说明了恋爱关系。组织上尊重他们的意愿，把他们一起分配到了石家庄。许燕吉到了河北省农业试验站（注：后改为河北省农科院）当技术员，男朋友则在专区畜牧兽医站工作。不久后，两个相爱的人结婚了。
满腔热情的许燕吉勤奋地工作，并一次次得到奖励。然而，1955年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把她卷了进去，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到了1958年，正在怀孕的她被开除了公职，在家戴罪待产。
可不知为什么，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于是许燕吉立即被逮捕，判了六年徒刑，要送去劳改。就在这时候，丈夫提出了离婚。
“他当时大概受不了政治压力，要离婚划清界限。我答应了，咱不能拖累人家。”
落难中好心人劝她：
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许燕吉服役的地方是河北的专区劳改队，从1958年到1964年，许燕吉在里面一住六年。这六年，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然而，外面的变化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劳改队。
“大概是1960年冬、1961年春的样子，我们监狱里曾经一天死了14个人。我在里面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别的犯人有什么事情都喜欢问我。有一次，一个女犯人对我说，她快要死了，这辈子肯定出不了监狱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自己得了干血痨，已经不来月经了。”
听了对方的话，许燕吉放心了。“那个时候，我们劳改队有一百多个妇女，来月经的只有一两个。我是学畜牧业的，对于这种现象完全了解。你想，对于生物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殖。那时候粮食极度缺乏，大家都没有吃的。为了保存能量活命，女人的月经自然就不来了。”于是，许燕吉安慰她说大家都没有月经，她才放松了点。 六年牢狱生活结束后，许燕吉自由了。可是许燕吉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妈妈当时是南京市立五中的副校长，还是全国先进工作者，我不能去连累她。”无处可去的许燕吉最后被安排到了石家庄第二监狱就业。后来，中央发了全国遣散人口的文件，许燕吉被遣送到距石家庄九十里的新乐县农村。在那里，民兵常常半夜三更踢开她的门，借着检查的名义训斥她。自由的日子反而比坐牢时还难挨，许燕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村民劝她：“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
别人的劝说不无道理，可是头上还顶着“反革命”的帽子，谁敢娶她呢？
结婚就是过日子
不需要整天引经据典
1970年秋天，许燕吉回南京探亲。离开妈妈后，她取道赴陕西看望哥哥。哥哥从清华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陕西，当时正在马场当工人。哥哥同情妹妹的遭遇，也劝她赶紧找个人嫁了。
经人牵线，许燕吉认识了魏振德。“他家在武功县农村，比我大十岁，是个文盲。他前妻很早就去世了，还留下了一个九岁的儿子。”在敲定婚事以前，两人有过一段对话。“我跟他说，我成分不好，如果他儿子以后想参军，会受到影响。他说，他只想晚上到家有人给留个门，娃能有个馍吃就行，其他无所谓。”
1971年，38岁的女知识分子许燕吉落户陕西，和她的文盲丈夫结婚了。从此，天刚麻麻亮，村里的喇叭一响，他们就起床上工。忙碌一天，天黑才得回来。回家后，魏振德在灶台上掌勺，许燕吉就洗菜烧火当下手。一过几年，两人相安无事。
后来许燕吉常常会被人问及：“你没有绝望过吗？你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不般配吗？”
对于这个问题，许燕吉是这样回答的：“大概是遗传了爸爸的性格，我从小就是个乐观派，凡事往开了想。在嫁给老头儿以前，我结过婚，也生过孩子，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对这个婚姻的期望不高，嫁给他，就是为了能自食其力地生活。老头儿娶我，也是为了有人给他留个门，孩子有个妈。而且当时，我快四十了，他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对性的要求也都不高。我们说好了，各按各的法子过。他不改造我，我也不改造他。”
许燕吉不嫌老头没文化，“我们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引经据典。”在那个年代，文化多好像带来的都是麻烦。“有一次，农业社上午割了玉米，准备下午犁地种田。社里就把玉米秆分开成堆，写上各家的名字，让各家拉回去。老头儿不识字，他就坐在树下乘凉。我这个识字的人，就满地里找我们家的玉米秆子。”许燕吉笑着揶揄自己，她还告诉记者：“平时我叫他‘老头儿’，他叫我‘哎’。”
说起往事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在西北的黄土地上，许燕吉和她的农民丈夫坦坦然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再次改变了她的人生。
1979年开始给“右派”平反了，然而，窝在农村的许燕吉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村子老停电，没广播，也没报纸，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知道平反的消息，多亏了儿子的老师。”
“文革”结束后，继子上了高中，学校要求学英语。许燕吉赞成，她对儿子说，也不要学得多好，最起码26个字母要认全吧。儿子到了学校，不知怎么就和老师说起了这个事情。老师大惊——了不得了，一个农村妇女居然认得英语。儿子就把许燕吉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赶紧让你妈到学校来一趟。”
见到老师的情景，许燕吉一直清楚地记得：“那老师以前是西安一所大学的学生，直接被打成右派的。他当时已经平反了。右派同情右派，老师让我抓紧落实政策。”
许燕吉赶到石家庄，单位那边也正要找她。单位查了许燕吉的材料，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理由是，曾经参加过天主教的青年会。而被平反的理由则是：天主教的青年会从来没被当成反革命组织。许燕吉丢掉的公职终于恢复了，被就地安置到武功县畜牧兽医站工作。知道许燕吉平反后，有人劝她和老魏“散伙”，另组家庭算了。许燕吉什么也不说，但她有自己的想法。
1981年，许燕吉被调到江苏省农科院，回到了母亲身边。1982年，在许燕吉的奔走下，丈夫魏振德带着儿子也落户南京了。“他没有技术，就在我们农科院当临时工。有一阵子，我们农科院因为科研需要养了一群羊，他就当上了羊倌。他那样子很特别，旱烟袋，大皮袄，一口陕西话，走到哪里人家都认识。所以，在我们农科院，他比我有名。”
许燕吉劝丈夫学认字，丈夫不肯，许燕吉就激他：“你看你，连‘男’‘女’都分不清，万一上茅房走错了，人家还以为你老流氓呢！”老魏不服气了：“我咋不认识，‘女’字不就这样吗？”老魏把两只胳膊交叉，往胸口一比划。认字的事就此打住了。
2007年，老魏去世了。儿子不放心许燕吉一个人住，几经劝说后，许燕吉搬离农科院的宿舍，和儿子、儿媳、小孙女住到了一起。
现在，许燕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上。肃静的方格纸，漂亮的蝇头小楷，许燕吉的回忆录已经写了大半。“我希望有一天能出版，书名就叫《麻花人生》。”
在许燕吉的麻花人生里，老魏是重要的篇章，那一章的味道苦中有甜。
（摘自《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