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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话题已经大量地走进博鳌年会，无疑重化了年会的“民生感”，也凸显了经济发展方略必须有新的变革与转型，节奏与脉络里的“民生元素”更见清晰和迫切。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于4月1日至3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中国领导人与各国政要、企业界领袖和学界精英聚首2012博鳌亚洲论坛，探究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根源，寻求变革、转型与创新，碰撞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本届论坛有45个分论坛，虽然各分论坛主题迥异，但都离不开对中国与中国经济的关注。本次年会还增设了关注“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与“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会场议题，加上前几届也常讨论的房地产、物价消费等话题。
聚焦经济重量级声音的N种话语
海外投资：实现“走出去”策略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期间，参会嘉宾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背景下，欧美企业释放出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的信息，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熟悉海外市场环境，尤其是司法环境，否则将存在较大风险。
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表示，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小，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内地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正遭遇资源、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瓶颈限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正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政府、商会与企业相互配合。他建议将香港建设成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助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3万多亿美元，目前欧美等国企业也释放期待中国投资并购的信息。”他说。
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表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与投资地国家、企业及社区积极沟通，多强调互惠双赢，为投资地带来的就业增长、税收增幅、社区共建等前景，不要将“战略投资”、“长期规划”等口号挂在嘴边，要多理解文化问的差异。
论坛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希望了解中国企业赴美开办运营单位时的担心与挑战，以便向企业家介绍如何到美国去投资。
国资委员副主任邵宁表示，“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的过程，现在中国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但是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缺乏熟悉海外市场的人才，尤其是对司法环境缺乏了解。
“比如美国投资环境相当规范，有很多法律支撑，但是中国企业对相关方面还不够熟悉。所以中央企业走出去，到美国及其他国家投资，必须提升自身国际化经营能力，有相关人才熟悉当地投資环境，否则潜在风险较大。”
金融改革：新兴经济体的软着陆
初夏的博鳌散发着中国金融改革的热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软着陆：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分论坛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此同时，资本管制将放松，允许企业和居民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
周小川的发言被外媒广泛解读为高层发布的金融改革信号，而此届博鳌论坛也被看做金融改革领域一次从上到下的高规格“吹风会”。
从央行官员的高调表态，到民营企业家联合表达的融资诉求以及前美国财长鲍尔森等外国政要、学者智库的言论碰撞，“温州金融改革”、“放松资本管制”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本次论坛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金融改革、放开资本管制等问题这样集中的大规模的讨论。”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DavidMarsh在博鳌论坛期间表示。
David Marsh认为，发展资本市场、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是将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轨的重要措施，也是“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此次论坛上，看到就这个庞大话题分解开来并在不同层面上做具体而细致的讨论，David Marsh表示“非常令人振奋”。
无独有偶，博鳌论坛结束后，温家宝总理放出一剂强力改革信号，称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你也看到了在温州进行试点。我想，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温家宝表示。
央行在4月6日应声发文称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完善金融稳定和危机管理框架，强化金融业监管有效性，并进一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
聚焦民生：与普通公众距离更近一步
房地产：建调控机制，楼市有望回暖
两会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再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心理均发生了微妙变化，压抑两年的刚性需求也开始逐步释放。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与会嘉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调控政策防止投资者过快炒高楼价，是为了纠正房价结构性的过高增长。与会嘉宾SOH0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2011年限购政策出台后，从9月开始全国楼市成交量“悬崖式”下跌。
但中央政府继续坚持调控不动摇的姿态让开发商不敢乐观，继续以价换量、坚持开发刚性需求成为开发商的共识。佳兆业集团总监周素萍说，目前潜在购房者仍受楼市调控大环境影响，整个行业仍然在“过冬”。“我们正在花心思挖掘刚需，将谨慎投资，审慎进入，把注意力放在有、潜力的二、三、四线城市。”
博鳌亚洲论坛与会房地产商和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房价仍有15％至20％的下调空间。与会嘉宾、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在论坛上说，不同城市房价下调空间不同，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虚高，但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还有上涨空间。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已经处于“市场底部”，张宏伟说，目前楼市成交量逐步回暖，房价降幅正在收窄，能够带来市场趋势性下跌的市场基础环境并不存在，房价持续下跌的动力正在逐步消失。当前房企的降价行为已经接近“市场底”，但2012年有可能一直处于这个阶段性的“市场底”。
