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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月十五观花灯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高台县罗城乡有元宵转灯的民俗。在灯场的布图上,有神秘的宗教仪式色彩;而从现场盛况看,又反映了一种乡民的集体狂欢仪式和情感交流仪式功能,具有较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转灯;宗教仪式;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73-02
正月十五观花灯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在甘肃省高台县罗城乡这一活动又被称之为“转灯”。《高台县志》这样记载:“县城和部分村还盛行‘灯杆会’,即以绳子将灯杆相系,插在平地上,布成迷宫,外层留进、出口,让人们观灯破阵,融娱乐和智力游戏于一体。黑河北岸的五坝、六坝,灯杆会设在黑河之畔,元宵之夜,花灯高悬,冰河辉映,再辅以秧歌、龙灯,热闹异常,令人陶醉。”①这里所说的“灯杆会”就是今天的灯会,如今在高台县的其他地方已经失传了。由于罗城乡地理位置特殊,外部环境相对闭塞,文化变迁较为缓慢,至今这里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元宵佳节期间,花灯总是被挂在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或者是街道的两侧,人们只能沿街观灯、侧目注望。然而在较偏远的乡村,住户相对较为分散,虽然家家户户也挂花灯,但只能是供自己或左邻右舍欣赏,失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为了既节省资源,又能形成热闹场面,罗城乡乡民便将花灯集中于一起,按照一定的方式布置,这样就形成了乡间特有的元宵灯场。在现代文化语境下,这种灯场程式虽然单一,然而它揉合了一些大众文化的因子,也传承了多年的文化传统,富有古老的文化气息。
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仪式属于行为文化,它是由一个群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中进行的,这就使其具有一定的展演性和公开性,与仪式的展演性相对应的则是规范性,这就意味着仪式本身包涵了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程式。罗城乡的元宵花灯作为一种表演仪式,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体系,反映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公共性原则”②。在形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仪式的人类学意义。
一、世俗的宗教仪式
从“转灯”的布图说明看,以《封神演义》中的三肖娘娘为报仇而设置的“黄河阵”为依据,以《封神演义》的“三百六十正神”为灯柱,每盏灯代表一位神仙,据说为破此阵“元始天尊”动用了“三百六十正神”。此阵阵法极为奇妙,二龙入阵,首尾不能相助,二龙盘踞两角相对即是“盘龙阵”;中阵如狮子进场,分卧祭台左、右,即是“卧虎阵”;末尾一阵乃“一字长蛇阵”。其灯阵中心设有祭台,灯阵四角栽灯柱,高挂灯串,四周全用红灯笼围住,游人不得随意入内。中央祭台高挂“混元金斗”灯,台上设赵公明画像或塑像,放置香炉,有专人带入焚香化表,消灾除祸。③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黄河灯阵的设置表达了罗城乡乡民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就说:“法宝犹如一切明灯。”④释迦牟尼也认为信众如果能够以灯供养自己,则其功德可进一阶。在灯场内,将画有各路神仙的灯高立于灯柱之上,并且点燃,表达了村民对宗教神灵的信仰;而灯阵中间的“赵公明和观世音”的塑立,使村民将神圣的宗教与现实的功用结合了起来。在村民看来,在神的面前,一切的不平等都会被神的力量神秘消解。
在转灯时,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接近神灵,总是希望神灵对今世给予关注,能够通过随时可行却又不失某种庄严神圣意味的仪式来满足自己的家人和社会的一些要求,比如长命富贵、生儿育女、趋富避祸、消灾去病、升官发财、风调雨顺等与神交流的仪式。“中国的宗教,不管是巫术性的还是祭奠性的,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无论如何,一般而言,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为了长寿、子嗣与财富,以及在很小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祠,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⑤而转灯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仪式。在这里,信仰成了一种巫术化表演。所以,转灯民俗是宗教性的,更是世俗的,转灯活动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宗教层面的意义,同时又新增了表演层面的内容。一种“工具”突出“传统”和“威严”的作用,用具体的形象将抽象的符号意义固化下来,利用象征的形式强化这一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二、大众狂欢仪式
在罗城乡流传着“炀帝玩群花”的故事。据老人讲,黄河灯阵源于隋朝。传说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乘龙舟下江南,路经扬州地界,正值元宵佳节。当地官员根据《封神演义》中三肖娘娘为报仇雪恨而摆下黄河大阵的图样,取九曲黄河之玄机,以三百六十正神设置灯场,以供皇帝欣赏。他们在灯场内挂上各种花灯,灯光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在隋炀帝转灯场的过程中,锣鼓震天,巨龙出入其间,并伴有神光助威以及观世音遣来各色江南女子的嬉戏,形成了万马奔腾、人头攒动的狂欢场面。后隋炀帝将此图带回宫中,每到元宵节,必摆黄河阵,灯场成为宫中娱乐点缀。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黄河灯阵来源于民间,是一种既能娱乐又能怡情的习俗,是一种民同乐、大众狂欢的节日盛典。