与会嘉宾、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认为，“房价合理回归”需要尽快解决房地产调控目标标准量化的不确定性问题，提高调控政策的可操作性。张其佐认为，一方面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另一方面房价要与开发商合理的利润率相匹配“我国目前房价收入比高达约8.5：1，已大大超过国际房价收入比6：1的警戒线，我国城镇住房价格大大超过了居民的购买力，此外目前我国房地产平均毛利率过高，控制在10％～15％之间为宜。” 吸纳公众：年会“民生感”重化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不仅仅是房地产，消费、医疗等民生话题成也为本届论坛的重要议题。因早几届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中小企业较少，而诸如微软、UPS等著名跨国企业群聚，引发不少人担忧论坛会否变成“富人俱乐部”，也有外界指称其有“嫌贫爱富”之嫌，与普通老百姓不相干。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博鳌亚洲论坛除了关注全球(特别是亚太)经济环境、经济变革等宏观议题外，在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环境、社会等层面促进区域内各国以及亚洲与世界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进而推动政府官员、工商界以及学者专家加强沟通交流和协调合作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在此期间，普通公众比较关心的楼市问题、物价和互联网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也相继纳入博鳌亚洲论坛，关注度也随之而渐渐趋高。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议题比之前更为加重。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与经济转型分议题中，“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已成为当前影响新兴经济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求解必然会成为普通老百姓的关注焦点。
本次年会增设的关注“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与“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会场议题密切关联，加上前几届也常项讨论的房地产、物价消费等话题，普通公众话题已经大量地走进博鳌年会，无疑重化了年会的“民生感”，也凸显了经济发展方略必须有新的变革与转型，节奏与脉络里的“民生元素”更见清晰和迫切。
不仅如此，一些民生领域的改革和体制机制建设可以透过这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加以深入探讨，拓开剖解问题的视野，寻求更多的观点与建言，对于增进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社会的公平、和谐、正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如今的博鳌年会能够在网络增设途径和渠道，吸纳普通公众参与话题讨论，让百姓和与会代表有更多互动的平台，博鳌年会与普通公众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定义幸福界于上限与底线之间
“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人有了欲望才能建立伟大的文明国家，但如果欲望不得到控制就会变成贪婪，无止境的贪婪只会带来很多的罪恶。”对于“幸福”的定義，原NBA球星，现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4月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幸福存在于上限和下限中间。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当日举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姚明说，幸福需要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之类最基本的保障的同时，也需要人们控制自己过度的欲望。
在会上，坐在姚明身边的网秦移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宇特意戴着安全帽。“中国每个人内心都需要安全感，这是幸福感的基础。”他说。
安徽省青联副主席余竹云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每个阶层都会有时候感觉很幸福，有时候感觉不幸福。对于安全感，显而易见的是发生在身边的环境安全、食品安全，但最重要的还有人际关系的安全。“你感觉个体很幸福，但外围社会带来的不安全，也会让你没有安全感。”
作为政府官员，江苏省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说，作为城市管理者和领导者，最大的幸福是让所有的市民们幸福，这既是政府的公共职责，也是幸福资源，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满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都是社会保障很重要的方面，作为政府官员来讲，要从基本的保障、基本民生做起，夯实“幸福”基础。
来自美国的“富二代”——美国嘉康利公司董事长罗杰·巴特纳带来了他的“幸福感”。“对我来说，幸福的主要方面是通过公司的努力，为其他人提高工作水平和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感。‘富二代’、‘富三代’的挑战是利用他们的资源为其他人创造机会，让其他人成功，这也非常重要。”
博鳌论坛
从渔村中横空出世
作为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凭借其独特的亚洲视角、开放性的交流平台和重量级的与会嘉宾，已日益成为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11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一步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博鳌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声名鹊起的旅游天堂。
1997年，金融风暴重创亚洲经济，三位政要相聚博鳌，意识到需要成立“亚洲论坛”。“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主题。“十多年来，年会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亚洲的发展，这也是博鳌论坛的生命力之所在。”3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发布会上，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说。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与十多年前的那场亚洲金融风暴息息相关。
1997年7月，博鳌沙坡岛，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斯式高尔夫球场在这里刚刚建成，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及菲律宾时任总统拉莫斯受邀来这里挥杆。此时，金融风暴正猛烈地侵袭着大部分亚洲地区，亚洲经济遭受重创。
“亚洲国家痛感需要一个平台来凝聚亚洲的共识，发出亚洲的声音。”周文重说。
经过反复磋商，这个构想逐渐成熟。1998年8月，《马尼拉宣言》发布，为论坛最终形成绘制了框架方案，论坛的地址就定在了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据拉莫斯后来回忆，选址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三位政要都认为博鳌是最理想的承载之地，因为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经贸发展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对亚洲各国政要和商界精英非常有必要。此外，博鳌迷人的阳光、海滩和特有的热带风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并决定次年举办首届年会。2002年，时任国务院朱镕基总理在首届博鳌论坛年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于4月1日至3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中国领导人与各国政要、企业界领袖和学界精英聚首2012博鳌亚洲论坛，探究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根源，寻求变革、转型与创新，碰撞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本届论坛有45个分论坛，虽然各分论坛主题迥异，但都离不开对中国与中国经济的关注。本次年会还增设了关注“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与“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会场议题，加上前几届也常讨论的房地产、物价消费等话题。
聚焦经济重量级声音的N种话语
海外投资：实现“走出去”策略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期间，参会嘉宾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背景下，欧美企业释放出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的信息，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熟悉海外市场环境，尤其是司法环境，否则将存在较大风险。
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表示，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小，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内地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正遭遇资源、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瓶颈限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正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政府、商会与企业相互配合。他建议将香港建设成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推助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3万多亿美元，目前欧美等国企业也释放期待中国投资并购的信息。”他说。
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表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与投资地国家、企业及社区积极沟通，多强调互惠双赢，为投资地带来的就业增长、税收增幅、社区共建等前景，不要将“战略投资”、“长期规划”等口号挂在嘴边，要多理解文化问的差异。
论坛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希望了解中国企业赴美开办运营单位时的担心与挑战，以便向企业家介绍如何到美国去投资。
国资委员副主任邵宁表示，“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的过程，现在中国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但是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缺乏熟悉海外市场的人才，尤其是对司法环境缺乏了解。
“比如美国投资环境相当规范，有很多法律支撑，但是中国企业对相关方面还不够熟悉。所以中央企业走出去，到美国及其他国家投资，必须提升自身国际化经营能力，有相关人才熟悉当地投資环境，否则潜在风险较大。”
金融改革：新兴经济体的软着陆
初夏的博鳌散发着中国金融改革的热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软着陆：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分论坛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此同时，资本管制将放松，允许企业和居民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
周小川的发言被外媒广泛解读为高层发布的金融改革信号，而此届博鳌论坛也被看做金融改革领域一次从上到下的高规格“吹风会”。
从央行官员的高调表态，到民营企业家联合表达的融资诉求以及前美国财长鲍尔森等外国政要、学者智库的言论碰撞，“温州金融改革”、“放松资本管制”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本次论坛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金融改革、放开资本管制等问题这样集中的大规模的讨论。”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DavidMarsh在博鳌论坛期间表示。
David Marsh认为，发展资本市场、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是将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轨的重要措施，也是“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此次论坛上，看到就这个庞大话题分解开来并在不同层面上做具体而细致的讨论，David Marsh表示“非常令人振奋”。
无独有偶，博鳌论坛结束后，温家宝总理放出一剂强力改革信号，称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你也看到了在温州进行试点。我想，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温家宝表示。
央行在4月6日应声发文称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完善金融稳定和危机管理框架，强化金融业监管有效性，并进一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
聚焦民生：与普通公众距离更近一步
房地产：建调控机制，楼市有望回暖
两会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再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心理均发生了微妙变化，压抑两年的刚性需求也开始逐步释放。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与会嘉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调控政策防止投资者过快炒高楼价，是为了纠正房价结构性的过高增长。与会嘉宾SOH0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2011年限购政策出台后，从9月开始全国楼市成交量“悬崖式”下跌。
但中央政府继续坚持调控不动摇的姿态让开发商不敢乐观，继续以价换量、坚持开发刚性需求成为开发商的共识。佳兆业集团总监周素萍说，目前潜在购房者仍受楼市调控大环境影响，整个行业仍然在“过冬”。“我们正在花心思挖掘刚需，将谨慎投资，审慎进入，把注意力放在有、潜力的二、三、四线城市。”
博鳌亚洲论坛与会房地产商和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房价仍有15％至20％的下调空间。与会嘉宾、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在论坛上说，不同城市房价下调空间不同，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虚高，但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还有上涨空间。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已经处于“市场底部”，张宏伟说，目前楼市成交量逐步回暖，房价降幅正在收窄，能够带来市场趋势性下跌的市场基础环境并不存在，房价持续下跌的动力正在逐步消失。当前房企的降价行为已经接近“市场底”，但2012年有可能一直处于这个阶段性的“市场底”。