由于民间狂欢精神的文化诉求和生活与表演的合一,以及仪式表演因素和娱乐狂欢因素融汇整合等特征,转灯便成为罗城乡人民民间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载体。或许可以说,转灯是罗城乡民间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承载者。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在井然有序的灯场里,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同时,行人可以自由出入:小孩子追逐打闹;年轻人谈情说爱;中年人互诉生活的苦与乐;老人奉香表平安;有时在锣鼓喧天中,秧歌、马子疾走走如飞,高跷踩着点子徐徐进入;时而巨龙盘旋期间。因此,罗城乡转灯活动有民众自由狂欢等特点,与娱乐有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尽管这种由乡民自行组织的戏剧表演并没有多少审美成分,但是却具有远胜于戏剧审美功能的民间狂欢仪式功能。彼得·布鲁克认为,神圣的戏剧有一种能量,粗俗的戏剧则有其他各种能量,轻松、愉快与欢乐哺育着它。罗城乡的转灯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边界,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处于同样的文化情境之中。
三、情感交流仪式
《北史·柳毅传》载:“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这种活动“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⑥ 在元宵节狂欢之夜,许多少女在灯下踏歌狂欢、留恋驻足,成为历来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灯场中的拜祭活动不同程度体现了女子们的生活愿望,年轻貌美的女子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更容易唤起内心的情感,也许就在这一天就成就一位女子的美好姻缘。
灯场娱乐的同时,游玩的观众内部也各自进行着沟通。在农村,平时乡民间难免产生摩擦,形成矛盾,灯场犹如村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节着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人们的关系,成为全村甚至全乡村民交流的场所。元宵节这一天,乡民们总是早早吃过晚饭,约上朋友,带着全家,穿行于熠熠生辉的灯场中;他们一边谈论灯笼的做工,一边平品灯笼的寓意,诉说着过去的收获和未来的希望。在灯场里,在神灵面前,人们尽释前嫌,往日的烦恼、愁苦在这一共同的祁福和游戏中全部化解。
四、结语
转灯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体现了中国民众独有的宗教崇拜和狂欢精神。罗城乡布阵严肃而形式自由的元宵灯场,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娱神性逐渐减弱,而娱人性逐渐增强。人们对历史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充分表明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转灯的习俗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张志纯:《高台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②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0页。
③李惠芬:《观灯 转灯——罗城乡民俗趣谈》,《神州民俗》,2008年第8~9期,第54页。
④唐·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第2卷《报恩品》,第299页。
⑤韦伯著,
[关键词]转灯;宗教仪式;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73-02
正月十五观花灯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在甘肃省高台县罗城乡这一活动又被称之为“转灯”。《高台县志》这样记载:“县城和部分村还盛行‘灯杆会’,即以绳子将灯杆相系,插在平地上,布成迷宫,外层留进、出口,让人们观灯破阵,融娱乐和智力游戏于一体。黑河北岸的五坝、六坝,灯杆会设在黑河之畔,元宵之夜,花灯高悬,冰河辉映,再辅以秧歌、龙灯,热闹异常,令人陶醉。”①这里所说的“灯杆会”就是今天的灯会,如今在高台县的其他地方已经失传了。由于罗城乡地理位置特殊,外部环境相对闭塞,文化变迁较为缓慢,至今这里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元宵佳节期间,花灯总是被挂在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或者是街道的两侧,人们只能沿街观灯、侧目注望。然而在较偏远的乡村,住户相对较为分散,虽然家家户户也挂花灯,但只能是供自己或左邻右舍欣赏,失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为了既节省资源,又能形成热闹场面,罗城乡乡民便将花灯集中于一起,按照一定的方式布置,这样就形成了乡间特有的元宵灯场。在现代文化语境下,这种灯场程式虽然单一,然而它揉合了一些大众文化的因子,也传承了多年的文化传统,富有古老的文化气息。
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仪式属于行为文化,它是由一个群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中进行的,这就使其具有一定的展演性和公开性,与仪式的展演性相对应的则是规范性,这就意味着仪式本身包涵了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程式。罗城乡的元宵花灯作为一种表演仪式,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体系,反映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公共性原则”②。在形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仪式的人类学意义。
一、世俗的宗教仪式
从“转灯”的布图说明看,以《封神演义》中的三肖娘娘为报仇而设置的“黄河阵”为依据,以《封神演义》的“三百六十正神”为灯柱,每盏灯代表一位神仙,据说为破此阵“元始天尊”动用了“三百六十正神”。此阵阵法极为奇妙,二龙入阵,首尾不能相助,二龙盘踞两角相对即是“盘龙阵”;中阵如狮子进场,分卧祭台左、右,即是“卧虎阵”;末尾一阵乃“一字长蛇阵”。其灯阵中心设有祭台,灯阵四角栽灯柱,高挂灯串,四周全用红灯笼围住,游人不得随意入内。中央祭台高挂“混元金斗”灯,台上设赵公明画像或塑像,放置香炉,有专人带入焚香化表,消灾除祸。③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黄河灯阵的设置表达了罗城乡乡民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就说:“法宝犹如一切明灯。”④释迦牟尼也认为信众如果能够以灯供养自己,则其功德可进一阶。在灯场内,将画有各路神仙的灯高立于灯柱之上,并且点燃,表达了村民对宗教神灵的信仰;而灯阵中间的“赵公明和观世音”的塑立,使村民将神圣的宗教与现实的功用结合了起来。在村民看来,在神的面前,一切的不平等都会被神的力量神秘消解。