与会嘉宾、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认为，“房价合理回归”需要尽快解决房地产调控目标标准量化的不确定性问题，提高调控政策的可操作性。张其佐认为，一方面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另一方面房价要与开发商合理的利润率相匹配“我国目前房价收入比高达约8.5：1，已大大超过国际房价收入比6：1的警戒线，我国城镇住房价格大大超过了居民的购买力，此外目前我国房地产平均毛利率过高，控制在10％～15％之间为宜。” 吸纳公众：年会“民生感”重化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不仅仅是房地产，消费、医疗等民生话题成也为本届论坛的重要议题。因早几届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中小企业较少，而诸如微软、UPS等著名跨国企业群聚，引发不少人担忧论坛会否变成“富人俱乐部”，也有外界指称其有“嫌贫爱富”之嫌，与普通老百姓不相干。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博鳌亚洲论坛除了关注全球(特别是亚太)经济环境、经济变革等宏观议题外，在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环境、社会等层面促进区域内各国以及亚洲与世界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进而推动政府官员、工商界以及学者专家加强沟通交流和协调合作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在此期间，普通公众比较关心的楼市问题、物价和互联网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也相继纳入博鳌亚洲论坛，关注度也随之而渐渐趋高。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议题比之前更为加重。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与经济转型分议题中，“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已成为当前影响新兴经济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求解必然会成为普通老百姓的关注焦点。
本次年会增设的关注“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与“亚洲人口形势与老龄化对策”分会场议题密切关联，加上前几届也常项讨论的房地产、物价消费等话题，普通公众话题已经大量地走进博鳌年会，无疑重化了年会的“民生感”，也凸显了经济发展方略必须有新的变革与转型，节奏与脉络里的“民生元素”更见清晰和迫切。
不仅如此，一些民生领域的改革和体制机制建设可以透过这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加以深入探讨，拓开剖解问题的视野，寻求更多的观点与建言，对于增进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社会的公平、和谐、正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如今的博鳌年会能够在网络增设途径和渠道，吸纳普通公众参与话题讨论，让百姓和与会代表有更多互动的平台，博鳌年会与普通公众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定义幸福界于上限与底线之间
“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人有了欲望才能建立伟大的文明国家，但如果欲望不得到控制就会变成贪婪，无止境的贪婪只会带来很多的罪恶。”对于“幸福”的定義，原NBA球星，现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4月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幸福存在于上限和下限中间。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当日举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姚明说，幸福需要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之类最基本的保障的同时，也需要人们控制自己过度的欲望。
在会上，坐在姚明身边的网秦移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宇特意戴着安全帽。“中国每个人内心都需要安全感，这是幸福感的基础。”他说。
安徽省青联副主席余竹云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每个阶层都会有时候感觉很幸福，有时候感觉不幸福。对于安全感，显而易见的是发生在身边的环境安全、食品安全，但最重要的还有人际关系的安全。“你感觉个体很幸福，但外围社会带来的不安全，也会让你没有安全感。”
作为政府官员，江苏省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说，作为城市管理者和领导者，最大的幸福是让所有的市民们幸福，这既是政府的公共职责，也是幸福资源，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满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都是社会保障很重要的方面，作为政府官员来讲，要从基本的保障、基本民生做起，夯实“幸福”基础。
来自美国的“富二代”——美国嘉康利公司董事长罗杰·巴特纳带来了他的“幸福感”。“对我来说，幸福的主要方面是通过公司的努力，为其他人提高工作水平和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感。‘富二代’、‘富三代’的挑战是利用他们的资源为其他人创造机会，让其他人成功，这也非常重要。”
博鳌论坛
从渔村中横空出世
作为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凭借其独特的亚洲视角、开放性的交流平台和重量级的与会嘉宾，已日益成为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11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一步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博鳌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声名鹊起的旅游天堂。
1997年，金融风暴重创亚洲经济，三位政要相聚博鳌，意识到需要成立“亚洲论坛”。“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主题。“十多年来，年会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亚洲的发展，这也是博鳌论坛的生命力之所在。”3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发布会上，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说。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与十多年前的那场亚洲金融风暴息息相关。
1997年7月，博鳌沙坡岛，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斯式高尔夫球场在这里刚刚建成，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及菲律宾时任总统拉莫斯受邀来这里挥杆。此时，金融风暴正猛烈地侵袭着大部分亚洲地区，亚洲经济遭受重创。
“亚洲国家痛感需要一个平台来凝聚亚洲的共识，发出亚洲的声音。”周文重说。
经过反复磋商，这个构想逐渐成熟。1998年8月，《马尼拉宣言》发布，为论坛最终形成绘制了框架方案，论坛的地址就定在了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据拉莫斯后来回忆，选址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三位政要都认为博鳌是最理想的承载之地，因为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经贸发展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对亚洲各国政要和商界精英非常有必要。此外，博鳌迷人的阳光、海滩和特有的热带风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并决定次年举办首届年会。2002年，时任国务院朱镕基总理在首届博鳌论坛年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