在转灯时,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接近神灵,总是希望神灵对今世给予关注,能够通过随时可行却又不失某种庄严神圣意味的仪式来满足自己的家人和社会的一些要求,比如长命富贵、生儿育女、趋富避祸、消灾去病、升官发财、风调雨顺等与神交流的仪式。“中国的宗教,不管是巫术性的还是祭奠性的,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无论如何,一般而言,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为了长寿、子嗣与财富,以及在很小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祠,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⑤而转灯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仪式。在这里,信仰成了一种巫术化表演。所以,转灯民俗是宗教性的,更是世俗的,转灯活动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宗教层面的意义,同时又新增了表演层面的内容。一种“工具”突出“传统”和“威严”的作用,用具体的形象将抽象的符号意义固化下来,利用象征的形式强化这一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二、大众狂欢仪式
在罗城乡流传着“炀帝玩群花”的故事。据老人讲,黄河灯阵源于隋朝。传说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乘龙舟下江南,路经扬州地界,正值元宵佳节。当地官员根据《封神演义》中三肖娘娘为报仇雪恨而摆下黄河大阵的图样,取九曲黄河之玄机,以三百六十正神设置灯场,以供皇帝欣赏。他们在灯场内挂上各种花灯,灯光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在隋炀帝转灯场的过程中,锣鼓震天,巨龙出入其间,并伴有神光助威以及观世音遣来各色江南女子的嬉戏,形成了万马奔腾、人头攒动的狂欢场面。后隋炀帝将此图带回宫中,每到元宵节,必摆黄河阵,灯场成为宫中娱乐点缀。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黄河灯阵来源于民间,是一种既能娱乐又能怡情的习俗,是一种民同乐、大众狂欢的节日盛典。
由于民间狂欢精神的文化诉求和生活与表演的合一,以及仪式表演因素和娱乐狂欢因素融汇整合等特征,转灯便成为罗城乡人民民间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载体。或许可以说,转灯是罗城乡民间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承载者。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在井然有序的灯场里,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同时,行人可以自由出入:小孩子追逐打闹;年轻人谈情说爱;中年人互诉生活的苦与乐;老人奉香表平安;有时在锣鼓喧天中,秧歌、马子疾走走如飞,高跷踩着点子徐徐进入;时而巨龙盘旋期间。因此,罗城乡转灯活动有民众自由狂欢等特点,与娱乐有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尽管这种由乡民自行组织的戏剧表演并没有多少审美成分,但是却具有远胜于戏剧审美功能的民间狂欢仪式功能。彼得·布鲁克认为,神圣的戏剧有一种能量,粗俗的戏剧则有其他各种能量,轻松、愉快与欢乐哺育着它。罗城乡的转灯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边界,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处于同样的文化情境之中。
三、情感交流仪式
《北史·柳毅传》载:“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这种活动“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⑥ 在元宵节狂欢之夜,许多少女在灯下踏歌狂欢、留恋驻足,成为历来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灯场中的拜祭活动不同程度体现了女子们的生活愿望,年轻貌美的女子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更容易唤起内心的情感,也许就在这一天就成就一位女子的美好姻缘。
灯场娱乐的同时,游玩的观众内部也各自进行着沟通。在农村,平时乡民间难免产生摩擦,形成矛盾,灯场犹如村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节着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人们的关系,成为全村甚至全乡村民交流的场所。元宵节这一天,乡民们总是早早吃过晚饭,约上朋友,带着全家,穿行于熠熠生辉的灯场中;他们一边谈论灯笼的做工,一边平品灯笼的寓意,诉说着过去的收获和未来的希望。在灯场里,在神灵面前,人们尽释前嫌,往日的烦恼、愁苦在这一共同的祁福和游戏中全部化解。
四、结语
转灯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体现了中国民众独有的宗教崇拜和狂欢精神。罗城乡布阵严肃而形式自由的元宵灯场,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娱神性逐渐减弱,而娱人性逐渐增强。人们对历史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充分表明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转灯的习俗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张志纯:《高台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②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0页。
③李惠芬:《观灯 转灯——罗城乡民俗趣谈》,《神州民俗》,2008年第8~9期,第54页。
④唐·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第2卷《报恩品》,第299页。
⑤韦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